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我的儿子雷皓程，已经长到两岁零四个月。现在，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不知疲倦地在屋子里寻找吃的东西。找到某样，巧克力或面包，他先是欣喜若狂，然后走到我或者他妈妈以及外公的面前，低着头：“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问题？
每天早上，我出门时，这个小家伙总是以他最快的速度奔跑过来：“爸爸，我帮你穿鞋。”鞋穿好，他就会抬起头来：“爸爸，我送你到楼下。”送我到楼下，目的是让我背着他玩跳楼梯的游戏。他在我的背上，双手抓住我的耳朵，不停地催促：“爸爸，跳，跳。”我一跳，他便开怀大笑，把一个单元的灯，全部笑亮。来到楼下，他又会问：“爸爸，你要干什么去？”我免不了告诉他工作啊之类，他立马偏着头：“爸爸，我也要工作。”问他为什么想工作，他答：“工作了就可以不回家。”
在2005年，我是否真的很少回家，或说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想想，心里真的很酸。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为之马不停蹄地奔波呢？我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慢下来，认真地去做一个称职的儿子、父亲和丈夫？
佤山：去佤山，我走的是思茅、孟连、西盟这条路。黑色的夜幕下，路两边的哀牢山看不到头。澜沧江就在山背后流淌着，可以听见声音，咆哮，动荡，尖锐。无边无际的灌木，变成了夜的肌肉组织，偶尔见到的山寨，都像荒村，都像天尽头的驿站。芭蕉树长得比房子还高，是村庄的守护神。
在孟连一个非常著名的土司府旧址，主人让题字，我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土司。”有一片山水，养人；有一段柔软而奢华的时光，养心；有一份细碎的权力，满足虚荣。唤起群山归去也，大地最远的一角，我想躺下。在西盟，日记里，我写了这么一句：“在有生之年，能走一趟西盟，我知足了。”为什么要生出如此喟叹，我想，大抵是因为那儿还是干净的，有龙摩爷，有无处不在的神灵。那天，由一位祭师领着，去拜山，我咚的一声就跪了下去。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司岗里，这是伟大的子宫。
我还会再去佤山，醉卧，放歌，在最古老的山头上寻找自己前世的踪迹。
秋风：《秋风辞》是我写于2004年的一批诗稿，这批作品有两个指向：一是贴着底层人的肌肤说话；二是在大自然的衣袖里颤栗。在城市中漂泊了这么多年，我始终不愿也不敢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用我的朋友杨昭的话说，我是一只乡下鸟，一直都是。所以，母亲居住的地方，我必将一生往返，而秋风月亮，也必将是我的不离不弃的同伴。底层？底层在哪里？我的乡亲们，他们来到昆明，原以为这是黄金天堂，可昆明的秩序和价值观，远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当活着成为他们的最高目标，他们的“活”就充满了痛。而那些还留在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在时光的流程中，也一度试探性地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但从头来，所谓富贵梦，就是贫穷记。站在他们的角度，我发现了劳动的耻辱，也看到了生死的荒唐。一册册教科书告诉我，劳动是伟大的，可当劳动的伟大根本换不来满仓的粮食，请允许我在此说几句关于它的坏话。
至于对大自然的敬畏，我以为这是沿袭了千千万万年的律条，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场，人都成了主宰，而我们又不得不担负起这错误选择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悲剧总在上演，人们仍在吸髓有味地蔑视着自然。老生常谈的话题，它的意义在于：必须有人时刻不停地对着人类的耳朵谈、嚷、叫、骂，稍有懈怠，又生悲剧。不长记性的人，可以用鞭打。
这组诗发在2005年《人民文学》上，有幸获人民文学奖。它带给我的荣耀是次要的，关键是它又一次触及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底层和自然存在，我们行事就当慎之又慎，良知，依然是生的底线。
天涯：李少君作为《天涯》的主编，他让这本杂志始终有别于其他杂志；李少君作为一个诗评家和社会活动家，近年来，他为诗歌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有一个野心：每年编一本最具权威性而又有一定主题的诗歌集。今年他的选题是关于“草根性写作”，嘱我多寄一些作品给他。除了编入诗集外，他又将我的诗选了十多首，发于《天涯》第四期，并借此在海南岛的尖峰岭，和汉诗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我与潘维的诗歌研讨会，舒婷、王小妮、徐敬亚、陈仲义、谢有顺、臧棣、黄礼孩、朱文颖等人到会。会上，因为我的一首名叫《澜沧江在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的诗，引发了诗歌该不该有生命力的辩论，徐敬亚谈到中途，拂袖而去。此事后来被一再提及，徐敬亚与臧棣对峙，成为公案。最让我吃惊的是，后来，羊城晚报用了五个专版，就我这诗展开讨论，近而波及到网络，讨论者众。这个时间，羊城晚报年终评“2005年中国文坛十大公案”，入选。
但整个讨论，我都保持了沉默，只在羊城晚报年终总结时写了几句自己的态度：“我以为一首诗，当他成为文本，它就有了自己的命运。支持者，他们让我信心满怀；至于反对者，他们让我一再自省。”
一切起于《天涯》，于我，只有感谢，尽管天涯很远。
母亲：我的母亲，一生也没离开过昭通，以欧家营为圆心，五公里以外的昭通城是她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借《青年文学》与彝良县联会组织的“中国作家走彝良”采风活动，我回到昭通，并把母亲接到昆明来住了一个星期。我不宽裕，但让母亲坐了一次飞机。在飞机上，她一直望着窗外的白云；没有主动跟我说一句话。在昆明的几天，她惟一高兴的就是见到了她的孙子雷皓程，其他，她都不满意，因此，急急忙忙地就走了。见识了我的生活，回到家，母亲把家中养的鸡全杀了，弄得干干净净，请人带到了昆明，同时带来的还有一大袋米、一只火腿。
武汉：多年前，在一篇写鲁西西的短文中，我写了这么一句：“如果有人路过武汉，请代我向鲁西西问好。”这句话，《诗刊》编辑周所同告诉我，他一读，立即泪流满面。2005年11月，我和妻子陈黎又去了一趟武汉，见到了鲁西西、沉河、夏宏、唐斌、柳宗宣这一批我的湖北朋友。4天时间，我们形影不离，吃鱼，谈诗，啃鸭脖子。有天晚上，在汉口一个教堂改成的酒吧里。我产生了一种与上帝对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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