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嚎叫”/西海岸
我们正处在世界生产、生活链条的最下端。我们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换来的是极少数人的富裕;而且是被西方国家更残忍的“生产链”似的反掠夺。就如经济学上的你创造从而得到1他却拿走了8,只因为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及定价权。这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已经对不起现代人了,如果我们不痛加改造,我们势必对不起子孙,——我们已经对不起子孙了。
西方世界不断地在“改造”资本主义。而我们的某些精英们却在为资本主义的诸如“唯利是图”高唱赞歌,其响亮的口号就是“一部分人的先富裕带动全体国民的富裕、一切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资本”渗透到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官商勾结、黑道、白道、红道借着资本的“伟力”相互交融,男人欺行霸市、妇女卖淫等丑恶现象逐渐被认为是谋生的手段、是“本事”而为社会所宽容所接受。相反,最为“社会”所不耻所鄙视的是身无分文的穷人,他们中有我见到过的穷困潦倒的诗人、憨厚敦朴的农民、下岗工人、城市失业者及大量待业半待业青年。这些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最底层亦是最广大的民众,——他们能够指望被大发慈悲的资本牵引着走向“共同”富裕吗?不要忘记马克思说过的话: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的,就是为了高额利润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的冒险。
我忧虑的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仅以金钱来取舍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此“标准”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离危机也就不远了。如是倘不加以改变的民族还能有多大的希望呢?
记得美国发生过一件“小事”。一位妇女在商场为她饥肠辘辘的儿子偷面包时被抓住,老板将她移送给了警方。洲法院的大法官是这样判决的:这位妇女偷盗,该罚款1美元。商店老板无视该妇女的基本生存权及人权,罚款100美元。包括我在内的美国政府及全体国民令她和她的儿子因饥寒而产生偷盗行为,这不单是我们道义上的耻辱——为此,我们,美国政府及全体国民,每人罚款1美元。
我记不得这是美国那一年发生的事了。不过,那“全体”罚款1美元的正义之声却时时在我的耳边回荡。
天下苍生,皆父母所生养,皆有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我固执地认为:哪怕一个人饿毙于这同样生养我们的大地,——亦是我们人类的耻辱。
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为自己带路的11岁女孩,而且口出狂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在看到林某人这样的话后我已经无力再说出多少话来。我只是心情沉重地打下了这样一行字:“大家说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说说!”
我写了《不要强奸我》,对应了交通部某官员猥亵女童的“勇气”,只是我的“人物形象”是16岁,——天啊我没有勇气将她“编排”到11岁!
我写了《九颗头》,对应的例子俯首皆是,不用我以所谓“诗人般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天啊,但愿我的作品只是“典型”、只是“个例”,只是夸张!
顺便说一下,不要给我戴“悲天悯人”的大帽子,即使有,——那也不是天生的!
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这是民间的俗语。我不知道,善良的中国百姓,他们忍受了地震的天灾,忍受了三聚氰胺的肆虐,——他们还要忍受多少这样的老鼠屎?
共产党不知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20多年打下来的江山,如今已经令我震骇地出现了这样一个词:“底线。”
什么是“底线”?我就敢于告诉某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老爷们:为了先烈们的英魂,为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生于斯长于斯为之泣血高歌为之奋斗的祖国——拍拍你们的良心吧!
底线,就是封建王朝官逼民反的末日!
我不是党员,也不知道迄今为止在册的共产党员有多少,但是,一介布衣尚且忧虑至此,我就不信,大概有数千万的党员们,你们就真的不为本党的日益腐败(或称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就真的睡得安稳?
倘是个昏睡的民族,倘若民族的精英亦麻木亦昏睡不醒,——那就别谈希望!
人类所谓的“饥饿”:从最初的以食物饥饿为主要表象到食物与精神的双重饥饿,递次演变到以精神饥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大约经历了不到一万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与饥饿顽强斗争的历史。
人类对精神饥渴的研究,亦有数千年的历史,亦刚刚开始。
之所以谈到“精神饥渴”,不单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现象:如物质至上、“欲望”横流、文化萎靡,科研急功近利等等;大言之,整个社会的价值中心、价值取向被异化;所谓一个国民精神被资本所侵蚀、所污染、所埋葬;所谓国民共旅精神沙漠的时代。
探讨此“饥饿”,是想找到原因。连原因都不明、都不敢于深究,也就谈不上对症下药,更谈不上疗救。
如果说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在春秋战国,是不是可以说是秦始皇将中国害了?此论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似乎早就有学者愤懑地指出过。
秦始皇的暴政给了历代统治者以教训,更给了他们隐秘效法的快感。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孔子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被太宗皇帝拿来告诫他的子孙,可是,始皇帝的“制度”传袭了下来,其本质岂是几句话能够撼动?于是我们看到民心与“君王”的总是相背离,看到文化的多元化时常被扼杀,看到新思想新技术的难以被重视甚至被践踏。铁木真以区区十万之众问鼎中原,难道是汉文化因残酷的“大一统”反而凋敝最早的朕兆?此“大一统”的文化残喘到晚清以“八股文风”完成了它最后的回光返照。
可叹的是,这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极言之“帝王”思想并没有随着末代皇帝的丧钟而深掩于历史的陈沙。从苏联的斯大林到后来的波烈日列夫,再到为他们统统敲响丧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我总在想: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有缺陷还是上述制度导致的文化思潮,文化思想出了问题?这与政治有关,但却又不是政治。一个民族最终决定他地位的是文化,这从文艺复兴催生出了几个很快就领先于全世界的国家,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都能找到答案。日本、大英帝国都是迄今仍保存着“君王”象征意义的国家,我不是说他们好,而是想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某个名称或某个管理国家的方式,而是其时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民族的思想,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这个民族全民参与国家主体政治、文化建设的意识。也许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仅从国民参政、全民当家做主这一点来说,建国初期甚至可以沿续到“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做的是最好的,这让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羡慕。与之对应的是:清廉的政府,一腔热血建设祖国的民众,人民大众抖擞如高唱国歌般的昂扬精神。那是一个与现代恰恰相反:鄙视个人主义与金钱的罪恶,充满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主流思想及文化的先进抑或落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全民智慧的凝聚力,也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她的生命力。生死存亡。
农民永远都是那么善良、质朴甚至天真。他们背负生活沉重的镣铐依然不屈地挣扎,他们怀揣天大的委屈每每倾诉投诉无门,他们浪迹在自己祖国广袤的天涯却找不到一处栖身的小屋甚至一口饭吃。他们的孩子识个字要走十几里的路要翻山越岭;他们的孩子被黑心建筑商造的危房所埋葬却被御用文人拿为“做秀”的资本,——伪作家伪诗人让他们的孩子在其讴歌的冰冷的天堂安息他们也就只能安息;他们的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喝着黑心资本制做的毒奶饮着烂肝资本弄臭的腐水,——伪作家伪诗人看不到;他们中男的在黑煤窑黑矿井玩命女的甚至被逼良为娼,——伪作家伪诗人看不到;他们的孩子未成年即被饥寒交迫逼走他乡即如牛马一般地被黑心资本所驱使、压榨、、凌辱,——伪作家、伪诗人看不到。
这是我在《时光的记忆》中留下的一段话,也是我想呼吁的:我们主流的声音到底应该是什么?是粉饰太平为贪官污吏撑腰壮胆还是敲响他们的丧钟?是萎靡苟安还是唤醒全体国民的生存忧患意识?是呼吁正义、良知与民主自由还是如广告词一般为罪恶的资本所包装?
病体已现,不要等到膏肓而无法疗治,不要等到“底线”的来临,更不要等到丧钟的自然敲响。
“亿万农奴获解放,人们当家做主。”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伟大的思想。这一伟大的思想曾如摧枯拉朽般地无情地摧毁了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民众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昂扬的斗志、最可贵的献身精神参与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与复兴中来。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他们千百年来第一次获得了身心的彻底解放。臧克家有一首描写三代农民皆在泥土里打滚的诗作,迄今读来仍然令人心酸不已。是共产党砸碎了旧锁链,使亿万人民世世代代被欺辱、被压榨的不公正世道被改变,使普天下劳苦大众真正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这一改变焕发出的力量惊天动地,用“雄鸡一唱天下白,换了人间”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靠着这一力量,小米加步枪的工农子弟兵打败了用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靠着这一力量,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么?不是。如今西方的“资本主义”只是借用甚至“改造”了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无论东欧还是西欧,泛大西洋、太平洋岛屿的美国,亚洲的日本:民众以最广泛的可能及需要参与政治;国家必须以民为本而绝不是以官僚或大资本家为本;国家要以政权的力量适当均分财富以保证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在言论上,要确保民众自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诉诸形式,且以打击邪恶、强权、霸道,以伸张正义、呼唤良知为主流的声音。这些,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艾伦*金斯堡写过一首长诗《嚎叫》,其中某些语言如描写同性恋的情节低俗下流,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所谓的“名人”而被搬上银幕。他与政府“抗争”了半辈子,他的不少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人通病”的写照,但这同样的也并没有影响公众对是非观念的判别。说实话,我真是羡慕美国文化的包容,羡慕美国民众视之为“命根子”的所谓“自由”。
而这些,本来是我们建国初期一口气早就绝大部分都做到了的。是为西方世界歆羡不已也是我们那个时代抵御洋人欺辱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祖国最大的财富。想想那个困难的岁月,没有我们中华民族焕发出的极大的凝聚力,为几乎全世界所封锁的新中国真是难以想象能够屹立不倒,且用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做了西方人百年时间才能做到的事。靠得是什么?靠得就是人民发自内心焕发出来的热情与力量。此种力量曾被诗意盎然的毛泽东豪迈地称之为“人定胜天。”这里的“人”指的是什么?当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
不幸的是,这些“宝中之宝”,这些“以民为本”的最根本的思想精髓,却为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所抛弃。在所谓“一切以发展生产力为纲、为主导、为一切工作重中之重”思想的指导下,在“让少数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下,“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民为本”这一时间上溯至千年、空间放之于四海而为历史所沉淀出的最基本的先进思想被野蛮践踏。其结果:是贪官污吏的愈来愈因了“强大”而肆无忌惮,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是资本企图“买断政府”的猖獗;是洋鬼子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是他们以各种手段与国内买办沆瀣一气,妄图对我们国家的颠覆;是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政府愈来愈失望的悲哀;是权欲、物欲、金钱欲甚至占有欲的横加泛滥;是道义、良知、精神的迷失——大言之,是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
所谓千里江堤毁于蚁穴、毁于一旦;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忧患已现而不觉醒不自知,而麻木不仁而企图以最后之欺骗予以掩盖。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天。
中国不缺有良知的的人,不缺清醒的人,亦不缺敢于讲真话为民挺身而出的人,——缺少的是什么?难道是少数人的太“强大”?还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已经沦落到多数人只企望着苟安亦或想着盼着向着的目标只是——向着千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少数人”急进?
我们看到了少数精英们是如何利用特权、以及权利与资本的杂交聚敛财富,也看到了他们中有的人卷着民脂民膏仓皇外逃,——难道他们是因了惮惧而意识到了他们丧钟的即将敲响?
一个令人忧虑的例子是:如今的青少年自小羡慕的不是如荆轲似的为国为民请命的英雄(他甚至被世人称之为“傻子”、“愚夫”),不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华大师、技师或者医术高明救人于危亡的医师。而是什么?是唱唱靡靡之音就能赚到大钱钱的的歌星,是玩玩电脑就能发大财的比尔*盖茨,是国家倾全力奖励的体育明星,是在影视上说说下流黄色段子也能大捞一把的小品相声演员。一句话,是最能赚钱最容易赚钱也最不需要吃苦赚钱的人。我10岁的儿子说他只要玩好电脑就OK了,OK的理由就是老师说的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成为比尔*盖茨。在中国这个以“分数”(金钱的另一种形式?)至上的现世,老师如此教子,我自是悲哀。据我所知,美国人最尊敬的倒不是比尔*盖茨先生,早先的是将他们的生活描写得一团糟的托马斯*艾略特;背叛苏联政府同样对美国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亦广受到人们的尊敬。
拿我个人而言,我最仰慕的是职业道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我却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更“高一级”的称谓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畏。我们的诗人、作家们有的作品写得并不怎么样,人格魅力我们也没有见到,他们就已经可以将自己封为“大师”、“诗仙诗神诗圣”之类的了。他们也有机会写些阿谀之词买得资本、官僚的欢心。所以他们也能够得到某些爱好文艺也许是更祈望得到他们的栽培从而扬名天下的少女们的欢心。这真是个滑稽的讽刺,哭笑不得的笑话。
少女们追逐更多的当然是影、视、歌三坛明星。我可不是悲叹我天生就做不了那“三坛星”,从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女子们的追逐哈!李敖先生认为这与我们的文化宣传,所谓的“精英文化”有关。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他接下来的一句话也许更加不幸言中了我的某些忧郁。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我同样照搬过来,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悲哉!我中华!我给不出答案。
“平等与效率”,这一经济学上的术语曾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被广泛采用,是用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理论根据。如今,被我们的经济学教授,政治、文化、社会精英们“拿来”奉为圭臬,且不遗余力地广泛加以宣传。它的核心思想是:平等与效率是相斥的又是有一定联系的;过度地强调平等势必会打击人们奋发进取的积极性,助长“懒汉思想”从而使社会丧失活力,一句话:“过度的平等将丧失效率。”
这一思想也是使“共产主义”似乎成为遥遥不可及之“乌托邦”的最现实的理论根据。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就这一问题,就“平等与效率”、市场经济及马克思主义展开较深入的探讨。其间,还会涉及一些国家、民族及展望世界之未来的思考。
11月初
(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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