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二则：《周末之死》与《五个包裹》
（以下短篇二则均为已在《》发过的旧文，今修改后重发。《周末之死》原名《八月的一天》，有改动。）
周末之死
一
早上八点钟。他上完这个月的最后一个零点班，从车间回到宿舍，准备回家。
换衣服的时候，一股子压制了许久的睡意汹涌而来，难以招架。“如果不赶紧睡一觉，你会整个儿垮掉的，”他想。但，归心似箭，回家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
赶紧洗了一把脸，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千万别躺下，一躺下准会睡过头的。回家睡吧，躺在家里的床上好好地睡一觉。”
回家，躺在家里的床上好好地睡一觉——多么甜美的念头！好像有十年不曾好好地睡一觉了。今天是空班，是他回家的日子，千万不能在这个难得的日子里像头猪一样睡在工厂里啊，今天正巧是周末，女儿下午不上学，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工厂离家一百多里路。发往家乡方向去的客车每小时一趟，两小时到家。平时住在工厂里。三班倒。熬到空班时才能往家赶。
所谓空班，就是上完零点班（零时——八时）后接着次日倒为四点班（四时——零时），倒班期间有三十二个小时轮空。每三天一倒班。每个月有三个空班。
当然，除了三个空班，每个月至少还有三个连班，即上完四点班后接着次日倒为白班（八时——四时），倒班期间只空八个小时，等于和那三个空班扯平了，——无论怎么轮倒，每天的工作时间只能比八小时多不能比八小时少，一年到头干一天活给一天工资，缺一天考勤扣一天工资，天经地义，雷劈不动。一年到头，每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假日、双休日、周日、周末、星期天、黄金周——这些高贵的东西永远与这里无关，劳动法嘛，离这里有一万八千里，没有人指望。对工厂里的人们而言，到月底能把上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就很不错了。所幸，这里的工资最长只拖欠三个月，多数时候只拖两个月，这在周边地区是不多见的。毕竟这里做的是出口生意，而且还是出口到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理由拖欠工资。这是这个工厂最诱人的地方。比起那些敲骨吸髓、毫无人性的血汗工厂要好上一百倍。而且上三班倒的还有空班，便于远路的人回家。当然啦，那些离家千里之外的员工轮到空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指望了——他们每年只能回家一趟。
除了空班，厂里还有个十分人性化的制度：允许同种岗位的工人互相替班。只要找到替班的，他就可以倒出身子来回家多呆一天，回厂再替回来，这样就不至于因为缺勤扣工资。他那个岗位刚开始每班两个人，后来为了减员增效砍掉一个人，活儿一下子累了许多，替班者需要上连班，就是说要一连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上一个连班还行，一连两个连班恐怕除了他谁也受不了。刚来工厂的时候他每次回家都要找人替班，为的是能在家里多呆一天。去年他那个岗位又添了一台设备，工作量几乎翻了一番，替班会累出人命的。这样，他再也不敢轻易找人替班了。不就是贪图在家里多呆那么一天吗？算啦，每个月能回家一趟就不错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空班都能回家。有时候，遇上工厂大修，或是生产任务紧，需要加班加点，他会一连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住在工厂里。这也好，省下了不少路费。
今天，空班，周末，一定得回家了。两个半月没有回家了。
昨天破天荒地发了五月份的工资，比以前发工资的日子提前了三天。以前周末是从来不发工资的。有人说可能与这个月开奥运会有关。也许是吧。工资支到了手，他像个统计专家那样用计算器算计着：这半年他的收入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三五，比三十年前增长了三十倍。谢谢老板，谢谢党，谢谢政府。比三十年前增长了三十倍，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三五。这半年他的收入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三五的原因不是因为工资涨了——这年头工人的工资是不会轻易上涨的，就像高官高管们的年收入不会轻易降低一样；何况，据说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那么多的工厂在裁员降薪，你还敢指望什么？这大半年他的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点三五的原因是：今年他的出勤率比往年的随便哪一年都高，从今天这个周末算起，他这八个月来除去过年放了三天假外都是满勤。当然啦，那三天假自然不会有工资，比其它月份少了一百二十元。回家过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还好，就这三天。
八个月来只有一次罚款。因为打了个盹，给值班的撞上了。罚了一百元。等于白干了两天半。等于女儿两个月的奶粉钱。等于两袋子大米。像是从他身上挖掉一块肉，差点要了他的命。
这件倒霉事发生在五月份。
还是五月份，因为四川大地震，他捐了六十元。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顶两次回家的路费。
如果不是因为罚款和捐款，他这半年的收入同比还能增长几个百分点。
二
挤上回家的客车，他的脑子里还在翻来覆去琢磨着工资的事：除去放了三天假的二月份和罚款、捐款的五月份，其余月份都是满额工资——包括工资尚未到手的七月份。
还有这个火热的八月份，已经过去大半了，一定要确保满勤啊。还好，奥运会开幕的那天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放一天假，那天他像往常一样顺顺利利地上了个四点班，满勤的希望大增。但愿一天假也不要放，争取再来一个月的满额工资。
“前头的向后挤一挤！”司机扯着嗓门喊。
车里又挤上来两个乘客。
只要挤，总还是有空的。
“只要每个月都是满勤，生活还是踏实的。”他想。至少不必为女儿的学费发愁了。
“……南方上万个工厂放了大假。回家的人们把火车都挤爆了。”
“开完奥运会就会好起来的。”
“更大的危机恐怕还在后头呢。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迷惑——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也会有这样的危机？”
“你还是问问马克思吧。”
“股票跌惨了。”
“但愿房价也像股票那样跌下来。”
“做梦吧。”
“……”
旁边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乘客旁若无人地交谈着，他的注意力不时被他们的谈话吸引过去，冲减了睡意。
买房子？做梦吧。他压根儿就没有买房子的野心。他庆幸自己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知道，各种风险就潜伏在身旁，无时不在窥视着他。必须精打细算，像地洞里的老鼠那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一不小心给打垮了。有人怎么说的？——“贫穷是最大的罪恶”。小心啊，千万不要给贫穷打垮，否则，你就是个卑鄙的失败者，自作自受，万劫不复。
车减速，车门哗啦地开了，在乘客们的嘟囔声中，又上来一位乘客。是一位满脸病容的中年人。
“大概是到城里看病的。”他想。
最怕的是生病。一旦病倒，一切都完了。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突然病倒，像个人质一样摊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任凭那些蒙面天使把他光明正大地勒索一空，然后，像他的父亲那样叹息着死去。千万不要生病。千万不要病倒。千万、千万不要。
那股子压制了许久的睡意又来了。闷热，噪杂，颠簸，车窗外闪烁流逝的风景，都在催他昏昏欲睡。旁边那两个活跃的乘客谈起了正在进行中的奥运会——菲尔普斯八金，博尔特三破世界纪录，刘翔退赛，中国队金牌数遥遥领先……他就在这些激动人心的话题中打起了盹，一直到客车进站，然后，带着睡意下了车。睡意那么强烈，他几乎招架不住。他迫不及待地要睡一觉。离家还有二十里的路程。9路公交车。好，来了一辆。刚到车门前，车门咣当合上，他退到站牌下，眼看着车扬长而去。只好等下一趟车了。要等十分钟。也许更长。老天！
有个女人靠过来。
“住宿吗？”
“不住。”
“休息一下嘛。有钟点房，每小时十元。”
“有单间吗？”
“有。”
“我睡一个小时。”
“跟我来吧。”
“就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行了，”他心里说着，跟着女人去车站旁的旅馆，是一排民房，隔成七八个单间，居中的房间大开着门，五六个男女正在看奥运直播节目，好像是跳水比赛，也许是乒乓球比赛，不时激起一阵叫声，——“看一会奥运吧？”女人说，“不看，”他说，“我只想睡一觉，”女人便把他领到最西头的一间，一张木床把房间塞得满满的，“像一口棺材，”他想，对女人说“一个小时后一定叫醒我，”躺下，闭上眼，立即做了个孩子气的梦——他给女儿买的气球突然在口袋里涨起来，越涨越大，把他整个儿托起来，穿过窗户，飘到天上，一直飘到他租住的阁楼上空，好了，他把妻子和孩子从阁楼里接到气球上，他们也要过周末，他们也应该享有一个周末，他们要在气球上过一个轻松的周末，他们谁也不打扰，一声不吭，静悄悄地……
一个小时后，女人按时过来叫他。敲门。敲得啪啪响。没有应声。女人叫来她的丈夫，一起把门打开。
他依旧躺在床上。
“他死了。”女人的丈夫说。
女人的惊叫声被来自另一个房间里的欢笑声淹没了。看来中国队又获得了一枚金牌。
五个包裹
——献给一位乡下的母亲
一
只差两元五角，五个包裹没能寄出去。
“要是那个女同志在就好了。”走出邮局的时候老人想。
十多年前的一个腊月，他背着五个包裹，冒雪来到小镇邮局，一进门，那个女同志便象见了老熟人似的隔着柜台打招呼：“老人家，给你的儿子们寄花生来了？”
此前都是他的小儿子来寄的。
“我认识你的小儿子。”女同志笑盈盈地回答老人疑惑的目光，“每年这时候他都要带五包花生来一回，差不多连着有十年了吧？他头一回来的时候个头才有柜台这么高。”
“唉，个头是长高了，人是越来越不听支使了，一点也不像他那五个哥哥。”老人说。
“怕寄花生丢面子是吧？”女同志问。
“是啊，他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寄这玩艺，城里人早就不稀罕了，还是省点邮费吧。”
“所以你就冒着大雪亲自赶来啦。是步行来的？”
“庄户人家走这点路算什么。这里头真暖和。”
谈笑间，邮寄手续办好了。
从那年开始，老人每年来邮局一回，每回都要和那位女同志谈一会儿他的儿子们。
有一年，是前年，他的五儿子死了。那年腊月底，他依旧带着五个包裹来邮局。他把五儿子的死跟女同志说了。女同志陪老人伤感了一会儿，说：“你应该把这个包裹换成你儿媳的名字。”老人告诉她，儿子的死讯一直瞒着老伴，每次寄包裹的时候老伴都要挨个又摸又看的，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有什么异样她总能一眼看出来。她总是眼看着小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五个儿子的地址和名字挨个写在包裹上，有一次小儿子写错了一个字，她居然看出来了，当时就改正了。
“我那个儿媳估计还没改嫁。还是照老样子来吧，免得老太婆起疑心。”
“估计能收到。”女同志叹口气，热泪盈眶。
今年这一回，老人比往年来得早。
这一回，他很想和那位女同志谈谈他的老伴。他的老伴病了。病得很厉害。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好仲秋节快到了，他想打电话叫儿子们一起回家一趟，但老伴执拗地阻止了他。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都活得很累巴，她不愿惊动他们。村里人都说今年年景不好，到处闹危机，工厂倒闭了一大片，去南方打工的村里人都回来了，她最担心的是五儿子，下岗那么多年是不是过得更累了？她从未出过远门，在她的想象中，那五个儿子远居天边，回家一趟要经过长途跋涉、艰辛异常。她知道他们想着她。她也想着他们。每年能给他们寄去一包老家的花生，这就行了。……除了这些，他还想跟女同志谈谈土地的事，现在有关土地的说法让他越来越迷惑，吆喝什么的都有，也许女同志会清楚一些。
但这一回，女同志不知怎的没在。
柜台上方多了一道玻璃墙。隔着玻璃墙，他又仔细瞅了一圈。她不在。坐在她那里的，是一位陌生的、年轻的营业员。年轻的营业员看着新配置的电脑，对柜台外面的事丝毫不感兴趣。
他说一声“同志”，营业员很不高兴地斜他一眼，点一下头，冷冷地看着他把五个包裹从柜台上的小门里一个个塞了进去。
“三十二元五角。”年轻的营业员说，看着电脑。
“三十多块？往年都是二十几块。”老人说。
“邮费涨了。”她把脸朝对面的墙壁一扬。墙上张贴着邮费调整的告示，把以前“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遮去了。
老人的身上只带了三十元。
“同志，你看，我没带那么多。还差两元五角。”老人说。
年轻的营业员看着电脑。
老人嘟哝着又去身上摸索了一会儿。
年轻的营业员看着电脑。
“同志——”老人说。
营业员从小门里又斜了他一眼。“你寄还是不寄？”
“同志，麻烦你给我儿子挂个电话，让他捎钱来，他的电话号码是——”老人结结巴巴，对自己的请求越来越没有信心，因为，他注意到营业员正冷冷地盯着电脑，手指尖使劲敲打着键盘，噼里啪啦的声响淹没了他的请求声。他只好可怜巴巴地把脸转向旁边的另一位营业员，“同志，嗯，那个……那个女同志今天没来？”
“同志？什么同志？”那位营业员问他，一脸故作夸张的迷惑表情。
“就是那个女同志，我忘了她姓什么，往年都坐在这里——”
“他说的是老杨同志吧？”第三位营业员搭腔，故意把“同志”强调得很刺耳，还挤了挤眼睛，“老杨同志——她内退了。”
“内退？怎么回事——”
“唉，你到底寄不寄？”那位年轻的女营业员厉声说道，显然是不耐烦到了极点。
“算了，不寄了！”老人一下子火了，脱口而出，“官僚架子！资产阶级作风！”他还有一大肚子难听的话要说，但那位营业员看来根本不想和他争论，把五个包裹麻利地推出小门，继续看她的电脑。
“要是那个女同志在就好了。”走出邮局的时候老人一遍遍地想。那个好同志。她还不到五十岁呀，怎么会内退了呢？她会帮他想办法把五个包裹寄出去的。或是劝他干脆只寄四个包裹。给五儿子的那个包裹不寄也罢——去年寄给五儿子的包裹给退了回来，包裹上贴了张纸条申明退回的理由：“查无此人”，但没让老伴知道。寄四个包裹三十块钱就足够了。
可是这一回，五个包裹，一个也没寄出去。折回去？只寄那四个包裹？不，不。他可不想走回头路。他再也不想理这个变了味的邮局了。
回家的路上，老人一直在生那个邮局的气，生自己的气，后来走出小镇，到了村头，他又生起老伴的气来。
“小儿子说得对，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稀罕你这一包花生。”老人说，“就为了这五包花生，害得我八十多岁了还得种地。”
每当他在村头那一小块地里忙活的时候，碰到他的人便说：“你这老头，五个儿子在外头，每年都寄钱回来，还种什么地啊。”
“这年头有块地守着心里踏实。”他说。
每年寄给儿子们的五包花生就是从这一小块地里收获的。单是为了这五包花生，这块地就得留着种下去。
不过，也许今年这是最后一次给儿子们寄花生了。秋天，刚刨完花生，老伴便病倒了。村里的医生劝她趁早去医院，她咬牙撑着，死也不肯去那个地方。往年，都是腊月底给儿子们寄包裹，但今年，提前了一个月。老伴坚持叫他用小车推着去集市，买回一大捆白布，扯下一块，花了一夜功夫做成五个包裹，将晒干剔好的花生装满、缝好、写上名字和地址，然后，催他快点寄出去。
这会儿，她正躺在炕上，等着他的消息。他呢？唉，五个包裹，一个也没寄出去。
看到村头的那块地了。刚刚种上了麦子。地头上竖着一垛花生秧。去年底才买的两只羊就拴在垛旁。有一只羊怀了羊崽。以后，他不能种地的时候就学一学他的邻居老孙，去野外放羊。他背靠花生秧坐下，闻着土地亲切的气味，慢慢地心平气和起来。唉，这一小块土地！五年前，村官撂下一句话，几百亩土地包括他那十来亩一夜之间便给圈走了，剩下这一小块土地，去年差点落到一位暴发户手里，——去年，这位暴发户从城里回来，说要种植一种叫做“美国木草”的东西，按村官的说法，这是市里重点扶持的出口创汇项目，自然也是全村人共同富裕的希望——“想想看，只要把自家那点烂田转出去，每年坐在家里就能换来千儿八百的租金！人人都成地主啦。”村官替那位“种粮大户”挨家挨户宣传，好说歹说，软硬兼施，不到十天功夫便将村里大半的良田转到那位能人手里。连老人的儿子都给说服了。老人却软硬不吃，拼着老命硬是把这一小块土地保住了。
可是，有什么用呢？老伴要死了，他也要死了，儿子们都不需要它，它终究要像眼前的这只羔羊一样流落到这个变幻无常、冷酷野蛮的世间。
二
五天后，老人让小儿子给另四个儿子一一去了内容雷同的电话：老母病故，后天出殡。
出殡的前一天下午，四个儿子都到齐了。
这是二十多年来四个儿子首次一块回家。简直是破天荒。
“要是老五还活着，今天就算凑齐了。”老人想。
他得承认，死去的那个儿子才是他和老伴最疼爱的儿子。小儿子只和这位哥哥合得来，和那几位哥哥搞得很僵，——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他们的内心里怀着同样的悲痛，一见面便相拥在母亲灵前，为母亲、为几年前死去的一个亲兄弟哭泣着，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老人被儿子们的和解深深地感动了。他很久以前就巴望着有一天所有的儿子们一起回家，最好站成一排，站在村里人的面前，在村里人的注视下和感叹声里，他这个当父亲的会感到多大的满足啊。想当年，他一个个地把他们送出去，三十年过去了，大儿子成了军官，二儿子成了教授，三儿子成了老板，四儿子成了教师，五儿子成了工人，他们天南地北各居一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小儿子为此感到委屈和不平，因为这么多儿子只有他长年累月地守在父母身旁竭尽孝道苦度时日，当然啦，他不知道哥哥们其实活得都很累，特别是他那个当工人的哥哥，后来得到这个工人哥哥猝死在机器旁的噩耗，他觉得当一个有地可种的农民也不算太坏，他对其余几位哥哥的怨言也少了。今天，为了母亲，哥哥们一起回家了。还带着媳妇、孩子。家里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口。尽管少了一个儿子，尽管老伴去了，但明天出殡的时候，村里人仍会看到一派人丁兴旺、后继有人的景象。明天中午，他还要请亲朋好友、请主持丧事的和村里当官的到家里来吃饭，那时五个儿子都在场。那个扬言要教训一下他这个犟老头的“美国草人”（村里人赠给那位暴发户的新绰号）会对他刮目相看的。可惜，老伴没有福分看到这个场面了。
母亲的灵堂设在堂屋里。遗体放在一张木板上，蒙着一层黑布。
晚上，五个儿子穿着母亲一个月前亲手为他们缝制好的孝衣，坐在铺了一层干麦秸的地上，为母亲守夜。
听父亲说，母亲是在深夜死的，死得悄无声息、毫无痛苦。这一点从母亲安详的遗容上也能看出来。这给了儿子们极大的安慰。
夜深了。明天还要早起出殡。媳妇们、孩子们都回到小儿子的家中睡去了。父亲陪他们坐了一会儿，点了几张烧纸，说，“你们都打个盹吧，明天还得早起，别太累了。”
父亲去锅屋里的炕上躺下了。
五个儿子嘁嘁喳喳地谈着明天出殡的事。明天够他们忙活的。说好了丧葬费由四个哥哥平摊，弟弟只管操办。时间仓促，老大后天要参加一次重要会议，老二下星期要在某经济论坛上发言，老三厂里有急事，老四要出差，都很急，因此，为母亲立碑的事暂且拖一拖，明年清明节时再办，当然费用还是由四个哥哥平摊，弟弟只管操办。
他们接着谈到老家，听老六谈老家的变化，谈村里的一些奇闻怪事，不知不觉从丧母的沉闷气氛里摆脱出来，有个儿子谈到小时候爬树不小心划破肚皮的趣事，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但他的目光突然触到母亲的骨灰盒上，脸上立即恢复悲伤的表情。
到了后半夜，他们呵欠连连，谈话声也低沉下来。
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麦秸堆里，睡着了。
他们的父亲一直没睡着。
儿子们说话的时候，他躺在炕上听着。可惜，院子里的风声太大，除了小儿子的话外，其余几位儿子说些什么他听不太清，也听不明白。他们都是国家栋梁，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满嘴是他搞不明白的新词新事。不过，能听着他们的声音就行了。多少年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啊。
到了后半夜，一片沉寂。估计儿子们睡熟了。他想到那只羊就要下羊崽了，得下去看看它。
堂屋里，儿子们睡得正香，打着呼噜，象小时候躺在炕上、躺在父母的身旁一样。
轻手轻脚地来到草棚。为了那只怀了崽的羊，草棚里才按上了电灯。他怕惊动儿子们，没有开灯，借着夜光给羊抱一些草料。
草棚里窸窸窣窣一阵响。蓦的想起：他把那五个没能寄出去的包裹藏在草棚里头的一个木头箱子里，莫非被老鼠糟蹋了？
打开箱子。还好，五个包裹，象五个婴儿，好好地躺在箱子里。
看着它们，他突然一阵懊悔。他哄了老伴。他没能完成她最后的遗愿。他没想到她那么快就去世了。儿子们明天出完殡就各奔东西了。哪个儿子也不愿和一个年过八十的老头子生活在一起。以后，他就成了这茫茫世界中孤零零的一个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鳏夫。
他两手抚摸着那五个胀鼓鼓的包裹，把苍老的脑袋贴上，无声地哭了。这是老伴死后他第一次哭，哭得十分哀疼，久久地不想起身。
后来，他听到身后一阵响动，赶紧抹掉眼泪，扣上箱子。
是他的大儿子。
“给羊添点草。你怎么起来了？”老人说。
“我想去趟茅房。”大儿子说。
“左边是羊粪，小心别踩着。”老人打开草棚里的灯，又给羊添了些草料，“睡吧，明早我叫你们。”便回锅屋里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大儿子来到草棚里，打开那个他十分熟悉的箱子——小时候，这个箱子就在他们兄弟六个的床头上，母亲经常象耍魔术似的从箱子里取出一些稀罕东西分给他们。
里面只有五个包裹。
他把包裹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搂在胸前，抱到堂屋里。他的啜泣声把另四位兄弟惊醒了。
“这包是老二的。这包是老三的。这包是我的。这包是老四的。这包——这包是老五的……”
大哥按包裹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分着。每个兄弟一个包裹。老五的包裹给了最小的弟弟。兄弟五个手抚着包裹，不时看看母亲的骨灰盒，无声地、久久地哭泣着。似乎刚刚意识到，世界上最爱他们的那个人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在另一间屋里，他们的父亲睡着了。父亲正在梦着村头上的那一小块土地。还梦见了小镇邮局的那位好心的女同志。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