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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文学是最考验人的

陈应松 · 2008-12-2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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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最考验人的

陈应松

2008-12-24  【左岸特稿】


  我今天想讲两个问题,可能对我们的青年作家有一点点作用。但没有听说过听哪个作家讲课就开悟了的,一个作家开悟只能靠他自己。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文学是一种信仰

  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边有才华的人,过去比我的才华要高,在我学写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名满天下,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坚持到底呢?过去他们参加各种笔会,我们还没有资格。他们的半途而废给我许多感慨。我越来越感到文学它可能是一种信仰。如果说文学不是一种信仰,你就很难坚持下去。你要把文学当作一种信仰,你就必须有一种行远路和为此牺牲的准备。去年的今天我在四川甘孜藏区,那些从甘孜磕等身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他们是非常单纯的,非常安静的,他们没有很多想法。每天就磕那么两三里路,要磕一年或者更长才能到达他心中的圣地拉萨。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到拉萨去!我们的写作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作好远行的准备,哪怕千辛万苦也要走到你心中的圣地的那么一种精神。你如果还没有作好准备,那么文学就是世俗的,你所有的操作就是功利化的,技术性的。比如你在故事的编造、与现实对应上的投机取巧,写作表达的短视等等,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在文学的精神现场出现,你与整个世俗生活所要求的那种文学期待,采取了一种毫无警觉的合作态度。你也就无法品尝到真正写作的那种愉悦,那种欢喜——欢喜是一个宗教的形容词,在佛教和基督教中都有。你也无法享受到在一种精神遭受打击后某种补偿和修复的愉悦。这次读书笔会我们发了帕慕克的小说《雪》,比如帕慕克反复提到的一种挫败感、屈辱、羞耻感。他还讲到一种堕落感。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当代人都在一种堕落感里面煎熬。那么你也无法领悟到、体验到这种种煎熬中的宗教心理。比方一种忏悔心理,一种救赎渴望。比方悲悯、宽容、同情,你都无法达到那么一种境界。而这些,我们心理中最孤独和最阴暗的部分,需要拯救的部分,正是文学所需要的,也是只有文学才能解决的,它统统属于信仰的范畴。

  另外我感觉到文学是一种信仰,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无真理可言。文学是一个五没有的东西:它没有真理,也没有主义,没有理论,没有门派,没有法则。它最重要的是没有真理。我说的是文学本身没有真理,不是说我们每个写不去追求真理。比方,你说是真理的,有些人说是狗屎。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有为人生写作的,有为排遣孤独寂寞写作的,有为欲望写作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写作是非常对立的,从来没有哪一个行当像这样对立过,简直在写作上是生死的冤家,汉贼不两立,有我无他,有他无我。在理论上,有一种是理论家的理论,他们的理论与我们作家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再是作家之间,他的理论对你的创作也没有作用,你觉得他的追求太差劲了,简直在瞎写瞎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恰恰是要否定传统理论的。要不停地否定它,颠覆它。文学家必定是反叛的,叛逆的。我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一个圆桌会上讲过我的一个观点,作家是不可以继承传统的。你可以继承谁呢?你谁也不能继承。比方说,我可以继承柳青吗?我可以继承浩然吗?我可以继承周立波赵树理吗?不可以的!每个人只能是他自己。那么有没有门派和主义呢?也没有。我是好作品主义。好作品是唯一的主义,你成功了,你就有了主义,就有人给你贴标签。什么是文学理论家?理论家就是给作家贴标签的那种人。你成功了自然有人给你贴标签,他要把它归类。你是现实主义,他是魔幻现实主义,他是象征主义……有人就给我贴了不下四五种主义之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人说我是现代现实主义,有人说我是先锋,有人说我是底层写作,有人说我是生态文学,还有什么打工文学。但我认为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我自己的好作品主义。你说小说有什么法则没有?晚明有个公安派,是我家乡的,其代表人物袁宏道说:信腔信口,皆成律度。“我”就是法则,不然,同质化,类型化会泛滥面灾。你的笔下就是法则,你就是写作的唯一世界。

  我们大家知道,真理是理性的,它符合天地间的法则,而信仰是愚妄的,它以内心的狂热作为先导。你信的东西我不信。一个作家必须有内心的狂热,没有这种狂热你怎么去写作?不信仰文学的说文学死了,这个观点大有人在,这表明文学几千年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文学现在成为了“想象性的真理”,这是美国批评家米勒的观点。但是想象性的真理也不是真理,它的前面是针对传统的“虚构的现实”说的。小说过去的确是“虚构的现实”,小说就是虚构,大家都承认这个观点。这是博尔赫斯的一个命题。据说最早下此定义的人是十五世纪的一个法国神甫于埃:他认为凡小说均为虚构的情节和曲折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伪命题和伪真理。米勒是这么说的:当文学从虚拟现实的主位上退下来,成为想象性真理的许多供应商中的一个。我们先来说虚构。虚构是可疑的,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迅猛的今天,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米勒的观点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虚构将越来越边缘化。这个社会不再是过去封闭的社会了,人们要靠传说和传闻来传播消息。比如在神农架深山老林发生的什么事,传到宜昌,早就变样了,最后变成了传闻。现在真实的事情在一夕间可以传遍世界。甚至在同一秒钟可以直播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电视、照片、视频,什么都有,铁证如山。真实的事件已够耸人听闻,你无论怎么虚构,也比真实发生的差远了,虚构失去了市场。米勒认为虚构就是欺骗。他认为普鲁斯特基本上是骗子,他说普鲁斯特常常对谎言和文学说同样的事情。虚构的现实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而想象性的真理根本也是文学的一个乌托邦。现在的艺术变成一个想象性的真理,也是一个歧途。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影视,凡是大片,人都会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有可能吗?不可能的,这只是想象性的真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成了这样的。艺术变成这样一种东西真是奇怪了。我们以这次奥运会的点火仪式为例,这就是张艺谋式的想象性的真理。从奥林匹斯山上取来的天火,难道一个运动员可以飞上天把它点燃吗?它用的是威亚——就是我们说的钢丝绳。它感动不了我们,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技术性的壮观,如此而已。但是,真正的真实是有的,比方在洛杉矶奥运会,拳王阿里,用他颤抖的、患了严重帕金森病的手,点燃火炬,他感动了世界,它这才叫真理。比如它告诉了我们竞技体育的残酷,对人身体的摧残;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之类的精神,你怎么感慨都行。这就是真理。现在的文学离真理真的越来越远,我们只能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宁愿相信文学是信仰。如果文字不是我们心中信奉的那个东西,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如果不把文学当作信仰,我们如何在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去坚持做同一件事?这个工作是非常疲倦,非常孤独的。你不把它当作信仰你无法持久的坚持。因为信仰需要内心那样一种永不衰竭的激情,那样一种冲动,那样一种动力,那样一种精神的支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十分卑下和庸常的环境中,一个人,无论你的心灵有多么高洁,你的灵魂有多么干净,不出几年,你都会被你周遭的环境所销磨掉。没有一种坚韧的耐力,你想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这可能只有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才能做到,许多人坚持不下去也做不到。我看到许多过去写过一两篇好作品的人,之所以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他们缺乏那种简单、持久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神也散了,他的整个精神是松弛的,他的身体都是松弛的。他不像那些坚持者,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从身体里透出来,坚持者连眼神跟他们都不同。那些没有坚持的,他已经在庸常的生活中投降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顶顶世俗的人,他眼中的那种光已经黯淡了。而那些大家,包括你们自己,你们能坚持下去的,你们的言谈举止,你们的作派,都与那些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是跟他的作品不断地升华和成长的,他的灵魂的境界也在不断地升华,通过作品对自己艰难地修练,在不停的写作的途中,不停地修正自己,不停地紧逼自己,不停地催促自己,他才能加固和修正心中的那个信仰,在漫长的热爱和表达中,倾吐你的忠贞。

  信仰也是一种漫长的仪式。比方说你信仰佛教,你在庙里,你作为一个和尚,你几点起床,几点进行课诵,每天要念《金刚经》多少遍,《心经》多少遍,《大悲咒》多少遍。在每天不间断的仪式当中完成了他的信仰。你不能坚持这些漫长的仪式,你就别信这个东西。在坚持中你的心里就越来越明净、单纯、宁静。那么文学的仪式也就是每天坐下来,开始驱遣你的文字,形成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弃绝了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干扰、应酬,各种各样的诱惑,生活已变得非常单纯、简单。难道说这不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吗?通过这种漫长的写作,达到内心持久的愉悦,持久的沉醉。我把它称为文字的仪式——如果你能够沉醉其间,那么你离文学的成功就越来越近了,你最终能看到你心中的那个文学之神了。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

  让我们远离堕落和浅薄的文学

  在我们周围,或者说在文坛上,有一批以堕落为时尚的作家。我讲的堕落不是指生活的堕落,不是说这人每天在外面吃喝嫖赌。我不是讲这个,是指文学本身的堕落,以堕落为时尚、时髦的那种堕落。堕落的时尚和浅薄的文字正嚣张在我们的文学现实中,这使得文学的前景增添了不可预期的变数。但我想,对一个清醒者来说,对有自己厚重追求的人来说,没什么威胁,倒是一个机会。我在上海的一个演讲中使用了“偷袭”这个词。当大家都堕落和浅薄平庸的时候,你有可能偷袭成功,你有可能脱颖而出。那些以堕落为时尚的作家,刚开始也不是想堕落的。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写作无人喝彩,在主流文学这块,没有他的位置的时候,当大家都不睬他,不理他的时候,在受到了冷遇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以堕落为时尚。它没有威胁却是一种挑战,它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些人的企图就是让另一部分人的坚守和承担变得孤零零的,变得滑稽、陈旧。以堕落的反向冲击力来企图打破文学的秩序。打个比方:当这些人感觉到他们一辈子努力也画不出来蒙娜丽莎那样一种神秘的、高贵的、神性的微笑的时候,他可以把蒙娜丽莎这样一种象征物从神性的境界拉下来,把她打落凡尘,然后给她画上两撇小胡子。以堕落为时尚的作家,有小圈子的便利,很容易影响一些稚嫩的写,一些初涉文坛的人。他们希望有一批追随者,然后为这批追随者洗脑,以群体的堕落来造成一种声势,来让更多的后来者为他们陪葬,当殉葬品,从而寻找到当草头王的虚荣。

  为什么这些堕落和浅薄的文学在我们当今的文坛有这么大的存在空间呢?是因为那些勤勉的、沉潜很深的写是沉默的,是沉默者。智者无言,大言稀声嘛。而以堕落为时尚的人是一些喧嚣者。他们在那儿喋喋不休的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而那些真正的写是一言不发的,没有什么话可说,文学就是他的作品。而那些喋喋不休者,他会经常发表一些稀奇古怪的、千奇百怪的、似是而非的、莫名其妙的理论和观点。各种理论跟踵而来。因为他要当一方教主嘛,他要不停地布道,像邪教教主一样,为跟随者洗脑。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就是否定他人的一切为他们坚持的“信仰”。其实他们的内心知道你的坚持是对的,只是他达不到,他才否定你,否定他的同行们为文学所作的种种艰苦的、令人尊敬的努力。他们总是酸溜溜地去谈论他人,而忘了自己还处在一堆烂泥巴之中。

  正因为他们堕落,所以他们浅薄;正因为他们浅薄,所以他们堕落。这些人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去写作呢?或者客观一点地向他人学习,把那种狂妄和目中无人变得客观一点?这一是他们无法把自己心中的那个文学信仰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当他们恶意地贬损别人心中的那个神时,他们也砸碎了自己心中那个摇摇欲坠的文学之神;二是他们心中可能根本没有神,没有信仰的人是无所畏惧的,有信仰的人是有所畏惧的。人总是要畏惧一点什么,惧怕一点什么。当你坚持人民性的时候,他反对人民性;当你说文学需要同情的时候,他说同情算个屌;当你说文学需要道德,需要正义,需要责任,需要承担的时候,他说这算什么东西。当你讲道德,他说是虚伪的。他说他们才是道德。其实他们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是一群吸K粉和摇头丸的家伙。我认为,作家是在旷野之上和高山之巅的一种存在物,而这些以堕落为时尚的作家,是一群在包房内的存在者。他们就是要把那些比较符合历史召唤的、具有品质追求和神性色彩的文学拉入他们充斥着霉味的、空气污浊的、病菌丛生的、密不透风的小包房内进行嘲笑和攻击,寻找一种糟贱他人的快感。以为他们就站在了一个高度上,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淫。

  那么,我们一些文学的初来乍到者,如何不被这股时尚所裹挟?不要轻信他们关于文学的谎言,我认为,你只有坚信文学是有许多基本的判断价值的,这个是不可亵渎的,不可怀疑的。你只有相信文学的某些神力,相信你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操弄文字的人,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写,抱着这种有些愚昧的信仰,你才能远离浅薄和堕落。

  为了力戒堕落和浅薄,我们必须手上掌握有丰富的资源。这本来就是一个争夺资源的时代,我们的资源就是我们的底气。俄罗斯现在为什么敢发飙?普京竟敢宣称:欧洲离开他们就无法生存。因为俄罗斯是资源大国,他的天然气、石油、森林资源正是欧洲的命脉。我们的文学资源包括社会资源、精神资源和生活资源。你有了社会资源,你才有担当的勇气,你就有了政治立场和写作立场。一个缺乏立场的作家很难说他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还是以帕慕克为例,在他的写作和生活中,他花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土耳其人怎样屠杀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都是这样的,在政治上是非常有立场的。大江健三郎也是这样的,他调查并揭露日军在二战时强迫冲绳人集体自杀的事件,被右翼分子告上法庭并受到死亡威胁。更不要说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和艾赫玛托娃了。他们对社会是非常的关注的,他们比政治家更关注,而且更真诚、更无畏地关注,这样他就有了他的社会责任。同样一个作家需要有精神资源,把文学当作一种信仰也是占有一种精神资源。没有精神的资源,你的视野也不开阔,你的信念也不坚定,你也没有更大的,更高的宽容心、悲悯心,以及更深沉的爱和更高境界的对世界的理解,对他人的理解。如果没有更多的生活资源,你的书写是单薄的,既不丰富也不丰厚,总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写作有断裂感,无法做到游刃有余。你没有生活的资源,你也没有对我们生活的敏锐的捕捉能力,你没有办法揭示生活的真相和还原生存现场的能力。——“生存现场”是我最喜欢使用的一个词,也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词。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也是一个资源浪费的时代,完全要靠自己去寻找和取得,去挖掘和争夺。毛主席说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有了资源,你心中就有底了,你就不会焦虑,就不会去哗众取宠,扮鬼脸,玩噱头,玩堕落。你拥有了更多的这些资源,你的写作就同时有了更高一级的保障,就能在现实与虚构,想象与真理中间找到一个撬动你文学的支点,你的写作才会呈喷发状。一个好的小说,是这三种资源的最佳复合体,缺一不可。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色的确是非常尴尬和落寞的,但对于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文学依然是演绎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学是最形象的、最绚烂的一种精神表达。文学是寂寞者的一种精神狂欢。总之,我们的时代不管怎么发展,无论科技和传媒如何发达,文学的存在依然是必须的。文学是一种最洁净的、最简单的、最令人沉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手工的、个体的、最原始最传统的劳动,它什么也不借助。虽然有了电脑,但许多作家还是手写,我就是。它也是人的内心与世界发生关系最短的一种东西,不像其它艺术门类需要大量人、物、器具、声光电、后期制作、先进科技等等。而且它永远是艺术之母。它也是表现人类才华最直接、最直观的标尺。说某人有才,是说他写东西写得好,文字功夫棒。因此,文学也是最考验人的!——这最后的几句,是鼓励大家要坚持到最后,也是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根据2008年9月24日在湖北省青年作家神农架创作读书笔会上的讲话整理)

  写作笔记

  陈应松

  有所交待

  人是偶尔来到这世上的,每个人都将离开这世界。这种来去匆匆的景像将永远延续下去。那么文学是在这个世上与人交流的一种东西,它可能准确探索和表达人的内心隐秘,还可以使语言这种人类流通的玩艺儿变得有趣,使语言的不确定性变得更不可确定,使语言产生无数种可能。那么,既然是偶然到来或匆匆到来并且要注定离开的,不到万不得已,除非不被逼到墙角和悬崖,刀搁上脖子,就不必要将某种规范弄得太死,就不必要讲虚伪的话,尽管写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写作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世上有所交待。

  宗教也是想对世上有所交待,比方它研究死亡,比方它研究罪,比方它研究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信徒被这种宗教的游戏规则给绕进去了。文学和语言这个玩艺儿是有规范人的某种企图的,一直以来,有人都企图让它变成某种学问,更有甚者,想让它变成政治工具和打手。但是,文学注定了本身是不应该有游戏规则的。明代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讲我手写我心,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律度就是游戏规则。但他这里讲没有律度。语言本身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当出版社的校对总想把你的小说修改成小学生作文那么规范的用语时,他不懂得文学。文学就是对语言的冲撞,这表明他存在的意义。

  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就被异化掉。但是文学的出现恰恰是为了抗拒这种异化,使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显示。古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是著书立说是为了流芳百世,其实这不过是抗拒异化和死亡的一种方式,流芳百世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幻觉。人不在这个世上了,流芳百世又有什么意义呢?著作等身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意义就在于那么几十年,在他能发声时,能与时代和活着的人交流时。因此,文学是这世上交流发声的产物。动物没有语言(!),却能发声,发声就是语言,就是文学。它能准确表达它的愤怒、欢乐、厌恶;它用咆哮,用呻吟,用呜咽,用呢喃等来直接地表达。那么语言无论人类把它发展到多么曲折多么复杂的地步,我们的发声也必须紧紧抓住语言的基本作用,强烈地、直接地表达我们的喜欢和厌恶,简洁直观地表达我们的咆哮、呻吟、呜咽、呢喃,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掌握过语言之后,不枉在世为人一生。

  我们需要文学吗?

  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不需要文学了。因为文学的许多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精英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人们不再相信文学,文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对心灵的净化,没有人再相信。文学批评家、文学博士、硕士不读文学作品的大有人在,他们的所谓研究是在网上搜集他人的成果,改头换面。文学研究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个饭碗。对文学作品没有根本的兴趣和阅读欲望,更谈不上热爱。在文学中汲取愉悦和精神激励几乎绝迹。但是,我们不必怨天尤人,我不认为不热爱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堕落和欣赏水平的下降。诚如博尔赫斯说的:许多年间,几近无限的文学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说,在一个阶段,文学只集中在一部分且是极少数人身上。许许多多的作家写家根本就是与文学无缘,写了白写;另一种是读者,文学也是属于他们中的少数人的。这没有什么不对。需要文学的人永远需要文学,不需要文学的人永远不需要文学。让文学成为大众生活的想法是原始想法。可以看到艺术的起源:一个猎手拿着刀,在石头上刻下了他们狩猎的场景,非常简单,那时的猎人,人人都可以是画家。但后来呢?当绘画进化之后,出现了油画版画水墨画和各种画派,绘画就需要极强的技巧性了,绘画这门艺术就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了。你今天用刀去石头上刻那些简单的东西,注定无法成为艺术,或者高级艺术和当代艺术和精英艺术。反映猎手生活的不见得是猎手,这与艺术的初创时完全不同了。艺术成为一门越来越精细的学问,文学也是。

  需要文学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有传承人,文学这种复杂的语言活动和思想特征,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需要思想,所以需要文学。过去文学的一部分娱乐功能被其他东西取代了,可是文学中的思想和理想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越是在消费和世俗时代,精英们越是要借助于文学或者说躲在文学的城堡中,坚守并显示自己。文学与伟大和崇高和尊严结合得越来越紧,难解难分。在当今时代,政治精神的角落感和呜咽感,正是文学或者精英文学所发出的,犹如警钟。因而文学借助于这种发声,表达极少部分思想者的忧虑、愤怒和屈辱。文学过去是市民的,消遣的,勾栏瓦舍的,现在不是了。这是社会动荡分化发展淘汰逼出来的。这种角落的和呜咽的写作,表明文学作为珍贵的遗产被少数人保存下来了,文学就像被保存的火种,现在也许不需要,某一天我们会需要,并有可能造成地震般的爆发和燎原之势。这是指它对社会改造的功能。

  文学是有光的

  文学照亮了我。我常想,如果我不写作,我将会怎样?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最好的假设排除——比如我在省某厅呆过,我可能会成为处长?厅长?从坏的或正常情况下的发展,我会成为一个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很烂的一个人。我会成为一个普通的县文化馆馆员,编县里的旅游文化小丛书,搜集民间故事。我曾借调到县文化馆;我会成为一个老船工,现在可能已经下岗退休。因为我在一个水运公司干过五年;我会成为一个小镇上的老混蛋。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凋敝的小镇,那里的人阳气全无,吊儿郎当。总之,我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小镇上的老混蛋,以我这种性格。

  因为我写作,我获得了非写的许多东西,获得了虚荣和尊严。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受到尊重,当我选择文学,是文学的光芒照亮了我。是文学挽救了我。我这样一个出生的人,父母双亲文盲,学根不深,慧根也浅,六根也不清静,长相平平,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宰鱼之胆。我的那些偏锋狠毒的写作,却使我得到了不错的名声和抬举,人们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的狠气,算得是条汉子,可我是一个连走路都喘气的人,没有城府,动辄发怒,性情干瘪,讲话不利索,从人格上来说,没有任何趣味可言。但是人们尊敬我的作品,继而尊敬我这个人,这么一个糟糕的低贱的人。这不是文学镀亮了我吗?文学是有光的,我感谢文学,让我站在领奖台上微笑,人模狗样地高傲,振振有词地发表演讲,可是内心是虚的。如果不是文学壮胆,我在许多场合会发抖、尿裤子。

  写作的可能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网络的洪水和网络写作可能会害死文学。文学几十年的政治化耽误了一代甚至两代人,中国自鲁迅后就不再有文学的巨人。网络的兴起,我感到中国文学甚至思想的巨人就到鲁迅为止了。网络会耽误一代、两代以及无数代人,使我们社会的精神走向向下沉沦,文学语言向庸俗和低级趣味急遽滑落。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今天,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文学的复苏可能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现在,我们正处在文学萧条期。没有巨人的时代表明思想正在凋亡,人们处在黑暗中。写作在新一代写手那里已经远离精神层级,成为一种生活时尚。他们把文学创作同喝酒和怪异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嬉皮士行为,和伟大的道德操守无关,与现实生活的真相和生存的秘密无关。怜悯、同情和愤怒和感世伤怀,是与文学渐行渐远的精神痉挛,写作是舒适和趣味性的事。在丧失文学的同时,一个民族就将丧失掉思想,也将丧失掉冲动。一个没有冲动的民族,在平庸里挣扎,连宝贵的血质也会流失掉,这个民族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最后这个民族可能会连同她优美的语言,一起荒芜末路。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使写作的潜质继续下去?它必须要远离网络,远离各种传媒的假象,向不被我们关注的、最远最远的角落走去。让我们的内心像荒疏的天空和大地,成为少有人的践踏之处,让内心的安静泛上苍苔,要打捞我们这个社会被遗忘的经验,获得原始的活力,在民间和土地深处寻找激情,使语言露出朴拙的锋芒。文学必须尽快地化装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文学必须以陌生的形象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根据地。

  只要有一种可能我们都不应放弃,有一种可能它必须是离弃和拒绝,可能是逃亡后喘息后的定神。必须彻底地逃叛,恢复战士的本色,像一只警惕的獾,奔向荆棘丛生的大地深处。葆有思想和挑衅的自由,彻底地否定时尚生活,否定文学的秩序和正当性。

  可以这么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包括汉口的租界,也有汹涌的时尚生活、舞会、酒、纸醉金迷与油头粉面的人群。人们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将会扩展下去,成为时代的惟一。但同时,在很远的地方,在川藏边地的风雪弥漫的山上和险恶的草地沼泽中,有一队人(大部分是农民),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抗击着死亡的威胁,在那儿行走着。人们谁也没有在意他们,关于他们只有只言片语的消息,并被主流媒体污为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匪徒。可是,就是这些不入流的人,是他们改变了世界。

  我想离开庞大、狂卷的时尚和主流生活,我去遥远的深山,与农民和牛羊为伍,与感动的令人热泪盈眶的事物为伍。我也同样怀有一个卑微的愿望:改变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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