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精武门”电影人物形象比较
王再兴
功夫片是世界电影史上唯一源自中国的电影类型，也是一种特殊的“影像中国”的方式。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华语功夫片经历了神怪武侠、刀剑武侠、拳脚功夫、谐趣功夫、数码特技等长期的发展过程，积累了较丰富的传统。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一些香港电影人如成龙、袁和平等以个人形式在好莱坞的成功，华语功夫片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变革。目前尚有一些变数，如到底功夫片是应该依赖“特效”，还是依赖“真打”，仍然充满争议；但有些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其一、华语功夫片虽然对西方电影具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文化身份”却面临着被“改写”的尴尬；其二、好莱坞和亚洲民族电影全面介入功夫片领域，加之数码电影语言的侵蚀，华语功夫片遭遇到了严峻的危机。①要改善这种处境，无疑需要多方面的协作努力，而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事关“文化身份”的呈现，正是其中值得探索的一端。
香港的倪匡先生为功夫巨星李小龙（Bruce Lee）量身创作剧本《精武门》以后，并非实有的霍元甲“第五位”高徒“陈真”即成为功夫影视的主角之一，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大众言说的“神话”——由具有武术根底的演员主演的相关作品先后总数近十六、七种之多，②其中突出地受到好评的是李小龙版、梁小龙版、甄子丹版、和李连杰版作品。这里主要谈谈两部“精武门”电影（1972年李小龙的《精武门》和1994年李连杰的《精武英雄》）在人物形象上的比较。
功夫片看点在“武”，或者说“功夫”；而动人则在其“侠”气。何为侠？侠者，惩奸除恶、伸张正义、不惧生死，“虽千万人吾往矣”。就两部“精武门”电影来说，在主人公的“侠”气上，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
李小龙版《精武门》中的陈真，实在是一个平民身份的任“侠”者。18岁去美定居的李小龙曾经以教人跳舞谋生，并做过餐馆的侍应；1962年在西雅图唐人街开设“振藩国术馆”最初也少人问津；1966年《青蜂侠》中李小龙饰演的加藤虽然很抢镜，但此剧终因收视率不佳而搁浅；好莱坞筹拍电视剧《功夫》，李小龙竞争男主角落选。1970年，李小龙背部意外重创，“仰卧在床达6个月之久”（琳达·李在李小龙所著的《截拳道之道》中称）。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唐山大兄》出现以前的李小龙，实际遭遇了许多沉重的挫折。这种“出身”就比不上1982年有“国家选拔”背景、因出演合拍大片《少林寺》而一炮走红的李连杰，③然而这其中的好处是李小龙更具有了平民化色彩。其二、70年代，由于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实施了正确的政策，加上香港居民奋发图强，香港经济迅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与之相反的是，香港在文化上的“身份”却暧昧不明。在此背景下，成长于香港的李小龙不仅以1.71米的瘦小身躯，创立了惊世武学“截拳道”，且在上世纪70年代后，使功夫片风靡全球，成为电影史上的一个杰出类型，并使“kung fu”一词写进了多种西文词典（包括最具权威性的美语词典《韦氏词典》）。李小龙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香港人奋斗精神的成功，同时也是香港人在文化上的独立身份的“诉求”。其三、伴随东亚经济的全面崛起，海外“新儒学”文化思潮开始勃兴，探索东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儒学”的作用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而李小龙的“截拳道”在武学领域对于传统思想和知识进行改造的勇气与实践，也同样不乏时代风气的濡染。李小龙在香港文化圈里长成，并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修哲学，常以“水”来比喻搏击术，并说“清空你的杯子，方能再行注满”，“学习绝非知识之积累，而系一求知的行为”，等等，以至于“截拳道”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完全只是武学一端，而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知识哲学，它完全能够指导人突破自我的局限，达到“自由之境”。④
虽说李小龙更成熟的作品是后来由他自己导演的《猛龙过江》、和坚持自己意见的《龙争虎斗》，但他在前期由罗维导演的《精武门》中就成功地赋予了功夫电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陈真那特有的长啸声，表达了华人多少年的悲愤！李小龙版“陈真”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昂扬的民族自尊，一是社会底层的平民“侠”气。前者是大家容易理解的，除了在日本道馆怒还“东亚病夫”白匾，两度孤身痛打日本徒众和馆主等场面，最耀眼的场景却是一处似乎从故事主体游离出来的“闲笔”：陈真从日本道馆送匾雪耻后归精武门途中，路过一座公园，看见门外一块木牌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经过门口的日本人更欲奚落陈真，怒火中烧的陈真腾身将木牌踢得粉碎，围观的华人无不拍手称快！（耐人寻味的是，22年以后的李连杰版《精武英雄》中剔除了这个细节）。对于陈真所具有的“侠”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陈真大雨中奔往师傅霍元甲的下葬现场，被大师兄以锹柄猛击头部至于晕厥，才使其不能妨碍霍元甲的下葬工作。在霍元甲的灵位前，陈真数天不吃不喝。被迫打死翻译胡恩后，躲到霍元甲的墓地野食露宿，坚决拒绝师妹的逃逸劝告，不肯连累同门和“精武门”。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戏中，陈真孤身前往日本虹口武道馆，痛打了馆主、徒众等，致多人死亡。日本人动用外交手段，并胁迫中国巡捕一起围困了“精武门”。不知详情的陈真从后窗回来，不顾阻拦，因不信任日本人的言行而径直走到中国巡捕房探长面前，压抑自己的悲愤，问道：“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精武馆就不会受连累！”电影的最后，大家都知道那个举世闻名的镜头——陈真悲愤一跃，排枪响起——一个敢做敢当、任侠使气的平民英雄，以其真率、刚烈的生命，捍卫了大众心底千年回响的忠诚与正义。
李连杰版《精武英雄》则有很多不同，其中的陈真更像是一个现代气质的“武者”。日本京都大学教室里对日本“黑龙会”徒众的一场打斗，是陈真第一场“出场戏”，这个“陈真”就打下了冷静、从容的基调。整部影片中陈真在对待传统（师恩、同门、民族大义等）与现代（留学、新式武功训练理念及方法等）、国家（中日国家关系）与私事（与山田光子的恋情）、对手（芥川龙一、船越文夫等）和朋友（霍廷恩、山田光子等）、苟活与牺牲（为霍元甲验尸、及藤田之死等），都展现了一个现代的武者客观面对现实，勇于担当并且尊重对手的风格。如陈真闻知恩师辞世，学业未竟即匆匆回国，临行时冷静地对光子说“生长在这个年代，你我都无法选择”；陈真到日本道馆找芥川龙一比武，庄重地脱下鞋子，摆放在一旁，表明了对对手的充分尊重；与船越文夫墓场一战，狂风骤起，陈真绝不趁人之危，而是拿出黑布条蒙起自己的眼睛再战，表现了现代的公平理念。包括最后陈真甘愿以身息战，之后又远走东三省，无一不具备了一个现代式的明智武者，在明知牺牲难以避免的境遇中，从不放弃自身民族责任的可贵品质。这实质上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真正的更生希望。
虽然是翻拍的作品，情节的类同不必深究，但影片中的“陈真”在“侠”气上却慢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首先，与光子的关系，是李连杰版陈真在人物形象上的第一个重大折扣。因为李连杰版陈真不如梁小龙版电视剧中的“陈真”那么反叛，加上中国旧时代武术界严格的“师门”规矩，和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陈真宁可背弃师门也要与一个欺凌中国的殖民国家的女孩相恋相守，甚至于在师傅新死的坟前结庐与光子同居（这在旧时代是一种难以想像的“不敬”！），其情虽然可以谅解，其理却是有些不可思议的。⑤最后反倒是光子比陈真更“深明大义”，劝他以民族事业为重。其次，与船越文夫的关系，是伤害陈真形象的第二个重大折扣。船越文夫在京都大学教室里的那场打斗戏中头一回出场，就显出他与银幕上常见的日本“武夫”形象的不同。后船越以武术人的气节，冷对“杀人机器”藤田刚的要挟，拒绝出战陈真。他只身来到了野外霍元甲的墓地，与陈真进行了一次“切磋”，其中的对话非常耐人寻味。这段对话的原版本，大家可以在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1973年）里“林中别师”一场戏中，李小龙饰演的“李”与少林大师的对话，和海岛比武中的“李”对“韩先生”的助手敖家达的对话里听到，几乎没有二致。但最大的改变是，发问者由影片中“李”的师傅少林大师，变成了日本空手道高手；以拳碎木板、炫耀攻击力的打手敖家达，演变为了心浮气躁的陈真；更明显的，冷冷地称“木板，是不会还手的”少林俗家弟子“李”（李小龙饰演），居然演变成了称“没见过石头会打人”的日方黑龙会总教头船越文夫。其实，这场著名的打斗戏，成就的并不是陈真，而是船越。后来，如船越与日本领事在下棋中关于“蚂蚁”与“大象”（喻指“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一番对话，使船越这个形象更加显得隐晦与复杂。况且，日本政府派出的领事，居然会违背政府的利益取向，配合、放走击杀日本高级武官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李连杰版《精武英雄》可能因为需要日本市场，导演也有想顺应时代潮流，将陈真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更多现代色彩和“国际人”视野的角色，而不只是一个力报师仇、舍生取义的民族武术人的形象。影片在李小龙版“反日”的指向上改造了很多，原来中式衫裤、老款布鞋的陈真，成为身着日本学生服、足登铮亮皮鞋的陈真；歹毒、凶狠的日本道馆教头铃木宽，变成了技艺虽劣、心地却比较公正的馆主芥川龙一，和正义而无畏的“黑龙会”教头船越文夫；蛮横无理、枪杀陈真的日本领事，演变成了敬佩陈真、助其出逃的日本领事；甚至原版《精武门》中的同门师妹兼恋人的纯朴女孩，也演变成了深明大义的日本教育厅长官之女、京都大学同学的山田光子。反之，影片中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除了陈真以外，霍廷恩沉湎儿女私情，以致淘空身体，比武场上落败于人，几无还手之力；在历史上真实地为当时的革命党奔走效力的药栈商人农劲荪，成了一个心胸狭窄，只知纠缠于精武门琐事的“内管家”式人物；陈真不但着日本式学生服、穿皮鞋，而且在师傅新逝的时节，每天“轻松”地外出跑步，与师兄弟们“欢快”地搞新式武功训练，并在影片的最后，化装坐上小车逃走——虽然可以理解，但与原作中咏唱的“生和死都在那一念间”的快意恩仇兼情义深长的“侠”气，就有了许多折扣。其他还有同门们责备陈真不顾大家安危强出头、为查明毒杀霍元甲的凶手互相无谓地争吵、陈与霍对精武门“第一高手”位置的明争暗斗，等等，不一而足。只有那位正直的中国巡捕房探长解元魁，因咎（帮过陈真）在庭审一场中被降为普通巡捕去守大门的一幕，让人还能看到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使人心动。
所以，李小龙版陈真，和李连杰版陈真，并不是同一类型的角色。李小龙版陈真更像一个平民的“侠”士，兼有武学上的“王者”气象，成为香港—中华文化卓然而立的身份代言；而李连杰版陈真，更像是一个现代的“武者”，在文化上却成为一个隐蔽且矛盾的“他者”。观众常常以为后者拍摄华美、动作漂亮，都不吝赞美之辞，但《精武英雄》虽然票房不俗，终于不能引发当年《精武门》一样的轰动效应。海外有人评论的“李小龙的形象，即使在那些通常拍摄得非常粗陋的电影中，也是异常高大的”的说法，是十足让人深思的。
华语功夫片因为海外观众文化接受的不同，常常不得不在镜头语言上作出较大妥协，如《卧虎藏龙》、《黑客帝国》等，以至失去了以“动作”作为审美对象的饱满、漂亮的长处；此外，华语功夫片一方面作为一种审美元素已经被化入了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美国动作片，为他人所用；另一方面又面临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武士》、和泰国“《拳霸》系列”等的挤迫；兼及明星渐老，⑥年轻一辈如吴越、吴京等，扮像虽然清俊，但缺乏更多锤炼，于“侠气”和“底气”上都显得不足。中国功夫片将往何处去？有人提出华语功夫片如果想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质和类型优势，首先还须“面向本土华语观众”，⑦倒不失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实际的基点。
注释：
①石川、钟瑾：《中国功夫片：全球化时代的东方文化使者——“中国功夫电影对世界的影响”论坛侧记，《电影新作》2005年第5期，第51－55页；索亚斌：《香港动作片的风格流变》，《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1－25页。
②“陈真”影视先后主要有：李小龙版《精武门》（1972年，英文名称《Fist of Fury》）、梁小龙版20集电视连续剧《陈真》（1982年）、李连杰版电影《精武英雄》（1994年，英文名称《Fist of Legend》）、甄子丹版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精武门》（1995年）、石天龙版电影《精武真英雄》（此片又名《陈真》，海报上写的2004年，但有人估计实际上拍于1997年左右，可参见 http://www.brucejkd.com/shop/view.asp?ID=205）。成龙版1976年电影《新精武门》因为写的是陈真“死后”，尚不包括在内。如果再加上相关的“霍元甲”系列，则主要还有：黄元申版20集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1981年）、赵文卓、吴越版30集电视连续剧《霍元甲》（2000年）、李连杰版电影《霍元甲》（2006年）、以及最新的郑伊健、陈小春版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霍元甲》（2007年）等。
③李连杰在2007年4月27－28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李连杰：我的私家故事》访谈中，曾坦承当年因是国家队优秀队员，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国内外最高领导人直接交流，甚至提出属于私人性质的“工资级别”等要求。
④多年以后的评论界称截拳道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搏击术，并“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思想，二是功夫知识，三才是技巧。前者便是李小龙创立截拳道时说的‘以无法为有法’，后两者则是‘以无限为有限’，而这两句指导截拳道修习者的警句，不但表现了东西文化融合之成就，也体现了香港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精神，可以说，它是一种时代与文化的产物。……”，“这种快速击倒对手的拳击术，在李小龙眼中不仅是一门搏击术，更是一种人生观或处世观。”yifan1415：《李小龙的一生》，“和讯博客”，http://yifan1415.blog.hexun.com/。
⑤周伟良：《师徒论——传统武术的一个文化现象诠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85、587页；刘汉杰：《把式房的乡村属性与入世态势——以沧州武术为个案》，《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9页。
⑥《导火线》2007年8月初公映以后，甄子丹透露自己身体被伤痛纠缠，顶多只能再打两年，以后将转入幕后当武术执导或导演（《<导火线>全球公映，甄子丹称自己顶多打两年》，《上海青年报》2007-08-02 ）；2006年李连杰在电影《霍元甲》之后放弃拍功夫片；早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成龙也一心想要转拍文艺片。香港影坛能真正施展拳脚功夫的明星越来越少。
⑦索亚斌：《香港动作片的风格流变》，《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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