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二○○四年度散文家奖]
「授奖辞」
南帆的批评文字绵密而深邃，他的散文也充满智性的光泽。他的冷峻和理性，来自于他对生活真相和思想疑难的不懈追问，如同他隐忍、深微的生命体验，往往通过智慧的细节解读和符号分析，走向清晰、透彻和宽广。他活跃的探索精神，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他沉静的语言，既有思索的欢乐痕迹，也有洞悉事物本来之后的感伤。他出版于二○○四年度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通过描述一段正在消失的父辈的人生，有力地呈现出渺小人群与巨型历史之间的裂缝和错位，并对个人的创伤记忆、时代的内在迷乱给予了真切的意义关怀。他所揭示的时代对人的微妙影响，以及人与历史互相改写的复杂境遇，既是对亲人的沉痛追思，也是理解当代现实的重要参照。
南帆简介
本名张帆，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75年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帆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目前已出版了《理解与感悟》、《冲突的文学》、《阐释的空间》、《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等学术著作。
南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涉足散文写作，颇有成就。在理论研究之余，他写作和出版了《文明七巧板》、《星空与植物》、《追问往昔》、《自由与享用》、《叩访感觉》、《没有重量的生存》、《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多部散文著作，并且主编有《美文典藏》与《七个人的背叛》等现当代散文选集。有多篇散文获奖。
南帆的散文是“智性散文”的典型代表。研究者认为，南帆独立创造了一种散文风格。他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对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躯体做文化的思考。如《文明七巧板》对生活中的“证件”、“谣言”、“名声”等几十种事物进行文化分析；《叩访感觉》则在自己的躯体背后，发现文化对躯体的种种限定。这种“智性散文”不是以抒情或幽默为目的，而是以追求智慧和理趣为主。
●关于获奖
意外，但很开心
记者：作为国内著名的评论家，你这次获得的是年度散文家奖，而不是评论家奖，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南帆：对我而言，确实有些意外。我个人的工作，大约80％的时间、精力、写作的数量以及带研究生的教学工作都集中在文学研究和理论研究上，文学创作只能算是“业余”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散文能够获得这个奖，我十分高兴。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出发的非职业化写作能够得到这么一个有威信的文学奖项肯定，我当然很开心。
记者：其实孙绍振老师早就说过，你的散文成就快要超过你的学术影响了。这句话虽然带有玩笑的成分，但也足以说明你在散文方面的影响和成就不可小觑。
南帆：（笑）他有时甚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散文肯定可以留下来，文学研究的地位还很难说。我并不是对散文进行一番研究以后开始写作。我觉得某些事、某些经验需要另一种文体的表达，于是选择了散文。我理解，孙老师的意思是说我的散文里有些特殊的地方，就是思想含量比较丰富。
●关于这本书
不仅是审查父母，也审查我们自己
记者：对于《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能够获奖，你事先有没有想到？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品，你很认真地想去探寻父辈的命运。
南帆：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的确是一本比较特殊的书。就像我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以后恐怕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书了。关于我父母的那一段经历，我的确深有感触，很早就有写出来的念头。
写完了这部作品，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剩下的技术性问题就不太关心了。这本书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遭遇何种命运，会有哪些读者，基本上漠不关心。我甚至不太愿意送给朋友。一些普通的熟人索要这本书，我尽量不答应。并非舍不得书。我始终有一个疑虑，这本书的内容是相当私人、相当内心的，是一个儿子对于自己父母的感情和想法，其他人能够充分理解吗？当然，这本书的获奖很大程度地打消了我的疑虑。
记者：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觉得自己一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南帆：父母这一生的蹉跎岁月，真的让我非常感慨。以前我曾经觉得，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但是，年龄慢慢大了以后，我开始有了另一种理解。我的父母并不是有三种或者五种选择，他们走错了一条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人生中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可能你只是觉得不如意，但你的生活和思想从来就没有呈现出另外一种可能性。文学研究之中曾经流行过一个概念：“审父”——审视上一代人的生活。这本书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不仅是审查父母，也审查我们自己。回过头想一想，如果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难道就会更聪明吗？所以，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而是历史与时代。
记者：就像你在序言里说的那样，父母命运的背后处处能看到“时代”这个大词。
南帆：这本书里面，我想关注一个时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对上世纪50年代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50年代好像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确实有过一些透明的、生机勃勃的东西。这些内容现在完全消失了，甚至变成了一个笑话。这些内容真的没有一点价值吗？如果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肯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我自己就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到了现在，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因为年龄的增长，我会重新思考：他们那些理想化的内容有没有意义？现在，我常常在生活之中感受到势利，甚至非常势利，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理想”已经是一个可笑的词语。可是，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理想一点也不可笑，理想是非常真实的。
●关于父亲
什么力量改变了他？这让我最感慨
记者：父亲知道你写这本书吗？
南帆：（笑）写作的过程没有告诉父亲，他不知道我在写这么一本书。刚才我谈到的这些问题，他们这一代人能不能理解，能有多大程度的沟通，我没有多少把握。如果让他们回到历史当事人的情境中，也许很快就会被一些具体的事件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到某些细节上去，而不会超脱地评判一个事件。
记者：写完以后给父亲看了吗？他如何反应？
南帆：他看了，但他没有说什么。没有说对，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猜他也会想一想我所关心的问题。我知道他是很喜欢这本书的，但他未必会深究这里面的很多内容。也许，我的许多想法可能超出他的思考和兴趣范围，不见得是赞同或不赞同这么简单。这并非表明我的聪明，而是因为我和我父亲的历史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记者：很有意思的是你写到对父亲的一个认识过程。小时候你希望父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能干有力的人，但你又意识到父亲好像是一个内向而懦弱的人，这两种形象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南帆：小时候我自己比较顽皮，包括打架胡闹啸聚街头。那时我企图把父亲纳入我的视野，希望他是一个强悍的人。但是，父亲没有这种形象。当时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遭受惊吓的形象，一切都小心翼翼。后来，我在父亲陆陆续续的叙述片断中发现，他也曾经活泼好动，也曾经喝酒胡闹——和我当年的性格相近。为什么他变得这么多？人的性格不太可能完全消失，只会是被掩埋了。被什么掩埋了？我的很多触动是从这里开始的。从父亲这一代人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他们当年的理想曾经许诺了一种新的、火热的、生机勃勃的生活。但是，当他们投身那种生活之后，身上的活力居然消失了。他们变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见什么都怕。究竟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这是让我最感慨的地方。
传统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一穷二白的无产阶级只能选择起来造反。但是，大学里的情况不一定如此。当时能够上大学的都不是穷人，但是大学里那么多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包括父亲在内，他们衣食无忧，家境富裕。事实上，他们是怀着对底层人的关注，怀着对生机勃勃新生活的向往而参加革命的。可是，这种生机勃勃的东西慢慢地被消磨殆尽。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必须探索他的精神世界。我一直喜欢说一句话，“他们那一辈人身上隐藏着一些我们这辈人仍然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
●关于文学
文学必须给普通的大多数人腾出空间
记者：你在结尾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父亲的故事已经够多了。”这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
南帆：我想，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情节并不算复杂，但他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已经够多。他不是伟人，他的容量有限。他所适合的生活就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意中被卷入一场历史的大漩涡，然后又被甩出来。
我父亲与王蒙、张贤亮这些人是同龄人，如果回到50年代初期，他们是非常相像的一批人。但是，我父亲没有他们那种思想高度，他所遭受的打击也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经过大挫折之后还能有大的反思，取得新的成就，我的父亲没有。他饱受惊吓，奇怪的是，他并不明白历史加诸他头上的罪名究竟是什么。他所能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几个小孩，尽量不要让自己的高度近视的眼睛太快瞎掉。他根本无暇再考虑那些宏大的政治概念。这些难堪成为历史往事之后，他已经不再有什么人生高度。我在书中曾经说过，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甚至连罪名都没有捞到一个。他只是被吓得半死，一晃几十年就不见了。后来的平反也和他无关，由平反所带来的那种荣誉、那种文化英雄般的礼遇也与他毫无关系。历史又一次从他的身边滑过。
记者：事实上，像你父亲这样的人才是那个时代和社会中的大多数。
南帆：是呀。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在精神上遭受很多打击，但他们的悲剧没有故事情节。一点儿也不生动。多数历史著作中，这些人只是零头，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在书中也写到，“历史仿佛都被伟人霸占了。势利的历史学家只记得帝王将相，母亲这些卑微的人是挤不进去的。”普通人在历史著作中没有名字，就像消失了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历史是不真实的，他们必须被纳入思考。当然不是纳入历史著作，历史著作还是留给那些帝王将相和各种伟人，但是，至少文学必须给普通的大多数人腾出空间。
●关于历史
我们的社会正濡染大面积的健忘症
记者：你在书里说到，我们的社会正在濡染着大面积的健忘症，这也是你要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南帆：这是我相当有感触的一种现象。谈到“进步”时，我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想象：我们对某些问题产生了分歧，然后坐下来共同讨论，达成了共识，于是对问题的认识就深入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其实，这只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些方式——譬如遗忘。
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对一批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甚至无法达成共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批问题整个地消失了！所有的人都不再提起，彻底遗忘。社会像甩包袱一样把这批问题甩到脑后，然后轻装向前发展。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离他们不远的历史事实，一些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漠然令人吃惊。当这些年轻人长到四十岁的时候，那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上一代人经历过的血也好，泪也好，自豪也好悲伤也好，下一代人完全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理解，下一代人有他们的想法，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也要看到，历史正在被迅速遗忘。
记者：历史也有一个代沟的问题？
南帆：这是因为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以来社会的转折非常大。此前的很长时间里面，中国的社会形态非常稳定，传统一直是代代相传的。而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折基本上是一个丢失传统的过程。即使是从我祖父、父亲到我这么三代人，生活的逻辑太不一样了。你让我讲一讲我祖父、太祖父的生活形态，他们是什么人，我的家族是怎么回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父亲年轻时就离开家读书，参加革命，没有继承祖父的任何遗产。到了我这一代，祖父的资本家身份成为一个巨大的耻辱和伤疤，给我的生活带来无数的麻烦，躲都来不及，潜意识里就是想彻底把他们忘掉。现在观察我的儿子，他的生活又完全不同。整天上网QQ、BBS，使用电脑就像使用自己的身体器官一样灵活。就像我不关心我祖父的问题一样，我想他们也不关心我父母这一代的问题。
遗忘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一方面社会固然可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就是迅速地将上一代人的生活丢弃了，包括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他会寻找很多新的资源来改善。他们甚至会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庄子那里，但他不会考虑到我父亲那一代人中间寻找。说到中国传统，我们马上跳回孔子、孟子和庄子的时代，祖父和父亲的那一段生活无论怎样都不会被提到。他们没有历史吗？他们没有传统吗？他们一辈子的生命好像完全被抹掉，只配被后人嘲笑。
●关于散文
目前最常见的毛病仍然是平庸
记者：有评论者认为你开创了“智性散文”这种文类，其特点是“讲求理趣和审智，而非情趣和审美”，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南帆：这大约指的是，我比较习惯将思考、思想跟形象的叙述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这可能与职业以及个人的性格都有关系。我这个人可能不太擅长抒情。对于事物的观察，我的着眼点往往不在抒情段落上，而是对思想或者意义更有感觉。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跨度，就是如何从具体的形象跨到思想，思想又要能回来落在具体形象上。随便举个例子，譬如罗兰·巴特就曾经将艾菲尔铁塔写得那么精彩，让人惊叹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联想，既是理论的，又是形象的。我个人不觉得思想与形象之间有一个艰难的跳跃，二者的过渡轻松自如，这也许就是我习惯的写作方式。
如果告诉我一个生活场面，我不会像小说家那样想象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情节，而是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个题材产生思考和想法。日常经验中的很多事物都能引起有意思的想法。我在十年前出版过一本文化随笔集《文明七巧板》，内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进行文化分析，例如分析“证件”、“谣言”、“名声”、“面容”等，一共四十个题目。这是从日常直接进入思想，不必太多形而上学式的理论过渡。一些读者开玩笑说，这像是不需要助跑，随时都可以起跳。
记者：你写的这一类文化分析文章，文采斐然。你觉得它是散文吗？
南帆：我觉得它就是。现代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类文体，但这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分类。古代就不是这样分的，《文心雕龙》就是另一种分类。文体是专业化的产物。专业形成特定的规范，但也可能产生狭隘和僵化教条的弊病。所以，文体也存在更新的问题。
现在的四种文体中，戏剧有舞台限制、诗歌有韵律要求、小说有内在的故事情节，只有散文的边界最宽泛，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有了好的想法，自然表达，我觉得这就是散文。
记者：那么你认为散文的关键在哪里？
南帆：散文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文体规范，而是在于写得的好不好。散文的特殊之处就是没有门槛，中学生写的一些记叙文就是散文。人人都能写散文，但是人人都能做的东西易学难精，因为它没规矩。围棋是所有棋类中最没有规矩的，把棋下在棋盘上的任何地方都不犯规。军棋的规矩极为复杂，但是，我把它的规矩学完以后就已掌握了80％，剩下的自由发挥空间不过20％。围棋给你100％的空间，反而很难做得满意。散文的规矩简单之极，问题不在于会不会写，而是写得好不好。大门一下就进去了，但好与不好之间天差地别。目前散文的最常见毛病仍然是平庸。
■获奖作品简介
《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责任编辑：杜丽
长篇叙事散文《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是南帆对自己父母坎坷一生的追忆，也是与父辈的历史和时代的对话。文中讲述了父亲的家世，少年时父亲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父母充满激情、幼稚又悲剧连连的上世纪50年代，直至父亲的衰老，母亲的病痛与死亡。从头至尾，的文笔从容淡定，很少有强烈的情感表达。但在平静的讲述之下，却不难感觉内里深挚的哀伤和叹息。
我们是否真正面对过长辈们的历史？在一个人人都愿意轻松遗忘的年代，父母那由血泪和欢笑垒起来真切的人生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他们的历史正在丧失重量而变成一抹轻盈闪烁的倒影，大面积的社会遗忘症正在蔓延……
然而南帆认为，作为普通人的父母的人生虽然远谈不上惊心动魄，但从他们身上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时代”这个大词。“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自己对祖辈的历史为何如此陌生？父亲为何改变了自己的天性，从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变得胆小怕事？诸多的感慨和迷惑，是促动去探究父辈历史的最大动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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