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左岸文化网
我看文学奖
李建军
最近十多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评奖越来越多，制造出的响动，也越来越大。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评奖具有令人好奇的悬念感和偶然性，能够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和娱乐效果，进而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图书的销售。不仅如此，事实上，评奖还是一个建构和行使“文化霸权”的行为，因为，通过确立选择的标准和程序，评奖者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趣味倾向，潜在地转化为一种规范性甚至主宰性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影响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然而，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自赋价值而非他赋价值的精神现象。也就是说，好作品是作家自己写出来的，它的价值，根本上决定于写得如何，而不是决定于评论家如何评价它，或者，是否获过什么大奖。《红楼梦》什么奖也未曾得过，却丝毫不影响它光耀千秋，传之久远；假如当时真有个什么评奖委员会给它评了个什么大奖，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得到好处的，不是《红楼梦》，而是那项大奖。所以，一个作家必须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写作上，而不是放在“跑奖”上。为了获奖而低首下心地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尴不尬的话，送些不干不净的礼，徒徒伤损了自己的颜面，败坏了自家的清誉，何苦来呢？更何况，即使通过请托求情，最终获了奖，也是胜之不武，没什么意思的。白居易诗云：“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徒有虚名的获奖，也许可以使一部拙劣的作品风光一阵子，但却很难使它成为真正的好作品，也很难给作家带来持久的光荣。
文学奖，文学奖，先有“文学”后有“奖”，或者说，先有优秀的文学，而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奖。倘若“文学”的品质本就很成问题，那么，所谓“奖”者，势必流为与“文学”无涉的游戏和闹剧。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很多时候，却是有“奖”而无“文学”的，——只见被媒体狂热炒作的“评奖”，却不见名副其实的“优秀作品”。对于“文学”与“奖”的关系，早在1994年9月4日，孙犁先生就专门写过一篇《我观文学奖》的文章，做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文学”从来就不是“奖”出来的：“自古文学无奖，而历代有传世之作，有不朽的作家群体。中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如林，也没有办过文学奖。因为，稍微有识之士，都会明白：文学非奖即金钱所能诱导而出；相反，常常产生于贫苦困厄之中。”先生之言，洵为的论。他对当代文学评奖过多，也颇为不满：“在中国，忽然兴起了评奖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举办文学奖。人得一次奖，就有一次成功的记录，可以得职称，可以有房子……因此，这种奖几乎成了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这些年，确实有不少人，从文学奖中，得到不少好处，其中包括作家，评论家，主办的单位，评审人员。但文学本身，是否得到了什么提高，则从来没有人去过问。奖啊，奖啊，究竟奖出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人去统计。”事情还真让这位心性淡泊的作家给说着了。在文学上，我们现在颇有一种以“获奖”论英雄的庸俗倾向。一“奖”遮百丑，一旦获奖，则不仅意味着一个作家是“优秀”的，而且他的所有作品似乎都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甚至，他的所有问题，将都不再是问题了。难怪有的作家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会欢呼雀跃，内心充满云开日出的狂喜。
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鹤林玉露·用兵》中说：“军无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但文学是金钱的敌人，是荣华的对头，是权势的冤家。真正的文学，与的人格、思想、才华、正义感和反讽勇气有关，而与“赏”和“财”无涉，毋宁说，恰恰相反，凡是志在赏赉与“市场”者，必然写不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在“有奖征文”的大纛下面，很少看见像样的作品？究其原因，盖在于此。其实，从写作的动机和动因来看，真正优秀的作家，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的。文学的发生，乃是一种超越庸俗目的的一种精神现象。大凡诗人遇悲则哀，逢喜则笑，离忧则愁，见邪则疾。文学就是形诸文字的泪与笑、怒与骂。文学的产生和存在，缘于人们抒发情感和叙述经验的迫切需要，缘于与他人进行心灵沟通和精神对话的渴望。文学是作家面对世界的难以自已的言说，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言说，只有把自己的经验和思想表达出来，他才能克服内心的苦闷和焦虑，才能恢复内心的宁静与和谐，甚至，才能继续活下去。
当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都是针对读者的写作，都存在一个想象中的倾听者和阅读者。毫无交流愿望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很难说是积极意义上的写作。所以，自己的作品在读者心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对他们的人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会如何评价这种影响，就是作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们阅读、喜爱，都希望得到评论家的赞赏和社会的肯定。一个作家能够获得的最高奖赏，就是无数读者对他的作品的持久而普遍的阅读和喜爱。
外在地看，文学评论和文学评奖似乎都是对文学进行评价的方式，都是赋予作品价值的有效手段，其实，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真正的评论都是超功利的，而几乎所有的评奖都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正像孙犁先生在《我观文学奖》中所说的那样：“任何评奖，都有它的政治或人事上的目的，有目的即有偏差，有偶然，有机会。所以，任何奖都难得那么公平、准确，名副其实。”如果说，评论是一个充满严密的逻辑性和充分的事实感的理论行为，是一个用持之有故的方式说服人的过程，那么，评奖就是把一群人的各各不同的趣味、意见和选择，化约为一个平均数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评委都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结果势必是按照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者潜在的规则来做最终的选择。例如，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始阶段，即维护“高尚和纯洁的理想”的“维尔森时代”，1901年，有42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签名赞扬并推荐托尔斯泰，但是，这没有用，因为，诺奖的评委们认为托尔斯泰不符合“理想”的标准。他们把1901年的奖金给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把1902年的奖金给了德国学者蒙森，把1903年的奖给了挪威作家比昂松。如此糟糕的决定使“诺奖”的开端黯淡无光。例如，1988年，马悦然（G·马尔姆奎斯特）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上，要求评委们网开一面，打破不给死者颁奖的成规，把奖金该年的文学奖给去世不久的中国作家沈从文，但是，他太年轻了，人微言轻，没有能够说服别的评委，最后只好流着眼泪离开。还有两位评委因为与评委会意见不合，愤然退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以上种种，足以说明，即使世界上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奖，事实上也是按照一种“主导性的意见”来进行的，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的。
所以，在别林斯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真正伟大作品的充满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赞美，看到他对于失败之作的尖锐而同样客观的批评，正像屠格涅夫所说的那样，“他的美学鉴别力几乎毫无差错，他的见解深刻入微，而且从来也不含糊。别林斯基不会被表面现象和外界事物所迷惑，不为任何影响和潮流所左右；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毫无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判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有力地、信心坚定地说出来”。然而，即使在享有较高声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对伟大作家的充满偏见的漠视和忽略，对三流作家的错误的奖赏。一个声称自己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奖，“诺奖”在奖励三流作家的同时，却完全无视那些伟大作家的存在，这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能原谅的失误和缺憾。“诺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就曾说过：“诺贝尔奖现在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奖，自然不可能以西方以外的评价颁奖。这一点本身是遗憾的，我当然希望那些遥远地区的文学能够赶上大步在前的西方文学，以能够完全加入全球性文化大军的行列。”他的偏见和傲慢是完全不加掩饰的。抱着这样的充满文化优越感的偏见，怎么可能平等地了解“遥远地区的文学”？怎么可能保证自己的评奖是绝对公正的？至于那些声称“程序合法”而又充满私人性和“潜规则”的评奖，就更不用说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需求和文学风气，也会有不同的文学评奖。文学评奖的标准，甚至因时代的转换和世风的移易，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人说，如果放到“八十年代”，现在的很多获奖作品，根本就不可能获奖，而“八十年代”的一些获奖作品，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下，则很有可能落选。的确，就中国的文学奖来看，“新世纪”的文学评价体系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评奖标准相比，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充满了回归“五四”的“乡愁冲动”，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激情，普遍具有抚摸“伤痕”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思”问题的启蒙主义气质，许多作家在诗意性、真实性和深刻性的追求上所达到的高度，现在看来，仍然令人钦佩。那个时候的文学评奖，也体现出同样的文学激情和文学精神，从而积极地肯定和鼓励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新世纪文学”则呈现出别样的精神风貌。“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文学理念影响下的叙事，则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价值观调和成为新的文学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享乐压倒启蒙、“个人”取代社会、“身体”瓦解灵魂、“现实”遮蔽历史的文学图景，——虽然“底层写作”仍然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但是，它们却时常受到某些批评家的鄙夷和嘲笑。而那些轻飘飘的“英雄主义”、软绵绵的“温情化叙事”、缺乏深度的“玄幻叙事”、沉闷、琐碎的“乡土叙事”和充满猎奇色彩的“民俗化叙事”，则因为适应了新的文学要求，而成为新时代文学评奖的受益者。
在我看来，文学评奖有两种路向，一个是关注起点阶段的低端化评奖，一种是着眼终点阶段的高端化评奖。前者旨在鼓励刚刚开始跋涉的青年作家，后者则在积极肯定和评价一个作家的最高成就；前者给获奖者以勇气和信心，后者则给人们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可靠的方向。对于一个没有大师和优秀作品的时代来讲，高端化的评奖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尽量少评奖甚至不评奖，而应该多搞一些低端化评奖，以鼓励那些艰难起步的青年作家。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作家来讲，及时而公正的奖励能够鼓励他们创作的信心，激发他们的热情，会对他们的文学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1888年，二十八岁的契诃夫，因为短篇小说集《在昏暗中》，而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授予的“普希金奖金”，共五百卢布。这个奖让年轻的契诃夫高兴而且振奋，几次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10月9日，他写信给一直鼓励、奖掖他的格利果罗维奇：“当然，对我来说，奖金是幸福；如果说它并没有使我兴奋，那我就是说谎了。我觉着自己好像除了以前在中学和大学以外，如今又在第三个什么地方毕了业。昨天和今天我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像是一个恋爱中的人，没有写作，光是在思索。”10月20日，他又写信给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当然，奖金是大事，而且不只对我一个人来讲是这样。我很快乐，因为我为许多人指出一条通到大杂志去的路，现在我也同样快乐，因为多亏我，那许多人才能指望科学院的桂冠。”但契诃夫也没有得意忘形，10月27日，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中，他这样表达了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再凭良心说一句，我虽然获得了奖金，其实我的文学活动还没开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谦虚。有的作家一旦获得“大奖”，感觉自己仿佛就真的成了大师，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些批评家更是没边儿没沿儿地狂吹乱捧。孙犁先生也许早就见过这样的被“奖出来”的“大师”，所以，他在《我观文学奖》中提醒他们：“虽然获得过大奖的人，也不要以为从此就定了性，成了永久性的优秀作家，别人连碰都不能碰一下。”
如果说，文学评奖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则更为艰难。这是因为，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热爱荣誉、渴望不朽的民族，也是一个对奖赏和赞誉特别看重的民族。我们自古就有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说，所以，雄姿英发的周瑜，才在“群英会”上舞剑作歌，如此高唱：“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对中国人来讲，名是一种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所以，很久以来，“烈士殉名，贞妇死节”就是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律令。而求名和“不朽”的路子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立言”大概是可以将文学写作包括在里头了。到了现在，“立言”的荣耀，似乎非得通过获奖，才能便捷地得到，充分地享受。如此一来，文学评奖便如中原逐鹿，成了激烈竞争、热闹非凡的事情。
文学评奖之所以困难，追本溯源，还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情态和文化心理。中国一直是个人情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情感判断常常会压倒理性判断，个人情感往往会超过社会情感。人情社会是“任人唯亲”的，是根据“关系”的疏密远近来说事的。中国人的口头禅是“与人为善”，但很多时候，所“与”之“人”，并不是随便什么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而是“自己人”，是“哥们”和“朋友”；而所“为”之“善”，也不是超功利、无目的的事情，而不过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而已。如此一来，有的时候，中国的评奖就难免会烙上“中国特色”的印痕。即使某些打着“全球”与“中国”名头的大奖，也其实不过是几个“哥们”所玩的“你有我有全都有啊”的梁山泊游戏罢了。话说，前些日子，有家杂志社搞了一个以“中国”冠名的“批评家奖”，请了一些“著名作家”来给“批评家”评奖和颁奖。在报纸上看到作家给批评家颁奖的画面，我真是给它逗乐了，不由得想起了常常使人喷饭的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
那么，应该怎么对待文学奖呢？
别太拿它当回事就是了。
对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的看法是：它不过是十八个欧洲人评出来的一个奖，“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做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做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所以，她最终的结论是：“视大奖，则藐之”！
鲁迅先生的态度，也许更值得我们学习。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来到中国，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便通过台静农探询鲁迅的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给台静农写了回信。他的意见很明确：一是，不要给中国作家，“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二是，他怕获奖会给自己的写作事业带来消极的影响，“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鲁迅的态度多么清醒，精神多么高贵！
每一个有出息的中国作家，都应该把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2008年12月20日，北京
（刊载于《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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