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左岸文化
北京大学的师生对《问苍茫》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讨论，作为责任编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觉受益匪浅。自从走出校园，走出“学院”语境，这样的交流真是久违了。在时下很多“红包”批评日益丧失公信力的情形下，这样“超利益”的阅读和讨论常常能够触及文学批评的本质。即使观点有分歧，阅读感受有差别，但却能够让人回到纯净的文学，回到纯净的批评。
说起曹老师的《问苍茫》，必定绕不开他2004年的中篇《那儿》。这个中篇小说现在被理论界奉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问苍茫》则进而被认为是“底层文学”的长篇。总之，无论曹征路本人怎么想，他的写作只要进入理论者和评价者的视野，似乎就注定了要和“底层文学”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什么是“底层写作”，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认知。而正如邵燕君老师所说的，这一写作潮流的异质性和挑战性正随着外延的扩大而被消解。目前，经过了几年的创作沉淀和命名尴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底层文学”就是“左翼文学”的延伸和变种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那儿》定位为“底层”，将《问苍茫》和“左翼”联系，正呈现了曹征路写作的一脉相承。
实际上，这部小说被定性为什么潮流的文学作品并不重要。或者说，给纷繁的文学写作整合出一个统一的名字，只不过是为了理论的便利，很多的概念都是捉襟见肘，挂一漏万的。而将概念打出来之后，抽象化创作实践论证它的合理性，也不过是“文学史思维”的惯性。理论和创作从来都是各有发展目的的，创作永远在寻找更大的读者群，而理论则不断锁定特定的读者群。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现实的探掘角度，它对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有独到的发现。这一点比任何艺术成就的取得都更为难得。
从我的角度而言，对曹征路写作价值的判断，有两个不得不说的语境。这两个语境说起来也特别有代表性。
其一是文学教育。目前的文学教育说白了就是文学史教育，它不注重人对文学作品的个人趣味，而往往注重理论趣味，不注重人阅读作品的直觉感受，而注重研究角度。久而久之，在判断一部作品的时候，往往能够拉来一大堆的理论和已有的文学史实践，探讨出来一大堆的话题，但是最终，这部作品与个体的感受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切合个体对生活的感受和判断，都成了悬而未决、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的问题。我本人从“学院”培训走向编辑职业，而编辑职业对个人趣味判断的要求、对生活逻辑的考证要求似乎更高一些。做编辑的重要前提是揣摩读者的趣味，而不是一上来就试图引导读者的阅读。如何褪去“文学史思维”所带来的判断惯性，如何挣脱文学观念设置在作品价值判断之前的“框框”，如何最大程度地和最广泛的读者群保持相同的阅读趣味，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而要成功地完成这些转变，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作品的真实性出发，从生活的逻辑而不是技术的逻辑、观念的逻辑出发。这一点，很典型地体现在我对曹征路作品的判断上。或者说，曹征路的写作恰恰兼顾了我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我能够用文学史思维找到话题对他的作品发言，同时，我又能够从普通读者的角度为他的作品找到生活的根基。但，他的兼顾似乎同时也意味着他的问题：理论界嫌理论化不够，普通读者嫌生活化不够。曹征路的写作看来注定要成为一个话题。
第二个语境是我从2003年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和为《文艺报》“看小说”栏目写文章的原因，广泛地阅读文学杂志。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多数的成名作家、成熟作家风格圆熟，技术无可挑剔而生活体验僵化，生活发现日益枯竭。而文学的新面孔往往冲劲十足，后劲不足。一两部中篇非常抢眼之后马上归于平淡。而且，“耳语写作”和“三寸目光写作”之风泛滥，绝大多数的写作都“宠物化”了，丧失了血性和尊严。所以，当我看到曹征路的《那儿》之后，看到它的《霓虹》、《豆选事件》之后，立即有一种类似长篇小说领域发现了《狼图腾》、《藏獒》般的兴奋。他甘于“草根”的孤傲姿态、对禁忌的粗利发言、思考现实的卖力表现和忧国忧民的“自作多情”都让我感动，而他不断敏感到一个个的社会问题，然后除了秉笔直书之外如困兽般的无所适从，自以为找到方案和出路时候的天真的理想化，都十分触动我。尤其是联系他所身处的深圳特区的社会情形，曹征路的写作个性更为突出。从曹征路这里，我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激情，看到了文学对社会生活发言的自信，看到了文学写拒绝“娱乐至死”的尊严。从目前文学界和庞大的《当代》读者群对《问苍茫》的热烈反应可以看出，无论是什么样的读者，都在期待文学对现实的作为。
最初和曹征路聊长篇小说写作计划的时候，他说想写《工贼》。我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事实上，我的生活经验除了校园之外，没有其他。而生活经验的单一就意味着对“人”的看法不够深刻立体，这一定会导致文学阅读和评价的盲点，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我来不及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还是只能从理论上，从书本上，从互联网上，获取相关的信息。几经沟通之后，他跟我聊了详细的写作计划。我只是从编辑的角度告诉他，我对他挑战性写作的策略很放心，我想看到精彩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在“可看”之后还“可想”，最后还“想不明白”，我觉得就成功了。之后，曹征路拿出了长篇小说《问苍茫》，一部直接将劳资矛盾推上前台的“大胆”小说，一部力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文学化分析的小说。作家根深蒂固的“草根”情怀和对任何既得利益都一律保持警惕的高度敏感状态，使得小说现实多元、情感复杂。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当代》杂志在看过之后的第一时间表示下一期马上刊登，但出于杂志的篇幅考虑，和减少线索太多的阅读障碍，要删掉文念祖老爹横跨革命和建设两个年代的那条“枝蔓”。
长篇小说尤其需要作家消化生活、整合生活的能力，也尤其需要写作技术的训练。《问苍茫》当然存在很多可以指出来的问题，比如台资企业内部和幸福村两条线索的融合不够，使得作品的结构显得枝蔓太多；比如常来临和女老板的关系问题，夹杂男女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出于阅读的需要，但是这样会减弱这个“文学新人”的深度和震撼力；比如唐源、柳叶叶，承载了太多的理想色彩等等。但对于曹征路来说，对于《问苍茫》来说，厚重的生活基础和强大的问题意识足以遮掩这些不足。
《问苍茫》与文学史上的作品有何瓜葛，有什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北大师生有了充分的探讨。我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理论界还会不断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而它的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目前则开始不断地显现。金融海啸中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制造”的重镇的种种问题，《新劳动合同法》遭遇的尴尬等等，不断更新的生活现实却能够反过来印证文学的判断，的确值得让作家为之“得意”一下。而它在文学上的作为，看一下《资本论》的全球热卖，“红色文学”在全世界的再流行，似乎也能够让曹征路“得意”一下。作为出版者，自然是看重这些的。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单纯的思想资源、任何一种情绪都不足以支撑它，能够支撑的，永远是生活本身。这一点，我很赞同曹征路的观点，但是对于《问苍茫》而言，生活基础的支撑是毫无问题的，关键是宏观的潮流把握，未来道路的设计。实际上，很多长篇小说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个方面，《问苍茫》因其题材的特殊性，这方面的问题更为明显一些。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形看，无论作家、理论家、经济学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行进在方向尚不明朗的未来之中。每个人都有“看不懂”的疑问，同时又难免有指路的冲动。“看不懂”往往是文学的用武之地，而“指路”则往往马上会暴露文学指点生活的所有力不从心。冲刷和筛选这一切的，唯有不断向前的生活。作家往往是从生活而文学的，理论家则往往是从文学而生活的。而生活和文学之辩，恰恰是创作发展的动力。只要创作保持着追求尽善尽美的动力，“严肃文学”的出版就有耐得住寂寞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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