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近现代中国（和台湾）的国族历史寓言

《色戒》：近现代中国（和台湾）的国族历史寓言

王琦涛

幽暗人性？

王佳芝对邝裕明的“爱”是她舞台上戏内外的代入移情过程。不可思议的是，邝竟然早就在策划让她当易先生的情妇。王佳芝也没有表现出诧异（不象一个大一学生），而象个老练的熟知套路的人（如她扮演的麦太太）。

我们可以质疑，在那个时代是否女学生有这么“开放”，爱她的邝是否可能这么无情，作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即使用牺牲自己同胞来换取一个敌人生命在心理上也无法作到。更何况是逼迫牺牲自己心爱的人。而且，民族主义话语历来将本民族女性的贞操与身体视为国族尊严与利益象征，这里先将女同胞贞操夺去，再将女人献于敌人，本身即与民族主义话语相冲突。此外，从历史的可能性上来看，其时“革命加爱情”套路的小说泛滥，很难说作为爱国青年他们会不受到影响，而采取这种卑鄙的方法。此情节来自张爱玲，而后者本人早就说她很小即从当时流行的明清市民小说中获知男女之事。而五四之后，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如三角小说家张资平、“性博士”张竞生之类作家早已出版对社会影响广泛的性描写、包括性行为具体描述的作品。当时性信息的广泛流通相比今天并不逊色。因此，这个卑劣情节的设计丝毫不可信，它只是为了嘲笑抹黑大学生的虚幻爱国热忱，以便于编导解构爱国主义。

麦太问邝“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按照其时流行模式，那是正常不过以至成为俗套。但是影片另类叙事选择不仅是为了颠覆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国民党都一致的传统革命叙事模式。三十年代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被研究者斥为幼稚的无稽之谈（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爱国青年正是受这些小说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类似的举动和选择。）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的故事设计，只能从叙事学中加以探讨：情节设计有多种可能，特定情节是为了传达特定信息。影片的这个特定信息就是：一旦致力国族救亡，等于男人失去人性，女人失去贞操。

然而，日常生活中此事对于普通人之无可能，不等于它不可能发生：但不时发生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而只是发生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里。类似的国民党训练特工的场景在历史记载中常可见到。这种居心叵测的情节虚构在另一细节设计中无疑泄露了其来由：邝没有杀人经验，要杀汉奸老曹捅八刀还不致命，最后竟懂得一招致命，将他整个头扭歪。这一特务专门行刑暗杀手段的不经意间的展示暴露了整个影片的意识形态布局：编导（以及对国民党政治深有洞悉的张爱玲）将国民党特工的惯用做法，投射强加于爱国学生身上，

邝裕明作为片中唯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被刻画成因为爱国缺乏人性的人。为了使此设意稍具可信性，编导安排了赖秀金这个人物。赖由于作为她的男友的邝为王所吸引，而自始至终设计陷害后者，她是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这里编导要表现“人性本质恶”（或脆弱）的观点。但显然她还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仍在其阶级成长的背景，所造成的个人的“惯习”(habitus)。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既表现为与遗传有关的无所谓善恶的个性，更表现为阶级性（所谓“幽暗人性”说是缺乏中介的本质论）。或者说个人的阶级性成为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中介，以及阶级之间关系的中介。赖的行为只不过表现出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纯粹利己的动机。

此外，易太太始终知晓两人的奸情，甚至刻意撮合。这是现代中国的“国情”：为了维护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被遗弃，百无聊赖的贵妇不但穷奢尽欲，而且要为虎作伥，奉送新欢给先生以讨欢心，表现绝对忠诚。这是“外国人不懂”的中国三四十年代中上流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烂、无聊、庸俗和奸巧。麻将桌上讨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们眼中。“察言观色”的“琐碎政治”据说也表现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但这只代表了留存在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里的封建帮派性。

    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对“人性”的描写，可以说正是客观“阶级性”的展示。编导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进一步通向了影片核心之一：作为终极人性的阴道主义。

“色”之本性

李安的“存在主义思想”认为,王佳芝在“假装麦太太的时候，她才真的有意义”;在和汉奸作爱时“那个什么叫做谈恋爱，她才能够触摸她女性深层的那些东西。”

但是当王佳芝由青年学生装成麦太时，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这不是她有“双面人格”，而由“易装扮演”无意中揭示出来：这是一个阶级身份的转换。这里问题关键不在于作为掮客商人夫人的麦太本身是伪装的小资学生王佳芝，而在于阶级身份转换后以此身份待人处世的中产阶级贵妇的心理定势、行为模式。比如，强奸之后初次约会麦太易奸立即相拥，易奸如婴儿状伏在麦太怀里。麦太不痛恨强暴者，且怜惜地体会到他的“寂寞”。影片的施虐/受虐场景诠释了“通过女人的心通过阴道”的“爱情心理学”。

李安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性爱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动作，而是它激起化学反应，激发爱情和亲密感。”[1]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在做爱时得到什么，确切地说我们（男人）是不知道的。”唯一能理解的是“作爱，释放出一种爱意出来，它是关联的。”[2] 在这种哲学里，“性+性交分泌的激素=爱”。

这种对爱的理解有其阶级基础，也被这个阶级的人所广泛接受。即麦太的通奸行为是这个阶级的人经常发生、觉得是自然的“人性”。在其中据说能产生“爱”，（而不是相反的由爱而通奸）。对于何为“爱”的定义不是普世不变的人性，而是不但随着历史阶段的演变而不断改变，而且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对爱的理解。它是一种话语，一种文化与社会（包括心理）机制,有其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基础。这种机制可以看作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某个时期对“爱”的理解和定义“性+金钱=爱”。

然而，影片对易奸和麦太太“感情”的渲染，也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它的一个核心逻辑：这一隐蔽的却要"微言大义"予以表达的政治话语。

阴暗政治

影片是李安从国民党意识形态立场对中国现代史的诠释。电影表现汉奸的人性，以及其“忍辱负重”，而回避表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鬼子杀人如麻”的事实虽然得到易奸承认，但略去他同样杀人如麻，且专杀抗日爱国志士的呈现。

    国民党上海特务头子老吴虽和易汉奸有血海深仇，但他对待王佳芝等手下是纯粹的利用关系。李安演绎出这个形象，表达对国民党历史的反省。在这里直面国民党的黑暗面，对自小接受党化教育的李安来说，的确可以算是“很痛的一个事情”。

唐德刚曾暗示，汉奸的罪恶不在于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而仅在于破坏了民族道德，但其贡献是巨大的：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保护了了占领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易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这个逻辑被香港评论家马鼎盛近期在《南方周末》上所重复：汉奸不汉奸，本来就是一笔胡涂帐。又如龙应台女士认为 “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丁默邨本来可以逃避历史惩罚，是蒋介石下令枪毙。这里资产阶级抵抗派与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被龙女士不是被看作历史正义的声张，而是流露出兔死狐悲、惺惺相惜的感伤。为汉奸的遭遇鸣不平，不但是龙女士的心愿，也是影片的目的。

电影的暧昧处正在于此。在这个阶级路线的眼睛里，有两种现实：一种是日寇的惨无人道（然而影片刻意避免呈现，其意值得玩味），一种是国民党片面抗日路线的不择手段。虽然他们有基本的是非道德观，但出于李安所言的“恐惧”，它被克服超越了。因此，易奸镇压抗日志士也可以体谅甚至理解：因此影片原不惮于表现易奸残忍审讯国民党特务，然而最终基于其目的而割舍掉了。

汉奸的错被认为不在破坏国族利益，甚至不在于如邝裕明谴责老曹的道德意味上的破坏国家尊严，而在于人算不如天算：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是美国卷入，战后最坏的情况不外是三分天下（易奸说：“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在它看来，其时“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3] 也就是说汉奸才是民族的精英所在。他们残杀国人的行径于是可以被解释为忍辱负重，“无毒不丈夫”。

电影是关于一部失败主题的电影。因此，这部似乎是人性、或性爱战胜国族利益的伟大象征(Symbolism)，就成为一出关于失败的寓言(Allegory)：代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依靠正规军队和特务暗杀手段）的老吴的失败，代表国民党投降一派的汪精卫路线（易先生为代表）的失败，以及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爱国进步力量的失败的三重失败。这不但是当时亡国论者的历史观，而且这种抗战必败的亡国论持续到现在。也即李安所说的：他要颠覆国共两党撰写的抗战史。为此，李安将抵抗者“描写成滑稽、怯懦、难以有效组织和行动，只能垂头丧气、接受屠杀的爱无能、性无能、政治无能、战斗无能者。”[4]

影片中死去的是叛变的麦太太和爱国青年，易奸逮捕的爱国志士，包括他弄死的两名同时来勾引他的国民党女特工，活下来的是易奸，冷酷无情的老吴，醉生梦死的太太们。由此编导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政治从来都是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

    出于这种理解，暴力的可怖（编导的部分“恐惧”所在）被渲染：无论是邝八刀才血淋淋杀老曹（同时渲染他们的“同乡之谊”，表现战争的“非理性”），还是原情节中易奸审讯场景。既然暴力可怕，汉奸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人性”被战争所扭曲,怎么办？如何让易奸和麦太的“爱情”（通奸）继续；或者，王和邝的爱情发展？片中有所暗示：王佳芝-麦太太在影院里找邝，离开前戏中戏的画外音说：“妹妹回去吧。妈还在等这我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也就是说，编导暗示我们要离开抗战救亡的现场，回到自家的安乐窝。于是，在此影片表现出了其资产阶级投降派召唤的本质。

因此，影片是汉奸电影，又不是汉奸电影。它不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并不宣扬汉奸的直接投降论，并不美化日本人的“王道”；然而它又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在宣扬抗战原必定失败（如果不是后来历史巧合，美军介入的话）的亡国论，同时在隐蔽地传达汉奸的“人性”，以及其曲线救国论的观点（在戏中易太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

上述种种政治话语，缘于现代中国历史上大中层资产阶级出于阶级地位和利益，面对强敌所具有的恐惧感和动摇性。然而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我们最后还要探讨影片的另一个层面：它的历史话语。

荒诞历史

影片隐而不显的第三条线索是追查美方给重庆的被未知力量获得的军火。它被易先生截获，而日本人还不知道，那么易奸留着这笔武器给谁？一直隐蔽在幕后的神秘的力量是谁？它或许才是最邪恶的力量，才是害死王佳芝和那些爱国学生的真正凶手。

这当然一向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评判：消极抗战，积极壮大力量。是他们在蒙蔽爱国青年，与日伪暗中勾结。于是日前李安12月4日在日本首映式上所说：“（这部影片）虽提到的是中日抗战，但实际上描述的是中国的内战”就能很好理解：正是这股力量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间谍行动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对日作战的失败）因此抗战胜利后和这股与整个民族利益为敌的力量的战争不可避免。[5] （影片以及剧本中对于苏俄存在的众多暗示，也意在宣传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的国民党正统史观。）

因此，影片将易奸设计成三面间谍，为了给自己保命留后路，同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力量合作。国共两方都不想真心抗战，而和日寇勾勾搭搭。而爱国青年则一直被蒙在鼓里，最后被老吴为公报私仇当炮灰所牺牲（他明知邝要为了王佳芝得到解脱杀易奸，而装做不知以卸责。最后让他的手下枪手脱身，而不管那些从大学生中招募的小特务）。

由此此片中暧昧不明的暗示，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李安或许私自保留了一部由于目前海峡两岸的政治情势，暂时不能公开的完整的影片版本。这或许就是李安所说的“那真正的玄机是天机不可泄露。”这才是李安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终极寓言演绎和阐释！

这是一出人生的荒谬剧,然而人生的荒谬是源于历史本身的荒诞：王、邝、甚至易奸都是三方政治力量间肮脏政治博弈的牺牲品！然而这又可以从其对政治的解画逻辑中很好理解：既然政治从来都是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那么历史有什么是非，方向？汉奸不但是无奈的在各种政治力量间挣扎、折冲、协商的牺牲品，而且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的万世万代着想的爱国者（他们也在鼓吹：“中国不能亡”。既然抗战必败，要让中国免于日本统治，而由他们这些中国人统治。）编导为此要为他披上温情面纱。

影片置换了中华悲情的主体，将其由全体被宰割欺凌强奸的国族民众，置换为汉奸与叛徒的“悲情”。 李安通过纂改史实，意图用汉奸和叛徒的“悲情史”，来做一种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对中华民族近代与现代史的概括隐寓。而视女性为缺乏智力的玩物的强烈“厌女症”的表达的封建男权话语（如片中评弹《剑阁闻玲》的杨贵妃与唐明皇故事及麦太躺在易奸怀里的霸王别姬意象），牵涉到重要的对原作的改编。影片的结尾与原作易奸喜气洋洋相反，易奸坐在床边似乎眼有泪光。从床上起来，在走出房间时回望，是他的阴影。张要让易奸觉得麦太“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死后为他“作伥”；李安要进一步表达的是易奸成了麦太太的“鬼”。张爱玲（表面）要超脱政治，李安是再进入政治：张爱玲要回避政治，李安要声张政治。

主体生成

影片用暧昧的民族情结（王佳芝个人身份不但被改换，而且民族身份被颠覆收编），暗示中国国族身份是暧昧的、流变的。同时，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中或许也隐含了对影片中另一个缺席的他者——台湾——的文化政治的诠释。张的小说里对王佳芝并没有个人家世的介绍。编导填补了这个遗漏，将她设计为母亲已死（中华传统文化已死），父亲带小儿子离弃了她（“祖国政权对台湾的遗弃”）。于是王作为“亚细亚孤儿”，被祖国（老吴“代父”和邝裕明“哥哥”）利用来作为“娼妓”与日伪通联，因此她被后者收编。她的被毁灭的民族身份，由于不可能代表香港和上海（内地），被编导寓示为现在台湾国族身份的“暧昧性”。因此，这部影片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寓言，而且是编导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历史关系的寓言。

张写《色戒》，意将50年代的历史背景置换到抗战时期：不在于为汉奸平反（相反，小说包含了对汉奸本质的深刻认识），而在于抵抗其时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李安将当前的时代背景错置，意在于为其时政治辩白，汉奸因此有了人性的光辉。张爱玲要表达她的悲观主义宿命论，为失败的恋爱和婚姻辩解（因此才声张“爱无所谓对错”的中产阶级话语），李安要表达历史轮回论，为内心“恐惧”剖白。因此张的小说不动声色暗示麦太的性关系和性心理，电影铺张性爱画面。张痛斥和鞭鞑汉奸的邪恶，而影片回避汉奸行为残忍。对敌懦弱谄媚，对同胞凶残的汉奸被承认是为虎作伥的娼妓，但要表现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二者共同点在于，这种历史错置和形而上的“性的力与量”，目的在于解构工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

中产意识及话语，今天占据媒体和社会主流的声音，在价值和审美上构成欣赏《色戒》的社会基础。当汤唯说：“那样的一种结果是，我觉得是女人觉得是最浪漫的”时，它表明中国大陆当前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阶级）的主体的正式生成（“真爱无罪”论），与接受的背景（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与台湾及香港因中产阶级占主体而趋于一致的反应不同,大陆民间的网上异议声浪,表明中国大陆社会依然异质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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