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与梁实秋
[ 东极老翁 ] 于2008-03-02
张贤亮,自从在新华网露脸之后,想必大多数网友对他已知根知底,所不知的只是此人是亿万富豪还是千万富豪罢了。
梁实秋,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曾编辑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平明》。1949年去了台湾。当年,曾与胡适、徐志摩、叶公超、沈从文等人组成文学团体“新月社”。为了博取主子――国民党反动派的赏识,他们将政治宣传的攻击矛头直指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运动。故尔,鲁迅将梁实秋们称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当年,梁实秋们污蔑革命文学是什么功利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牌•主义派。。。。。。,都是“非法的或不正的的营业”,违反了所谓“健康与尊严”的原则,并称这是由于“思想市场”上“绝对的自由”造成的,扬言要 “扫除”,要镇压。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他们却提出用所谓“情爱”“互助”的“积极的感情”,来“维系”“社会的纪纲”,实际就是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所以鲁迅揭露他们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执行 “维持治安的任务”(《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用人性论从“理论”上阐述《新月》发刊词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原则的,是梁实秋。在此之前梁实秋就鼓吹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为此,鲁迅写了《文学和出汗》一文,批驳了他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谬论。此后,梁实秋又陆续抛出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 “文明”与“人性”,宣扬 “人没有阶级性,只有共同的人性”,资本家和劳动者“人性并没有两样”, “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区别”,“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那便是小看了文学的价值”,等等。
对于梁实秋的谬论,鲁迅写道,“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看来似乎是共通的“人性”了,“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大老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其实,对于所谓“人性论”,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乎人性。”
在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总是要反映阶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的要求,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纵观梁实秋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打着“人性论”的幌子,唱着资产阶级的麻醉曲,实则是用所谓“情爱”“互助”的“积极的感情”,来维护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社会的纪纲”。
张贤亮作客新华网时,在谈及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的变化时说:“从新时期文学以后,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文学表现人性、表现个性、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多了,因而,文学就回归到自然状态。”其实,张贤亮的所谓“文学表现人性、表现个性、表现个人的情感世界”,所谓“回归自然状态”,都是骗人的鬼话。
通过网友“左大培第二”转载的刘贻清的文章《张贤亮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便可看出张贤亮与梁实秋们是多么的相似。
张贤亮在提出所谓“文学表现人性”,“文学回归自然”之前,不是多次公开宣称“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吗?!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中,不是明确地提出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吗?!在《小说中国》中不是提出“私有制万岁”吗?!并鼓吹“真正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资产阶级思想一旦不再成为一种罪名,人民内部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栅栏方能彻底消除”吗?!在《习惯死亡》中,不是要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吗?!在《我必须要告诉你》中,不是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谩骂毛泽东,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诅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吗?!在《我的菩提树》中,不是靠编造的“人间地狱”的故事,攻击我国“人权状况”,并因此而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反共报刊的青睐和吹捧吗?!
由此可见,张贤亮与当年的梁实秋们所玩弄的伎俩是一样的!然毕竟有所不同。梁实秋们乃鲁迅笔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张贤亮则在新时期成了“乏走狗”的“主人”。
(本文曾参考网友“左大培第二”转载的刘贻清的文章《张贤亮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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