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的“肃清流毒”史
地球村过客
1979年10月号《少年文艺》第104页上刊登了一则笑话，标题叫做《哪一天才肃清流毒》，很有意思。原文照抄如下：
——爸：前几年我问你为什么学习成绩差，你总说是“四人帮”害的。至今已有三年了，你还是全班最差。我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儿：到我成绩提高的那一天。
——爸：你什么时候成绩才提高？
——儿：彻底肃清流毒的时候。
从这则笑话问世至今，刚好又过了三十年。但我们不知道那位儿子是否肃清了流毒，以及是否因此而提高了成绩。这颇使我牵肠挂肚。直到最近在凤凰网上看到柯云路先生的“文革小说”巨著连载，才恍然悟出一个道理：原来那些儿子们仍然在努力肃清着“文革”的流毒。
柯云路先生本人的成才之路，正好是一个“肃清流毒”的历史样本。
他的处女作，是八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三千万》。我的一位老伯伯颇为欣赏这篇小说。“不错，”他教训我说，“我们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向小说主人公学习……不过，你一个小毛孩，能懂得什么！”
老伯伯属于“吃过糠，挎过枪”的老革命，出身于地主巨富家庭，但姐弟三个都先后投身革命，建国前当武工队长打游击，解放后担任地方政府官员，“反右”时错划右派，在狱里呆了十多年，解放出来后被供在一个清闲差使上。当时的社会，风尚算清气尚算正，但他仍然苦闷地发现：只有在小说和电视里，才能发现他认为理想的干部。那时他最想做的事，大概就是对着某位年轻干部大喝一声：“你是共产党员吗？？？”这正是当时一部电视剧中一位老干部的台词。
《三千万》的主人公也是一位被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随时在脑子里装着根“共产党员”的标杆去衡量其他干部。这篇小说讲的“三千万”，是说这位老干部负责监管某项重点工作，发现管事的新生代干部想方设法把工程资金挪到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上去，结果一个临时仓库竟然花掉三千万，砖混圈梁结构，老干部一看而知“稍微修整一下就是一个漂亮的礼堂”。我记得的案情就是这个样子。于是，老干部痛心地腹诽新干部：毁了，他完全被“四人帮”毁了。不过，故事的结果却似乎是老干部反而在斗争中失败，遂黯然离去。
结局让人想起《林则徐》中关天培拨刀自刎，令人感愤地证明了“四人帮”流毒对新生代干部的毒害，从而发出“救救他们”的咆哮。可见，“肃清流毒”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不过，使人诧异的是，按照这篇小说的描述，“四人帮”的流毒体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贪图个人享受”。当时人们认为这确实是“四人帮”的流毒：王洪文不正是“新生资产阶级”吗？
但迅速改变的社会观念毁了《三千万》。随着“先富光荣”运动的兴起，“‘四人帮’流毒”逐渐被重新界定为“越穷越光荣”、“忽视改善群众生活”，这样一来，坚持“艰苦奋斗”、“先生产后生活”的老干部简直成了“四人帮”的代言人，而那位新生代干部则更能体现“注重改善生活工作条件”的发展潮流。这使得《三千万》成为一篇迅速失去时代意义的过气作品。
在八十年代，所谓“好”的作家，就是能够紧跟现实政治需要的作家。柯云路正是这样的好作家。按照前面那则笑话的逻辑，“肃清”的实际效果，必须体现为成绩的提高。这就决定了柯云路必须从“破（流毒）”转向“立（成果）”。
三年后，就有了《新星》。没有人注意到，这部在八十年代中期轰动一时的改革小说，悄悄地把《三千万》中的反面人物——新生代干部——变成了正面的主角。在很大程度上，《新星》的主角李向南几乎是《三千万》中那个“毁了”的新生代干部的换脸重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轻视并且敢于变通过去积累的种种规则和传统，而不是死守老干部们珍视的历史遗产。李向南同志就这样坚持着“要发展，要富裕”的观念，跟死守传统和规则的老干部和同代人作斗争，为当时尚不知“改革”为何物的中国小市民们展示了光辉的“改革家”标本。
在《新星》大获成功后，柯云路决定把它变成一个三部曲的巨著。于是人们纷纷期待柯云路能够回答他在《新星》中设计的诸多改革课题。但这就意味着柯云路必须首先成为一位政治预言家，而这对他显然是严重的苛求。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后续的《夜与昼》、《生与灭》彻底弄砸了《新星》三部曲。在这两部续貂狗尾中，柯云路鬼迷心窍或者无比机灵地把自己的创作变成一场幼稚的文学试验，结果把《新星》这块肥皂变成了一大堆文字泡沫。
《新星》被泡沫化的实质，是柯云路对于“成果何在”的迷惑。由于无法展示“成绩提高”的果实，他不得不避开县委书记李向南面临的现实改革问题，而让高干子弟李向南卷入一长串高层政治互动和低层情欲斗争中去，让读者在旁听北戴河边漫步的某老与某老的高层对话时获得窥阴癖式的快感；在故弄玄虚的“宫庭政治秘史”也油尽灯枯后，他干脆让李向南患上癌症了事，终结了柯云路本人也弄不清结果和目的为何物的“改革攻坚”。
从高扬理想主义的《新星》，到弥漫悲观主义的《生与灭》，尽管表明柯云路其实根本无法向公众拿出一个被吊高了胃口的“改革成果”，但这并不妨碍文学评论家们把他捧上“改革文学大师”的高度。然而，随着又一个三年的过去，柯云路仍然无法改变“成绩没有提高”的窘境，这迫使他不得不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实现改革的突破。
当柯云路引领气功文学进入高潮的时候，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的时代，而是“如何更快发展”的时代。对于这个时期的改革者，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加快发展；而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找别人不知道的捷径，用别人没用过的办法。
在八十年代末，柯云路深信自己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路径。他的答案是：气功。
气功能做什么？柯云路在《大气功师》中提供了令人难忘的事例。先看气功对于个人的用处：一个大气功师违反交通规则，交警照章扣照，但交警队长取笑说“你怎么可能扣得住他的驾照”，结果那份驾照就从交警队不翼而飞，回到了大气功师的手中。再看气功对于国家的用处：某次涉外卫星发射任务中，火箭中心指挥员专门向一位气功大师请教本次任务的成败，大气功师运气一通，说火箭上的某个盘状部件有问题，结果果然发射受挫，问题果然是那个部件。再看气功对于地球的用处：气功是一种宇宙通用的语言，外星人都懂，因此大气功师们常常跟外星人对话，维护着地球与外星文明的和平共处。
还有更厉害的。柯云路得出结论说：老子、庄子、孔子们都是气功大师！这样，整个中国历史就变成了一部气功史。柯云路沿着“肃清流毒”的路径，在严厉谴责“文革”对“气功大师”们的迫害和对“气功科学”的摧残后，向读者们表明：掌握了气功，就掌握了未来，这是中国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而言唯一的优势所在。通过这样的理论，他就把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了气功问题，欲振兴中华，必先振兴气功。
从逻辑上说，改革文学走向气功文学，是有其必然性的。毕竟，改革文学的主人公或多或少地是超人，他有超凡的感知能力和预见能力，能够在广大愚民不必参与的情况下，把握着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当柯云路们最终遇到此类超人无法绕过的现实问题，再也不能够通过虚构的手段获得读者信任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赋予改革超人以超现实能力，使他们在现实背景中实现超现实的无障碍通行。
《大气功师》创造了惊人的发行量。这本伪科学的杰作不仅使柯云路钱囊饱满，而且帮助气功邪教开辟了高速通道。很多曾经相信过《新星》的人出于对柯云路的信赖，也相信了《大气功师》的通篇梦呓。一时间，气功培训班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包括从省部级官员到普通工人农夫的上亿人口陷入集体催眠，他们平伸着手掌，试图接住“师父”隔着千山万水发来的神奇力量。
1993年，我在观摩了一个人头攒动的“接功现场”后，对一位政府官员说：“从黄巾到白莲直到义和团，其实都是‘师父’发功的结果；这些相信‘师父’能够让他们的食指变得比中指长的傻瓜，同样会接受‘师父’的心理暗示，掀起新的义和团运动。”那位官员撇嘴道：“胡扯！人家气功师不是在现场挂上了‘不干涉政治’的标语吗？”
确实有这样的标语。此时距离1999年还有6年时间。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柯云路的“改革文学大师”称号最终被他所倡导的气流神功击得粉碎。在他身败名裂之时，也不知是否有机会反省一下：那些跟他过往甚密的“气功大师”们，为何没有能够为他预测到这样的结果？
但看不出柯云路有任何懊悔。他没有留下任何反思“气功热”的文字，其实也就在沉默中拒绝为自己在气功邪教中承担的角色负责，更无所谓反省和忏悔。
柯云路就这样一度消失了。当他再度出现时，是带着《芙蓉国》等“文革小说”而来的。几乎整整八年的时间似乎在他的经历中完全被删节了，曾经粉粹的名声被重新缝合粘贴起来了。因此他重新出现时，仍然是一副正人君子的面目，凛凛然要历数“文革”的罪恶，继续给中国愚民们以科学民主的启蒙，恰如二十多年前通过写作《三千万》、《新星》启迪改革，以及十多年前写作《大气功师》启迪气功一样。
更有意思的是，这次他却回到了三十年前他离弃的轨道上，重新拾起了“肃清‘文革’流毒”的大旗。在尝试着“提高成绩”而遭遇失败后，这种回归使他陷入文头那则笑话的可笑逻辑上来。在改革开放已经高歌猛进三十一周年之际，这次回归对柯云路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不过，这虽然显得无奈，但也仍不失为一条出路——如果柯云路能够真正抹掉自己脸上的污渍和血迹。
问题在于别人是否健忘。如果全国公众都在一夜间被喂了健忘草，忘掉柯云路在“提高成绩”过程中创造的负分数，忘掉正是他本人掀起了一场性质远比“文革”恶劣的伪科学真邪教运动，那么他完全可以一本正经地扮演一个试图用“文革”案例启迪自由民主博爱的白衣圣人，用了庄严的腔调告诉世人：“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其原因在于缺乏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现在就让我把这种精神带给你们。
虽然经过三十不间断的“肃清”后，这已经成为典型的陈辞滥调，既无益于公众智力的增长，也无损于大家常识的维持，似乎属于无益又无害的朝生暮死型文学创作，但不幸的是，柯云路低估了网虫们的历史知识和记忆能力，高估了自己那些陈辞滥调的新闻意义，这就为他最终沦为笑柄创造了条件；更不幸的是，也许是出于对虚拟空间的无知，也许是出于自己作品的自信，他竟然允许凤凰网在连载自己作品的网页中允许读者评论，从而把自己放入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中，把一支装着实弹的左轮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不能说这是谁的错。因为无论凤凰网还是柯云路，都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博爱的专业爱好者，而允许评论甚至争论正是民主自由博爱的表现。他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摆出自我否定的姿态。
结果是异常令人尴尬的。从一开始起，柯云路很快就陷入了讥讽和质疑的泥潭。虽然也有捧场者，但更多的是反对者。有人留言质疑他的“文革小说”的真实性，有人留言陈述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还有人干脆追问他在“气功热”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要求他为“气功邪教”中的不正常死亡承担负责。
我不知道柯云路是否看到这些留言，也不知道他对这些留言作何感想，因为他宽厚地拒绝对留言作任何回复。最后的结果，是凤凰网悄悄关闭了“文革小说”的评论栏，在原来有个文字录入窗口的地方，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提醒大家：
——本文不准评论。
就这样，强烈谴责“文革”专制霸道的柯云路和热情歌颂民主自由的凤凰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民主自由”。我们终于意识到：原来他们的民主，就是让他们独占话语霸权；他们的自由，就是不准别人指出他们其实并没有穿衣服；他们的博爱，就是与同道齐心协力排斥异己。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能够诠释本文开头那个笑话了。如果说笑话中的儿子还允许父亲质疑，那么凤凰网和柯云路则干脆把别人的质疑权都禁止了。于是他们就可以一边“肃清流毒”，一边在一片沉默中数罗自己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很有趣，但不可取。如果所有人都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一切以“改革”为名的活动都将成为公开的自慰，历史将陷入停滞的怪圈。对此不必多说什么。现在让我们来重读本文开头引述的那则笑话，但愿这次我们心中感受到的是异样的凝重：
——爸：前几年我问你为什么学习成绩差，你总说是“四人帮”害的。至今已有三年了，你还是全班最差。我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儿：到我成绩提高的那一天。
——爸：你什么时候成绩才提高？
——儿：彻底肃清流毒的时候。
谁能告诉我：在柯云路之流“改革文学家”用气功邪教等手法摧残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又用话语霸权损害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走出这个只有“肃清”，却难有“建树”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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