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
【左岸特稿】
白浩
内容提要：底层文学书写空间中，表现为多种精神元素的暧昧和含混，其中存在着消费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新左翼文学的三大流向。底层文学书写呈现出含混的庞杂和徘徊局面，而引发的学界讨论则由开始的依附性批评转化为学界的独立探索，发展为对新世纪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全面检讨和探索，指向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展现出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伦理之魂的重铸行动。
关键词： 底层文学 检讨 铸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书写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一系列的相关论争，这种论争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底层文学书写呈现出多种精神元素的混杂和暧昧性，另一方面是评论者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引用理论资源的多元性，这些立场与资源本就一直隐在，而底层文学的出现和讨论的日益扩大，如同一道全员紧急动员令，多种力量均感到了发言的紧迫感和挑战、应战的兴奋感。何以底层文学成为新世纪文学界、文化界的一大敏感点呢？底层文学的书写究竟包含着那些先锋因素和含混因素呢？底层文学的讨论是使新世纪文学与文化格局的走向更加含混还是更加明晰呢？随着仍在进行中的底层文学书写与讨论，局势正在变得清晰起来。
一
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何以底层文学具有如此强度的敏感性和动员能力呢？这首先源于现实存在的巨大裂变。与其说是文学主动发现了这现实，不如说是这巨大裂变中的现实强行进入了自足的文学之中，在此之前，它已进入了影视、进入了纪实文学、进入了社会学。
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现实世界巨变的认识，其实文学界的反应已经足够迟钝，至少，在对社会新变的敏锐性、探讨的理论勇气和认识深度上，社会学界的探讨已经大为领先了。有人批评，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路径是将文学重新拉入社会学的材料意义上，[2]然而，看着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我们便会惭愧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是何等含混、片面，而即便是其中的道德立场也是何其的软弱和暧昧。如果说底层文学的创作冲动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性触发，那么对底层文学学界讨论的理性认识基础可能更多是来源于社会学界的提示。
社会学认为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结构转型，阶层分化成为现实。陆学艺、李培林等早在九十年代初即指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3]李培林认为，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两只手（有形的手国家干预，无形的手市场调节）之外，还有第三只手：“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4]有形的手国家干预背后是权力，无形的手市场背后是资本，然而有人说，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权力的滥用和失规范化，变为有形的脚踩着了无形的手，这一方面是私有化浪潮中腐败的出现使权力资源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是权力与资本的结盟，这种失范化的后果官式的说法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民间的说法是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而学术化的说法则是陆学艺等人称谓的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孙立平称谓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近年来社会学界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便是对于社会分层的重视，并引入了阶层这个名词。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主题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阶层而这构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5]而朱光磊等早在1994年出版的《大分化 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此后分别在1997年、2007年再版，[6]“社会分层”逐步成为社会学界的主流看法，并出现系列相关论著。[7]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形成四种主要看法：断裂化（孙立平），中产化（陆学艺等），结构化（李路路），碎片化（李强、李培林等）。[8]陆学艺等人认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椭圆形”，即以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之相反，孙立平等人则认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形成了“断裂社会”。[9]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为0.458，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十五年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10]外国人也震惊于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变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贫富悬殊社会现象背后是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和基础。[11]由贫富分化到阶层的结构化形成，再到阶层的再生产，产生出严重的对社会公平、正义、民生的关注必要性，孙立平认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是未有失败者前先造就成功者，而九十年代的改革则是失败者开始显现的时代。严重的社会分化与结构断裂导致改革共识的消失，产生出对改革合法性的质疑，在社会制度上社会权力失衡的后果便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衡乃至失效。对此，他指出，相对于和谐社会理想来说，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严重的失衡就是断裂。[12]
在此现实生活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在民间和网络上成为调侃和讥刺的对象，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理论资源获得了本土的最新土壤。韦伯的社会阶层分析，法兰克福派、新马克思主义等几乎照搬过来就用得上，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温成为新左翼文化对当今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思想也成为一些新左派的旗帜，甚至包括对邓小平等人对社会公平的论述、对改革成功与否判断标准的重提，也成为其重要论据。在九十年代思想界曾产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但当时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新左派获得认同度并不高，十年后刘郎重来，正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现实的巨大裂变成为新左派重获重视的主要推手。考虑到这样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背景，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便一点也不突兀了。现实生活为底层文学提供最大的生活资源，也为其中的新左翼文学精神提供着精神之魂的铸炼。
二
与现实的巨大裂变和社会学界探讨的深度相比，文学界的底层文学书写则表现出迟钝性和被动性，甚至是滞后性，与其说是文学界对现实的主动发言，不如说是受巨大现实存在的推拉拽行。这种文学的尴尬，反应在底层文学书写空间中，便是多种精神元素的暧昧和含混。而这种暧昧和含混又引起了一些评论人士的严辞批评，大致而言，底层文学的书写中存在着消费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新左翼文学三大流向。
在九十年代，市场商业体制的确立使文学界也受到极大冲击，一大重要体现就是大众市民话语权的崛起，成为与精英话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并列的三元之一，商业消费性写作重新繁荣起来，迎合市场的通俗文学大行其道，读者的身份由以前被教育和启蒙的对象一变而为创要去迎合的消费对象，这种倾向也被批评为文学的媚俗化、消费化、快餐化。但一方面随着精英知识分子在精神立场上对批判性、抗议性的放弃，对个人坚守立场的退守，另一方面是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在技法上的相互借鉴和融合，通俗文学和雅文学的界限已难截然划分。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学精神资源的借用、严肃文学对通俗文学写作模式的借用均使底层文学的书写中出现了消费主义的流向。
消费主义流向指向市场运作规则，它要迎合和刺激消费的欲望，使其获得消费的满足感。这使底层文学书写中出现了内容上的生活奇观化、主题上的欲望化、情节设置上的偶遇化模式。内容上的奇观化主要体现为对猎奇感的追求，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独特生活经验的挖掘，如荒山野岭、矿山矿难、民工生涯、国企破产、逼良为娼、风月生涯等边远场所边缘人生成为通行的表现场域；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些场域中发生事情的夸张化，具体表现为对苦难的猎奇和夸张转化为残酷和悲惨比赛，对此邵燕君称之为“苦难叙事转化为残酷叙事”。[13]主题上的欲望化则是对边缘人生的叙述中指向于极端化的金钱饥渴和情欲体验，如洪治纲所说的“在那里，‘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指责说这是“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他说这些带给他的“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这正是消费文学阅读的典型体验，而洪治纲以精神贵族化的立场称这是要令他“直犯心绞痛”的“苦难焦虑症”。[14]不只是“女底层”的皮肉生涯，在“男女底层”之间，一些作品也津津乐道于其生活的性饥渴与性乱，通奸、乱伦也时时涌现出来。正因为内容上的生活奇观化，主题上的欲望化，使创作的内在逻辑面临生活真实逻辑的挑战，因此，在情节设置上，便往往采用奇遇化引入偶然性逻辑，于是往往出现了主人公的“倒霉蛋”模式，就是所有的倒霉事、坏事的可能性都叫他一个人给碰上了，艳遇、恶棍搅局也都在这偶然性逻辑中自然获得了暂时合法性。这种通俗文学的偶然性逻辑消解了对生活必然性、苦难必然性的严肃质问。
如果说底层文学中消费主义流向的奇观化、欲望化、偶然性逻辑主要指向对市场的迎合，那么，另一种趋势泛道德主义流向则指向于对权力和市场的双重迎合，也即是说，存在两种泛道德主义。一是通俗文学模式，一是主流意识形态模式。它们有共同的体现，表现为生活个案化、主题个人奋斗化、社会主题转化为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又呈现为道德二元对立和道德拯救模式。生活个案化，即苦难不具有必然性，而是某个个体的个别经验，因此，本当为严肃的社会主题的追问便转化为个人的道德主题。而这道德主题一般又呈现为道德二元对立模式和道德拯救模式。道德二元对立即绝对的善恶对立，悲剧被简化为坏蛋、恶棍作恶所致，贪官、污吏、奸商、地痞、流氓、黑心矿主、工厂主、打手、监工等构成了道德上的恶人系列，而恶人迫害、折磨善人，古已有之，岂足怪哉？苦难被简化为“太阳底下无新事”式的善恶对立模式。这苦难的起源在于道德的恶人，而这苦难的解决模式则乞灵于道德拯救模式，或者是底层之间的相濡以沫模式，或者是救风尘式的善人、平冤昭雪的清官拯救模式，亦或者是底层的个人奋斗模式，总之，被前面惊怵化的苦难叙事所拨剌的神经重归于道德自足的安稳和满足之中。
无论消费主义还是泛道德主义，在对于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征用同时，均具有对于严肃主题的消解化效果。这也正是一些批评者警惕地称为的“消费底层”、“消费苦难”的危险。用生活的奇观化、个案化、偶遇化消解了悲剧的必然性，用道德的善恶二元对立消解了社会悲剧的复杂成因，个人奋斗、道德拯救掩盖了对于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出路探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消费主义是对于现实主义题材、人道主义话语的利用，而泛道德主义则是对于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招安，取消其反抗性的锋芒，使之重归于既有秩序的轨道之中，这样的底层叙事变成为一种伪人道主义、伪现实主义。正因为这种消解效应下，苦难的尖锐抗议便蜕变为叙述上具情绪宣泄功能的牢骚化、贫嘴化，题材意义上具展览和装点意义的盆景化，尽管有各种极度的扭曲变形，可其意义在于成为惊叹和消费的对象，同样的苦难书写，热血的抗议文学、批判文学被变为主流的减压文学、消气文学，变为冷漠、冷血的文学，变为无所行动的道德自慰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惯性中，改革代价论、发展神话、苦难－进步神话、苦难－拯救神话使之纳入到主流话语模式中，构成和谐社会论系统中的招安者，并发挥着教化、宣教的功能。
与以上两种流向的显著区别在于，新左翼文学则指向于主题上的抗议性和批判性，其情感状态指向于严肃的质问和控诉，其现实效果是强烈的现实参与的行动性。由此，其苦难描写不寄身于个案化和偶然性，而是表现苦难的常态化，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化。如曹征路的《那儿》、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分别揭示出城里国企破产、工人下岗，农村破败、农民工流浪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普遍性，主人公们的悲剧不过是普通而又平实的群体中的一分子而已，他们的苦难并无特出之处，在群体命运逻辑中甚至接近于“无事的悲剧”。正因为这种常态化和规律化，所以他们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了典型意义，具有了“类”的意义，具有了“引起疗救注意”的呼唤意义。由此，底层具有了左翼文化理论中的阶层、阶级话语复活的倾向性。与这些严肃性、必然性相适应，在叙述语调上，新左翼文学不指向于情绪的宣泄和放纵，相反，大多是平实化的，内敛化的，因为它不愿以辞害意，不愿哗众取宠，它要呈现的是生活的真相、生活的本身。与消费主义、泛道德主义的暧昧和混杂性不同，底层文学的新左翼书写的特质在于其单纯性，正因其单纯所以具有锋芒，具有力量。当然，新左翼文学目前仍是萌芽状态的，仍是单薄的，它既面临着如何寻找自己合法话语系统的难题，也面临着如何保持探索性独行精神的挑战。另外，它也面临着消费主义话语、泛道德主义话语的侵蚀，其纯洁性也面临着大可质疑的危险。左有左的麻烦，有它的危险，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15]
三
底层文学书写呈现出含混的庞杂和徘徊局面，但它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拯救机会，这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难得的拯救机会。它所触及的是当代知识界的宿痛，引发的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问题，是知识分子主体性精神的重塑与立场的重构问题，以及现实主义美学规范的重建问题。对于当代文学来说，这是一个继面对一元颂歌时代、意识形态控制时代、以及技术主义时代以来而重回现实、重面现实的机会，而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重建价值立场、重建自我主体性的机会。
与八十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不同，那时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是在意识形态主导下，与意识形态结盟的成果，这种结盟带来了一时的辉煌，但也迅速因为结盟的分裂而遏止了这种主体性价值的建设，继而走向市场冲击下的“失魂”状态。而现在底层文学重新带来了铸魂的机遇，这一次，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之手基本处于虚置（如果尚不能称之为缺席的话）状态，文学是面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生活本态而独立发言，独立承担，是独抗市场商业文化冲击下的失语。如果说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一次知识分子的“寻魂”行动的话，那么它主要是以收缩回书房的状态而来独善其身，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书写与讨论则是以开放和出击的形态来“为民立言”，是走出书斋，走向生活与社会的广阔天地。因此，底层文学的书写尽管泥沙俱下，庞杂不齐，但对底层文学的讨论却是日益深入和精彩，因为这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的意义其实主要是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焦虑、伦理焦虑而展开的，倒并非一定要去如问题小说那样强的功利性参与，但必须给自己的灵魂一个交待：是否要去战斗？怎样去战斗？这是在必要性与方法论上进行的自我确认与寻找，这是重铸知识分子的魂。因此，围绕底层文学而展开的系列讨论，既是铸剑，也是铸魂。这个过程首先是对底层文学创作本身的讨论和批评，然后是对相关当代文学与文化界的既有理论资源与发展趋势的检讨与探索。
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批评与辩护十分热烈，因为如前所述，底层文学创作本身的暧昧与庞杂性令不同的批评者产生了迥然有异的价值判断，并均理直气壮地认为找到了支撑各自立场的充分依据。
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批评，主要指向于其模式化、概念化写作，这分别包括内容、艺术性、情感批评术语、主体立场等。一些批评者认为，一阵风式地人人都去写底层写苦难，使其具有了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在这种“热”现象的内里，实际上是各怀“鬼胎”，具体而言，苦难焦虑症、道德焦虑症是表，而其目标则分别指向消费主义的媚俗消费症，指向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正确症。与对内容上的题材决定论、模式化相适应，一些批评者认为底层文学大抵在艺术性上都很粗糙，有的是对底层、苦难描写放纵狂欢式的粗鄙症，有的是主题先行论式的理念写作症，由此导致普遍的人物平面化、概念化，情节模式化。正因为内容、艺术上存在问题，批评者指出，这是因为写的主体立场的空虚，因为主体价值判断的缺失，所以是“无根的苦难”，[16]在情感表达上是憎恨学派、怨毒文学的情感泛滥症、情绪宣泄症。[17]由对具体文本的批评，探讨很快深入到其后的知识分子立场上，这也就直指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身份焦虑是旧有身份丢失的困惑，是对新的身份的苦难性与不确定性、暧昧性的揣测，知识分子如何与底层相结合呢，如何来表达底层呢，底层的问题变为知识分子的问题，文学的问题也转化为知识术语、技术主义的问题。这种焦虑一是对写的，一是对评论者的。对写而言，出现了替底层代言与底层自我表述之别，替底层代言面临着知识分子与底层间的情感隔膜症，而底层自我表述如打工文学又陷入了底层表述能力的困局以及知识分子主体在场缺失的困局，有论者引入了莫言的“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来比喻和解释此种尴尬，并以之为不同的写作伦理。[18]由此，替民代言和为民立言的讨论，已经脱离具体的底层本身及底层文学文本的本身，而直指知识分子立场如何建构的理论探讨，对此，用张清华先生的话来说，即是“‘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19]写面临如何来说底层的问题，评论者同样需面对，由南帆等人的底层文学讨论而引发的关于学院黑话症、抢夺知识话语权、理论自娱症的尖锐指责便是这种焦虑的典型体现。
与以上批评不同，为底层文学辩护者主要指向其中具有新左翼文学性质的部分，代表者有李云雷、刘继明、旷新年，以及作家曹征路等。他们认为新左翼文学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20]是对现实战斗精神的回归，[21]是对文学的政治诗学的回归和重建。他们通过与阶级、阶层等左翼文化话语的挂钩来重振文学的抗议性、战斗性精神。在新左翼文学倡导者们自我期许甚高的表述中，有意思的是，他们或隐或显地引用着八十年代初文学与文化反抗的相似策略和术语，如他们称新左翼文学是新的先锋，[22]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建立。[23]
底层文学成为批评者的文本，而批评者的批评也迅速转化为进一步讨论的文本本身，这便使得相关讨论越发走向深入，这种深入甚至一定程度上不再拘泥于底层文学本身，而指向于对新世纪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全面检讨和探索。这些讨论包括纯文学讨论、[24]文学的第三世界讨论、[25]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讨论、[26]文学的人民性讨论、[27]打工文学讨论、底层写作的学院术语话语权讨论、[28]底层写作与写作伦理讨论[29]等。正是这些讨论，使底层文学为起点的讨论的价值得到了极大升华，它指向于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与探索，展现出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伦理之魂的重铸行动。至此，理论界的探索获得了独立于底层文学创作及依附性批评之外的超越性价值，使我们必须将学界探索与创作界分开来看待其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一次“文化溃败时代”[30]的结茧化蛹式休眠的话，是有所不为，那么，新世纪初的底层文学大讨论则是一次勇敢的破茧与振翅行动，是要有为。要破哪些茧呢？这些茧也是辛苦吐哺的心血之作，也是知识分子的躯壳容纳之所，是受伤的灵魂的疗伤与卫护之壳。然而现在，它们已经成为魂魄重生的桎梏。现在，检讨与铸魂，告别与新生正是在同步行进的，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五个方面。
1、迎接生活，看真问题，写真文学，告别不及物写作，走向及物性、参与性；告别技术主义迷信，为纯文学正名，重新重视“写什么”，告别无病之呻吟，警惕文化后殖民。
李陀《漫说“纯文学”》中对纯文学写作的不及物性、只重视“怎么写”等方向发起检讨，其后引起大量激烈的讨论。底层文学中的新左翼文学倡导者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回归和复活。
2、告别精英主义，告别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走向人民性。
李陀批评九十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先锋说：“无论现代主义的兴衰采取何种形式，它们其实都是中产阶级社会创造的精英文化”，他批评“九十年代一些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幻想，卫慧式的小说（对这样的写作感兴趣的人还不少）就是这种幻想的一个表现。这类小说往往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思想意识和写作形式的两个方面同时做‘先锋’姿态的表演，并且以为（也被许多人误认为）这类表演是在创造一种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主体’。”[31]人民性被倡导者视为“新左翼文学”之魂，旷新年以此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格局梳理为“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两种理路的碰撞和冲突。[32]人民性成为对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中的“中产阶级趣味”批判后的替代方案和新世纪文学的出路，而陈晓明则对此加以质疑。[33]
3、告别后现代、解构、多元相对主义的消解性，告别意识形态恐惧症，走向新的意识形态，迎接新的政治性迎接新的政治美学，重铸文学的战斗性。
王晓明率先于2000年提出“新意识形态”这一名词，[34]但他所指是对新的商业文化的警惕。其后，在李陀的《漫说“纯文学”》中以对“纯文学”发展历程的检讨中提出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而新左翼文学倡导者则强调文学的战斗性、政治性，并毫不避讳地迎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文化倾向的指责。旷新年说：“谈论左翼文学无可避免地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学无法不使用语言一样。但是，长期被迫的去政治化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政治正确。文学的政治化首先要使人们意识到‘纯诗’并不足以构成文学的标准，‘纯诗’只是一种极端的文学实验。文学不能服从于某种外在于它的政治，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学性本身，形式就是内容的形式。”[35]刘继明说：“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艺术源头无疑是现实主义，甚至还有批判现实主义。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对人民性的强调和现实批判立场，是其主要特征。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源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或者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36]他又指明：“底层文学目前遭受的苛责和排斥，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37]
4、迎接知识分子伦理，告别道德恐惧症和道德污名症。
5、迎接知识分子话语权，警惕商业消费文化的消费性。
回顾历史，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转向、新历史小说，对此已是呼唤已久，孕育已久了，在新世纪，它们要借底层文学而喷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重回文学，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是市民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叙事，而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主流政治话语背景下的个体－集体叙事，那么，底层叙事则是阶层社会背景下的个体－群体叙事。[38]由底层文学引发和统率的系列大讨论由开始的依附性批评转化为学界的独立探索，由肤浅、片面和情绪化走向深入、系统和理性化，由对底层文学的单一性批评发展为对新世纪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全面检讨和探索，指向于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与探索，展现出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伦理之魂的重铸行动。这些行动与探索仍正在进行中，但已经可以看出，新世纪底层文学大讨论展现出与80年代朦胧诗论争、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规模相匹配的论争系列化和全面化，引发出新世纪学界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改变了精神流向与人事格局，其探讨深度和价值已经超越了底层文学的创作局面，指向于总体性方案的检讨与变革，这个讨论或可称为新世纪文学检讨与铸魂大讨论。
就其名来说，“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时已不短，但对其质疑一直也很强烈，原因在于对其内在精神元素独立性的质疑，“文学批评和学术命名存在的问题，从深层看不单单是学科本身的问题，而是有大的时代的文化范式模塑的因素”，“而‘新世纪文学’一词则更多的属时间性的概念，难有特殊的内质与所指，缺少实在的逻辑支点和命名根据。”[39]“在这个巨大的文学口号的周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矛盾、问题、审美形态和表达方式是什么，实际上还处于比较空白状态。”[40]由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扩展和升华到对新时期文学内在理路的全面质疑与检讨，对新世纪文学和文化格局与方向的探索和改变，“新世纪文学”由此正在冲破“时间概念”皮相而获得它“充分的内质和存在的逻辑根据”，获得它的内在精神元素，从而获得其命名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41]在此意义上，“底层文学”正在（或者可以说已经）拯救、支撑着“新世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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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浩（1973－ ）：男，四川旺苍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
[2] 洪治纲认为，底层文学“这种作用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审美意义，道德价值远远高于艺术价值。”（洪治纲：《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3]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收入其同名著作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6] 朱光磊等：《大分化 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7年版、2007年版书名定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7] 相关研究著作如：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段若鹏、钟声、王心富、李拓等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吴波著：《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春玲著：《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8] 参见李春玲著作《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部分的归纳。
[9]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 转引自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2－53页。
[11]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2]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13] 邵燕君说：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第3期，亦见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602/4784.html
[14] 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5]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
[16]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后收为其专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八章。
[17] 陈晓明：《“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18] 参见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毕光明：《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9] 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0] 如曹征路文章《期待现实重新“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3期。
[21] 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2] 李云雷：《“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文艺报·周二版》，2007年第34期。亦见左岸文化网/Article/200709/15235.html，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09/23655.html
[23] 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24] 李陀的访谈文章《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开始了对先锋文学、技术主义等趋势的检讨，《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对此讨论，其后，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论。相关论争的评介可参见刘先芳：《对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讨论的反思——兼谈文艺理论批评困境问题》，《艺术广角》，2008年第1期。
[25] 孟繁华以“文学第三世界”的口号宣言式地提出底层写作的存在之理由（孟繁华：《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引发争论，郜元宝对此加以情绪化的讥刺（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傅建芬的《“文学第三世界”与底层文学》（《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对此加以了归纳评述。
[26] 关于“中产阶级趣味”的讨论，成为一大热点，参与者众多，在底层文学视野中讨论“中产阶级趣味”，可见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诗刊》2006年第9期）、《底层为何写作》（《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文；孟繁华的《中产阶级的身体“修辞”》（《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扩张》（《新远见》2005年第4期）等文。此前的讨论有何平《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文艺评论》2005年第6期）、程光炜《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花城》2002年第6期）、葛红兵《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山花》2000年第3期）、张闳《关于〈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的通信》（《山花》2000年第6期）等。
[2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推出“左翼文学笔谈”，文学“人民性”概念被重新召唤。其后，陈晓明在2005年的《“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中对左翼文学精神的核心“人民性”在当前文学中的状况展开分析，认为当前的苦难叙事并不具备坚定的现实批判性，相反，只是成为一个“美学脱身术”策略，他认为“人民性”已不可能深化，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性方案，而出路则在于寻求语焉不详的“是否有一种更有力的后现代表意策略”。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其他讨论可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推出的“文艺与人民性”专题、《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的“文学的人民性”笔谈等。
[28] 南帆及其学生、同事们关于底层文学的对话《底层经验的表述如何可能》（南帆等：《底层经验的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因为其学术技术主义的话语方式引起激烈批评。
[29] 参见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0] 语出陈晓明，如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31]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32] 旷新年：《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
[33]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34] 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其后又有文《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王晓明教授在汕头大学的演讲》，《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5] 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黄河文学》，2007年第3期。
[36] 刘继明：《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湖北日报》，2006年5月19日。
[37] 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38] 李云雷指出：“单就认识层面来看，底层文学首先是一种撑破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设置的话语雾障，勇于揭示和描写出我们时代的真实图景，站在人民立场，以批判的姿态面向现实发言的文学，这或许就是它跟此前的新写实小说乃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的根本区别。”（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39] 于文秀：《“新世纪文学”的空泛能指与文化想象》，《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7日。
[40] 程光炜：《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41] 于文秀：《“新世纪文学”的空泛能指与文化想象》，《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7日。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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