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梦中对话
蒋九贞
我和他约会在一座小桥。他在桥的那边，我在桥的这边。桥这边阳光灿烂，而桥那边漆黑一片，除了他站的地方还有点儿昏暗的光线外，其余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是谁？他是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他依稀非常年轻，但却依着一棵秃头树干，身体虚弱到纸一样飘忽，还可以看见他的脸色苍白。他很有才华，如果上帝允许他长寿的话，他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家，说不定就是诺奖的得主。他生于1870年，1903年在一次手术后去世。他的代表作是“小麦史诗”三部曲之一的《鱆鱼》（1901）。他的文学论文集《小说家的责任及其他》影响很大。他好像拿着一本小册子向我挥舞，那小册子就是《小说家的责任》。
我在桥这边跟他对话。我们谈了很久，彼此都十分兴奋。我们的声音是通过设在小桥上方的传声筒传到对方耳朵里的。
我还没来得及劝他保重，祝他晚安，突然一声惊雷，他便乘着闪电疾速而去。我呆然了，其后不得不回到我的住所。
根据记忆，我补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面对上帝的公正，我的纪录是绝对忠实于当时的真实的，尽管我后来清楚地知道那只是一场梦，一次梦中对话。但是，栩栩如生的场面和真真切切的声音至今记忆犹新，其中的话语丝毫不差。我的朋友，但愿我和你共同分享这真理的膏脂。
特别说明：我曾经研读过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家的责任》，我发现他在梦中和我的对话有很大一部分是其中的内容。我不得不请浏览这个对话的朋友不要对我指责涉嫌抄袭云云。否则，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谢谢！
我：您好，很高兴和您认识，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真是三生有幸。
弗兰克•诺里斯（下称“诺”）：不，不要客气。我也很高兴，和伟大中国的同行切磋，那是非常ok的。你们的国家了不起，你们有数千年的文明，我的理论就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你们的“文以载道”，你们的“思无邪”，你们的“人本”思想，啊，多么了不起！你们的哲学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你们的老子，你们的墨子，还有孔子，包括王阳明，那是无法超越的大山，俄林波斯山。你们的诗歌也很了不起，屈原的爱国，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写实，李贺的自由，西方谁都比不上。都说小说是欧洲的专利，其实那是偏见，中国的小说无论从时间的悠久还是数量质量，欧洲都是学生。
我：谢谢您多中国文明的肯定！我想和您讨论一下关于小说家的责任问题……
诺：这个，哦，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无论谁都无法绕过去的。
我：是的，您曾经对此有过论述，而且深刻之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承认作家的责任了，他们说写小说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人能够干涉。
诺：没有人能够干涉，不错。但是，良心会干涉的，最终人民也要干涉。我却与此相反，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有成就的小说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感觉到自己作品本身及其性质的局限。他应该比其他任何人发表意见更谨慎，应该比其他任何人更顾及他所面向的读者，应该比其他任何人（在较大的程度上，比传教士和报纸编辑）都更注意在内心发挥“公众的感情”，留心自己所写的每一句话，仔细推敲自己的每种想法，用最严格的尺度校准自己的每种意见的根据。简言之，作家应该认清自己的责任。要知道，小说是表现当代生活的强大手段。……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无论在哪一种艺术中，时代生活从来也没有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现；二十二世纪的评论家们，在回顾我们的世纪时，在力图恢复我们的文明面貌时，为了发现我们的精神实质，他们……将注意小说家的创作。
我：但是，尊敬的诺里斯先生，好像现在许多小说家所写的东西已不能反映时代，它们只是“伪生活”，二十二世纪的人已不大可能知道我们的真相了。也就是说，许多作家的小说只供消闲用，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了。
诺：不，请你相信，判断的尺度掌握在人民手里。真的，如果小说只是消闲的手段，只能帮助人消磨无聊的夜晚，或冲淡铁路旅行的寂寞，而不更多，那么，看小说的风气就一天也难以维持下去。会的，一定会的，人民厌烦无聊的东西。
我：有人呼吁小说回到小说本身，反对小说的功利作用，特别反对小说的政治功利作用。
诺：无知！生活是什么？难道只是吃饭、劳作、做爱、入眠？从古至今，每个人都脱离不了政治，不是这个政治，就是那个政治，说不要政治的人，就是在玩政治。阳光和黑暗轮流光临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的人，谁都躲不开。
我：您说过“小说是工具”的话，你能说得更详尽一些吗？
诺：小说，是工具、是车床、是武器、是发动机。它就是不知怎地落在人类手中的那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类变得文明，有别于野蛮人，因为人类在小说上获得的是不朽的、永恒的表现能力。小说，做为人类手中的工具，它的意义就是这样。现在，由于小说的能力无限，因之学会以精湛的方式使用这个工具的人们，便来从事这一行业。他们希望自己的劳作成果，将与所付出的努力相符。手挽奥德赛之弓的无名弓手，应该会将箭远射并命中目标，——这也是人民对他的要求。如果他没有远射并命中的本领，他就无须乎模那弓。人们注意他，是因为他手中有着厉害的武器。但他自己在举弓之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射手。
我：我注意到，您刚才仿佛说过，判断的尺度在人民手里，人民享有评判权。
诺：对的。我们时代的作家，以为人民没有知识，予以嘲弄，实则自己无知，殊不知历史市人民书写的，现在用行动书写，将来用文字书写。为了正当评论艺术而嘲笑人民及其无能并不困难。可是无须争辩的是，现在人民根本不能理解的艺术，对于下一代人而言，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也绝不能保存其价值。全面观察并看清它的本质时，必须承认，最终评判之权属于人民。人民是艺术家嘲笑的对象，是他轻蔑辱骂和漫画化的对象；但最终，在最主要的方面，人民却是真理的真正的探求者。……而人民却在小说人物身上，从其生活最深处的表现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虔诚的信徒呼唤耶稣第二次降临，就是为了评判，耶稣再来时是要审判一切人的，活着的任何死去的人，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我想我们谁也不想在硫磺火里受煎熬。
我：实际上，作家写出了作品，它的好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有的作家不负责任的做法，也许会被吹捧或自吹为什么什么，但是，老百姓实际上并不买账。
诺：在这种情况下，要那些由于他们有写作才能而能控制千百万人心灵内部活动的人——他们的作品被那样无限认真的阅读——要那些有这种支配力的人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就非常必要。难道最主要的不是要这些作家努力向善？难道最最本质的，不是要人民从作家嘴里听到的是真理而不是谎言？如果小说不是当代生活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如果它不是当代文明的最完美表现，如果它的影响没有超过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一切牧师的讲坛和一切报纸的影响，那么小说内容必须符合真理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您是非常讲究社会功利的作家，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您所强调的作家要努力向善，应该是很重要的观点。能不能这样说，作家所描写的，要有利于人们积极的生存下去而不是相反，要有利于反映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正确方向而不是偏离，要有利于读者在辛勤劳作之余得到精神享受与美好的熏陶而不是污染。
诺：有这意思，你说得对。然而，人民还是期待作家教他们超越自己的经验范围去理解生活。所以，作家首先更应该比其他人对生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可是，现在充斥图书市场的，许多有成就的作家的书，尽是些不能使人满意和放心的书。
诺：很难理解，某些已经取得成就的作家——那些神祗把奥德赛之弓交给他们的被选中的作家，怎能如此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业？……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测定这类读物的恶劣影响可能引起的危害。
我：它的恶劣影响将逐渐显露，有时候可能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远，甚至在下一代才开始显露。
诺：这就是小说的影响力，好的影响力和坏的影响力。……也不乏这样的小说家，他们写书只是为了钱。我不认为，我的指责会被说成没有根据。我也不认为，因为缺少事例这一指责很快就能使人信以为真。如果作家写的是真话，金钱本身也没有意义。那些“每次都是衣袋怂恿使之委身于文学的”绅士们已经发现，现在人们分不清真假，甚至比较起来倒是更喜欢假话。“哈，太好啦，——那些绅士们说，——既然他们要的是假话，会有的。”于是他们便开始对人民说假话，以换取售书所得的利润提成。令人吃惊的是，你、我、我们大家都未看出这里有什么可耻，因为我们暂时还未意识到作家负有责任。我们痛骂报纸编辑在社论中出卖信息，我们也斥责教会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但是，假若小说家营私舞弊，这个人的影响可就比报纸和教会大得多。……这样下去可不行。应该大声抗议。人民有权要求真实，正像有权生活、有权得到自由、有权为自己的幸福斗争一样。用虚假的生活概念、虚假的人物、虚假的感情、虚假的道德观念、虚假的历史、虚假的哲学、虚假的感受、虚假的英雄事迹、虚假的自我牺牲思想，用信仰、义务、行为准则和风度标准的虚假观点去欺骗和愚弄人们，这不能认为是合理。
我：这是一个症结。根据我的研究，所有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背离了那个时代，或者对上一个时代不能正确对待，同时对他的时代认识片面。不仅如此，即使对一如既往的人生，也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很大的偏差。这里边有认识问题，哲学问题，也有足踏何处的问题，即立场问题，代表什么人的问题。
诺：我只说小说家的责任。作家，不应该像农村集市上机灵的魔术师那样，只想从观众身上捞取富裕钱，而应该严肃、斟酌、认识自己的可能和限度，并以极其正直的精神对待自己的任务。正直的精神，也是使作家具有才能的神赋予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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