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言匪语之十二：“在希望的田野上”

匪言匪语之十二：

“在希望的田野上”

1、“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记得中学音乐课本上有一首欢快的歌曲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带有民歌的色彩，节奏明快，歌词也很好记，是少有的几首与《共产主义接班人》、《接过雷锋的枪》、《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硬朗的主旋律歌曲不同的歌。这首歌创作于七八十年代之交，1981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按照词陈晓光的说法，这首歌是他在四川、安徽等地深入生活，有感于生机勃勃的农村生活而创作完成的。这首歌唱出了一幅“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的浪漫诗意的田园风景，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焕发的乐观、幸福的状态。

这种叙述方式与现代性，即站在城市的角度叙述乡村生活不同。在现代性关于乡村的叙述中只有两幅面孔，一个是落后、愚昧的乡村，一个是美丽、怀旧的乡村，前者是为了论述现代的正面及进步价值，后者则通过构建一个浪漫的田园来回应现代性带来的改变（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一个是对前现代生活的批判，一个是对前现代生活的怀旧。这样双重想象是建立在“前现代=乡村”、“现代=城市”的修辞之上，也就是把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表述固化为一种空间隐喻。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城市=现代”的想象中，乡村没有言说和观看的位置，乡村只能是童年、最好的旧时光或逝去的乐园，也就是一种被现代性破坏、放逐或非现实的幽灵化空间。这首歌颂耕作、劳动和收获的田园美景看起来属于那种关于田园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叙述，但差异在于，这首歌中“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的叙述主体是“我们”这一集体指称。与建立在城市与农民的分离或外来者“我”眼中的乡土风景的叙述不一样，尽管作为创是以采风、体验生活的方式来叙述一种希望的田野，但这种“我们”却使得采风者的位置消隐了，反而创造了一种与田野、村庄、家乡一体的叙述主体。可以说，这种对于田园风光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50-70年代左翼文艺中对于土地、乡村的正面表述以及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的合二为一的“讲话”精神。

这首歌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乡恋》等同时期的歌曲一样，受到了港台“时代曲”的影响，是大陆流行歌曲的先声。但在出现之时也被当时的媒体批评为“靡靡之音”，尤其是以《乡恋》为代表，形成了新时期初期著名的“《乡恋》风波”[1]。由于演唱者李谷一采用“气声”、“轻声”的唱法来演唱《乡恋》，脱离了正统的美声、民族唱法。从1980年2月，《北京音乐报》就刊登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这首歌趣味不高、格调很低、不够健康、毒害了广大青少年，为修正主义招魂，是黄色和资产阶级歌曲等等。其后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也多有微词。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首歌的支持，如《光明日报》就刊登文章认为这种新的演唱方法是大胆的创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体现。按照李谷一的回忆，这首歌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不仅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而且还受到了千万听众的喜欢。最终《乡恋》出现在1983年首届春节晚会的舞台上，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对于这段波折，在一种后续的叙述中，往往被表述为“凡是派”与改革派的争论，前者代表着保守、守旧、不思进取的力量，是文革极左的遗风，后者则是新生的、开放的、进取的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支持者。这些歌曲的流行，也被作为改革派对凡是派的胜利。因此，“凡是”对改革的批判就成为一种守旧的代名词，而对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被作为一种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突破藩篱的象征，一种反（社会主义）体制话语获得了另一种（官方）体制的肯定和认可[2]。

这种对流行歌曲的争议也在新时期初期其他文化领域中出现，如文学界有朦胧诗、美术界有星星画派、电影界有第五代电影，他们被作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或者说它们在叙述语言上与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以及文革艺术有着鲜明的不同。曾经作为叙述规范和惯例的文学艺术突然变得“朦胧”了，这种“不透明性”或陌生化被看成是对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以“文革”为对立面的改革开放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之时，这些当时有争议但事后获得认可的文化事件就成为印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识（如罗中立的《父亲》、刘心武的《班主任》、张丕基的《乡恋》等作品）。当然，并非每次“创新”都能获得官方的认可，80年代也出现了多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只是这种保守与改革的叙述模式成为理解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基本框架（这种激进与保守的标签也是50-70年代历史的基本形态）。但有趣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乡恋》，还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歌曲都是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创作的典范。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是1981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歌曲》编辑部和安徽省音乐家协会的《乐坛》编辑部联合组织一批全国著名的词、曲作家到安徽农村深入生活的结果，采风回来不久举行了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命名的汇报音乐会。这种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的创作过程依然延续了50-70年代文化的生产方式。进一步说，80年代的反体制或先锋运动都依托于社会主义旧有的文化体制，获得体制或官方的肯定与承认依然是这些文化艺术运动的内在情感追求，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体制自身的破碎与裂隙。也就是说，在80年代被作为反叛和先锋的艺术表达，是一种体制内部分裂的产物。直到80年代末期，体制所具有改革活力才逐渐被消弱，这也是商品化在1988年被大力推进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电影界出现了体制外制作的第六代电影，按照张元、王小帅的说法，他们无法像第五代那样有体制裂隙和保障（在制片体制中，很难获得拍片机会），只能另辟新路。

200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年头，《在希望的田野上》也被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政策所带来的兴旺、繁荣的体现。与《乡恋》相似的，在这里，田野、故乡、家乡、爱情成为一组相关的意象来描述那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代。除此之外还有《大海啊故乡》（1982年于洋导演电影《大海在呼唤》中的插曲），歌中唱到“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妈妈”、“故乡”、“大海”成为“我”生活的地方，“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还有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因1986年在春节晚会演唱而家喻户晓），根据词邬大为的说法，这首歌创作于60年代末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是词采访珍宝岛前线的结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无论我在哪里放哨站岗/总是把你深情地向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这首歌如同唐代的边塞诗歌一样，在边疆思念祖国/家乡，“桃花盛开”的田园风光也成为故乡/祖国的所指；与此相似的还有《十五的月亮》（1984年4月词石祥在连队采风后创作的）：“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这也是以边疆的视野来回望家乡/祖国（如同1984年流行的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在另一个华夏边缘的区域来诉说“中国心”）。

如果把这些80年代前期出现的流行歌曲放置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故乡、田园、土地的书写成为一种有效的国族认同。无论是大海，还是“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家乡/祖国都是一种女性的形象，一种提供抚慰和养育的地方，是一个怀旧的、思念的远方。有趣的是，这种浓郁的对于故土的思念与80年代初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城市/都市景观存在着某种错位。这一抹对于家园、故乡、祖国的乡愁恰好不是用来展开一种前现代的乡愁或对现代性的批判，反而是为了论述现代性的合法性，是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希望的田野”的肯定。这与那种通过把50-70年代论述为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窒息、戕害来印证现代化合法性的修辞充当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似乎与“现代化=城市”、“前现代=乡村”的逻辑相矛盾，“美丽的田园”竟然与“现代化”的高歌猛进耦合在一起。这或许和80年代被作为一种家园重建、秩序恢复的论述有关（所谓“拨乱反正”），正因为革命、极左路线导致50-70年代家国破碎、妻离子散，所以现代化是一种重建“希望的田野”的动力。如果说90年代在大众文化中出现的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是对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的某种情绪性的反应，那么在80年代中前期以流行音乐为代表的乡愁中，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正面论述借用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景观。这种“现代/城市”与“田野”的和谐共处，也正是80年代中前期所形成的改革共识的体现，正所谓“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2、“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印证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所出现的繁荣景象，这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大力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有关。这种“离乡不离土”的生产方式既就地解决了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把生产收益最大程度地返回到本土的生产和建设之中。因此，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被极大缩小。可是“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并没有持续多久。这种繁荣景象在1985年推动城市改革之后就逐渐消失了。伴随80年代中后期城市改革的启动以及90年代更为明确地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出口加工厂的发展模式，使得农村很快变成这种发展模式的附庸。正如1989年春节第一次出现了民工潮，农民作为劳动力开始向沿海集中。而乡镇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中也面临危机，八九十年代开始衰落，其吸收就业、服务乡村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当然，这种加工企业从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历史动力还在于冷战终结，资本可以流动到劳动力等各种生产成本更为廉价的海峡西岸。

在90年代这种以城市为现代化中心的市场化改革，农村被沦为土地、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之地，逐渐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正因为要制造更为低廉的商品，必须维持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导致城乡差距重新拉大。再加上这种以出口为主体的生产模式，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内需不足并没有影响到过剩的生产。这种把农村重新被边缘化的生产结构，农民的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被城市不断地吸纳，从而使得90年代的中国变成了内部殖民/移民的经济结构。到90年代末期三农问题成为与下岗同样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中国内部的城市与来自乡村的农民工的关系，就像美国、西欧等第一世界与庞大的来自第三世界或前东欧国家的劳工一样，也如同富裕的亚洲四小龙与菲佣等东南亚打工者的关系。这种模式加速了农村的凋敝，在土地减少、人力被城市所抽空的局面下，农村很难恢复“希望的田野”的浪漫景象。直到2002年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一种以工养农、反哺农村的政策才逐渐出现。这些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合作生产的尝试被看作是对90年代激进推行的市场化政策的一种调整。

这种关于“三农问题”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繁荣、90年代的凋敝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好转的叙述方式，与叙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策略相似[3]。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并没有使用那种从失败走向胜利、从低谷走向高潮的叙述，而往往被表述一种过山车似地，从七八十年代的辉煌到90年代中期的挫折或阵痛，再到2008年的和平崛起的空间地形图。与农民在这三十年中相似，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也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命运。关于国企改革的历程也被叙述一种下降再上升的历史段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国企改革的历程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种出口加工式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小国有企业带来的深刻影响。

80年代初期不光有“希望的田野”，也有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奖励制而焕发生机的国营企业（如同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一样）。如当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所描述的这种体制内部的调整所带来的生产积极性。这种80年代逐步实行的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经营自主的改革，试图打破计划分配、行业壁垒，以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从而形成政府主要以宏观调控的方式来间接引导企业的微观生产，在企业获得自主权和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让市场来调配生产资料[4]。与此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到了90年代初，许多国营企业因社会负担过重等诸多原因而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在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加工业的冲击下，国营企业面临破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之初召开的十四大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而现代企业制度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表述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政府也开始实行“抓大放下”的国企改革的方针[5]，即重点发展占全部国有工业总利税80%的九大支柱行业，放弃那些效益差的中小国有企业。由于大部分国有工人恰恰工作在这些中小企业中[6]，因此，在90年代中期国企甩包袱的攻坚战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以国企厂长或中层干部为主体的《分享艰难》、《车间主任》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实现一种（让人们）“分享艰难”[7]或（让下岗工人）“重头再来”的意识形态抚慰。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工人阶级走到了历史的最低点。2004年在国有企业进一步转制中出现了管理层收购的方式来转移国有资产（在郎咸平的“揭秘”下），已然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走向资本市场成为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已经远离社会议题很久的文学界，此时出现了对“纯文学”的反思和“底层文学”的呼唤。

从80年代末期国企改革中出现工人下岗之时，恰好也是农民工正大量进城充当廉价劳动力之时，一边是作为社会包袱被淘汰，一边是源源不断地成为城市建设和工厂发展的无产阶级劳动大军。一个被大量失业，一个被大量就业。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来是工人阶级失去历史主体位置的时代，那么这也是农民工以廉价、弹性劳动进入城市的时代。工人阶级下岗与农民工进城同样都是市场化的产物，只是替代或填充工人阶级位置的农民工却始终处在暧昧与无法命名的状态之中。两种完全相反的运动，却实现了相似的结局，就是把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和小农经济或个人经济下的农民变成除了出卖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尽管农民工依然还保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土地，但也如同下岗职工微弱的养老金一样，以保证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2002年以来在逐渐扶持三农的同时，政府也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也在逐渐解决下岗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希望的田野”似乎又焕发了生机，曾经的苦难与危机也成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所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与代价，已然和平崛起的中国可以偿还90年代所遭遇的各种历史及社会债务。

这样一种作为完满结局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叙述非但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农村这一被资本/市场抛弃在外部的空间又称为消化生产过剩危机的空间，伴随着中央政府通过激活农村市场来拉动内需，农民及农村开始由劳动力、土地等资本的原料供给方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消费品市场。尽管在这种由廉价劳动力变成消费者的角色转换中，农民终于享受了迟到的国民待遇，只是这种待遇与其说是补偿，不如说是为资本及市场成功地进入农村市场提供基础和保障。

3、“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之所以会想起《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老歌，不仅仅是为了怀改革开放的旧，而是因为曾经被认为落后、愚昧的乡野又成为拯救金融危机的“希望的田野”。对于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的中国来说，从2008年下半年，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农村消费，对下乡的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品进行消费补贴或以旧换新，以此来拉动内需，弥补出口的损失。不仅仅如此，即将出台的全民医疗制度改革终于惠及全体国民，农民开始被纳入医疗保险的行列，而最近又公布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免费享受政府医保。这些政策是2002年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延续，包括废除农业税、给种粮农户以补贴、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在金融危机的时代，为什么曾经被现代化的价值所否定的乡村又会成为“希望的田野”或拯救性的空间呢？以至于拉动内需的重任要依靠这些与中产阶级相比远远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身上呢？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农民作为农民工的廉价生产者的功能呢？还是为了抚慰因出口而减产、破产的“返乡”农民工的失业情绪呢？

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在国际坏境中的位置，其强劲的发展潜力，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尽管经过半年多的低迷，但经济增速似乎已经开始回升，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初见成效。这种消化危机的能力，恐怕与中国拥有广袤的“希望的田野”有关。也就是说，与美国等深入水深火热的金融中心不同，虽然中国已经改革了三十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从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上说），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或市场化率还很低，依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村人口，有三分之二多的地区是农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有着如此广阔的未被资本化的处女地（尽管可耕土地已经逼近18亿亩的红线），这些被作为落后、愚昧的田野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成为最具“希望”的区域。因为不用海外投资或殖民，只要把过剩的资金和原有出口的商品成功而有效地转移为内需，就可以转移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影响。而要把农民变成消费者，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如果连中产阶级都勒紧腰带，那么收入本来就低的农民怎么会去消费呢？

在这个背景下，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就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基本设施。比如没有稳定的电力，肯定消费不了下乡的家电，没有足够的汽油，也不可能去购买汽车，有了汽车没有公路恐怕也不行。因此，架桥铺路、通水、通电、通油，就成为当下政府巨额投资的对象，也就是要让农民逐渐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市化生活。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使过剩的资本固定下来（通过把资金实物化、领土化或空间化以减少流动性），既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又避免资本流动过快带来的通货滞胀。另外，如果解决不了医疗保健等后顾之忧，也不能让我们的农民兄弟打开钱袋子。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来提供农民的收入才是关键，没有钱，总不能贷款消费，在就连城里人还没有养成刷信用卡的习惯，这种预支消费在农村更难推行。不仅仅如此，在家电、汽车等过剩产能纷纷下乡的同时，无法就业的大学生（各种过剩的商品）也被作为过剩人才引入乡村，回乡创业以及大学生村官被认为是“新知青运动”[8]。这与二十几年来资金、土地、劳动力总是被城市所吸纳的方式完全相反，过剩的商品、人才回流到农村，对于已经做了几十年二等公民的中国农民来说，真是危机时代的“意外”收获。

这又是一次资本主义历史上使用空间转移危机的老故事。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一次债务危机，一种把未来的钱借贷到今天来消费的贷款、举债造成的危机，那么这种时间危机依然需要空间置换来化解，正如美国再次举债（向未来索要债务）来刺激国内市场，希望能够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这种空间转移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着内在关系，最早论述这个问题的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在其《资本积累论》中把海外市场与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危机联系起来，正是海外市场保证了资本主义可以度过生产过剩与内部消费不足的危机。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使用“时间-空间的修复”的概念来描述这个过程。如果把现代性、金融危机描述为一种透支未来来拯救今天的时间向度的危机，那么空间置换的方式可以转移这种时间性的危机，通过不断拓展的空间来扩大资本主义的版图，把这种透支的时间危机转移为空间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希望的田野”也就是哈维所说的“希望的空间”。意大利依附理论家乔万尼·阿里吉也借用哈维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使资本固定在空间、领土的范围内）和“资本主义逻辑”（打破空间的障碍和藩篱，使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利润更高的区域）的区分，来论述资本过度积累与空间生产的关系。这也正是殖民地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征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殖民地这一外部空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充当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是获取更为廉价的原料、劳动力、土地、资源的地区，另一方面也是产品的消费及倾销之地。这种田野、欠发达地区、未市场化的区域，就如同殖民地一样，也充当着双重功能。

这样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功能，成为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基础，尽管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加工区域开始以外包或资本转移的形式扩展到东亚区域，但作为核心技术及产品附加值依然控制在美国等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正如从八国联军到G8，一百年来，作为最发达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保持着高度的重合）。而问题在于，这样两种功能是相互矛盾的，恰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矛盾是一样的，为了提高利润，生产者的成本越低越好。也正是这个原因，二战后的东亚地区成为出口贸易加工区（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台湾、韩国再到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加工厂），但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必然又很难承载一种消费者的任务，从而出现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局面。而当美国消费疲软，就影响到中国的生产，这就又造成中国把过剩的产能如何消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好又与作为廉价劳动力自身消费不足相冲突，幸好中国还有“希望的田野”。

在农民、农村由被剥削、被剥夺的负面想象变成走出困境的“希望的田野”的过程中，却呈现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悖论。当现代化/资本主义化/工业化推进的过程时，农村一直充当着补给的功能，不断地为这种现代化提供劳动力和土地，但当现代性出现危机或问题之时，被掏空的农村又称为救世主。而拯救危机的方式，并没有对产生危机的现代化之路及生产模式带来反思和否定，反而是通过把未市场化的区域以更大的速度城镇化、市场化的方式来延续这种危机之路，这就是武侠小说中的“以毒攻毒”吗？试想，如果农村真的消失了，等到下次危机到来，又去哪里寻找“希望的田野”呢？

匪兵

2009年8月

http://blog.sina.com.cn/feibingji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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