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洪雷的知识分子情怀
张宏森 新京报
我跟康洪雷（电视导演，作品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仅仅是认识。但我对他却有一种敬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不在于多么熟悉，有些尊重是先天注定的。仅仅凭借他传达给你的信息，就值得你去对这个人保持足够尊重。
我尊重康洪雷，有充沛理由。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
作品始终有一种庄严感。而在我们影视圈，这种庄严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遗忘或丢落。庄严二字深深种植在康洪雷作品的字里行间和镜头深处，我有理由认为，也深深种植在他的生命之中。
看他的作品，一直想引用作家张承志的一个词汇：清洁的精神。为什么要把精神和清洁这两个概念相关联？他的作品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很公开、很少个人目的性的，他甘心把自己的情感、命运、精神指向，和更广大的事物相连接。这更广大的事物，不一定非得概括成国家、民族、人民。我只是说，他在捍卫更多人愿意选择，愿意认同，愿意尊重的一种价值观和价值规律。康洪雷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他对一些概念的呼唤，比如说，2002年把“激情燃烧”这样一个概念抛出来；今天，又强调“突击”的意义，看得出他的一以贯之。与更广大的事物相连接，使他的精神爆发力蔚为壮观。无论“燃烧”还是“突击”，他用这两个很猛烈的动词，在呼唤或惊醒人们的遗忘。
与之相反，在影视圈，我们也常常看到另外一种现象。有的人也试图去关心生活，关心他人的命运，但却有很多不磊落、很鬼祟的表现形态。他们故意把灾难和悲苦堆积起来，形成苦难的展览，消解掉浸泡在苦难当中应该诞生的一种庄严的精神。我看不懂这样的展览背后，创是怎样的表情。还有的人把苦难的书写，作为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卖点，这样的手段总让我觉得不清洁、不庄严、甚至是不道德。他们或者利用中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或者利用历史发展中一些阶段性矛盾造就的心理，进行着不负责任的消解和解构，心态斑驳，行为诡秘，不惜制造各种坍塌，也不惜带来多大的破坏。这种现象，恰恰与康洪雷现象并存。
考察康洪雷的作品系列，会发现他一直拥有善良的建设性态度。他总要在他的作品当中，建树起精神的纪念碑，这个意义超出了简单意义上的批判。建树本身就是对他所建树的对立面最实质的批判，这样的建树显然高于那种简单的、情绪化的、带有个人目的的廉价批判。
他在建树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批判。这个批判品格恰恰是宏大的，负责任的。是经过了冷静的理性积淀，经过了大量的经验体察，特别是经过了个人心灵的过滤或者反刍之后而诞生。最为珍贵的是，他也尊重了大众的筛选和检测。这种整体性的历史批判，也可称之为历史判断。这种做法是知识分子在今天所奉献的另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我们处于一个信息开放和精神相对自由的时代，发出批判的声音非常简单，也非常容易。越是在这样的开放环境和自由时刻，越是要对批判的声音提出严格的要求。要保持谨慎和警惕，防止信口开河，天花乱坠，防止宣泄的感官刺激。自由是有限度的，要谨防个人自由可能对他人的思想进行了野蛮侵略。发出任何一种批判的声音，必须要检验是否在负责任。
影视工，一旦利用和掌握了影视媒介，他最有条件和最广大的事物相连接。是奉献庄严、奉献清洁还是贩卖包含着个人功利目的相反的东西？这是摆在每一位影视工面前非常严峻的课题。康洪雷现象可以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它对每一个从事影视工作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本文是对北京社科院张西所做课题《康洪雷现象》的谈话摘要，本报有删节）
□张宏森（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
白岩松：最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士兵突击》的贡献：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扶持关系）
白岩松是令蒙古大草原自豪的人物。他那擅于雄辩、敏锐快捷的俐齿、准确直爽的讲述给全中国人民留下清晰印象。然而，他的特质绝非容易模仿。许多主持人耗尽一生，到油尽灯枯之时，名声还是在方圆几十里徘徊，只得抱怨自己生错了时代。
我见到白岩松其人，是数年前在秀水南路的达尔汗酒吧。那是在北京的蒙古人的一次大聚会，白岩松喝得东倒西歪，见谁都掏心窝子。所有在场的蒙古人都近似他那种状态，被酒精、蒙古长调和浓浓的乡情征服。我就是被蒙古歌舞那神秘的魅力引领着数次来到达尔汗酒吧的。后来我不止一次在达尔汗见到白岩松，都是忘我的酒仙状态，与他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的样子有天壤之别。同样的，在达尔汗我也见过喝高了的康洪雷，旁若无人地提着酒瓶子在人群中撞来扭去。
这让我觉得蒙古人很透明，他们在呈现自己的弱点时，也保护了自身的魅力。
我和白岩松约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他准时到达。未穿西装，未戴眼镜，未带着角色来，未左右环顾，身后仍是认出他的一双双眼球，惊喜地如同买中了彩票。他就像一个幸运大转盘，围观者呼声正高。
张西：显然您不排斥康洪雷精神，因为您在《温暖2007》节目里特意把“不抛弃不放弃”这句话用于抗冰灾精神了。
白岩松：我没见过康洪雷，却常听周围的内蒙人讲起他。那次，我在飞机上看《三联生活周刊》对康洪雷的访谈，看到一半时我已热泪盈眶，我只能合上，到现在后半本也没看。我没法在飞机上让自己眼泪稀里哗啦。有三处打动我，一是说他只要有时间就回内蒙，就跟哥们儿喝酒。也不会谈什么大的话题，就是让哥们儿知道他没变。我也是内蒙人，跟康洪雷一样，每次回去，永远陪着哥们儿喝，走的时候，哥们儿都说我没变。二是说他每次到北京来就开始工作，把北京当作了战场。最重要的一处，说他以前他当助理导演时，每个早晨在推门走出去之前，都要咬半天牙，自己对自己说，康洪雷你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干吗不高兴？看到这儿我就把书合上了。
作为一个纯的观众去看《士兵突击》，是在今年春节。之前知道一些细节，而且我到大连出差时，偶然遇到了在那儿搞活动的张译、张国强还有段奕宏。我们边喝酒边聊，非常投机，直到凌晨6点。
张西：这几位可都是崭新的角色。他们献出了最出色的表演，建立起了角色魅力。
白岩松：我不会把角色跟扮演者联系到一块。两个东北人，一个新疆人，我们很容易就说到一起去了。我也是东北人，又是大哥，和这些小弟喝酒时，我掏心窝。我对他们说，《士兵突击》对你们的演艺生涯来说是个双刃剑，接下来你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遇到像《士兵突击》这么好的剧本和团队，也不会遇到像《士兵突击》这么巧合地撞倒了老百姓心底最需要的那一块软肋。你们将来可能有很多戏拍得很郁闷，所以你们必须改变一种心情，那就是，《士兵突击》只是你们经过的、有过的，是你们的幸运。将来你再遇到的任何情况都是正常的，不是糟糕的。
张西：他们扮演的角色的确深深影响了观众，均受到爱戴。现在，全体观众都竖起耳朵惊讶他们优异的表现。
白岩松：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样的角色也在影响他们。观众如果把角色和人连在一起，其实是对演员的一种限制。比如我听说百度贴吧里各自形成了代表张译、段弈宏、张国强的团队，相互间还较劲。我想，当这个阵容足够大时，对演员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强行的塑造，你要求他这样，那就会给他一种很强的暗示，他改变起来很难。这一年他还沉浸在班长、连长、老A这样的角色当中，一年后他想挣扎时都很难。所以，戏就是戏，生活就是生活，两回事。当然人们有一种情感转移，因为他们太喜欢《士兵突击》了。它的确不是一般的角色，一般的戏。一般的戏看完了，沉迷一段，OK，结束了。但观众不愿意让这段戏结束，就像看一本特别好的书，越到临结尾时，就看得越慢，不想跟这个情景告别。我在看《士兵突击》时是这样，大家也一样。《士兵突击》就这样结束了，许多观众看重播都不过瘾，就把戏里的东西，联系到真人身上。我能理解，但我不喜欢演员被束缚。而且作为喜欢他们的人来说，那也是两回事。就像有人经常产生一种幻觉，是不是古月真是毛泽东？古月一来，所有人都要站起来。到最后，会不会连古月自己都产生是毛泽东的感觉？但他的确不是。
这个边界是互相的，不是单方面的。据说张国强在西南一个偏远山区拍戏，女影迷去看他时，每次都是他去给人家把食宿费买单了。我想，如果真是繁华地区，他买得起单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哪天国强不买单时，没被照顾过的影迷就会说他变了，其实他没变。
张西：热爱一个演员，应该给他更大的空间，尤其是给他改变的空间？
白岩松：对。这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人做了任何事情，只要在法律界限内就行。
张西：好作品能给观众带来鼓舞和力量，同时观众也会以最大的热情回报创，比如毫不吝啬地在网上留下赞誉，发起更多的义举等等。
白岩松：我相信，围绕《士兵突击》延伸的各种东西，坏的可能性不大，一般会往好的方面走。比如现在无数个城市都成立了钢七连，他们往下走一段时间后，既使没靠近志愿者，起码也是一个分散的、带有某种情感和理想主义的聚会关系，是好事。
张西：《士兵突击》走了好运，在公共场合，很难充耳不闻士兵突击的话题。如果再有类似的剧种出现，您觉得观众还会再次涌动吗？
白岩松：对艺术来说，也许最初的才是最刻骨铭心的。后来的就是重复了。当然这类电视剧重复出场也同样有好处，但未必能给观众带来强烈撞击了。就像当你开第一辆车时，它是你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但那辆车一般不是好车。很多年后，当你换开跑车时，你会觉得它更好了，哪哪儿都换新的了。但再也没有你买第一辆车时，八个人挤进去，半夜要去找一条马路驾驶的兴奋了。
第一次是珍贵的。《士兵突击》就是一种下意识直觉所碰撞出来的巧合。大家总是用巧合去明白一些事情。比如93年做电视时，像我们这样的人，被从人群中择出来做电视，我们那时的制片人是时间，他带着我们做成功了。他当时的直觉里一定有他的所思所想，因此，我认为没什么简单的直觉和巧合。
为什么康洪雷永远能撞上这种巧合？《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2002年的年度事件；隔了五年，《士兵突击》又成了2007年的年度事件。我想，他在不拍戏时，他的生活在告诉他：观众在想什么，为什么感动，他们渴望什么，梦想什么。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士兵突击》时，给了我一种很突出的信息，它不在于《士兵突击》本身，也不在于导演，而是在于你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么一个年度里头，这么一部戏被千百万人们去看，他们看完之后，表象上呈现出来的是百度弄一个国强吧，段弈宏吧还有张译吧什么的，可实质上你发现，他们每个人在看戏时，一般都不会超过四五个人，一般都是一个人在看，两个人在看，三个人在看，一家人在看。以我的职业角度来思考，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我特别有信心的一点是，居然中国有这么多的人会被这部戏感动。他们的心里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只不过平常不显现出来，这也是让我感动的最重要的信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平时没有更多的话语权。《士兵突击》这部戏的出现，让大家茫然地走了很久之后，忽然得到了一种支撑。
其实，许三多是生活中原本应该存在，但已经消失了的人，现在又被电视剧以虚拟的方式塑造了出来，给大家提供了急匆匆赶路之外的，另外一条可走的道路。我认为这还不是《士兵突击》最伟大的地方，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相互扶持。我很少看到写《士兵突击》评论的点是集中到这些方面的，大家更多体现在不抛弃，不放弃，或者有意义。其实《士兵突击》真正打动人的，是每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包括《士兵突击》前半部和后半部相比较，前半部分优秀得多。为什么呢，进入老A之后，概念也变了。
张西：是创的概念变了，还是剧中人物关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白岩松：在前半部分，钢七连里头，所有的东西，都被藏的非常严实，从每一个细节，让每个人，一次次热血沸腾。但后半部分，到老A时，已经跳出来要去传递一些东西，这就显得概念很强。
其实《士兵突击》真正的魅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渴望到钢七连那样的团队。也许《士兵突击》背后还有一个背景，即现在的人越来越孤独，很久没有集体感了。当看到钢七连时，许多人就把自己想像成其中一员。而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持这种概念？即使一个单位有一两千人，不但你对面的办公桌的人，家住哪儿，他有什么爱好你都不太知道。就算偶尔聊天，也只是聊些公务。这算不算孤独感呢？而这些一定是康洪雷深有感触的，而且他在乎这些东西。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触，却没那么在乎，康洪雷可能是痛心疾首。他把这种东西看的比钱和名望更重，所以他放大了。
从我的职业来说，看到的首先是信息。至少几千万人都在看这部戏，几千万中国人都被《士兵突击》感动，这真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天，像《士兵突击》、《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种戏收视率低，没太多人看时，恐怕这个时代就快完了。我觉得现在的趋势是向好而不是向坏发展，最坏的时候，正在即将过去。但需要的时间很长。
张西：您认为《士兵突击》精神可持续吗？
白岩松：持续时间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这部戏所碰撞出的那些人内心的那些东西，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能不能很快过去，我不知道。
昨天，我看到有一段关于台湾歌手李宗盛的采访。他说今天的很多流行歌曲，你都会抨击他，但过20年，恰恰这些被抨击的歌曲，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急功近利，它就是这个时代的符号。《士兵突击》对这个时代来说是个开始，它跟《激情燃烧的岁月》相比，有相似又不同。《激情燃烧的岁月》直接锁定了中高年龄段，请注意，《士兵突击》的年龄大范围下降，也可以说男女通杀。对它的需求，成为人们一种普遍心理，这是一种多大的变化？《士兵突击》是一个时代即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清晰的符号。
《士兵突击》热终会结束，启动的某种东西却刚刚开始。也许将来会以各种各样的文学或文艺形式显现出来，包括对音乐的影响，对话剧的影响，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他们都会捕捉这些东西。说白了，从现时起，中国最关键的词是幸福。现在每个人都用这个词。十个人中，有六七个带着手链、串珠，但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安！20年前的中国人都有奔头，小康社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幸福。一路狂奔后，目标都实现了，发现还没得到幸福。
《士兵突击》给了人们一种幸福观，还有团队感。当大家真的滚成一团，经常会给人一种幸福感。《士兵突击》的幸福，恰恰跟物质没太大联系。这不能叫反物质，恰恰给人另外一种幸福观，这点非常重要。中国人挺麻烦的，穷人不幸福，有它的表象；现在富人也不幸福；没权的人不幸福，有权的人也不幸福。现在没幸福了。折腾30年却没人幸福了。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幸福。有个日本作家说，“现在日本除了希望之外，剩下什么都有。”他这句话很容易被我们误解，多半理解成，日本这个国家彻底完蛋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说：通过快速发展，中国人前面还有一种希望，不管是奔一百万、宝马、别墅，或低保，前面都有希望。但日本除了没有希望之外，剩下什么都有了。
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什么？我们也几乎什么都有，除了幸福之外。我个人在看《士兵突击》的过程中，是幸福的，因为它那种虚构的环境，让我信了，这样就特有幸福感。虽然在关机时发现，这一切又消失了。所以许多观众要到百度上弄各种吧，要成立各种钢七连，是因为不想让幸福一瞬间崩溃，不想让幸福和幻觉马上消失。
张西：我不敢说《士兵突击》是一部雷霆万钧的作品，但的确给了观众一种幸福感。
白岩松：康洪雷应该是个忍又没忍住，总是掏心窝子干事的人。我相信这种人，干十次事，只要遇到合适的人，他能五六次掏心窝子。他愿意相信一些事情，愿意相信一些人，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步挺好。没到这个地步时，可能也被蒙过很多，我相信他下意识地愿意相信别人，习惯了对人好，即使别人对他不好。就在他相信别人不坏的时候，真有些人对他原本不是很好或者坏的人，慢慢真对他好了。
我猜康洪雷应该比一般人简单，生活也不会特复杂。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是有尘世味道的，他不是在象牙塔里好高骛远的导演。他喜欢的东西，都跟人群有关，跟情感有关。
其实像康洪雷这样情怀的人现在也不少，但没机会去做这样的事，他真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首先应承认他是个很职业的人，他导的戏都没砸，这就很重要。他的简单纯朴愿意相信人，就起到了好作用。他可以由一部戏到另一部戏，越来越场面大。甚至现在他想拍什么戏，都会有投资，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张西：康洪雷的出现是现代的，道德则是古典的。他知道只要按规则行事，每个行为就都是洁净的。
白岩松：这个时代，在这种产业和利益的驱动下，还能够有这样的导演发挥的空间不容易。我的一个同事，他在电视这行当干得很棒，却把自己的好多东西卖掉，整整一年什么都没干，就去精神病院给一个诗人拍纪录片。明知拍出的内容播不出去，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还是这么干，真让人肃然起敬。到后来，不仅还把以前挣的砸进去，生活彻底扛不住了，才回来职业中。有这种情怀的导演很多，这个时代应该给这样的人更大的空间。他们脑子里的杂念不多，那一瞬间觉得该干，就干了，而且干出来了。
张西：我感到，电视剧导演们正悄悄瞄准一个更高的目标，而电影导演的创作是否意识到失去了什么？
白岩松：我很奇怪一个现象，中国的很多电视剧大气，很多电影却小气。可能很多电视剧导演知道它这部戏是给谁看的，而很多电影导演不知道这电影给谁看的。
电视剧你看一两秒钟不愿意看了，马上换台，挺残酷的；电影观众只要买了票，就非得从头看到尾。但人们也可以不进电影院，电视剧拿着摇控器就可以经常路过。所以，电视剧谁敢扛两集还不好看？电视剧导演比电影导演更清楚自己的戏是给谁看的，想得更多。
现在电影跟电视剧的影响力没法比。过去，我们总把电影弄到一个很高的境地，格外在乎，但电影弄到后来连讲故事的能力都丧失了。这跟编剧有关，更跟导演有关。作为电影，首先它必须是很好的故事，吸引观众看，这是个规律问题。电视剧也是如此。
我们的一些导演和编剧，还没有学会不用概念，而是用细节，用艺术的力量去把概念表达出来。我们总是或多或少的概念化，但是一概念化观众就不爱看了。康洪雷的电视剧，让人一直能往下看。现在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很高，竞争太充分，每年有很多戏，根本连出来的可能都没有，那就必须逼着你会讲故事。比如《闯关东》，两三集一个新扣，这种编剧能力跟过去已有天壤之别。
电影是短跑，电视剧就是长跑。电视剧占着电影远远也想不到的资源，在这样的时代下，能拍出像《雍正王朝》、《走向共和》这样的作品来，真不是一般的好。
中国电影刚起步，最好政策别拴得太死，让各路人马都有展现空间。韩剧红火了两三年，为什么没有已往火了？迷恋韩剧的人，都在看什么？看身边的戏呢。韩剧的重复度太高，情感和元素，几部戏表达完毕，韩国的魅力就此消失。一个13亿的国家，最宝贵之处，是我们的故事多得讲不完。这方面完全可以非常大气的告诉别人，只要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什么韩剧、日剧，都不是对手。就好莱坞来说，世界上八成的故事，大都拍过了，现在只是用新方法拍老故事，而对于中国来说，故事才刚刚讲起。
张西：人到中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最关键？
白岩松：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你中年之前，所有的问题全在外面，人到中年之后，所有的问题，全在自己这里。人在年轻时的抱怨全冲外的，一般的不抱怨自己；人到中年之后，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觉得康洪雷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他也在寻找一个答案。他说他愿意用夸奖和赞扬去推动事情。我非常同意他。我曾做过一个公益广告，叫“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与康洪雷的观点非常相似。赞扬是一种非常棒的推动力，推动不能只靠说坏，不能一味监督，同时温暖还有建设性，也同样是一种推动。就像你穿一件衣服，别人说难看，即使知道他说的对，你也很反感。如果说，哎，这衣服不错，你要穿另外一种衣服就更漂亮了。你听了肯定问，到哪儿有卖那种衣服的？就会下意识不再穿身上这件衣服，改变之后你的确越来越好。
通过康洪雷这句话，我发现一个道理：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工具，都是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和你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种憧憬。从这个角度来说，康洪雷就不再是电视剧导演，他的某些想法和思考，可能有时比学者更准确，因为他可能更知道老百姓的心声。
所有伟大的音乐、文学作品，即使弄到你最疼的地方，但一定要给你一个希望。但是现在很多东西，不要说希望了，他自己都在那制造绝望。所以两条路，任一条路最后归结都是一个点，就是“精神家园”。
英国的一项幸福调查呈现，一个人衣食无忧解决的速度越快，幸福指数下降的速度越快。有人说，掌握好一辈子的节奏，最好的是永远在前面的东西，得要跳着脚,够一下，才能够着。一路都是这样走的人，当然是最幸福的。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有另外的解读。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小成功小烦恼，大成功大烦恼。所以，就《士兵突击》来说，许三多比成才幸福。现在谈论许三多的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主流是成才。这部戏的最后那句话特棒，是袁朗说的――成才，你要走的路比许三多长得多，但是你的迷茫也要多得多。就剧情来说，许三多能干到连长就不错了，但成才干好了，有可能是将军、司令。所以他一路上遇到的挑战也最多。现在人们开始倒着喜欢成才，我周围有好多人是这样子，现在看到演成才的演员陈思成，反而觉得厚重。这也是个有意思的社会心理话题。
康洪雷有一种浑然不觉的力量
【】张 西
张 西：《士兵突击》在我看来是一部传奇，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我真的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喜悦，想不到你也看《士兵突击》。
毕飞宇：我儿子在看《士兵突击》时，我瞄了几眼。瞄过去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戏，只是觉得镜头特别镇定。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剧大多有一种焦虑症，那就是快，节奏快，转换快，好像只有速度才能抓住观众。可眼前的这个戏却是笃笃定定的，特别有信心的样子。我太太说，是康洪雷的新戏啊。我当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把影碟给我寄过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我用了两天时间把它全部看完，吓了一跳。我没想到康洪雷能拍出这样的戏，牛啊!我还是低估了他的能力。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家伙还能让我吃惊多少次。他一直在进步。
“有意义”现在成了一句流行语，我认为，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下，《士兵突击》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意义”，这意义是多么地固执、勇敢。康洪雷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我把这个东西叫做坚持。他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家伙。他一点也不在意周边的目光，一点也不在意这些目光中有可能出现的挖苦和讥讽，他敢坚定不移地把自己内心掏出来。他的身上就是有这种精气神。
你知道，我和康洪雷是同时代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相似的精神背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理想，但是，后来，理想这东西被我们抛弃了。我们要成长，成长的代价就是抛弃。可康洪雷是个异类，他也有所抛弃，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没有丢，那就是寻求意义。他要寻求，并用他的镜头把他的寻求老老实实地讲出来，这很让我震惊。艺术家如果没有寻求意义的愿望，他还做什么艺术家？
所以我要说，康洪雷为当今中国的许多人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他给出了他的力量。
张 西：你的孩子今年有多大？
毕飞宇：10岁。
张 西：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以老一辈的目光去看80后、90后的孩子，会认为他们面目模糊，缺乏有价值的世界观，而康洪雷的《士兵突击》似乎成了集合和凝聚各个年龄段世界观的直通车，可我还是无法理解90后的孩子怎能承载成人世界的内容？具体到你10岁的孩子，该怎么解读他呢？
毕飞宇：事实上我儿子很喜欢《士兵突击》这部戏。你要知道，当今的孩子从智力结构、成长条件来讲，都非常好，聪明，机灵。但是现在这些孩子也有他们的问题，太现实，太欠缺精神上的目标感。我当然不赞成拿一部艺术品作为教育孩子们的教材，但是，如果孩子因为喜欢，想在一条很好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模仿对象，这又有什么不好？这是好的。在我们家的饭桌上，我和孩子以及孩子他妈妈多次讨论许三多。我对孩子说，你看看，许三多的资质多差，可他也有他的快乐，是“坚持”让他快乐起来了，是想做“有意义的事”让他快乐起来了。所以，“坚持”也是一种资质，想做“有意义的事”也是一种资质，也许还是更重要的资质。千万别只相信脑子好使。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赞赏康洪雷的有一点，他用他浑然不觉的力量影响了他人，这才是艺术的魅力。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吸引，我一直在说，我低估了康洪雷，正是低估了他那种浑然不觉的力量。
张 西：我注意到喜欢《士兵突击》的女性观众特别多，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毕飞宇：其实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你要把戏拍好，你要把人物塑造好，只有这样，你的戏才可能有观众。既然有了观众，当然也有女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性别的。当然，《士兵突击》是一部男人戏，有更多的女性观众也是顺理成章的，合情合理的。再说，许三多令人疼爱啊，我也心疼他。他是女性心中的一个突破口，女性就是这样，她一旦疼上了，就很难让她放下来。
张 西：恰恰相反，我对女性“突迷”的分析和观察结果是，班长、连长和中队长，而非许三多是女性“突迷”的观剧偶像。
毕飞宇：不对，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我不想否认那几个角色的价值，可是，有一点你不能忘了，他们是被许三多“照亮”了的。如果没有许三多做前提，那些人物会不会那样吸引人，这是有疑问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无聊的假设，把许三多拿掉，许多人物就将黯然失色。当然，那些人物也照亮了许三多。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他们是彼此相照应的，你照亮了我，我又照亮了你。但是，魂在哪里？支撑点在哪里？这个我们不能糊涂。
张 西：《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士兵突击》成全了康洪雷的军人情结，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在里面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但我在《青衣》里读到的是康洪雷的另一面：自恋、幻灭，苦苦等待施力点，最终以凌厉的、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定格为一帧永恒的舞台人生创伤剧照。
我不清楚康洪雷的另一面是怎么被调动起来的？他看起来就是个聪明过人喜欢说大实话的顽皮男孩啊，他心里怎么会蛰伏着那样的东西？
毕飞宇：投资方买下《青衣》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康洪雷，后来老板告诉我，是一个叫康洪雷的年轻导演让投资方买的。见了面之后我也奇怪，他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青衣》呢？不像啊。
我和康洪雷的见面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摄影棚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房间里有一个足球，所以我们见面后没有谈戏，也没谈《青衣》，我们只是谈足球。他的身体很棒，热情洋溢，稍稍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害羞。说实话，这次见面他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后来，投资方想挑一个名气更大的导演来拍《青衣》时，我没说什么，可以说是默许了吧，那时侯谁也不了解谁嘛。《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播出，我只看了两集，立刻给投资方打了一个电话，立即把康洪雷签下来。这家伙厉害。
张 西：这位有眼光的投资方是谁？
毕飞宇：辽宁华艺有限公司的张颖。
张 西：康洪雷外表随和，呈现出来的样子非常本我，但我能感到他内心挥之不去的孤单的壮士般的气质。我想过要去拍摄现场看看康洪雷，我想要对这位导演有一种相对完整的感受。他在谈剧本的时候是怎样的？
毕飞宇：康洪雷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对编剧很尊敬。《青衣》的编剧是陈枰，应当说，陈枰对《青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谈剧本的时候，他很敏感。毕竟演过戏，说着说着，他就演，演着演着，他的人来疯就上来了，很可爱的。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生动。
《青衣》在沈阳拍戏时，我曾经去探过一次班，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了现场的康导。一次在拍醉酒的那场戏时，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叼了一根烟在现场看康洪雷拍戏。我发现康洪雷在现场的驾驭能力真是了不得，我从许多好的导演身上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那就是娓娓道来。不管戏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僵局，不管场地上是怎样的，他们都不着急，康洪雷也是这样。我喜欢娓娓道来的风格，那是一种控制力。任何人，做任何事，控制力总是重要的。
张 西：你对康洪雷导演的《青衣》还满意吗？
毕飞宇：那当然。《青衣》这部戏拍得非常好。从《青衣》的题材来说，这样的戏不可能具有特别多的观众，要说有特别高的收视率，这也是不现实的。但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限制，康洪雷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张 西：你是否关注过康洪雷的另一部作品《民工》，我认为它很棒。
毕飞宇：没有看过。但《民工》这个戏是我推荐给投资方的。当时拍完《青衣》之后，我正好看到这个小说，是我朋友写的。许多人认为拍民工可能画面不好看，不华丽，故事也不是特别多，从市场角度看可能不一定好，但是我始终认为许多人的市场分析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假定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可能会不喜欢什么。我认为，只要坚定不移地抓住人物命运的，进入人物内心的戏永远是受欢迎的。
张 西：你还关注过康洪雷的其他作品吗？
毕飞宇：康洪雷的戏我就看过三部：《激情燃烧的岁月》《青衣》和《士兵突击》。
张 西：你怎么评价这三部戏？
毕飞宇：《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部好戏，但不是我心目中的戏。我不喜欢战争狂人，骨子里我不喜欢。当然，艺术上是另一码事，这部戏拍得是好的。
《青衣》当然我也非常喜爱，但因为原著是我自己的，由我来夸不合适。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说说，那就是一个导演的反差。你能信么？《青衣》《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士兵突击》是一个人拍的。不过有一点我想说，在处理人物关系这一点上，《青衣》是康洪雷的一个标志。这部戏之后，他成熟了。
《士兵突击》非同寻常。我认为在中国的电视剧导演里，康洪雷完成了一部大作品。请注意，这个大不是场面大，不是群众演员多，不是投资成本高，不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大片”的意思。我指的大就是大作品。我至今都心存疑惑，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个奇迹。
张 西：在现行体制内，用人似乎更注重学历的高低，受教育程度与一个人的能力和收入自然挂钩。而康洪雷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生，你怎么解释这位低学历的导演与他的大作品之间的关系？
毕飞宇：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呢？这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在我这里，这不是问题。当然，如果康洪雷做的是一个技术活，那就另说了。学历对艺术家来说永远不重要。
张 西：你认为一个导演和好导演的区别在哪里？
毕飞宇：特别简单。谁把戏拍好了，谁就是好导演。
张 西：戏好的标准是什么？
毕飞宇：我不知道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但在我这里特别简单：就是吸引我的戏。吸引我，他就是好导演；不吸引我他就不是。
张 西：对于他的下一部戏《我的团长我的团》，你有所耳闻吗？
毕飞宇：他告诉我了，我想他能拍好。
张 西：理由呢？
毕飞宇：他拍戏拍到现在，不管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士兵突击》其实都没有真正进入战争。康洪雷一直有个梦想，他特别渴望在战争里把人铺开，把人际关系铺开。他特别渴望战争这样一个外壳，我想在他的这个《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头，他会很陶醉。还有一点，他渴望呈现他个人眼中的一段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他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以我的经验来看，一个艺术家想对自己有所交代的时候，离好作品往往就不远了，也许就是叹了口气，也许就是一个转身。
【原载】 《文艺报》2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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