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高兴和李昌威，谁将决定未来中国？
□子艺
农民工，这一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作家们笔下的生活素材，还被不断的搬上大荧幕。
最近就慕名买了一本大作家贾平凹花了三年时间，几易其稿完成的，描写农民工的新作《高兴》。一本二十二万字的书，竟然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看完，期间几度放下，几乎放弃，又再拾起，终于看完，合上书本的时候，相比于看书前热切的渴望是深深的失望和郁闷。
《高兴》描写进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者的命运。作品在描述农民工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塑造了一个二杆子农民刘高兴的形象。读完《高兴》后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对刘高兴的印象就是贾平凹笔下的阿Q，是一个自认为受过一定教育，但却具有明显小农意识的小人物。贾平凹笔下的这群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发梦都想成为城市人，可悲可怜的刘高兴甚至阿Q地认为自己将一个肾脏卖给了城里人就已经是半个城里人了。他们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但面对贫困与不公平，只有抱怨，没有思考，更多的是沉默与忍耐。
我在看贾平凹的《高兴》时常常会想起几年前曾经看过的一本网络小说——杨恒均的《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并非是一本专门描写农民工的小说，但农民工自始至终贯穿于三十万字的小说里，同样也塑造了一个农民工的形象——李昌威。杨恒均笔下的李昌威也是一个读过书，肚子里有墨水的新型农民，并且爱思考，他从贫困落后的农 村来到繁花热闹的城市，怀着和刘高兴，和千千万万进城农民工一样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城市人，过上城市人一样富裕有尊严的生活。为了梦想，他在城市的最低层默默的耕耘，努力的劳动，但无论他怎么挣扎，怎么努力，都融入不了这个城市，城市始终把他拒之门外。他站在繁荣娼盛、淫歌艳舞的城市角落里，做着最肮脏、艰苦和危险的工作，他眼见天下不公事，脚踏天下不平路，引发出更深一层的思考，并采取了行动，积极的抗挣改变命运。
《高兴》和《致命武器》的都无疑是怀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大胸怀。但是我在《高兴》里感受到的是一种伤痛、悲哀和屈服。刘高兴在最后无奈的慨叹，五富终于成了城市人，因为他已经化作一屡游魂，永远留在了这个城市的上空。而读《致命武器》的时候，李昌威这个农民工形象带给我的是一种震撼和希望。这个从中国贫困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工，在压迫和不平等面前，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走上团结、反抗、自救之路。
虽然刘高兴和李昌威都只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但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原型来源于生活。这两位境遇相同，性格和思考却炯异的农民工形象都具有真实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金字塔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受苦受难的历史，他们就如鲁迅笔下的阿Q，已经麻木了，怀抱的一点点梦想是如此的卑微与可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平凹观察描写的这些社会底层人物虽然没有超过前人，却也恰如其分。
那么，杨恒均笔下的李昌威又是一个什么形象？是不是脱离了实际？杨恒均写的是政治间谍小说，含有一定的政治幻想，如此说来似乎他笔下的农民工离开现实会更远一点。毕竟在现实中，你看到的是麻木的“象机器人一样的农民工，他们不但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甚至也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杨恒均《致命武器》第二部《盲流之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李昌威这样的会思考会反抗的农民工？他们面对城市的繁华和自己的贫困不是幻想有朝一日能够脱胎换骨，而是发出了简单的质问：为什么？
要探讨杨恒均笔下的李昌威是否符合现实，也许应该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有如走马灯，那么是什么在促使这些朝代更换？恐怕对历史再没研究的的人都知道，是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的抗争和起义——
鲁迅和贾平凹笔下的农民是木讷、无知和毫无希望的，但杨恒均笔下的农民是拥有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的。其实杨恒均对农民的看法并不孤单，我们只要想一想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农民的就知道了。和鲁迅对中国农民的看法完全不同的是，同样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则看到了农民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最终利用农民夺取了政权。
杨恒均作为一个小说家，塑造一个会思考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工形象当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然而，我们从李昌威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社会结构并没有多少改变，高高尖尖的金字塔，压在塔底下的仍然是被压了几千年的农民。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2008年是改革的反思之年，而反思的主题仍然应该是围绕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主张倒退，还是主张政体改革的，如果继续忽视广大的农民和农民工的根本利益。那么统治者和执政党，能做的恐怕就是乞求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都是贾平凹《高兴》里的刘高兴，而不是杨恒均《致命武器》里的李昌威了。
也许执政党已经作出了选择，贾平凹的《高兴》无论从故事情节，写作技巧和文字处理都极其平淡粗糙，但却在国内获得大肆宣传，一时洛阳纸贵。而杨恒均的《致命武器》虽然早就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却始终不能在国内出版。
问题在于，即便《致命武器》无法在国内出版，但谁就能保证李昌威这种农民工也不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如果我们不对改革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探讨，如果我们为了GDP的增长继续牺牲这八亿农民工的利益，漠视他们的需求，一旦执政党发现农民工个个都是李昌威的时候，中国几千年的恶性循环，对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致命武器”就必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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