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意识、边缘立场和革命情怀
：马绍英
文艺理论与批评
张承志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主要结集为《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和《聋子的耳朵》三部散文集。他以跨文明行走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一道道熟悉而又陌生的精神风景。他的散文一以贯之坚持着立足底层与边缘的异端立场和以大义为重的精神诉求。在疲惫平庸的中国散文界，张承志“以其奇崛、孤傲与沉痛，以其充满了内在冲突的历史反思、生命体验和文化批判，以其熊熊燃烧的形式”树立起新世纪中国散文精神的高标。
一、作为边缘和底层的三块大陆
纵览张承志的文本，我们很容易把握三块文化一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内蒙游牧草原、天山南北文明枢纽的新疆以及回民居住的黄土高原)对于张承志的重要性。这三块大陆不仅是他文学与学术所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同时也与他的思想形成有机的同构关系，正是在有关这三块大陆的文本实践中，张承志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基点：立足底层和边缘的批判立场。
张承志这种自觉的价值立场的建构表现为对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特点思考中。张承志的文学起点与“新时期文学”同步，主要从传统的“人民一母亲”的结构意向处理自己和草原的关系。与众不同的是张承志始终认定草原底层生活经历对自我成长的积极意义，“年轻时期在乌珠穆沁草原当牧民的岁月，与我是一次不可置换的基础奠定”。(《聋子的耳朵·序跋抄》)。草原插队的经历意味着张承志与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主流文明的伟大传统的遭遇。从这样的人生经历起步，开始体悟到草原世界深沉的内里，底层人民生存的艰辛以及底层一些伟大的女性成为他的作品倾心表现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从民间获得了一种有别于时代主流的精神价值。
与哲赫忍耶这个“牺牲者集团”的相遇是张承志精神转折的一道分水岭，“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离别西海固》)“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然而大西北的哲赫忍耶老百姓不仅尝遍了艰辛而且流尽了鲜血，这使我欣喜如狂，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们”。(《心灵史·圣徒出世了》)从此他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彻底踏上了一条异端的道路。哲赫忍耶的教理虽然复杂，但对张承志而言它最大的魅力莫过于四个字：“穷人宗教”，这种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伟大的异端”。对哲赫忍耶的皈依及其价值的张扬可以看作张承志民间和边缘立场的深化。
张承志在精神上最终皈依哲赫忍耶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思想的旅途，更没有走进一隅而不复返。而是以三块大陆作为精神的背景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面对复杂的现实发言。在中国文化内部结构中，张承志的文本对中国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形成了一种冲击，促使思想界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内部的异质性因素及其意义。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而言，对边缘族群文化的尊重显然有利于促进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联系的是在后殖民主义话语语境中张承志对“列强”肢解中国阴谋的深刻思考和担忧，这看似过分的敏感透露出来的是张承志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民族、对祖国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夏台之恋》中，张承志将天山深处一个多民族和谐生存的村落看成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认为“夏台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其深刻用心不言而喻。
新世纪以来在张承志的文学实践中，三块大陆依然构成他的精神的底色，底层和边缘的立场表现得更为清晰和具体。当他的笔触伸向与自己相濡以沫大半个人生的底层同族或异族的长辈、兄弟或后辈时，笔锋温暖而放松。早年的愤怒和峻急在与底层民众共同迎送的岁月中逐渐走向澄明与释然。他以自己知行合一的文学与道德实践缔结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联系。
二、安达卢斯之旅——另一个“东方”的发现和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以天下的中心自居，自以为是“中央之国”。近代以来的沧桑巨变并没有使得我们真正获得世界性的眼光，依然习惯于聚焦的是排除了内部多样性的“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常常不假思索地以中国代替“东方”，将“东、西”关系简化为“中西”关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们习焉不察的一种思维惯性。尽管爱德华·赛义德的巨著《东方学》近些年来已成为中国知识界时髦的话题，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本巨著提示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以为不言自明的‘东方’这一概念，而且从反省‘东方’这一概念出发进而反省中国整个的建立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上的现代知识体系”。直到1840年之前，中国少有与西方的正面接触。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少有探究的兴趣，在中国主流文化界的知识谱系中，同为“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盲区。张承志认为，沿地中海边界的“穆斯林屏障”长久以来保护了东方诸文明免受欧洲殖民扩张的侵蚀。1492年西班牙的斯林王国首都格拉纳达的陷落，是世界历史划时代的志和界碑。“殖民史雄辩地说明：就在格拉纳达失陷的那一年，美洲立即就被‘发现’，地球随即坠入了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为名的殖民主义近代”。(《聋子的耳朵·地中海边界》)张承志的安达卢斯之行及相关的思考以此为出发点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知识和思想的窗户。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从公元八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凋零的地区”。(《<鲜花的废墟>小引》)在世界文明史上，安达卢斯具有特别的意义。“伟大的文明在这里相遇。东方和西方，他们教会、碰撞、分界、相融的地点，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洛阳长安——而是在这里”(《聋子的耳朵·地中海边界》)，它见证了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大文明在这个区域的兴衰和更替。穆斯林文明强盛时期安达卢斯的首都科尔多瓦当时是欧洲文化的巅峰，它以宽阔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各方的文明成果，并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保留着宗教信仰的自由：“当年的科尔多瓦，不仅是受歧视的犹太人的投奔处，而且使他们施展才能的大舞台。”(《鲜花的废墟》)“黑人、白人、抑或是阿拉伯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在伊斯兰的烈烈大旗下接受庇护，施展才能”。(《摩尔皇宫的秘密》)安达卢斯的穆斯林文明经过八百年的繁荣走向终结之后，继犹太人被驱逐，数百万的穆斯林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又惨遭凌辱、屠杀和彻底的驱逐；而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清真寺纷纷被改建为天主教堂。先后交替的两种文明在西班牙土地上充满对比意味的历史真相对“东方主义”话语构成尖锐的挑战。
《鲜花的废墟》“举意”之一，“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张承志认为“胜利是一个表面的概念，只有文明的胜利才被人传颂永久”。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而纠结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纠葛，努力站在超然的立场寻找两种文明和谐共存的可能和证据，在他发现在清真寺旧址上建造起来的阿尔梅利亚圣胡安教堂居然保留着清真寺的“米合拉布”(清真寺大殿朝向麦加方向的墙壁正中一个小凹壁窑，教长在此领拜和讲经传教)时不禁感慨不已：“每一天，每一个天主教徒在圣胡安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会或者瞥一眼、或者仔细注视这个伊斯兰的方向。同时，这历经沧桑的米合拉布也每天每月地，守候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里诉说他们的心思。”“人类居然真的能如此宽容!”张承志以此作为参照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当你念诵着以慈悯一切的神的名义的时候，你拥有无私的胸怀、足够的宽容和慈悯吗?”遗憾的是这种动人的情形只是特例，安达卢斯的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很多是在摩尔人被驱逐之后由清真寺改建的，但是现实中的西班牙人却极力回避或者淡化这个起源，张承志认为这样的做法潜藏着一种对他人文化的自卑。“可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毛病吗”?由于自觉的自我反省，张承志在安达卢斯的寻幽访古、对穆斯林文明史的追怀，避免了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表现出对伊斯兰文明遗迹散发出来的丰富的美感的认同。
在伊斯兰被持续污名化的后殖民霸权话语体系中，张承志对穆斯林文明的认同、对自身穆斯林身份的强调无异于宣示自己相对于国际霸权话语和“主流文明”的异端立场。作为一个拥有多种文化背景、多种语言语言能力的作家，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学术立场、富于批判精神的学者，张承志以独特而广阔的视野突破了流行的知识范畴，揭示出强势话语对历史的遮蔽以及实现第三世界文化自觉的迫切性。
三、对革命精神的美学召唤
新世纪以来张承志文学活动中一条精神线索越来越清晰：对现实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频频回顾革命的精神资源，倾心于革命的“美感”。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一统江山、社会主流精英宣告“告别革命”的今天，他的这种逆流而动的姿态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张承志认为：“正是在全世界急速褪色、苏联东欧土崩瓦解的今天；正是在此时此刻，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的初衷，才应该深究细问。”“革命确实已经退潮了，但对革命的追究才开始”。(《谁是胜者·谁曾经宣言》)这是张承志反思革命的逻辑起点，对革命本意的追究与其说是为了召唤革命毋宁说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还原革命原初的面目。“可能是因为见惯了腐败奸狡官僚的缘故吧，这两年，有时突然对真正的革命觉得感兴趣。南至瑞金，北到预旺，我独自在一处处红色遗址上徘徊寻味，想捕捉湮没的一点什么”。(《聋子的耳朵·斯诺的预旺堡》)他捕捉到的是斯诺“曾善意地暴露，清醒地怀疑。他委婉但坚决地表现了自己的原则，他为潜在的弱者，预先地表达了关注”的立场，对革命的关注在张承志这里有着非常确定的参照并契合着作家自我的底层意识。在《秋华与冬雪》中，对当代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堕落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表达了他对革命烈士瞿秋白与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敬仰和理解。张承志肯定瞿秋白作为一个没有受到异化的革命者所进行的自我解剖，同时反对人们“迷醉一介书生的色彩，而忽视瞿秋白的共产主义者本质”。张承志认为瞿秋白“文章做人，于散淡庸倦之间，藏着一个遮蔽的骨头。这一个骨头非同小可，它是中国文人常常不得遗传得的‘大义”’。“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的美感。”张承志认为杨靖宇将军让对手折服的那一幕或许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对杨靖宇的崇敬伴随着他对目下“否决革命”、“腐蚀中国的精神”的“古怪的文化”的抨击。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张承志特别倾心于富于抗争精神的战士型知识者，徐锡麟、秋瑾、鲁迅等近现代以来绍兴“异类”的风骨文章磁石般地吸引着他。张承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出对这些勇于献身的先驱者深切的理解：“他们的革命同时也是一种自救。对他们的自我而言，对他们敏感而受伤的心灵而言，他们一个个都做到了言出必信，行己知耻。”(《东浦无人踪》)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成为文学家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因的看法表现出异于他人的理解：“它(秋瑾之死——注)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党的自责，从此在心里开始了浸蚀和啮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一个影子。这影子变成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鲁迅路口》)在这熔铸着文学激情和学术审慎的鲁迅研究篇章中，张承志以自己身与心的抵达，以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活的灵魂，其理解充满了知性和情感双重的穿透力。
不难看出，张承志对革命精神资源的反顾主要表现为人格与审美的精神层面，在他看来，革命作为体制的异端，暗含了对于专制、暴政、投降、以及苟活的拒绝和反抗，同时还有对于自由、正义以及美的追求。换言之，这种超脱具体政治实践的革命意识在张承志的书写中不断地被纯粹化和审美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召唤的革命精神更接近于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意识的无政府主义。他对瞿秋白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的无限遐想和偏爱隐约透露出张承志自己的对革命认同的向度。
在这个知识界争先恐后与价值脱钩、言不及“义”的时代，张承志以底层意识和边缘立场坚持着对知识界和对这个不义的世界的批判，他的思考和书写使得人道、正义、人民、革命等久已蒙尘的话语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且以秉持“大义”的激情写作在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出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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