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在《人间正道是沧桑》讨论会上的发言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发言者审阅）
中国电视剧出现了新变化
我觉得电视剧的题材，从2007年以来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像《士兵突击》、《恰同学少年》等，开始把镜头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身上移开，转向士兵和革命领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今年更出现了像《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这样正面表现信仰的电视剧。在《潜伏》里，信仰被放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其中有一个情节是秋掌柜在遭到严刑拷打的时候，一边说“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一边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掉了，非常感人。其实这个细节是模仿朝鲜一部反特电影的情节，不过这个并不重要。
在《潜伏》里，最值得一提的那场戏，就是女主角左蓝牺牲后，余则成通过吟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来平息心中的痛苦，这场戏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浓墨重彩，分量很重，但一点都不生硬，这是很难做到的。总之，近年来电视剧创作出现了两大变化，一个是题材上的，一个就是正面表现信仰。原来电视剧的主流风格实际上就是王朔、冯小刚、葛优的风格，就是调侃，一点正经都没有，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所有严肃、神圣、庄严的东西，在电视剧里都变成了可笑的东西，现在这个局面改变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细节有瑕疵
然后我扣一点《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细节。比如说杨立青是黄埔三期，在黄埔同学里这属于老大哥，我们知道林彪元帅才是黄埔四期，所以杨立青应该算是资历比较老的。从他的性格和经历来看，有点像陈赓，但陈赓后来是大将军衔，杨立青授衔时才是中将，这个好像太低了，而且解放战争时陈赓并不在东北，而是带领陈谢兵团在逐鹿中原。一般来说，如果说是黄埔三期，又参加了南昌起义，那么1955年授衔时基本上都是上将。另外他的哥哥杨立仁，是个中统特务，但是他后来出任东北“剿总”的参谋长，这在国民党里边是很少见的，因为老蒋一般不会让特务带兵，让他们带兵他们也带不了。国民党的门户之见是非常深的，派系之争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没有自己基本部队的特务去了根本就指挥不了。
据我所知，特务头目出来带兵的，只有一个军统的康泽，他是复兴社的骨干，为什么老蒋要让他去带兵呢？是要他把三青团的位置腾出来，让给太子蒋经国。康泽就这样当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在襄樊那个位置。当时坐镇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一看就不理解，说康泽是个特务怎么能带得了兵呢？康泽后来果然做了俘虏，进了战犯管理所，著述甚丰，被特赦后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黄埔军校并不神乎其神
这部电视剧非常突出黄埔军校的地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中国革命就是由黄埔的一些学生搞成的，其实在我看来，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言，抗大的地位比黄埔的地位要重要的多。但黄埔在历史上之所以显得非常突出，也是有它的原因的：这就是它恰好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出现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起点，实际上黄埔的训练只有几个月，只能学一点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加上走走队列，射击等。但是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他要靠黄埔出身的军人来为他打天下，所以他要大量提拔黄埔学生，黄埔系当然是他的嫡系，但是他把黄埔学生一般都放在军队里，不让他参与到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里。在他的党务系统、政务系统、特务系统里另外还有一些人，他是几个派系互相制约的，中共实际掌握武装也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当时才26岁。
黄埔在历史上非常突出，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黄埔军校本身如何如何不得了，黄埔学生参加革命以后，从中共方面来说，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对中共的军事将领进行了可以说是耳提面命的教育，终于把他们培养成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反观同样充斥着黄埔学生的国民党军队，最后就只能败走台湾了。李敖嘲笑以黄埔出身自傲的郝柏村说：“共军见过他，他没有见过共军，共军也没有看见过他的脸，只看见过他的背，因为他一直在逃跑。”话虽然刻薄了一点，但说的却都是事实。
要害在于重新解释历史
现在说说这个戏本身。上次戴锦华老师来讲课时，有人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银幕上红色题材逐渐增多的现象？戴锦华回答说，这实际上是在用红色题材对历史重新进行的解释。这个回答我觉得很到位。在我看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戏实际上也没有摆脱这个窠臼，也是在利用红色题材对历史重新进行解释。
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通过这部戏，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向国民党进行了一个道歉！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中共以前的历史叙述中，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陈伯达曾经写过一个影响很大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把蒋介石定位为人民公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到了《人间》这部戏里，我们发现这个叙述被悄悄地置换掉了，国共之间的斗争，不再是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斗争，这两种信仰仅仅是双方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区别仅在于，一方成功了，而另一方没有成功。因此，我觉得共产党是通过这个戏，向国民党进行了一个道歉和认错，承认你并不是反动的、邪恶的、黑暗的，你仅仅是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但是谁的信仰更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我们各自尊重对方的判断。虽然你可能是错的，但你人还是不错的。我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可能也有不对的地方，咱们俩其实是兄弟。
这样一个置换是非常关键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胜利者对自己的信仰已经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自信了，这当然和近三十年来“回归主流文明”的历史进程有关，也和告别革命的喧嚣有关，更和中国知识界三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颠覆革命历史的辛勤劳动有关。中共60年后蓦然回首，发现当年的失败者早已在“主流文明”的序列中昂首阔步，自己如今才要腆颜加入，当年的胜利者心中自然是五味杂陈的，说不定还有一点点愧悔无地。
历史转折时期，青年们应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
谈完了信仰问题，我再谈谈历史转折时期青年的选择。
整个来看，这部戏实际上也表现了在革命的洪波涌起之后，青年们由于各自的信仰不同，而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有一部电影跟《人间正道是沧桑》比较类似，就是《大浪淘沙》。电影的主要人物是四个异姓结拜兄弟，时间背景也是1925年，但是他们是山东人，因此不是直接去广州考黄埔军校，而是到济南去投考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又是第一师范），这是一所不收学费的好学校。这四个人在途中的船上结拜为兄弟，老大哥顾达明，老二靳恭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老三叫余宏奎，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了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从封建家庭中逃了出来，老四杨如宽，是一个小资气质很浓的画家。他们在济南顺利考上第一师范，在这里接触到了国共两党的秘密党员，参加了著名的反对军阀张宗昌的济南学潮，北伐军兴后又从济南来到了已经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从广州北迁的黄埔军校，此后又经历了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发动的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历经了大浪淘沙的洗礼，四个兄弟终于分道扬镳。
那么，这部电影表达了什么主题呢？我觉得就是影片一开始打出的那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命题是毛主席提出的命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我觉得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命题。因为中国的问题始终是这样：如果工农大众得不到解放，中国的问题就等于没有得到解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一个青年，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主要就看他是不是愿意与工农相结合，团结工农一起干革命，工农的态度才是最根本的人心向背，工农大众的解放才能代表社会的真正进步，毛主席的这句话是理解时代，理解青年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把总钥匙。
在这四兄弟中，老大和老二选择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老三选择了“宁肯闯过虎口成大气，决不默默无闻混一生”的个人奋斗道路，和国民党站在了一起，老四被残酷的斗争吓坏了，变得灰心丧气，他选择了退出革命，回到家乡做一个小画家。这部电影给人以非常真实的感觉，因为原本就不是小说，而是根据“顾达明”本人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的，顾后来做了上海市的一个高级干部。
国民党也是一个有信仰的政党吗？
《大浪淘沙》中的这几个人物，本来是一起出来参加国民革命的，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这样一个目标下，这四个人团结起来。那么导致他们四个人分手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就是如何对待当时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老二坚决支持农民，认为“好得很”，出身地主家庭的老三则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这样就导致他们的对立与分手。
现在主流的看法，包括《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传递的全部暗示，都是国民党是也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政治集团，对此我不能同意。准确的判断应该是：在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是有理想的，但在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背叛了她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民族主义被解释成联俄，民主主义被解释成联共，民生主义则体现为扶助工农。如此一来使三民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国民革命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面貌——国民革命本质上一场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却获得了工农大众空前热烈的支持。
但是到了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叛变了。四一二政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意味着蒋介石不再想打到帝国主义，他转过身来投靠了帝国主义，屠杀工农。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革命政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收回了武汉和九江的英租界，英国为了报复而命令军舰炮击南京，造成几千人伤亡，这个事件促使蒋介石投靠了英美；第二是宁汉分裂，蒋介石把他的总司令部凌驾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上，标志着他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军阀。“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两个国民革命的两个主要目标他都放弃了。所以他就只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本集团的利益了，他的目标不再是在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一个蒋家王朝，他到了台湾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确实不过是想建立一个王朝。
“四一二大屠杀”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这里顺便说一句，“四一二大屠杀”其实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一个制度性，规律性的现象，类似的大屠杀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韩国、南越等，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尼的苏哈托在发动政变之后，伊拉克的萨达姆在上台之后，都发生过类似“四一二大屠杀”这样针对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屠杀行为，区别仅在于，有的国家，屠杀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至少长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也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而革命也终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今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四一二大屠杀”？希望没有，但很可能还会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这一特点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杨立仁的形象不具有本质真实性
蒋介石叛变后，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国民党也在整体上追随蒋介石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不仅没有完成国民革命，反而投靠了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只有一小批不掌握军队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等还坚持着这个理想。由于丧失了理想，这个时候国民党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的集团，蜕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丧失了灵魂，“口头上是主义，肚子里是生意”，迅速堕落了。
这样看来，我觉得杨立仁这样一个形象就不太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四一二”之后，他还是那么有信仰，那么洁身自爱，那么正人君子。可以跟杨立仁做比较的是《大浪淘沙》中余宏奎这个人物。他当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当国民革命进行到了农村，开始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他就迅速变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成了驱使他前进的唯一动力，这样他就迅速堕落了。
关于余宏奎的堕落，《大浪淘沙》中有两个细节，第一个他试图利用老大的兄弟之情，从他嘴里套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中CP分子的名单，被老大识破；第二是在马日事变中，他暗杀了军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有师生之谊的赵教官。当然他最后很快被靳恭寿击毙了，不像杨立仁的命这么好。
当然，我们完全否认国民党里还有少数杨立仁这样的人物也是片面的，国民党里确实也存在一些有信仰的人，但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个人迷信的基础之上，蒋本人也一直在制造甚至鼓励这种迷信。蒋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曾提出一个口号“信仰领袖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到盲从的程度”，现在右派把这个口号按在毛泽东、共产党的头上，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的口号。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毛主席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毛主席从来就反对迷信和盲从。后来到了50年代末，这个口号被上海的柯庆施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提出过，但受到了批评，后来就没有人再提了。
应该承认，在国民党里，确实有些人出于对蒋的迷信，会成为杨立仁式的人物，比方像黄埔系的杜聿明、郑洞国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人物。但如果在戏里要表现这样的人物，那就要同时清楚地交待出蒋介石反人民的一面，是代表黑暗、野蛮的势力，如此则可以证明杨立仁的信仰是荒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在这方面的交待是不够的，分量是不足的。为什么杨立仁会有那么多的粉丝？就是因为这一点。
国民党的形象被刷了一层金粉
如果说《亮剑》这部戏重新解释了八路军，把八路军从一个靠坚定的革命信仰，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靠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型人民军队，解释成一个靠哥们义气来凝聚部队，靠个人英雄主义来战胜敌人的吴佩孚、冯玉祥式的旧军队的话，那么《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戏和杨立仁这个形象，就是对国民党做了一个重新的解释——确立了一个有信仰的、廉洁的、有能力的新国民党形象，相当于在国民党古老斑驳的躯体上，刷了一层金粉。
国民党为什么腐败无能？
但是在我看来，国民党在本质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国民党真的像《人间正道是沧桑》所描述的那样，还是一个理想主义集团的话，那么她就不可能失败的那么快。这一点，我觉得反而是《潜伏》里边表现的比较好。国民党在四一二政变以后，背叛的是她自己的国民革命的理想，这个国民革命理想不是共产党的理想，而是国民党的理想。共产党当时是按照陈独秀的革命阶段论制订行动方针的，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是国民革命的阶段，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也确实放弃了掌握武装的权利与机会，所以四一二大屠杀才会损失的这么惨重。但由于丧失了理想，国民党也就没有了灵魂，因此也就迅速腐败，变的颟顸无能。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党所有的大目标都没有实现，在共产党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蒋介石“剿共”没有成功，越剿，共产党越发展壮大。如果不是共产党自己犯错误的话，那么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就可以和国民党一决雌雄了，红军已经从上井冈山时的几百人，发展到十几万人这样一个很大的规模了。
抗战，国民党又是败绩累累，只有台儿庄一战算是胜利，主要还是靠桂系等“杂牌军”打的。到了1944年，全世界所有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反攻，只有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只用了几万人就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三四十万人，重庆震动，老蒋差点又要迁都。罗斯福就是看到国民党如此不堪，无法承担起大反攻的重任，才转而央求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的。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国是四大战胜国，蒋介石也号称是世界四大伟人，他从抗日战争里也确实获得了一大笔“资本”，但解放战争一开始，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就跑到台湾去了。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的话，他在台湾也呆不住。蒋介石那个时候已经到菲律宾寻找新的可供避难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向国民党致歉？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戏，最主要的是在最后给人的感觉是国共内战是兄弟之争，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我们从这个戏里边再延伸一点的话，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现这跟中国革命胜利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有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种状况导致共产党的执政精英对自己的理想不再那么自信了，正是这样一种状况，使他们感到需要向国民党致歉，然后通过这个举动换取国民党一方来承认，你共产党的理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承认你的理想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的理想也是道理的。就算我的理想有问题，你的理想也有问题，咱们俩差不多。而自从李登辉在台湾推行了“民主化”路线之后，已经在实质上放弃了人民民主的共产党更是丧失了面对国民党、面对台湾的自信，其明显的表现就是放弃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厦门、金门的两个口号引发的联想
什么叫解放？“解放”的意思就是说，你正处于恶势力或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压迫之下，我来帮你驱逐这个恶势力，打碎这个制度，这就叫解放，因此我就是一个解放者。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实际上也就等于不再认为台湾的制度是不合理的了，台湾的制度和大陆仅仅是有区别，说不上谁更好，谁更坏，于是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一国两制”！这非常微妙地暴露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执政精英的自卑心理。
在厦门“前线”，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国民党在金门岛上树了一个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大陆这边呢？不是“社会主义统一中国”，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统一中国”，更不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而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站在这遥遥相对的这两条大标语之间，你可以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大陆方面的防御心态和自惭形秽的心理，通过这个口号，大陆方面实际上已经明确承认，自己所信奉的“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的“地方性信仰”，哪怕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它都不具有普世性，这种心态已经和阎锡山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张作霖、韩复榘都不如了。
我觉得，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共执政精英对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信念丧失了自信的大背景下，才出现了这样一部戏，才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的一个悄悄的置换，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对当年的手下败将的委婉的认错。这跟中国目前否定前三十年的历史，肯定后三十年的融入主流文明的言说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是主流？就是美国主导的现在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台湾在这个主流里是一个优等生，而大陆是一个后来者，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到今天还没有毕业。改革开放前游离于主流文明之外的历史，已经成了它的一个包袱，一块心病，甚至是一种耻辱。
《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说了这么多，但我并不说要彻底否定这部戏，恰恰相反，我觉得这部戏仍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第一它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几乎将整个中国革命史捋了一遍；第二，重新强调了信仰的力量。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可以以此为依托去讨论些问题，这些问题就会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然后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国共之争的性质究竟应该怎么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究竟谁要解放谁？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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