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投机
南帆
一些网站发动了一场文学投票，十位“人气最旺”的作家终于出炉。王安忆、王朔、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池莉这些大牌作家均榜上有名。谁是今日文坛的盟主？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一个统计学的答案。我无心加入赞美的合唱，也不想擎起挑剔的长矛――我只想提到一个事实：文学的评判再度与拥戴者的人数联系起来了。
文学是为大众的，这个口号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的主将力倡白话文，文学必须进入“引车卖浆”之徒的视野。这时的大众是启蒙的对象，文学是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利器。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大众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导师。革命领袖断言，作家只能甘当大众的小学生，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数十年反反复复的告诫、敲打和可怖的煎熬，许多作家终于习惯了在大众面前低眉顺眼，兢兢业业。这种背景之下，八十年代某些诗人的出言不逊的确吓人一跳――他们竟然宣称他们的诗是为下个世纪的读者写的，现今的大众看不懂只能是活该。这种论调嚣张了一阵，九十年代作家的表情又迅速地和蔼了起来。这时，市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作家与大众的关系也在市场之中改写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于是，许多作家慨然地在文学领域认可了“顾客是上帝”的原则，他们又口口声声地惦记起了大众。当然，这时的大众不再涉及启蒙或者被启蒙，大众变成了一个与作家稿费单息息相关的概念。作家想念大众犹如商贩想念顾客。
不少作家认为，这不是什么耻辱――耻于言利是一种有待破除的传统观念。为什么不把赢得的利润当作文学评判的依据呢？大众走入市场，自愿地掏出口袋里的货币，这表明了大众对于某些作品的由衷喜爱。读者都是心明眼亮的人。谁也不会出钱购买那些次品和废品。所以，市场销量与作品的价值是互为表里的。公开场合，没有几个作家会愚蠢地炫耀他们挣了多少银子；他们乐于暗示的是另一个观点：读者的数目就是作品价值的见证。
这样，作家们得意洋洋地从市场上凯旋而归。他们仿佛找到了一个纵情表演的舞台――市场的自由竞争造就了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可是，如果洞悉了市场的全部奥秘，这些作家就不会轻易地将所有的辉煌归功于自己的艺术天才。许多作家的想象之中，市场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货币的数目完整地表达了读者的阅读意愿。他们没有想到，如今的市场已经如此成熟，以至于市场可以煽动、制造各种购买欲望。强大的传媒系统与炉火纯青的广告设计正在为大众配置各种欲望――广告的叙事学就是将这些欲望表述成来自大众内心的渴求。文学纳入市场的运作体系，这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首先，市场挑选一批幸运的作家充当偶象；其次，市场将会动用一套丰富的动员技巧号召大众聚集在这些偶象周围。所以，我们远在读到具体的作品之前就听说汪国真、余秋雨、王朔或者卫慧、棉棉炙手可热。如果作家的名声有助于赢得商业利润，市场就会派遣出一批训练有素的名声制造者。人们已经察觉，现今许多作家的名声不是源于自然的积累。从“新状态”、“断裂派”、“七十年代新新人类”到“身体写作”，许多毛头小伙子和性感的姑娘一夜成名。广告系统之中，一个醒目的称呼、一个惊人的口号远比一批好作品重要――有了这些称呼和口号就像有了一个可以拎得起来的把柄。许多时候，攻势强盛的广告甚至会发出巧妙的暗示：不曾读过这些作品的人就会沦落为没有文化的时代落伍者。种种火热的介绍终于让读者心痒难熬――转过身来，读者欣喜地发现书摊上已经摆满了他们想要的作品。许久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广告与销售是利益均沾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图书销售排行榜乃是出版商精心操纵的结果。不少作家仅仅是被操纵的傀儡。
当然，这是一种愉快的被动――谁又会拒绝充当一个日进斗金的傀儡呢？人们没有理由将作家打入另册，剥夺他们挣钱的权利。但是，人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银子的数目就是文学的最后判决。买卖兴隆仅仅是经济学的成功，可是，许多人总是顺手牵羊地把它形容为文学的成功。有些作家不明就里。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表明，这些作家甚至比读者更快地在市场的造势之中晕了头；相形之下，另一些作家工于算计。他们频繁出入于传媒，不露声色地推波助澜，巧妙地将文化主张的宣谕与商业宣传汇为一炉。他们仅仅是在做得过火的时候露出了一些破绽――有时人们会觉得他们正在虚张声势，这种虚张声势又像是缺少自信的症状。不管怎么说，文学与市场的合作方兴未艾。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我们祈愿二者之间出现一个“双赢”的前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大声地表示一个信念――虽然另一些作家没有被市场选中，没有被塑造为文化明星，没有大规模地进入机场、地铁站的售书亭并且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的书评版之中频频亮相，但是，他们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如果说不是更重要的话。
读者的数目制造了市场规模。广告系统制造了人云亦云的习惯。发行量和高额的版税收入制造了崇拜。这一切都是市场运行的秘诀。所以，人多势众、雅俗共赏时常得到了市场的称赞。应者寥寥的人肯定不是市场上的成功者。可是，文学不一定要四面作揖，和气生财。文学必须敢于出示另一些内容，例如特立独行的风格或者藐视庸常之见的勇气。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清高到现代主义式的深奥，从尼采的激烈到托尔斯泰的怜悯，从曹雪芹的多情到鲁迅的孤愤忧深，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没有必要用温顺的笑容讨好市场。相反，这时的文学高傲地俯视着金钱。捐赠某一部著作的收入或者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说明什么。文学的真正骄傲是，认定生活之中有一些比金钱更高贵的东西。文学可以从市场上挣回数额不等的稿费，但是，作家不能因此而开始无原则的投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学与日常商品――譬如电冰箱或者空调机――的最大差异。如果说，购买者的人数往往证明了某种电冰箱的伟大程度，那么，文学不一定可以循此类推。的确，文学正在投入市场，但是，文学的终极意义决不限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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