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品和人品
陈福康
不少人非常崇拜的美籍大学者夏志清，在2000年香港召开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上曾高调倡言并与人争论：鲁迅的文品和人品都不如张爱玲。看了张爱玲的《小团圆》后，我对夏先生的这句话“体会”可深了。
《小团圆》自中国内地出版以来，风头出足。而骨灰级的“张迷”似乎因此而一分为三：一派是兴高采烈，啧啧称赞《小团圆》好极了，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是他们“祖师奶奶”的巅峰杰作，非同凡响，即使她本人说过要销毁，今天也应该出。一派是义愤填膺，说张爱玲是美国公民，其遗产继承应该用美国法律，现在出版它的人是严重侵权、违法！又一派则痛心疾首，这以台湾一教授为代表，他坚称“不买、不看、不评”！
当然，不赞成张迷的人也不要幸灾乐祸，第一派还是张迷的主流。张迷庞大的据说有千百万人的队伍还没有由此而分崩离析。
鄙人自非张迷，本来没时间读《小团圆》，但看过不少评论文章后不免好奇，于是就在网上看了一下。不，不是看了“一下”，而是看不下去，逼着自己再看，看了“好几下”，才算勉强看完。简直可用“硬着头皮”来形容。因为，它的“文品”，包括它的叙事方式、文字、修辞，倒正如《小团圆》几次引用的“南京谚语”所谓的“糟哚哚，一锅粥”。那里面描写的各式人物，除了痛斥汉奸报的剑妮等极少数人以外，也正如《小团圆》五次提到过的：“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难看？”
著名张评家金宏达说，这篇东西“艺术上相当粗率，不但如宋淇所指出的存在结构上的‘点名簿’式重大缺陷，通篇大多是速写的连缀，笔触凌乱轻忽，没有多少深刻的刻画，虽然还有些张爱玲典型的句式，却只显出一种粘贴的‘华丽’。”鄙人亦深以为然，因此也实在搞不懂，这样子的小说怎么会成了张迷们的“祖师奶奶”的“最高峰杰作”了呢？
现在搞不懂的事多了。想起以前我读过的一位老作家写的那篇深情脉脉的《遥寄张爱玲》。文中写到他当年编刊物时曾欣喜异常、引以为荣地发表过张爱玲的某篇小说，又大捧当时张小姐作品之佳妙。但是，关于这篇小说本身，文中却未赞一词，颇令我有点搞不懂。后来我找到这篇小说，看后觉得实在是恶心。它描写的是女儿怎样处心积虑地排挤其亲生母亲，一点一滴地霸占其亲生父亲感情的丑事。那可以说是无耻的反伦理、反人性的货色。怪不得历来捧张的人也很少吹这篇东西。而那位老作家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以发表这样的东西为幸，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就更令我搞不懂了。
现在，关于那位“遥寄张爱玲”的老作家，在《小团圆》中倒有着十分不堪的描写。有人深为他感到“不公”，然而我想，确有其事的话，倒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公。而且，这也正是被热炒的此书的“看点”之一。此外，《小团圆》中还有令人作呕的主人公打胎的描写、口交的描写等等。有的人眉飞色舞，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为感到可惜。对这些，我不想再多说了。倒是《小团圆》中有一点，谈到的人还不多，那就是金宏达一针见血地说的：“内容上……坚决摒弃‘国家主义’(民族大义)，理性上连《色，戒》还不如。”
曾经看到过一篇为张女士鸣不平的大文，题目咄咄逼人：《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署名“司马文侦”，出过一本题为《文化汉奸罪恶史》的书，张爱玲的名字赫然在焉。不过，当时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被定为文化汉奸的人极少，张没轮上。这二十多年来，非议张爱玲的文章并不多，而吹捧的文章则满天皆飞，还会有报刊敢发文说她是“文化汉奸”？相反的，倒是有人公然说“张爱玲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的慧眼发现、苦心扶持、多方揄扬而成名的”。（见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不过，这样行云流水般的造谣和吹捧，在《小团圆》面前就只能碰得落花流水、粉身碎骨了。
我以前写过几篇到处碰壁、好不容易被删改后才发表的有关张爱玲的文章中，也从没有称张为汉奸。因为我考虑到，张毕竟还没有像周作人、张资平、苏青那样无耻地公然入伪府、当伪官。我称她为“附逆文人”和“不洁文人”。
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发布过《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起草者是胡风先生），该决议对“附逆文化人”的定义的最后一项有“其他不洁人物”的提法。我一直认为，“不洁人物”四个字简直就像是为张爱玲“量身定制”的。试想，还有谁比她更合适这一衣冠呢？
只要想想胡兰成，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大奸逆吧。那么，那样死心塌地地硬要依附在胡逆身上的张爱玲，还不是一个“附逆”？我看到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张爱玲非汉奸是附奸》，大概也是这样的看法吧。
看了《小团圆》后，我对张某人的“人品”的“认识”，更深刻多了。
《小团圆》一开始写到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学校里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却只有九莉（张爱玲的化身）“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不止如此，她心里反而还“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按，这样的文字，我们只在《小团圆》的性高潮描写中看到过），只不过不敢太放肆了，“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随后，她就公然对人说：“我非常快乐。”看到这里，我简直惊讶万分。
网上有张迷解释说，她当时那样感到快乐，只是因为可以逃过学校的大考。天哪，难道一场考试比疆土沦丧生灵涂炭还重？
就算这样的解释说得通吧，那看下去，后来当邵之雍（胡兰成的化身）告诉她“二次大战要完了”时，她竟然“低声呻吟了一下”，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这样丧心病狂的话，连邵之雍也大为愕然。但她说，是因为要跟邵某人在一起，因此“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请问，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良心”！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的时候，凡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穷富智愚，无不欢呼雀跃，激动万分。但《小团圆》说她“被炮竹声吵醒了，听见楚娣说日本投降了，一翻身又睡着了”。她不但毫不兴奋，嗤之以鼻，甚至在《小团圆》中竟然还有两处把抗战胜利这一年称为是她“失落的一年”！这种与全中国的老百姓截然不同、绝对异类的心态，冷酷得可怕！
《小团圆》赤裸裸地宣称“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污蔑爱国主义的言论“总是遮羞的话”。因此，它总不能被称为进步作品、伟大作品吧？
以前，我对于张小姐与胡兰成的勾搭成奸、乱世孽情，总以为那很可能是她上当受骗，当时她年纪轻。我也总想持有一点现在很多人宣传的“理解的同情”。但这次看了《小团圆》，里面明明白白地写道，她与胡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醒、非常主动的。在见面前，她就知道对方“是个汪政府的官”；见面后，竟觉得胡“像个职业志士”。她坚定地承认“她崇拜他”。她不仅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有“法律上”的“正式的太太”，且不止一个，而且她当时就知道蝇营狗苟腼然姘居的他们“根本没有前途”。
《小团圆》甚至还说，“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这更让人目瞪口呆！一切想为她辩护的人，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话头来为她辩护？
现代一切成年的心智正常的文明人都知道，如果明知某个人是罪犯而帮助其逃匿，或者为其提供财物，或者包庇而不举报，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判处这种犯罪行为人以管制、拘役或徒刑。
胡兰成是中国国民政府通缉的汉奸和罪犯。从《小团圆》中可知，最早正是张爱玲主动提议胡兰成：“你能不能到日本去？”但日本当时已经为美军占领，怎么能去？她这才无奈地承认“自投罗网，是她胡涂了”。接着，她又坚定地对胡说：“我要跟你去。”并说：“我现在也没有出路。”甚至还提出：“能不能到英国美国去？”可见，她是完全站在与国家、与法律绝对对立的立场上的。
《小团圆》还“生动”地描写了“战后，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的情景。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到的完全一样。可知完全是写实。这种罪恶的行径，彻底暴露了这个女人已经不可救药地堕落为卖国附逆的罪人了！
因此，我想奉劝众多的张迷看清楚，所谓的“祖师奶奶”是这样的一个人！《小团圆》承认“她不但是败柳残花，还给蹂躏得成了残废”。我想还不只是在肉体上，更是在思想、灵魂上都已被敌伪“蹂躏得成了残废”！
我还想请教为张女士百般辩解、振振有词的理论家和学者们：面对《小团圆》这样的不打自招、自我暴露，你们怎样再来为她的“人品”辩解和吹捧呢？人，总是应该有一点良心吧？为人，总是应该有一条底线吧？
至于对炮制出“张爱玲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的慧眼发现、苦心扶持、多方揄扬而成名的”的新神话的论者，我除了鄙视，还是鄙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道理非常简单，他说的那几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当时潜伏在日伪内部，公开的身份是汉奸，而且当时人人都认为他们是汉奸（这正表明他们潜伏得非常成功）。他们所办的是地地道道的敌伪刊物，而且当时人人都认为它们是敌伪刊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的秘密身份就改变了这些刊物的政治性质（不然他们早就暴露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交给他们的潜伏任务，也绝对不可能是“慧眼发现、苦心扶持、多方揄扬”张爱玲。可悲可嗤的是，这样的痴人说梦，自以为是大大地讨了张迷们的好，可是即使在骨灰级张迷中也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谎言。在所谓“张学”铺天盖地的“论文”“专著”中也没见有什么人加以引用。而《小团圆》这回的“不打自招”，等于是搧了他一个大耳光！
至于对美国大学者夏志清高唱的“鲁迅的文品和人品都不如张爱玲”的体会，我就不想再多写了。
【追记】我曾将此文改写成较短的文章投稿某报，一位编辑回信说：“大作已拜读。从文章表现出的逻辑性和文字水准，我的直觉告诉我：大作是一篇好文章。我的专业背景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对文学只有一般性的了解，我想请两位懂行的朋友帮助看看，如无原则性的问题，我这里当然极愿刊用。”但不久，该编辑回信说不用了（也就是说有了“原则性的问题”）。感谢该编辑同时附来了“两位懂行的朋友”的意见，让我有了难得的学习的大好机会。不敢独享，抄在下面供大家一起研究，同时也附上我的一些疑惑，敬请大家指教。
一位的意见比较简单：“看过了。这种看法并无新意，我最讨厌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我不解的是：拙文的看法在当今的报纸上似乎不多见吧。照理说，“少”就意味着“新”啊；而捧张的论文、专著铺天盖地，为何倒有那么多“新意”呢？至于“拿民族主义说张爱玲的事儿”，拙文已说了，那也是鄙人受到金宏达的话的启发。我认为金先生说得对，而有金先生这样看法的人太少，有“新意”。不是说言论自由、人权平等吗？为什么你“最讨厌”，别人就不能发表了呢？
另一位写得较长，而且很有激情：“我的意见很明确，我强烈建议不登。文章对《小团圆》的评论是从一种极狭隘的政治角度（而且自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论述的，称不上真正的文学评论，缺乏对文学作品性质的基本认知；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任何事件都有多重的维度，文学作品之价值就在于表现这种多重维度，而且伟大作品之伟大往往就在于从事件中升华出人性。……我以为《小团圆》是以个体性来体验战争，无可厚非，更何况其意并不在于论述战争和所谓的‘民族大义’。从个人感觉来说，这类文章是我极厌恶的一种大棒文风，有文革气息。个人以为，此文实在会有辱××报之品位。”我不解的是：既然是“多重维度”，为什么就不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评说作品了呢？谁都是应该从“自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论述的吧，难道可以从自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角度来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太玄妙了，我也不想弄懂，我写的就算是“杂文”吧，为什么你一“极厌恶”别人就不能发表了？“伟大作品之伟大往往就在于从事件中升华出人性”，鄙人就正是从《小团圆》这个“伟大作品”中谈论张爱玲的“人性”的啊！
一个“最讨厌”，一个“极厌恶”，这两个评语鄙人倒很喜欢，并以为它正是拙文的价值所在，并更进一步自以为还取得了杂文的“艺术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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