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让葛浩文和顾彬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滚回去
□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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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作家。新疆乌鲁木齐人。代表作《英格力士》、《月亮背面》。其编剧的《天下无贼》获金马奖最佳剧本改编奖，长篇小说《英格力士》获台湾《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韩等多国文字。
■王刚碎语
☆我觉得中国作家协会有可能会办成一个机构，就是慈善机构。
☆铁凝应该当一个充满好心肠的慈善大姐。
☆中国当代如果出现伟大的评论家，那一定是因为他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长篇小说和伟大的小说家。
☆一个作家应该拥有一个复杂的人格。
☆我们需要洋兄弟洋儿子，不需要洋爸爸。
☆让葛浩文和顾彬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滚回去。
☆我觉得对于王安忆这种作家应该批评才对啊，怎么还能继续受宠下去呢？这说明文化界真的有股恶势力。
☆我发现为什么人当了官，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动物。
☆应该有人对《红楼梦》说三道四，这个民族才能进步。
○特别说明：以上文字为采访实录，未经编辑，亦与见报内容存在差别，不代表《竞报》立场。且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竞报》及受访者保留其所有权利。
《竞报》副刊读书周刊（http://www.thefirst.cn/rbook.htm）人物专访对话实录。
《竞报》副刊：你认为中国编剧所谓的联合能够给他们带来所谓的“翻身”吗？
王刚：不可能，翻不了身，中国编剧在一起只能搞矛盾，搞文革，你这边刚开过会，那边马上就投降了，这不光是编剧，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自私以及内心的卑污，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都差不多。所以你想让他们整体去完成一个事情是很困难的，曾经有个笑话说，河南就没有过地下党，为什么呢，这几个人开过会了，接着就有一个人去告密了。其实不只是河南，也包括今天的编剧。
《竞报》副刊：那么您觉得他们所争取的这个“金钱”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刚：中国电影给编剧的钱还没能到让编剧真正投入的那个地步，所以，仅仅靠金钱，好像很难让编剧兴奋起来。比如现在一个剧本能够给到两百万，让一个作家充分兴奋起来，他向导演一样把这个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完成，非常精心，那么我相信中国电影最起码会比现在要强很多。
《竞报》副刊：编剧无法兴奋，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恶性循环？
王刚：审查制度使编剧和导演变得愚蠢，愚蠢的编剧和导演又制造愚蠢的演员，愚蠢的演员去演义了一批愚蠢的作品，愚蠢的作品又培养了一批愚蠢的观众，愚蠢的观众进一步再去要求愚蠢的作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优秀的小说家在编剧过程中毫无快感，没有动力。
《竞报》副刊：你觉得中国编剧能够走出困境吗？
王刚：毫无希望。
《竞报》副刊：小说创作和编剧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王刚：编剧挣钱嘛，写小说是个人爱好嘛，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在中国，从一般意义上讲，确实缺少好电影，贾樟柯顾长卫，我是从内心上觉得他们是拥有伟大灵魂的人。他们完全可以和西方最伟大的导演去比。那么中国的小说家，特别是当代的也有非常伟大的作家，面对世界，面对时代，他们问心无愧。
《竞报》副刊：为什么没人去肯定这些当代伟大的作家呢？
王刚：这个就是中国愚蠢评论界的问题了，比如上海有个叫朱大可的，他太愚蠢了，我为什么说他愚蠢呢？第一这个人缺少良心，第二他不读作品，所谓缺少良心就是他把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套话拿来吓人，第二他不读别人的作品，而动不动还跟我们说参照系不一样，你朱大可有什么参照系啊，我不知道你的什么作品在国外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别人对你有什么评价，我觉得朱大可起码不如我，因为我的《英格力士》被企鹅收买了版权，各种外文版本都在出版，而且也得到了别人的很好评价。我们认真的用我们的良心去面对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运动，面对曾经有过的人的灵魂的软弱和卑污，我们对自己那么深入的解剖和分析，《英格力士》里面，最后那个孩子都说出，“我挺不要脸的，我有罪。”你朱大可在这方面做什么了？你凭什么说是垃圾啊。
再一个就是李建军，更是典型碰见谁谁接待他，他就说你的作品可以传世，可是面对另外的作品，从没有认真看过。就瞎说八道。讲的都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东西。
《竞报》副刊：你觉得中国评论家现在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问题？
王刚：中国如果说可以出现伟大的评论家，那一定是因为他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长篇小说和伟大的小说家。否则，他们不过是一群愤青。是不读作品的混混。其实，这个时代的基本条件决定了一批伟大作家的必然产生。
在这个时代小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人看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作家他内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小说已经吸引不到女孩，也无法引起政治上的轰动，作家想不沉下来也得沉下来，真正的边缘化。还有些作家说，我们虽然在主流，我们坚持一个边缘的态度，这都不需要了，作家还不够边缘？还不够贫穷，还不够在垃圾堆里？为什么贾樟柯的早期作品好？他就是在一个垃圾堆里面，他永远拍的是垃圾堆。中国作家现在就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内心无比的放松。另外，有什么时代的作家能像当代作家一样经历了那么的政治动荡，经济动荡，文化动荡，他们站在一百年来欧美的那些大师肩膀上思考问题。博尔赫斯啊，罗博格里耶啊这些对于中国作家都学过了，玩试验，玩先锋，玩语言尝试，文化反思，所有这种表面化的东西对于他们都过去了。玩性解放，玩呐喊，玩亨利米勒，玩吸毒，对他们而言都过去了。剩下的现在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还有一个金钱。金钱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东西，因为金钱让他们真实地面对自己。其实这个时代是最容易出伟大作品的时代，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有待于读者和批评家去发现。可惜他们老了，累了，像老太太一样地不敏感了。自己迟钝，没有感觉，却骂作品不丰富。只会闭眼瞎说一些道理。
《竞报》副刊：你对近来一帮汉学家对中国作家的评论是什么看法呢？
王刚：一帮西方的汉学家跑来中国充老大，葛浩文自己翻译的东西有许多在国外都出不去。我们中国这些年不缺少葛浩文这样的老糊涂翻译，更不需要他这样的汉学家，我们要得是带着钱来的出版商。其实，像葛浩文这种水平的翻译现在挺多，年轻一代翻译家成长起来了。中国作家不需要葛浩文这样的洋爸爸，需要洋兄弟。洋儿子。中国作家已经有自己的爸爸了。外国的出版社老老实实花钱来买我们的版权，让我们中国作家好好挣上一笔外国人的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葛浩文那样的穷鬼跑到中国来挣了钱还充当教师爷。
《竞报》副刊：你觉得这些汉学家应该在中国文学界面前摆出一个什么姿态？
王刚：我认为他们应该懂得尊重中国作家。比如我在纽约的编辑就很尊重我。让我舒服。那些意大利的记者也很认真的读我的书。这些汉学家被捧得太高。不好好给我们当孙子，却来当爷了。特别是那个德国人。
我讨厌汉学家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还充当着中国作家走出去的救世主，我觉得他们来做这个角色是不应该的。这个事情还应该是一个商业模式，我特别相信用商业的模式来运作中国作家，就一个大的出版公司来买你的版权。翻译出版后让别人买。外国人到中国来，我希望他们带着钱来，花钱买中国人的作品然后介绍到西方去。葛浩文和顾兵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滚回去。
《竞报》副刊：你觉得当前的作家们清醒起来了么？
王刚：客观不得不让一些当代作家清醒起来，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已经被彻底打垮了。是在被打垮的废墟里进入一种清醒而自由的状态。
《竞报》副刊：你所说的伟大作家在当下中国出现了吗？是哪些？
王刚：已经出现了，有一批呢。同行是冤家，他们又没说过我好，我也不会帮他们宣传。这是批评家的事情，他们应该发现，而作家彼此之间肯定是仇视的。一个作家如果在公开场合说另外一个作家好的话，你去查一查，背后绝对有个人目的。
《竞报》副刊：这就牵扯到了作家人格问题，前段时间在谢有顺的采访中，他表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会拥有一个伟大的人格，你如何看待伟大作品与伟大人格之间的关系？
王刚：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好了，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学态度。我看谢有顺完全没有资格对作家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在读书界，电影电视界，一种虚伪又在无耻的抬头，新假大空的开始，非常可怕。人性善恶是个老话题，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了，整个世界这么杂乱。却要求作家要有伟大的人格，什么是伟大的人格，有两个作家，一个是亨利米勒，一个是托尔斯泰，他们两个谁的人格更伟大？有的作家可是相当小人，比如屠格涅夫，可是他们照样写出那样干净的作品嘛。肖斯科维奇，你要是去读一读他的《见证》，你就会发现他内心很多卑污的小人心理，就会发现他一辈子都嫉妒苏联那个十几岁还玩布娃娃的普罗柯菲耶夫，他一辈子都在苏联的集权统治之下，他害怕，可是他写出那么伟大的作品。因此我们的批评家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作家要拥有伟大的人格呢？再说了，真正伟大的人格在哪呢？谢有顺说我们不会写景。他不是瞎了，就是聋了，他的鼻子得感冒了。我发现他也是个不太读作品的家伙。
《竞报》副刊：当代作家抛开人格来说，他们是否能做到内心真实？
王刚：现实生活已经把作家逼迫到了绝境中，还能有什么更夸夸其谈的理想？他最有可能去面对内心和现状写作。肮脏渺小的人格完全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去看看法国的塞利纳，以及法国电影，没有真实的体验，他们出不来。
《竞报》副刊：你是不是特别反感那些特别贫穷、要饭的作家？我们的作协做什么去了呢？
王刚：我很讨厌最近流行的一句话，“作家开始关注底层了”，作家难道还不够底层么？因此我觉得中国作家协会有可能会办成一个机构，就是慈善机构，我觉得作协现在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我觉得应该做的更彻底一点。铁凝主席应该带着钱去看那些要饭的穷作家，作协经费绝大部份应该干这个。而不要老是开会。铁凝应该当一个充满好心肠的慈善大姐就跟俄罗斯女钢琴家依尔金娜一样。别真把自己当个官了。
《竞报》副刊：你怎么看中国的先锋小说？
王刚：先锋小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怪胎，先锋小说是中国作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权力，害怕的胆战心惊的一种权宜之计，好比一棵树长着长着碰着石头，就往怪里长，正好那个时候，博尔赫斯啊，福克纳啊，罗博格里耶啊流行啊。先锋们很善于模仿，如果当时没有那样的意识形态的压力，我相信这些作家会模仿得更好一些。金钱来了，金钱那么本质的东西一刀就把他们杀了，都不用第二刀，就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本质了。他们自己面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都不坚定了。而且，开始关注底层了。
《竞报》副刊：中国作家面对金钱是这样，面对权力时又是什么样呢？
王刚：有人说残雪和王安忆互相骂是卖假药的，残雪啊，我当年读过她的一个《山上的小屋》，那部小说使我多年来对残雪一直很敬重。而且人家残雪在官场上一点也不走运，可是王安忆呢，年轻轻的就当了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老作家，评论家都跟她是朋友，可是王安忆写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王安忆早期作品还表现了一个女孩对于男人带有几分单纯的感觉，以后她就成了假大空的典型，可恰恰她成了被批评界所认可的人物，我觉得对于王安忆这种作家应该批评才对啊，怎么还能继续受宠下去呢？这说明文化界真的有股恶势力。上海有人写文章说王安忆脸上有少女般的微笑，这种文人太不要脸了。
比如说湖南有个作家叫何立伟，铁凝当了作协主席了，他就写了一篇《铁凝的微笑》，我觉得太无耻了。
《竞报》副刊：你怎么看当了官的作家们写出来的作品？
王刚：作家当了官，不管什么官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这里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蒙，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王蒙的小说。王蒙以后当了文化部长，当时我觉得文化部长可以开拓他的胸襟，开拓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生活，可是我最近看王蒙的作品，我就发现为什么人当了官，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动物。他们的拘谨，最终会毒化他们的灵魂。让他们不老实。他极力要解释的东西，很多都极其无聊。这些当了官的作家处处都要掩饰，他们不得不去说很多假话，所以最终这些人都垮了。连王蒙这样的人最后都垮了。当今社会又给了一大批作家说真话的必备条件，可是体制内的很多作家很让人担心。以王蒙王安忆为代表。
《竞报》副刊：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王刚：我现在也没什么压力，也不急着去挣钱。我有了很让我满足的积累。我一个月花上几千块钱，细水长流，一直把自己吃空了，那人也该死了。
《竞报》副刊：你觉得我们面对文学时，缺少的是什么？
王刚：有人问王朔当代小说，王朔就说，能好的过《红楼梦》么？其实，在这个时代应该有人对《红楼梦》说三道四，这个民族才能进步。一个民族这么多年来对于一部文艺作品表现出来的统一观点和步调，这是不正常的。
我没看过《红楼梦》，也许我看了还真会喜欢。可是，一个民族这么多有个性的人，这么多批评家，他们在辱骂当代文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去审视一下《红楼梦》，为什么就没有批评家去批评《红楼梦》，研究后，质疑和指出不足。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一部小说表现出如此一致的态度，这充分说明我们也许真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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