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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夜话—— 刁民九碗儿爷

愚公夜话 · 2008-05-0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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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九碗儿爷

    九碗儿爷终于死了。县乡两级主管民政、财政的大小领导们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处理完他的后事,结清了他在县医院一万多元的欠款。看得出,他们从心眼里想放一顿鞭炮庆祝这个总是给自己不断惹麻烦的残疾军人的寿终正寝。
      九碗儿爷是我家乡老辈儿,只记得他是腿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飞机炸瘸的一位战斗英雄。九碗儿爷是我在74年离开老家回到市里念小学后人们给起的名。据说当时村里来了批知青,三个白白静静的城市女孩非要住到“战斗英雄家里接受再教育”,搞得村里那些不怀好意的男人们羡慕不已。那时的十七、八的女孩子晚上睡觉穿啥我不知道。可肯定临睡时没封好火,全中煤气昏迷不醒了。九碗儿爷把三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一个个抱到院里搁在地下,就再也不敢冒犯她们的身体了。慌里慌张跑进屋从碗橱里拿出九个大海碗,给每个女孩身上的要害处扣上三个,才去喊村里的女人来善后。九碗儿爷在家乡一带叫得很响的绰号就是这样来的。这个看似好笑的的举动就是到了今天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该结束了,可偏偏有些好事者提出很多疑问:女孩为什么偏在九碗儿爷老婆回娘家时中煤气?还有人说曾看到过九碗儿爷多次晚上偷偷用手电往女知青屋里照过。随着流言绯语的不断,公社开始调查这件事。九碗儿爷的第二个老婆顶不住舆论提出离婚跑回了娘家。九碗儿爷拖着残疾的身子整天接受审查实在照顾不了6岁的儿子,习惯地将孩子绑在大青骡子上让老牲口带着走十几里山路去寻孩儿他娘。说来也真是祸不单行,骡子惊了,路上的老乡怎么追也追不上。九碗儿爷一生中唯一的孩子头朝下被活活地拖死了。那天起,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望着路中央沾着儿子血肉的碎石呆呆地坐了一天,谁劝也不肯回去。第二天一早,九碗儿爷提着拐杖把下令调查他的公社领导办公室的玻璃窗敲了个粉碎,调查稀里糊涂地中止了,九碗儿爷的婚姻也变得无法挽回了。三个女知青在家长们的干预下趁机调回了城。才四十多岁在全市炙手可热的英雄人物从此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疯”老头,并且终生再未娶过女人。也没人再请他做事迹报告了。
     最近两年县乡两级财政基本上成了“吃饭”财政,只讲保工资其它的事统统后推,伤残军人、军烈属的抚恤金总是一拖再拖。就连坚持了几十年的每年一次对革命伤残军人的体检也不声不响地取消了。家乡连年大旱,租九碗儿爷地的农民近五、六年几乎是颗粒无收。老人家孤苦伶仃再没有其它的收入;加上古稀之人一年中总有几个月病倒在床上,欠县医院的医药费也有两万多。听说是肝癌到了晚期,医院总说没大病一直不愿告诉他。身体稍好一点,九碗爷儿就泡在县乡两级政府里要钱。念他是老革命,领导们对他还算可以,或多或少的总给点,有时还派车送他回家。时间一长,觉得此人有些得寸进尺开始躲他,连回家的车票也不给买了。于是人们就经常看到九碗儿爷穿得破破烂烂戴着军功章坐在县政府大门中间拦县里最好的小车。
      有一年,他曾服役的部队来家乡打靶,军地双方领导们想导演一出“尊老秀”,请九碗儿爷在军地座谈会上给晚辈们讲一讲革命传统。九碗儿爷没什么文化,完全照领导们的意思痛哭流涕地大讲了过去的苦难。年轻一辈儿受教育,领导们自然也高兴。可谁也没想到刚宣布散会,九碗儿爷就从破书包里拿出俩个装过化肥的塑编袋,把会议室桌上的糖果、香烟、水果、瓜子席卷一空。搞得军地领导们十分尴尬,年轻人们一边退场一边发笑,这是什么战斗英雄啊?后来我才知道,在县领导的建议下,军队取销了给九碗儿爷盖两间瓦房的初衷。而九碗儿爷带回的那些东西绝大部分也送给了村里的孩子们,一来老人家牙口不行了,二来九碗儿爷对孩子们总有一份特殊的爱。
      98年战胜特大洪水之后,全国上下一派拥军热潮。九碗儿爷也想趁机多要点钱还县医院,再欠下去医院只会开点药打发他回家。县里刚提拔了一位主管民政的副县长,此君本是民办教师。除了写得一手好字别的一无是处,因给刚退下的书记当过几天“生活秘书”,根本就没有把其它干部搁在眼里。上任之初就和新书记打保票,一定要把九碗儿爷这个“刺儿头”给剃了,绝不再给领导们抹黑。俩人终于硬碰硬的在办公室相遇了,副县长并不躲他,给倒了一杯水后就干耗着不说话。到了中午吃饭的时侯才说:
      “九爷,下班了,下午再来吧。”
      “你到底批不批?”
       “早说了,这月工资还没谱呢,回家等我通知吧。”副县长收拾好桌子上的东西,无意 识地往外推了九碗儿爷一下。
      “屁话,多会儿你们有钱通知过我。” 九碗儿爷推开他的手又气乎乎地坐回到沙发上不走。
      “你怎么象——磨盘上的石头又粘又硬的”副县长生气了,差一点说出“又臭又硬”的词来形容“老革命”。
       “今拿不到钱,我这磨盘上的石头听驴的,你到哪儿吃我就到哪儿吃。”
       “你怎么骂人呢?”
       “砰”的一声72岁的九碗儿爷站起来用拐杖敲碎了桌上的玻璃板“你敢说没骂我吗?”
副县长走到门口向外看了看,楼道里早已空无一人,想到这老头啥都做得出来,不由有点底虚。开始试着用好话哄九碗儿爷。正僵持着进来一个二十岁上下气喘嘘嘘的女孩,原来是副县长中午约好要请女儿的大学老师吃饭。客人都到齐了,主人迟迟不到,女孩找来了。听完父女俩的对话,九碗儿爷来了主意。一把扯住女孩的衣袖说:“我们打下的江山交给你们坐着,我连老婆还没有呢。把你闺女嫁给我吧,钱我今儿也不要了,有她赚钱养我就够了”。
     女孩起初还在高声叫骂,可一看平日里趾高气扬父亲对老头一幅哀求的神态,也不由吓得哭喊起来。楼道里很快闻声跑出不少没回家的干部围在了门口看笑话,政府办的几个人进来把门关上帮着讲和,但却没有一个敢从九碗儿爷手里夺人。事情总算以批给九碗儿爷一千块钱了事。从此,县乡俩级头头们一提起九碗儿爷,无不谈虎变色,九碗儿爷的名字前又加上了刁民二字。
      其实村里的乡亲们还是很喜欢九碗儿爷的。有他在,那级的干部来了也不敢胡吃海喝;有他在,上级的一些公益投资村里总能沾不少便宜。听母亲讲,九碗儿爷原本是个很积极很革命、大公无私的人,稍有点文化再懂点政界人情事故现在至少是个当过地市级领导的大人物。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太多的不幸都让他赶上了。
      那年从朝鲜战场上负伤回来,因为战功卓越又失去了大部分劳动能力,部队的意思要给他找个老婆伺侯日常生活,由部队把他养起来。那时战争尚未结束,全国上下到处都在传颂着英雄们的事迹,做为最可爱的人,九碗儿爷走到那里都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很快一位叫田冰的女大学生开始了对九碗儿爷疯狂的追求,经过一番周密的调查,组织上正式批准他们组成家庭。婚后的日子据说还过得去,尤其是九碗儿爷对那位漂亮的城市美妹更是宠爱有加。
      随着身体状况的渐渐恢复,九碗儿爷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原先想象得那么糟。他想回家,想家乡泥土的芬香。1952年冬天,九碗儿爷正式向组织上提出在家乡给他三十亩田、一头牛回家务农。他的第一个妻子坚决不同意。她要九碗儿爷先去读书,然后留在天津请组织上安排一份革命工作,为此夫妻两个吵得很厉害。组织上严厉地批评了田冰的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并明确她“一生的工作就是照顾好英雄的生活”。
       九碗儿爷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市县两级领导隔三差五的总要来看看九碗儿爷,由于整日忙着在大小单位做英雄事迹报告,老婆又从没有做过农活,三十亩水地也大部分由乡亲们代耕了。母亲至今还记得住隔壁的九碗儿爷家门前车水马龙的样子,一帮小孩看到他家大包小包的慰问品都会傻傻地站在那里发呆。而每当这时侯九碗儿爷家里那个漂亮的女人总会分给他们吃一点。但母亲却是常常含着眼泪跑回家,因为我的大舅是和九碗儿爷一起入的朝,至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被美国佬俘虏了,九碗儿爷经常在报告里骂大舅是叛徒,说母亲的全家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并禁止其本家的人和她们来往,他的糖果宁愿扔了也绝不许老婆给我母亲家的人吃。至到现在母亲都坚持认为当时九碗儿爷家的东西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好吃的。
      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开始了,请九碗儿爷做报告的人越来越少了。对骤然下降的生活水准,妻子看着一日三餐、日复一日的盐水煮豆腐常常唉声叹气。她的指甲盖儿开始脱落,有时连大便也拉不出来。由于家里两个都是弱劳力,村里给他们所在的组派了最强的劳力。为此,九碗儿爷逢人就说:“还是共产党领导得好”。
冬闲的时侯,九碗儿爷和村里的几位老党员商量劈山开路,用两年的时间建一条通往县城的沙石路。这期间,他俨然成了村里的爆破指导,几年的抚恤金也用来买了炸药。并且不顾老乡们的反对和妻子病弱的躯体强令她上山参加“铁姑娘大会战”。“不想吃,还是不饿,干点活累了,吃甚甚香。”
      不久,老乡们发现田冰有了身孕行动不方便,劝九碗儿爷放她回家养着。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就得吃苦在前”。
田冰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县里来了个驻村工作组,有个戴眼镜搞宣传的年轻人,村里派田冰去协助其工作。两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很快把村里的气氛搞得活跃起来,到处贴满了标语;高音喇叭歌声嘹亮;宣传队排炼节目的锣鼓通宵达旦;扫盲班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年轻人们象疯了一般整日围着两个“金童玉女”打转。学文化的热潮空前高涨。田冰也象个小兔子似得蹦来蹦去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
      一天晚上,田冰的屋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和求救声,正在巡逻的民兵冲进去将正把她摁在身下欲行不轨的“眼镜儿”抓了个正着。工作组被迫离开后,村子里一下子变得死一般沉寂,就连曾上过省、市报刊的小板报也不得不停了,田冰似乎也变得痴呆起来;孩子们整天吵着要上学;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件事后不久到城里求学的,她至今还记得那个多才多艺当时尚未成家的小伙子的模样;村干部急得团团转却也无能为力;九碗儿爷背着干粮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
几天后,三辆军车满载着砖石木料开进了村子。十几名战士用了一礼拜的时间推倒了九碗儿爷家的老宅,在原址盖起了一所学校。九碗儿爷又用自己从部队带回来的安置费购买了三十套桌凳。青砖灰瓦的教室一露面就很快压倒了地主“郑老六”的原宅。开学那天,三里五村的乡亲们都来看热闹,部队来了位团长,还专门到姥姥家转了一圈。九碗儿爷介绍说他两都是我大舅的战友。据他说,我大舅可能牺牲了,原来的部队正在落实这件事。九碗儿爷专门向我姥姥道了歉,并表示不管部队的手续下不下来,今后都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姥姥一家人。多亏了他两人,要不然姥姥家的人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少不了挨整。
      然而九碗儿爷自费办的免费学校很快就不得不停办了,唯一的教师田冰因难产和她的孩子一起走了。因为和九碗儿爷私奔全家人都坚决反对,她和老家的人从来没有联系过。九碗儿爷找不到娘家的任何人来为她送终,唯一能做得是把她下葬在他挚爱的那三十亩河川地的中央。通往县城的路修通了,九碗儿爷只花了自己几百元抚恤金,其它全部是老乡们的义务劳动。做完这件事,九碗儿爷便辞去了村里的所有职务,一门心思地种地。学校那几间房子,他本人不去住,也不容许任何人更改里边的陈设。两年后,村里的办公用房实在不能用了,经九碗儿爷同意,几个村干部把办公地点迁了进去,一直用到今天。以后的几十年当中,每当提起田冰他总是说:“那是我唯一打过骂过,也是一生唯一对不起的女人。”
      九碗儿爷娶得第二个女人是在文革时期。那时,城里、乡下串联的红卫兵到处请人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很快在全市火了起来,村里人又开始张落着给他找老婆。九碗儿爷吸取了田冰的教训,一出手就找了个三大五粗穷苦人家的姑娘。筹备结婚时,他找到村干部提出要用原来的学校做新房。年轻的村干部们拿出房产证很客气地告诉他,房子是当年部队援建村里的集体财产,九碗儿爷拿着旧房契据理力争。后来县里来的干部给他大讲革命道理,劝其风格高一点,老革命嘛。好在那姑娘也不是单为图他的财,两人就在破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革命化婚礼。县革委和公社及很多英雄的崇拜者都赶来祝贺,使得丢了祖宅的九碗儿爷多少感到了一些满足。
     婚后的六、七年里恐怕是九碗儿爷过得最幸福的日子。那时侯,经过二十几年的建设新中国已经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老百姓们收入虽说不高,但却有着完备的和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农村的条件虽说差一点,但国家象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实行着农产品补贴政策。一但有个头痛脑热、磕磕碰碰的,收费低廉的赤脚医生就会背着药箱到你家里服务;村集体那时也多少有点实力和权力照顾他的生活,只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加上手里每月多少有一些现钱,相对村里大多数人讲他家里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夕阳下,乡亲们经常可以看到九碗儿爷一家人悠闲的身影。我依稀还记得他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九碗儿爷买了一小箱子小人书,孩子们没事总爱跑到他家里去,他儿子也会象他爹那样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介绍书里的人物。看我们玩得开心,九碗儿爷还会讲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美国话、唱两句朝鲜歌。他自己动手做了好多木头的刀枪发给我们,一群孩子舞刀弄枪满村疯跑时,九碗儿爷的第二个老婆总会不放心地一会儿一会儿出去找。
      其实,真正促使九碗儿爷便成现在这幅样子是后来发生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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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九碗儿爷(下) 
儿子死后,九碗儿爷不忍心把孩子孤零零地撇下,想把他和田冰合葬在一起,以便一家三口以后的团圆。公社和大队里的干部们极其严厉地告诉他,河川地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任何人无权去那里埋死人,并建议他把田冰的坟也迁出去。公社主任苦心婆心地告诉他,集体所有制就是归大伙所有,你那三十亩地别人有份,别人原来的地你也有份。九碗儿爷似乎看到了一种美好的未来,把儿子的骨灰盒常年摆在自己的家里的躺柜上。 
八十年代初,开始搞第一轮土地承包,村里把好地和坏地搭配着按人口分配。九碗儿爷只有一口人,河川地分到了九分。他坚持要了田冰坟所在的那一块,他不忍心看着新增的人口没地种。亲人们一个个离开后,他很少和人争吵什么。但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当初保家卫国为的就是土地这分革命胜利的果实,也没人付过钱给他,自己的东西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1991年村里来了两个台湾客人,一个是我大舅,他老人家当初的确被俘了。交换战俘之后,他和另一部分战俘被美国人谴送到了台湾。当局也只把他们当成普通“国军”退伍兵对待。通过个人的努力,老人家不仅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现在还是高雄一所小学的校长。另一个是大地主“郑老六”的二儿子,人称“二土匪”。解放前夕,他丢下新婚不久三乡五里出了名的美人“王大眼儿”跟随国民党军队跑了。土改时期,九碗儿爷亲手崩了作恶多端的“郑老六”,强制“王大眼儿”嫁给了贫苦农民郑富贵做老婆。 
说来也巧,这两个台湾回来年过华甲的老人每人带着个四十上下的小媳妇和一双儿女。每天都有不少乡亲们慕名前来参观这两家“洋人”。两家人也大方得很,凡来的人每人一块时下很流行的电子手表,至亲的晚辈们再另送一个约3克多的金镏子。搞得乡亲们忙来忙去得两家来回跑。只有九碗儿爷一人冷冷清清地坐在家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因为“二土匪”可能要在家乡投资建厂,乡里专门派人通知九碗儿爷呆在家里不要乱窜悠。两位“洋人”很快了解到九碗儿爷过去的一些事,晚上相约一起扣响了九碗儿爷家的破屋门。九碗儿爷感到很尴尬,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两位客人才能既对得起党又不失礼仪。“洋人”们也看出九碗儿爷很不自在,大舅代表全家人感谢几十年来九碗儿爷对其家族的关照,留下100美金就和二土匪一起走了。第二天,二土匪在乡干部的陪同下领着族人上山,拨开乱石岗找到了“郑老六”的坟,当着众人的面烧了两千元人民币,并告诫族人一定要在河川地重修祖坟。 
时隔不久,二土匪要在河川那块近百亩的祖地兴建山货加工厂。乡里觉着有些难办,那是村里最好的地,况且为山里人献出青春和生命的田冰的墓也在那里。再加上九碗儿爷和“二土匪”之间微妙的关系,于是把皮球踢给了县里。县委书记批示: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不惜一切代价促成此事。还专门派了位副书记来给九碗儿爷做思想工作。“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再者说了,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承包的只是使用权。”看着人家拿出自己从未见过的一本本法律条文,也为了彻底改变山里人贫穷落后的面貌,九碗儿爷认了。 
不出十年的功夫,“二土匪”的山货加工厂变成了全市最大的一家。靠着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不享受法定节假日每月只拿三四百元的廉价农村劳动力,靠着没有交养老金、医疗保障等包袱很快挤跨了市内几家同行企业。精明的“二土匪”又把这些国有企业原来老百姓眼里最腐败的管理人员一个个高薪聘了回来,这些人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及原有的销售网络使得“二土匪”的企业更是红得如日中天。由于很快成为利税大乡,乡政府盖起了三层办公小楼,驴吉普也换成了连县委书记都眼红的“大奔驰”;市、县两级不断地给乡里增加收入任务;省、市、县的参观团、检查组一拨接着一拨地来;县里大员们找不上工作或下岗的亲属也一窝蜂安排到了乡政府工作,吃财政饭的从二十几个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位;两任乡领导都提拔到了县里。 
然而,歌舞升平的繁荣终究没能压住一些固有矛盾的存在。一天傍晚,几个女孩因车间丢了东西被厂里扣下,闻讯而来的亲属们被拦在了门外,人越聚越多。大伙推举九碗儿爷带着两位乡亲做代表去和厂方交涉。怎么说得先让娃儿们吃口饭吧,都是本乡本土的。 
一进车间的门,九碗儿爷惊呆了。二十几个十八、九的小姑娘象战俘似地黑压压跪了一地,“二土匪”的儿子郑阳正站在前边冲着女孩们发脾气;“你们这些贱种,找不回东西就一直跪在这里。明天起谁也不用来上班了。”两个从市里高薪聘来的女工长正狐假虎威地按名单叫着女孩进小屋搜身。两个保安规规矩矩地站在郑阳身后冷竣地注视这一切。九碗儿爷还没有缓过神来,偏巧“王大眼”的小孙女儿郑富枝一边哭一边系着衣服从里边走出来。这个小姑娘和她奶奶一样也是个百里挑一的俊闺女,因家里穷,念书时本来想找一个希望工程的名额,可苦等了三年,指标全都给了村干部和教师的孩子。到了四年级时,实在念不下去了,是九碗儿爷把她供到了初中毕业,祖孙两代人处得象亲生的一样。 
此时看到九碗儿爷,孩子象是突然间见到了救星,叫了声“九爷”扑到他怀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郑阳看到有人来搅局,蛮横地抓住郑富枝的衣服把孩子扔回女孩堆里。 
“你是谁呀?谁让你进来的?保------” 
话没说完,九碗儿爷的手杖已经重重地砸在了郑阳头上,血顺着他的指缝流了下来。车间里立刻象炸了窝般乱起来。两个保安把九碗儿爷摁倒在地上恶狠狠地踢着。 
几个小时后,郑阳也尾随着九碗儿爷进了县医院。好在两人都只是受了皮外伤。县联合调查组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取证,结论是:女工们没有和资方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资方可以单方面修改或中止劳资关系,至于搜身和罚跪的事,连郑富枝在内的女工都不承认曾经发生过;保安在厂区内依法享有治安权;九碗儿爷系恶意殴打外商本应严惩不怠,但念其年老体弱又有战功免于处罚。此结论一公布舆论哗然,嗅觉灵敏的省、市媒体记者纷纷下乡跟踪调查。为遮人耳目,在县、乡两级的调停下厂里成立了工会组织。经过民主选举,一致推举已做了郑阳二奶的郑富枝当上了工会主席。 
接受完最后一次调停已近乡政府下午下班的时侯,九碗儿爷瘸着条腿一拐一拐地往回走。走出不到四里路时他想停下来抽口烟歇歇,坐在山体凹进去的石窟内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乡里的大奔驰从他身边驶过,上面坐着县里来宣布调停结果的领导和乡里的大小头目,后面紧跟着郑阳的宝马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停在了不远处乡长老婆开的酒楼门前。 
九碗儿爷从怀里掏出一包方便面啃着,却想起了小时侯为要半个窝头在郑老六家门口被欺辱的情景,眼泪不由夺眶而出。他强制自己把头扭向了路对面公路下郑阳那一片白色的厂区,想想革命了几十年,自己和郑老六一家的势力、社会地位好象是又回到了起始阶段。看那片地他就想起了死去的两位亲人,九碗儿爷把目光停在了眼前这条自己当年亲手开凿出来的也是夺去儿子生命的山路上来。今非惜比,现在的路比过去宽出两米多还铺了柏油,当初县里的意思是要另修一条高标准的公路。郑阳坚持要在原有的公路上改扩建,他请专家来给领导们算了一笔细帐,说是这样可节省一半多的投资。工程完工后一算帐总共花了860万元,把领导们吓了一跳。好在有郑阳捐的260万和省里500万专款。九碗儿爷想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人开新路就能看重旧路的价值而事半功倍?我们自己的建设总是热衷于轰轰烈烈地推倒旧房,拆下来砖石、木料被洗劫一空,变成了先富起来人的私产。我们却还在因为确定不下新房的图纸而事倍功半? 
金色的夕阳静静地泻在靠着山壁的九碗儿爷紧闭双眼的脸上。路上回家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毛驴的阴影一个个象走马灯似得从老人家的身上踏过。九碗儿爷的拐杖悄悄地从他身上滑落,“噗咚”一声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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