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羞辱和奥运

中国：羞辱和奥运

奥威尔?谢尔 著 吴万伟 译

事件
一九九一年一个下雪的冬天，刚刚获得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瘦弱中国学者卢刚走进爱荷华大学凡艾爱伦物理系大楼（Van Allen Hall）的讨论室，举起短管，0.38口径Taurus手枪，射杀了他的论文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Christoph Goertz）教授，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斯密斯（Robert A. Smith）和他的对手中国研究生山林华。
接着，卢来到物理和天文学系主任，也是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德怀特?尼克森（Dwight R. Nicholson）办公室，再射出三发致命的子弹。接着，他来到杰萨普大楼（Jessup Hall）要求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妮?克黎利（T. Anne Cleary）,当她从办公室出来后，他就把她杀了，接着又伤害了她二十三岁的助手。最后，他在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里举枪自杀。
为什么六年前充满自豪和希望来到美国的聪明、勤奋的中国物理学家竟然落到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呢？这是中国出生的导演陈士铮最近拍摄的电影《暗物质》的主题。它以刘烨为主人公，最初是充满抱负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受到羞辱变得疯狂（在电影中叫刘星)。艾丹?奎因（Aidan Quinn）是刘傲慢的导师（扮演克利斯多弗?高尔兹)以及对中国学生非常友好的大学赞助人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善良而天真。
《暗物质》或许看起来不过是另一部严重的校园枪击案，虽然添加了中国人的特色。当刘星从北京来到爱荷华大学时，他乐观地宣称：
能来到美国（字面意思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感到非常幸运，希望我们都能实现梦想。我要解决暗物质，要获得诺贝尔奖，要娶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

但是他慢慢地发现教授们竭力拖延授予他学位，拒绝给予他作为学者的正当承认。在博士答辩委员会拒绝通过他的论文，除非他重新做一些计算后，他日益严重的偏执狂进一步加剧，他获得自认为理所应当获得的优秀论文的希望成为泡影。到电影结束的时候，他的羞辱意识已经进入精神错乱的状态，一怒之下疯狂杀害了他曾经理想化的教授们。
但是给予《暗物质》更广泛意义的是电影制片人使用爱荷华事件间接地探索中国和西方的某些重要心理动力学。中国在现代史上被外国列强欺侮的强烈的羞辱意识在他们争取世界领导力量承认的努力受到挫折时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过去，受害者情绪产生于鸦片战争失败和日本占领，最近的情绪是今年春天的西藏动乱和夏天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
通过重新讲述试图在美国名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的悲惨故事，该电影含蓄地暗示关于中国对于发达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矛盾态度的更大寓言。当然，电影中描述的杀手的变态心理并非直接比喻中国人对于美国的感情。但是作为中国出生的导演，陈士铮最近向我解释他认为电影中的极端形式下的对抗性表现确实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当今关系的复杂性。”刘星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因为他所来自的中国文明的悠久和灿烂而充满优越感，但是与此同时，尽管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他亲身感受到这个现实，有种不安全感。
让陈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电影中的反英雄从尊重和顺从美国学术权威的最初愿望转变为其反面，所以到了最后当论文被拒绝后，他把他们都看作压迫者。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陈和他的合作编剧比利?舍巴尔（Billy Shebar）对《暗物质》反英雄的处理充满同情。陈本人是在八十年代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此后作为中国和西方歌剧的著名导演，已经成为能发挥沟通中西文化差异的桥梁的艺术家之一。他理解围绕在涉及中国人侮辱、羞辱、丢面子问题上的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到外国人的傲慢的时候。在电影中，刘星的美国博导就是傲慢的化身。当刘来到他的实验室时，这位导师盛气凌人地说“啊，你想怎么挑战我都可以。不过你要记住，我总是对的。”
当助手提醒刘的导师这个学生一直“熬了好几个通宵为他做实验时”，他不屑地说”啊，好啊。我让这些孩子做任何事情，他们都充满感激。在他们的家乡，星象学被看作科学，厕所被视为奢侈品。”
电影中这样的交流呼应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从历史上看是西方和中国的多种关系的标记，它慢慢地成为继续发挥强大的或许难以察觉的力量的一种“暗物质”。
电影制片人试图在《暗物质》中探索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中国人对外人支配和批评非常敏感的大问题。这里电影非常精彩地显示了对于中国人的任何优越感或者居高临下的态度都可能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受害者意识和飘忽不定的不安全感交叉和冲突。
陈告诉我“我们中国人携带着历史包袱，西方羞辱我们的问题一直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
因此，我们对于轻微的慢怠或歧视或不公正都非常敏感，往往做出非常严厉的反应。在感情层面上，我们忍不住把当今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伤害、失败、耻辱以及外国列强的占领结合起来。我们的DNA中有些东西往往引发我们对外来批评或者压制的自动的，有时候极端的反应。
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和社会批评家鲁迅在七十五年前曾说“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看待外国人只有一个方法。我们要么把他们高看作神，要么贬低为野蛮动物。”在国际场合表现出这些，正如《暗物质》中表现的那样，陈似乎希望观众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的动力学在更大的“关系”中也微妙地发挥作用。
正如彼得?海斯?格里斯在他的思想深刻的著作《中国新民族主义：自豪、政治、和外交》中写的，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西方成为中国当今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它成为中国的变形的自我。”
“耻辱的世纪”
中国现代身份的形成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中国遭受列强欺负的“耻辱”遗产，开始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失败以及华人在美国遭受的耻辱。当日本成功的工业化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中国的入侵和占领后，这个过程达到一个可以理解的高点。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心理上来说，它比西方列强的破坏性更大，因为日本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中国失败了。
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连带新历史叙述围绕着“百年国耻”的观点。通过把自己受害者的过程作为主题，作为集体身份的核心因素，中国确保在对外来世界的压力下做出反应时一再表现出某些特征。强调国家作为外国列强入侵的受害者的历史让中国领导人依靠格里斯所说的“过去苦难的道德权威”。实际上，中国遭受列强欺负的痛苦成为独特性标记,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当时非西方国家竞相争夺看谁受到帝国主义最严重的压迫，因此它就最革命。
作为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侮辱性条款的结果，西方列强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毋忘国耻”的术语成为中国普遍的口号。实际上，如果你无视中国的民族耻辱，就被看作不爱国。自从那时，中国历史学家和意识形态监督者从来没有停止挖掘中国过去屈辱的历史来服务于历史学家保罗?科恩（Paul Cohen）说的“当今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感情的需要。”
比如，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描述中国是“一盘散沙”，“遭受了几十年外国列强的经济压迫，”“因此在任何方面都转变成了殖民地。”蒋介石在一九四七的书《中国之命运》中写道：
在过去一百年里，全国人民深受不平等条约枷锁的危害，给予外国人特殊“优惠”，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我们当然要洗雪国耻，要国家富强。
当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著名的宣言是“我们不再是受到欺侮和羞辱的国家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九九七年，香港从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归还给中国主权后，共产党重新捡起中国作为受害者的主题，帮助鼓励更大的民族主义。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特别提醒世界“香港被占领是中国现代史上遭受耻辱的标记。”从那以后，受害者的讨论开始集中在二战时期中国的残酷占领者日本，它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忏悔。
一个国家通过强调甚至“夸耀”软弱来恢复伟大的想法似乎和本能相矛盾。毕竟，试图获得全球尊重的领导人为什么要不断提醒国民和世界祖国从前遭受的耻辱呢？或许中国领导人（不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企图是如果中国人充分认识到甚至羞耻于自己的软弱，就将被激励奋斗的热情，重新追求国家的强大。
不管怎样，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创造新的国家身份的大部分重要努力是建立在恢复国家领土完整的梦想上的，爱国者把国家看作被外国列强“瓜分”（像西瓜一样切分）了。这个梦想是重新统一中国为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国家，同时要把从前中华帝国的部分版图重新纳入祖国怀抱（神圣的祖国），它们要么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要么在在国家软弱的时候脱离祖国。（这些地方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日本附近的钓鱼台群岛。当然它也意味着维持西藏和新疆留在中国，这些地方的人一直蠢蠢欲动要独立。）
正如学者威廉?卡拉汉（William A. Callahan）最近注意到的，虽然毛主义革命过去已经五十年了，当时“反共”常常被理解“反华”，后来随着中国开始用最近的经济成功让世界震惊：国家耻辱的叙述仍然被不遗余力地重新创造出来在课本、博物馆、大众历史书、虚拟展品、记录片电影、词典、杂志、刊物和纪念邮票上。
在二〇〇一年，全国人大甚至还通过了法律，宣称官方的“国耻日”(但是有这么国历史日期被提出来，代表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没有确定具体日期，虽然最主要的侯选日期是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在这天日本开始侵略满洲。）似乎在提醒世界中国仍然是个受到伤害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常常描述外国不受欢迎的行动，比如在一九九九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语言是空洞的修辞而不屑一顾，但是在中国说了这种话后，仍然能打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体现这样心态的口号还有“中国人不能被欺侮，中华民族决不能被侮辱。”所以，在二〇〇一年，当一架中国的F-8战斗机在尾随美国EP-3间谍飞机相撞失事后(造成这架飞机在海南岛紧急降落),中国人再次被提醒美国霸权和它对于中国主权侵犯的历史。随即发生了显然是自发的示威游行，接着是对于美国外交使团的袭击和因特网上义愤填膺的大爆发，所有这些都是在共产党的默许下。
彼得格里斯写到，不断提及“耻辱世纪”不仅反映了而且强有力地塑造了中国当今与西方的关系，“通过刺激中国早期遭遇西方的人民、事件和象征，中国人一再给这个伤口上撒盐。”
但是，他总结说“羞辱的感觉一直持续存在，不管是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还是一九四九年宣称的“解放”似乎都没有洗雪国耻。”
西藏
《暗物质》本来安排好在二〇〇七年春天放映的，却因为美国大学校园另一次枪击案而推迟了首次公演。这次枪击出现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结果，电影直到今年春天才来到剧场，就在西藏人开始抗议活动前。他们希望从中国人那里获得让步，因为中国越来越渴望北京二〇〇八年夏季奥运会不会因为达尔富尔和缅甸的争议问题而受到玷污。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中国大跃进》绪论中写的，“世界有了迫使和敦促中国改善其行为的新杠杆”，在西藏问题上，世界开始使用这个杠杆。不久，西藏流亡者及其外国支持者加入到挑战中国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的过程，很快火炬被看作中国的象征而不是奥运会的象征。火炬手常常被抗议者包围，谴责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于西藏的强占。
虽然其他国家的爱国者看到国家的巨大象征遭受攻击肯定感到被冒犯，但是许多中国人对这些戏剧性冒犯做出的反应显示出中国对于外来侮辱是多么敏感。海内外的中国人选择在电视上观看的不是受压迫的西藏人诉说冤情，而是中国再次遭到围攻，再次被公然诋毁。
矛盾的是，中国不断寻求更多自信，更少委屈的心态的努力往往因为与外国攻击并非直接相关的其他伤害而被变得异常复杂：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自己也对自身文化和历史发起一系列的攻击。这些常常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首先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中国的改革者谴责传统儒家文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让国人在西方的技术优势面前变得软弱不堪。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这些攻击开始转向国民党。中国已经开始结合了东西方的因素塑造了新身份，蒋介石和他的在威尔斯利学院受教育的基督徒妻子被批评为过分西方化，与美国走得太近等。后来蒋被打败，毛上台，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的人力代价，花费三十年时间重新塑造了革命的新身份。再后来邓小平开始了另一场的破坏行动，不过这次是针对毛的革命本身。
这些连续不断破坏自我重新塑造的努力让中国人对文化和政治方向没有确定的认识。国家倾向于从一个实验转向另一个实验，栖身于一系列大规模的但从来不确定的翻新改造。因此更强大的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意识仍然模糊不清就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于反对奥运火炬的示威的反应一是惊讶，一是失望，同时带有强烈的愤怒，他们听不进任何自作自受的说法，更不可能考虑西藏人的要求。
抗议最终突显了中国的另一形象，这与多数中国人渴望在即将举行的奥运会上展示的中国形象完全不同。传统的警察控制进一步加强，毛的革命时代的言论让中国看起来在倒退，实际上中国最渴望的是现代形象。（比如《西藏日报》引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的话，称呼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狼，人面兽心的恶魔”）对于中国的批评家和像（CNN）和（BBC）等报道火炬传递遭到干扰的外国电台的激烈攻击迅速在网络上泛滥。在首尔等城市，中国的反示威者要求抗议者闭嘴甚至暴打抗议者。
让人吃惊的是这些义愤填膺的反示威者大部分是出生在后毛时代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比从前的中国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具有世界眼光，人们本来期待他们能够摆脱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但是或许因为他们也是党的宣传影响下的产物，许多人拥有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多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更强烈。1 但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让这些针对火炬的抗议活动显得无法忍受的因素是干扰的方式，多亏了奥运会的魔力，中国人正在想象自己的国家身份实际上从受害者向胜利者转变的关键时刻。
相反，在这个倒数第二个的时刻，正如恰好出现的新书《奥运梦想：1895-2008年中国和体育》的徐国琦说的“通过对北京火炬传递的报道和处理，西方似乎在提醒中国人他们仍然低人一等，仍然还不够好。”
奥运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没有比现在更平等的了。实际上，在二〇〇八年夏季奥运会即将到来的时候参观北京肯定能被它对单一目的专注感到惊讶。到中国的每个游客肯定印象深刻，如果看到今年二月才启用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以及新北京奥运公园，连同赫尔佐格&德姆龙（Herzog and deMeuron）设计的新奇的鸟巢体育馆，以及同样让人吃惊的泡沫外表的透明的国家游泳中心，所谓的“水立方”。我在一九七〇年代文革期间第一次到北京时看到的灰暗的苏联式公寓，散乱的院落式建筑，光秃秃的树干的街道全部都消失了。现在人们到处都沉浸在新的发展中，这个词几乎获得了神圣的含义，在新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支持的经济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许多人现在能够想象更美好的未来或许能解释共产党统治的持续性。
北京似乎竭力要让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享有富丽堂皇的新设施，一切都完美无缺，让它成为难以忘怀的奥运会。实际上，在和中国人交谈中，你很难错过奥运会产生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我采访的每个人不管上层还是下层人似乎都认同这是一件大事，正如中国人从前指儒家朝代获得和保持给予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天命”的努力。
经过一百五十年的饥饿、战争、虚弱、外国占领和革命极端主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管是海外中国人还是国内中国人）都把奥运会看作长期预告的象征性时刻，他们的国家可能最后摆脱从前的俗套观念：如运气不好的“东亚病夫”、被列强虎视眈眈欺侮的“无法防卫的巨人”、走入歧途的文革的受害者、一九八九年人民解放军枪杀“人民”的黑暗地方。在一个宏大的象征性举动，奥运会的光环有望洗刷中国肮脏的历史污垢，推翻其受害者和羞辱的遗产，让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新生，用当代的说法“重新标记”为它从前享有的伟大国家的地位，一直强烈渴望重新恢复强国的历史地位。
当我问陈士铮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是否打算对现在和奥运会表现什么时，他回答说：
我没有涉及奥运会，但是当然我想了很多。经过因为殖民地和西方主宰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耻辱感的现代史的多年后，奥运会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向世界显示它的力量和伟大。我电影中的主人公是某些中国人性格特征的表现，一个野心勃勃，前途无量的人，但内心充满自我怀疑。所以博士答辩失利就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因此，奥运会像刘星的博士答辩已经成为被预测的、长期的、让人痛苦的历史剧中的净化行为，中国将最终完成几乎是神话般的命运：对于富强的追求。就像《暗物质》中想象自己携带大奖和美国博士学位衣锦还乡接受骄傲的父母和国家的欢迎和拥抱的反英雄一样，许多中国人希望中国通过奥运金牌和新的尊重更接近与获得长期以来被拒绝的伟大国家的梦想。
西藏抗议者正是闯入了这样一个充满期待的渴望的氛围。中国人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刻。”陈士铮告诉我。
伴随西藏示威而来的是让他们觉得就好像再次被挫败，好像理所应当的大奖被再次被剥夺。
透过这种失望的镜片，人们很难对许多中国人看待西藏暴乱的态度感到吃惊。当地抗议者、流亡西藏运动、甚至达赖喇嘛本人很快被看作叛国者，看作试图夺走中国人即将到手的大奖和新世界地位的外国势力的走卒。就像《暗物质》中的主人公把他的中国同胞对手看作背叛中国，与外国主子、美国教授一起剥夺了他应该得到的荣誉。
让外人困惑不已的内容是虽然中国取得让人吃惊的成就，至少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很少相信从心理上说服自己中国的成功来拥抱中国作为领导性国家的新身份。我认为，要做到这点，他们需要充分相信自己事实上已经成功和强大，相信世界已经开始认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已经过去，充满惊讶甚至羡慕地看待当今的中国。

正如徐国琦在《奥运梦想》中说的，奥运金牌可能不是解决困难处境的答案。他写到“中国一直专心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来展示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源泉的新国际地位。

虽然中国追求奥运金牌的努力显然吻合国家国际化和在世界上获得新地位的进程，国家推动的冠军心态仍然反映了中国人能做的信心和国家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的混合。一个专心于金牌的国家不是一个有自信心的国家。

徐继续提醒说，北京使用其所谓的金牌战略来展示中国力量和财富的崛起，但当中国的国民一直被迫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甚至个人尊严时，共产党试图通过体育或者其他手段来合法化自己统治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产生富强的国家。

在谈到涉及敏感问题比如奥运会、西藏、达尔富尔、缅甸等外来批评时，不可否认，中国领导人的脸皮太薄。他们的防御性反应说明对于历史软弱和羞辱的记忆仍然根深蒂固。尽管诚实的批评不应该仅仅因为中国领袖不高兴就闭口不谈，但在外国人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明白这个历史产生的很多暗物质仍然漂浮在我们共同的宇宙中。

作为对当今事件的反应，或许因为自己缺乏历史感，我们倾向于忘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深刻地隐含在中国经历和看待现代世界的观点中。毕竟，我们都是自身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和西方的问题上，当然必须包括日本，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人的历史的一部分。这种长期的历史关系已经创造出更加难以消除的心理紧张关系，它仍然存在于当今人们相互的交往中。因此，尽管中国最近已经更加接近创造条件让它摆脱我们不平等的过去的事实，仍然很重要的是明白其领袖和人民仍然怀疑针对围绕在周围世界的历史方式。

尽管我们常常想象自己已经摆脱了历史的限制或者历史已经终结，但忘记我们仍然是这个方程中的一部分显然是天真幼稚的。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国仍然对中国有强大的心理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历史也同样来自当今的外交政策。

像《暗物质》这样的电影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它能够探索我们复杂的关系的心理上的深处，比任何政策分析更深刻的深处。

如果在这些不稳定中有一种确定性，那就是因为当今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我们相互尽可能多地了解其无限的复杂性就是十分重要的。让人深思的电影帮助我们看到复杂和有时候黑暗的东西方感情鸿沟，因为它们深刻的历史根源，仍然能够以多样的破坏性方式闯入我们共同的现在。

1．贝淡宁的《中国新儒家》描述了他在著名的清华大学任教的经历。那里课堂上的讨论显然非常开放，学生有思想能分析，提醒我们并非所有中国学生都是排外主义者。
译自：“China: Humiliation & the Olympics By Orville Schell”
文中谈到的书和电影：
《暗物质》陈士铮导演的电影
《奥运梦想：1895-2008年的中国和体育》徐国琦著 哈佛大学出版社, 377 pp., $29.95
《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贝淡宁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40 pp., $26.95
《中国新民族主义：自豪、政治和外交》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著 加州大学出版社, 215 pp., $21.95 (paper)
《中国大跃进：北京奥运会和奥运人权挑战》胡丹（Minky Worden）编，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写序言，七故事出版社, 231 pp., $18.95 (paper)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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