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
——电影公社简讯
(本社讯 通讯员陈琳)“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伴随着李煜《虞美人》诗词,黑白映现的画面呈现的历史厚重感和国家受掳掠后内心的愁苦如涓涓细流肆意蔓延。——9月19日,电影公社放映了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担任本次电影公社的嘉宾是李二仕老师。
李二仕,1973年出生,湖南郴州人。喜欢电影,1996年考入电影学院文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钟大丰。1999年毕业,就职于中国电影出版社外国电影图书编辑室。2002年回到电影学院文学系,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的教学和研究,偏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2004年出版译著《电影理论新发展》;还翻译过若干英国电影的文章,逐步整理出一条借鉴英国电影来看待中国电影民族特性的线索和思路。目前在每年有计划的旅游中开始写剧本。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将抗日战争前后十多年的历史浓缩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里,通过这个家庭破碎的生活和情感的悲欢离合细腻地刻画出当时的社会景况。
李二仕老师在影片结束后仔细点评了这部电影,他说,导演蔡楚生将一个家庭每个人物的曲折命运完美地融入到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上海大解放,故事主人公张忠良随着抗战的节节败退,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抛弃了家庭,和交际花王丽珍结婚,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发生关系,生活糜烂不堪,终于从一个抗日英雄逐渐堕落为依附亲日资本家踏入“上流社会”的阶级叛徒。
和当时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张忠良的妻子素芬和母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过着漂泊凄苦的生活,从上海逃到乡下,忠良的父亲因向日寇要求减少征收粮食,被吊死了。无奈之下,素芬和婆婆又从乡下逃难到上海,她们日复一日出卖苦力,但仍无粮米生活……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当素芬发现忠良早已背叛,懦弱的忠良又不思悔改,素芬万般无奈,投河自尽了。忠良的弟弟忠民与忠良不同的是,他代表了无数有理想,有信念的爱国青年,参加了游击战,成为了保卫祖国的英雄。
人性的美好与丑恶,在胶片波澜起伏的故事中,显得清晰明亮;通过片中爱与恨的交织,让我们再一次对历史进行了深深反思。
男主人公忠良个人的变化代表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缩影,也代表着在40年代,中国电影已日益成熟。导演蔡楚生来自贫民阶层,经历过诸多苦难,他从自身出发表达对生活的感情。《一江春水向东流》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从人成长的过程中,带出一个社会下中国电影进步人士在大背景下的变革,通过单一的线索下有层次的发展,并与优秀演员的结合,加之时间和空间的完美交织,达到了中国电影的高峰。这部电影除了对家庭伦理的探讨外,更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电影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相呼应,凸现了中国民族传统电影独特、永恒的精髓。
这部电影另一突出的表现是对“月亮”这一自然景物的运用,它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忠良与第一任妻子素芬热恋期一起赏月的缠绵,战时通过头顶一轮明月寄托彼此的思念,雷电交加之夜,乌云密布之下的月亮成了矛盾激化的见证。“月亮”的转变,折射了情感的起伏,思绪的感触,经过一步一步由浅到深的发展铺垫,将故事推向高潮。
清冷的月色之下,一边是“明天我去菜市场捡点菜叶来,放一块熬,就能吃好几天了”,忠良的母亲和儿子吃到了久违的内骨头;另一边是“我快要涨死了”,王丽珍参加完宴会会的饱态。如此犀利的对比,暗示了不同阶级的贫富差距,强化了对社会的批判,寄托了浓重的民族感情。导演通过影片将苦难娓娓道来,如同一盆打翻了的水,漫溢漫溢……跟着影片重现历史的追忆,中国人从离苦之中,体味着百味人生。
李老师说:“如果说艺术家是对社会现实最敏感的感光胶片,那么导演将掺杂着个人经历的对民族颠沛流离历史的感受,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声音,并把这种心灵的震撼感同身受地传播给观众。如果说电影是历史的记录,那么当代青年就应该铭记‘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担负起历史的责任,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和平。如果说一个时代总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我们是否可以摒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伤,扬起红色的旗帜,照耀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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