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密战》——“得”于生活,“失”于生活
《密战》放完了,好看,亦较健康。值得称道处有三:
一,将现代谍战手段融入故事,同类题材中堪称第一部,令人耳目一新。
二,与时俱进,摒弃传统的敌特间谍身份模式,由前30年的“阶级敌人”型,到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事实上回避现实付之阙如,到塑造出佟副秘书长和罗队长,以及“外籍华人”的曹经理和蝴蝶、银狐等间谍形象,《密战》是直面现实、从生活出发实事求是的。
这一间谍身份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其必然性,连空军指挥学院的院长们都甘心沦落,金融界和经济智囊以及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卖国牟利早趋之若骛,买办阶级的得势和买办思潮甚嚣尘上,正是间谍大量产生的沃土。佟、罗们是触法的刚性间谍,如宽泛软性一些,那心甘情愿卖国事敌、认贼作父的队伍,就不好说了。《密战》中的相应形象,在丰满和典型化的程度上虽然存在诸多可议之处,但第一次在艺术上实现这一角色的历史转变,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过去的“阶级敌人”模式并不是概念化,它是生活的产物。如今的间谍,何尝不是“阶级敌人”,因为是主流价值观念的产物,他们的身份也多属于统治阶层,加之阶级斗争理论又被妖魔化了,故诲言之也。他们与买办阶级本属同一阶级,因跨越了道德与政治的最后底线,乃堕落成为国家民族罪人,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同时也是“阶级敌人”。
三,间谍未曾标明国籍,但不言而喻,人们都会指向某方——这与事实上的“伙伴”、“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说起来有点悖论,但囿于生活,它只可模糊,却无法改变。
这三者都得益于生活,故曰“得于生活“也。
《密战》的不足,也“失于生活”。
为制造悬念的需要,不让敌人很快落网,一个蝴蝶,千呼万呼始谢幕,银狐更是拖到最后一刻,在他们寥寥几个人面前,我们的反谍人员,显得相形见绌。如果换个位置,他们倒像以往我们搞地下工作孤胆英雄。这一现象,既有艺术创作方面的原因,也是生活本身局限的结果。银狐有一句话说得精彩:“我从事谍报工作30年从未失手”——也许是不自觉,但这句话却歪打正着——准确地反映了“特别是”年代的反谍工作状况。在“韬光养晦”大旗下,认敌为友、媚敌事敌成为时髦之际,谈何保守国家秘密!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失于生活”的。
再者,该剧虽着眼现实,但在创作过程中,似不是由“力拓”、与刘广智和沈某们的生活真实概括典型化而成,更像是据谍战故事和现代技术生发虚构的产物,所以,它虽然好看,但不够厚重,许多情节经不起推敲。比如,公安局可以成功地破获间谍发出的卫星基础数据,但对间谍间毫无掩饰的明语通话,为什么就无能为力监听?再如,台湾间谍登机前如此嚣张,安全部门无能为力,赖佟秘书长最后的良心发现才得以解决。其实,利用并不复杂的“现代技术”,只要查一下有关人的通话记录,不是简单得多吗?在这个意义上,《密战》也是“失于生活”的。
(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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