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公社特稿
《高兴》：电影是如何改变小说的？
：鲁太光
尽管在表述方式和人物塑造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然而，归根结底，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仍然是一部有较深内涵的小说，因为，通过对高兴、五富、黄八、石热闹、孟夷纯等人物在西安的遭际，形象地揭示了“高兴”一词的内涵——幸福！反复强调“高兴”，不过是为了突出农民（工）们对“幸福”的执着追求，而在“高兴”们被生活的硬壁撞得头破血流的遭遇中，暗含着这样的内容：当前壁垒重重的都市和危机四伏的农村，都不是能够实现他们朴素追求的理想的现实空间，而这又同时意味着，实现这样的人生理想，不仅要靠在城市里苦苦打拼，赤手空拳打破规律，打出一个公平的正义的新的都市社会规则，从而打出一片立锥之地，而且也要靠在农村的奋斗，在奋斗中建设一个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经济宽裕、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这样的内涵，却在电影中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在我看来，编剧和导演要么没有看懂这部小说，要么是出于票房的顾虑，通过几个细小的细节转换，将小说里与苦难紧密相连的“高兴”转换成与无知为邻的“滑稽”，将小说里严肃的人生底色转换为浮泛的舞台布景，将小说里为农民（工）的幸福而大声疾呼转变为没心没肺的狂欢。这着实“雷人”！
电影对小说的第一个细节改换是“修改”孟夷纯的“简历”。按照小说叙述，孟夷纯之所以做“妓女”，是因为她的无赖男友杀死了她哥哥并逃跑得杳无踪迹，为了偿还这无边的“冤孽债”，她才走上了风尘之路，筹集金钱，给公安局提供办案经费。这样的叙述不见得怎样精巧，然而却为孟夷纯的行为提供了相对坚实的基础——一个是仇恨的力量，一个是现实的不公（警察办案却需要受害者提供经费），交织在一起，足以促使她做出这令人不堪直面的决定。但在电影叙事中，孟夷纯之所以出卖“肉体”，却是为了赢取“精神”的升华——用孟夷纯的话说就是做满三年，攒够上大学的费用后就“金盆洗手”，投入知识的怀抱。这“知识”和“精神”如此“昂贵”，以至于使一位女性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这样的讲述过于小资，瓦解了小说的叙述动力和现实根基。
原有的叙述动力消解后，电影文本不得不寻找新的叙述动力，以保证故事能够讲下去，这带来了电影对小说的第二个细节改变——将小说中的刘高兴时时吹奏的箫换成了电影中的刘高兴时时把玩的飞机模型，最后干脆将其换成了刘高兴自己组装的“土飞机”。
这一道具置换对故事内涵和外延的影响更为深远。
箫是一种古典的、乡土的、文化的装置，刘高兴在西安城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时，都喜欢吹奏一曲，这暗示着他“身”在都市“心”却仍然留在乡村，暗示着他仍然在用乡土的老资源处理在都市遇到的新问题——这也意味着他在都市几乎没有什么赖以维持生计并发展的资源，暗示着他在都市的未来必将充满艰难，因而最终暗示农民（工）们要想实现“高兴”的人生目标必将寄希望于自身，赤手空拳，粉碎成规，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新秩序，争取一片能够安居乐业的立足之地，而不管这立足的空间是城市，还是乡村。然而，电影中的飞机却是一个现代的、都市的、工业的装置，这必然意味着刘高兴他们已然摆脱了乡土，摆脱了沉重的土地，也摆脱了忧郁的乡愁，这也必然意味着他们已经在都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靠——不是收破烂的架子车，而是轰鸣的飞机，以及与之相伴的都市生活资源。换言之，他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因而下一步，他们要解决的，就是生活的问题和发展的问题了——难怪在电影中，一群有时候连肚子和糊弄不饱的“破烂王”竟然充满了“游戏精神”，时不时地围着飞机团团转，转出一曲又一曲的流行歌、RAP、秦腔来。
不过，尽管导演通过“飞机”为电影找到了新的叙事动力，然而小说（现实）中的苦难却仍然无法抹去——高兴他们仍然要收破烂，孟夷纯仍然要出卖身体，最后，孟夷纯还要被警察抓走，而五富，也不得不悲惨地死去……为了解决这些现实的难题，导演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大慈大悲的“宗教”精神，求助于由抒情而热烈、由热烈而热闹的《欢乐颂》，“巧妙”地抹平了一切差距，抹平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抹平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抹平了悲欢之间的差距，甚至抹平了生死之间的差距……于是，在电影的结尾，在“土飞机”的不懈的轰鸣声中，在三轮车的轻飏的飞翔中，一场无意识的狂欢终于降临了。在这样的狂欢中，一切现实关照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切感时忧国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切道义诉求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一切抗争都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于是，真实化身为虚幻，流泪化身为欢笑，高兴化身为滑稽……
我揣测，电影的导演原本想要的艺术效果并非滑稽，而是幽默。但幽默首先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世界观，是一种看破之后的批判和讽刺。落实到叙事中，幽默则是一种结构，这样的结构，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艺术地展开，并呈现应有的效果。这两年，在中国电影中少见地出现了幽默的因素，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可谓代表之作。在这部电影中，由于看透了“造化”的把戏，因而处处充满“机趣”——道哥、黑皮和小军这三个“土贼”对香港“国际大盗”麦克的“戏弄”是对流行的崇洋媚外的嘲讽；谢小盟的遭遇是对颓废的“现代”“色鬼”的嘲讽；心狠手辣的房地产大鳄冯董死在他雇来的麦克手上，是对资本暴力的嘲讽；道哥、小军的遭遇是对暴力和猥琐的嘲讽……由于导演站在人生的高地上，看穿了这一切造化的把戏，因而把这一切落实在一块在即将倒闭的工厂厕所里发现的翡翠——疯狂的石头——上，举重若轻地结构了若干个故事，使故事在彼此交织中达到高潮，最终在轻松中表达了邪不压正的严肃主题——这也是一个老主题，既令人情感愉悦，又令人理智清醒，一举两得。
可以看出来，电影《高兴》的导演为了追求幽默的艺术效果，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又是载歌载舞，又是调侃搞笑，又是拼贴戏仿，又是夸张变形，然而由于导演要么未能看透小说《高兴》严肃的人生底色，要么由于非艺术的原因不愿正视这样的人生底色，因而取其糟粕——夸张的叙述方式，剔其精华——深沉的人生主题，使电影成为一台蹩脚的“春节晚会”，在将高兴等农民（工）推到滑稽者的行列里的同时，也在没心没肺的傻笑声中，试图将无差别的“高兴”塞到观众脑子里去。当然，这样做，冒着很大的风险，那就是：把导演自己也推到滑稽者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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