青年作家应具有时代意识与世界眼光
□石一宁
青年作家应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如何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对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借鉴基础上的创新?在刚刚闭幕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与会作家。
刚刚以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王宏甲说,文学艺术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即使你感到“生产力”三个字跟优美的文学语言多么格格不入,每当新兴的生产力引起经济社会剧烈变革,文化也会腾升出辉煌的迁变。譬如春秋初铁耕问世,历史便推衍出百家争鸣的灿烂局面。西方工业冲击中国数十年后,1915年就发生了新文化运动,1917年出现了文学革命。那时的新诗写得很好吗?胡适在他的《尝试集》第4版自序中就说自己的诗很像女子缠过的脚,“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可是《尝试集》竟连连再版,那些恪守着古典诗词格律的人们觉得这是值得痛哭流涕的事啊!可是,对不起,一个世界性的工业时代出现了。鲁迅、胡适、郭沫若那一代文学青年,是借西方小说和诗歌的形式,来创造性地建构一个民族新的话语体系,肩起了这个新时代的文化担当。然而以耗竭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工业不能持续发展,计算机时代出现,就在各个领域取代齿轮。今天我们已十分需要站在信息时代的平台来认识这场世界性变迁。新经济正把曾经辉煌的传统工业时代变成了旧世界,看不到这些变迁,就会沉浸在旧世界里写小说、做文章,无异于在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时代放弃自己的作为,处于“失语”状态。这样的文学,就会失去这个时代大转型中的多数读者,而只会叹息昨日的文学风光不再。其实,当世界再一次变成需要重新认识的对象,人生也会成为陌生的难题。文学是为拓展和丰富人生的道路而存在的,这一时期,文学若能与芸芸众生同呼吸,怎么可能失去读者?
王宏甲说,1917年,鲁迅36岁,胡适26岁,郭沫若25岁。2007年,我国大力倡导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给文学青年带来崭新的机会。文学永远需要心灵的激情,青春的冲动,需要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代新人造就出一个不同于20世纪的新文学时代。
来自天津的王松也是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他说,今天的青年作家很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胸怀应该更宽广。青年作家时代意识的体现,应该是沿着历史发展的纵向与现实生活的横向去寻找交叉点。只有寻找到这个交叉点,才能确定自己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各种传媒和通讯手段的高速发展,为青年作家了解当今的多元化社会乃至全世界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我觉得青年作家放眼世界并不等于只把眼睛盯着世界向外看,同时还应该向内看,应该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与民族精神,这同样也是胸怀世界。因为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民族,才能把我们的民族放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中,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位置。可以这样说,如果不了解世界,就不了解我们自己;而不了解自己,也就无法真正认识世界。
在国土资源系统工作过的欧阳黔森,以前作为地质队员,“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他结合自己创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来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决定于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青年,怎样端正写作态度,敢于负责而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值得去追问和思考的。我的家乡,曾有红军的二个方面军在那里经过和建立根据地。二方面军的前身是二、六军团。二、六军团在黔东、湘西建立了根据地,有一个故事让我刻骨铭心,就是黔东石阡县困牛山百名红军跳崖的故事。说的是六军团十八师的一个连在甘溪战斗中为掩护主力突围,子弹打完后集体跳崖。这个故事在省党史办编的书籍里我看过,但亲临实地对我的震撼更大。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我是知道的,国人都知道,但这困牛山百名红军跳崖,我想不能仅仅是当地老百姓和省党史办的专家知道。我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于是我邀请上鲁迅文学院时的同学陶纯,一起重走长征路,并一起写反映二方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2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我生长在一块尚武之风盛行的土地,因而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将军,可是在全世界人民都爱好和平的这一前提下,我的理想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于是,阅览军事方面的知识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便明白了世界战争史上不缺远征,可是我更热爱探寻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走长征,写长征,是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体会到了心灵的震撼。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超越了党派、国家、民族,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无疑已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最为宝贵的部分。它既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种民族的珍贵精神价值的展现。一个作家只有怀着一种时代使命感,并具有宽阔的世界视野,才能写好这段历史,才能更好地展现这一民族的珍贵精神价值。
来源:文艺报 石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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