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丧事
一
长途大巴一过纸坊即驶上通往南方的高速公路，车速骤然加快，如同一粒出膛的子弹，沿着笔直的弹道迅疾向前。隔着车窗望去，越来越多的是大片大片的湖区，湖面广阔，碧水连天，时而可见星星点点的飘浮物，不知是渔船还是洲渚。湖水在五月的阳光下镜子般闪着亮光，那亮光直射进心里，暖烘烘、亮堂堂，令我感到些许宽慰。一丛丛鱼栅立在湖汊相连的地方，在新涨的湖水中，时隐时现。水域之间是灌上水的稻田，如果不是被纵横交错的田埂分割，简直分不清哪是湖哪是田。田埂上立着成群的白鹭，见农人耖田过来，便“腾”地飞起，跟在后面盘旋欢叫。我下过农村，知道它们是在啄食被耙齿翻出水面的小虫什么的。这场景使我不由得想起“漠漠水田飞白鹭”的诗句，我既为眼前诗情画意的景象所陶醉，也为千年不变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而惆怅！我的心不禁随着那些白鹭飞起，产生出一种飘飘忽忽的感觉。更远处的山坡上，茂密的丛林在天幕下泛着黛青色的光泽，丛林中不时露出灰墙黑瓦的农舍，不用说，那也许是一座存在了几百年的自然村。高速公路下面的低等级公路不时分出岔道，箭头似的指向这些千篇一律的村庄，载着货或者人或者既有货也有人的农用车在土路上突突驶过，扬起高高的黄尘，向着遥远的田野滚滚而去。
妻子好象有点晕车，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我问：“不要紧吧？”她轻轻摇了摇头，说：“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到哪儿啦？”我看着窗外逐渐多起来的山丘，大致算了一下，说：“可能快到咸宁了吧。”她扭过头，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我说：“纸坊，土地堂，山坡，贺胜桥，横沟桥，咸宁。咸宁过了就是汀泗桥。一眨眼的功夫，真快呀！”我提醒说：“你说的是铁路线，高速公路从这些城镇边绕过，看不见的。”妻子老家在汀泗桥东二十里外石屋山下，就是当年北伐时叶挺独立团迂回敌后经过的地方。过去回乡一趟不容易，先坐火车到汀泗桥，然后沿着小路步行二个多小时，大包小包还有女儿，望着眼前的石屋山，似乎走不到尽头。后来修了官塘驿镇通往山里的公路，回家再也不用徒步跋涉了。“过了汀泗桥就是官塘驿，”妻子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略略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文革期间坐火车回家，那是趟慢车，沿途什么站都停，晃晃悠悠，象个摇窝似的，要摇四五个小时呢。”我见她神情有些凝重，试探着问：“你说大姐不会有事吧？”她看了我一眼，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家里人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是万不得已，能通知我们？”妻子的话一点儿也不夸张。结婚二十多年，老家亲戚虽多，却是能不麻烦就尽量不麻烦我们。她知道我的臭脾气，嘴上说乡下亲戚朴实厚道，来勤了，心里就有想法，有时竟会当着客人的面拉长脸孔，是个人，谁受得了！亲戚大老远来武汉办事也大多是悄悄来，悄悄走。待我知道，问妻子，妻子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想法，几十口亲戚，一人一年来一次，也不得了。何况都知道你平时爱看书写字，图的是个清静，三天二头人来客往，没的招人厌讨。妻子见我不啃声，知道话重了，连忙换了个话题：“大姐虽说六十多岁，身体一向很好，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呢？。”话语沉重，眼圈早已红了。我问：“电话里怎么说的，是中风吗？”“也没说中风，只说大前天晚上高兴多喝了点酒，前天早起跌了一跤，抬到床上已经不能说话，捱到下午看看不行了才打电话给我们。”我不再说什么，妻子和她大姐感情很深，说多了，她也许真会在车上哭起来。
大巴渐渐放慢速度，向左拐入一条弧形岔道，驶下高速公路，在岔道尽头停下。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售票员尖着嗓子叫：“官塘的乘客下车！”妻子扒着车窗向外张望，疑惑地问：“这是官塘吗？”“官塘还没到，”那黄头发丫头说：“这车不到官塘，你们下去转乘去官塘的车。”“你们不到官塘，为什么卖官塘的票？”几位乘客不满地质问。“我们是联运，等一下有车接你们＿＿不用再买票的。”售票员边解释边催促去官塘的乘客下车，都下了，又叫了几声：“还有没有？”见没有回答，对司机说声：“走！”司机一打方向盘，大巴掉过头，重新驶上高度公路，眨眼功夫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大家便坐在路边的护栏上等车。很久没回乡，眼前四通八达的道路迷宫似的，让人辨别不出方向。公路两旁整齐美观的绿化带，路边五花八门的店铺，店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都令我们耳目一新。“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妻子。妻子说：“不知道，变化太大了。”“这里是××，”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搭话：“刚过汀泗桥，到官塘还有十来里路。”她说的是当地方言，妻子也用方言问道：“你是官塘镇人？”“不是，我老家在大粟岭．．．．．．。”“大粟岭？”妻子盯着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回，突然兴奋地喊道：“云仙！你是云仙？”那女人几乎同时叫道：“莲珍，你是莲珍？”两人的手随即张开，几乎抱在一起，她们又是笑又是跳，兴奋得跟孩子似的。互相嘘寒问暖后，迫不及待地打听对方的情况，倒把我晾在一边。妻子很早就出来读书，在武汉工作了几十年，早已说得一口地道的武汉话。但只要家里来人或者回到乡下，就一定说方言。鄂南山区的方言不是很好懂，语速稍快更像是听外语。我做周家女婿二十多年，也只听懂六七成。妻子介绍说：“这是我爱人。”那女人便微笑着和我点点头。妻子说：“她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在咸宁教书的云仙，宏礼哥的妹子，小时候我们一起放牛砍柴，是最要好的伙伴。”那女人听了笑道：“你还都记得。”她高挑个子，身着浅灰色套装，举止娴静，落落大方，只是脸色显得苍白一些。一番客气后，她们就撇下我自顾用家乡话聊起来。
“怎么有时间回乡？”云仙问。也许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原因，她的家乡话夹杂着相当多的普通话成份，听起来毫无障碍。“通山二哥打电话说大姐病了，问有没有时间回乡去看看。你想，大姐的事，能说没时间？再忙也要去的。”“病了？怎么会？上星期从泉塘过，还看见她在田里扯秧，和几个婆婆媳妇有说有笑，见了我，远远就招手，还叫过去吃饭。怎么说病就病了呢？得的什么病？厉不厉害？”“不知道。只说大前天摔了一跤，躺倒后一直没有醒过来。”“我记得大姐是有高血压的，该不是脑溢血吧？”“看情景倒有几分像。”“哎呀，那可怎么好！一下子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果真落下半身不遂什么的，一家人可就惨了！”见爱人愁容满面，一声不啃，云仙连忙打住，停了一会儿，说道：“脑溢血不及时抢救是很危险的。”“谁说不是呢？也不知积富哥怎么搞的，人现在还躺在家里！”云仙也便不作声。爱人叹了口气，说：“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到泉塘大姐那儿去玩吗？”“怎么不记得，”云仙兴奋起来，说：“那时大姐多年轻啊，刚刚结婚，积富哥在公社工作，她是村里妇女队长，带着妇女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真是飒爽英姿，意气风发。”“大姐是最要强的，什么事都不肯落后，年年得奖，奖状把一面墙都贴满了。”云仙笑道：“我记得大姐还挺时髦的，去公社开会总是穿一套时兴的干部装，头发梳得整齐光亮，有一次还特地烫了个飞机头，你记不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每次去玩，大姐总要煮汤圆我们吃，有一回吃得太多，腻住了，以后见了汤圆就想吐！”爱人说着，自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转问道：“你呢，家里都还好吧？”“你是说咸宁的家呢还乡下的老家？”“先说说咸宁的家。”“也没什么好不好，就那样过呗。两个穷教书匠，饿不死，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女儿呢？读几年级？成绩一定很好吧。”“读高二，长得比我还高。成绩嘛，一般。”通常比较严谨的女人谈到自己儿女的成绩，如果说“一般”，就应该理解为“很好。”事实也是如此，她女儿后来考上了武汉一所重点大学，——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你离家近，可以常回去看看，宏礼哥一家都还好吧？”“都好。这些年村里青年人像当年红卫兵串连似的，成群结队往城里跑，家里就剩下老人和孩子，每年种几亩水稻油菜，不过收点粮食打几斤菜油自家吃罢了。说来不信，我哥哥两口子五十多岁的人还到广州打了一年工呢。”“宏礼哥和秋蓉嫂也出去打工吗？”“是啊。可惜年龄太大，工作不好找，又回来了。虽然没赚到钱，眼界却开阔了不少。最近传说政府要取消农业税，如果是真的，在家看房子种地倒也实惠。”又问妻子：“还记得小红梅吗？”“怎么不记得。宏礼哥的心肝宝贝，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女孩。怕有十七八岁了吧。”“二十了！前年谈的对象，小伙子是镇上税务所的，定下八号结婚。这不，我就是接到请帖赶去参加婚礼的。”我也知道这个红梅，每次回乡总会在天井里见到一个长得十分秀气的小女孩，躲在门后瞪着乌黑的眼睛向着我们这边张望。一张脸白里透红，宛如一只熟透的红富士苹果，见我看她，便满脸通红低下头跑进屋里去了。想不到小丫头一晃竟到了结婚的年龄！云仙问：“你们船厂效益怎么样？”“现在造船行业竞争激烈，厂里已经开始裁员。所有员工＿＿领导干部除外，一律提前五年下岗，叫做“离岗休养”，期间只发给生活费，我们也做不了多久了。教育系统要好一些吧？”“好什么呢？小地方的学校，三五间歪歪倒倒的教室，七八个面黄肌瘦的老师，工资少不说，有时还拖欠。去年拖欠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补发给我们。”叹了口气又道：“人情事故又多，今天一张请柬，明天一张喜帖，我们那几个寒钱过日子都艰难，哪里应付得了这些事。亲戚自不必说，应该的。最怕同事邻居芝麻大点事也兴师动众，请你还是看得起你，你好意思不去捧场？”正说着，一辆中巴开过来，“嘎吱＿＿”地停在马路对面。车门打开，从靠近车门的窗口探出一个女人脑袋，拖长声音冲着我们这边喊道：“到官塘、蒲圻的乘客请上车＿＿！”等车的人闻声一窝蜂向中巴涌去。我紧跑几步，上车后用手里的提包占了前面两个空座，留给慢吞吞走在最后的两位女士。
两位女士上车后仍然不停地说着话，久别重逢的喜悦分明写在两个儿时伙伴的脸上。她们从当年放牛砍柴过家家谈到各自的工作学习，谈到各自的家庭，又谈到亲朋好友的近况。我虽然不能完全听得懂，但从她们爽朗开心的笑声里，感觉出其中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向往。被她们的情绪所感染，一颗心在车窗外阳光的照耀下似乎年轻了许多。这时上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司机没等他站稳就发动车子，老者一个踉跄几乎跌倒。我连忙站起身，将他扶到我的座位上。他连声道谢，周围的人都投过来赞许的目光，妻子回过头，微微一笑，我像一个受到老师表扬的学生，真的开心极了。
车到官塘镇，云仙转乘去大粟岭的农用车。她们俩就在路边依依惜别，互道珍重。看着那辆破旧不堪的“三马”尾部冒着一嘟噜一嘟噜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越去越远直到消失在公路尽头，我和爱人才转身向镇上侄儿开的家具店走去。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呢！半年后，咸宁二姐打来电话，说云仙上课时，教室屋顶突然坍塌，一根断裂的大梁重重击在她的头上，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死时刚满五十岁。那天正好是她生日，婆婆早早做了一大桌子菜还买了葡萄酒，眼看放学很久了还不回来，颤颤巍巍跑去学校，谁知竟出了这样的事！
二
自强侄儿的门市部位于官塘镇最繁华的地段，三进三间。什么叫三进三间？就是并排三间门面，往里各有二个套间，前面营业，后面制造兼屯货，宽敞明亮，很是气派。门楣上悬着大幅通栏工艺招牌，招牌边缘装饰着成串的彩色灯泡，中间是五个镏金艺术字：自强家俬城。“家俬”应是改革开放后新造的词，相当于“家什”也就是家具的意思。“俬”，则纯粹是生造字，《辞海》、《康熙字典》里都没有。我很纳闷：既然有“家具”一词，何以又要生造出“家俬”一词代之呢？据说是由南边传过来的，很有一阵子，南边的话，南边的歌，南边的人，南边的事都显得洋气，都是好的，都要学习。比如说妈妈不叫“妈妈”，一定要叫“妈咪”，爸爸 不叫“爸爸”，一定要叫“爹地”，那么，以“家俬”代替“家具”也就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一个小小乡镇与时俱进的意识居然如此强烈！官塘镇的变化委实不小：十多年前仅有的一条穿镇而过，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变成了六车道高等级公路。几条新修的村级柏油路从公路两侧向田野里蜿蜒伸展，直到消失在远处大山后面。街道两旁低矮破旧的房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当街的房屋都开辟出来做门面，装修一家比一家气派。什么五金水暖店、时尚内衣店、美容美发店、桑拿足疗店等等，甚至还有网吧和超市。镇上居民告别了十多年前单调的衣着，或者西装革履或者牛仔T恤，女人们描眉画目，染发美甲的也很多。特别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大城市来的人，他们眼睛里不再带有小地方人的自卑和畏葸，而是直视对方，友好而且自信。如果不是那一口浓重的乡音，你还以为走在汉口的某一条街道上呢。遗憾的是，街面仍然腌脏，痰迹、污水、杂物到处都是，行人来来往往，不时发出“咳、啪！”之声，随即狠狠吐出一口淡绿色浓痰，吓人一跳，以为是在冲你发狠，这也极像汉口的情景。倍感亲切的却是遍布大街小巷的“搓麻”大军，“一筒”，“二条”，“胡了！”的叫喊声和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居然到处一样动人心弦。
柜台后面站着一位穿水红上衣、胖乎乎的青年妇女，正招呼门外一个同样胖乎乎的小男孩。小男孩手里捏着张钞票正要横穿马路，妇女叫道：“回来！回来！”见小男孩不理，又喊道：“你要敢过去，看我不告诉你爸打你！”小男孩听了，就站下不动，犹豫片刻，突然拔腿往街对面跑去。我一个箭步上前，将那孩子抓住，只听“呼”的一声，一辆黑色奥迪和我们擦身而过，好险！妇女跑出店来，揪住后领，照屁股上拍了二掌，拍得那孩子叽哇乱叫。抬头对我说：“谢谢！谢谢！”妻子问：“这是周自强的家具店吗？”那妇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惊喜地叫道：“你是莲珍五爷？”（妻子排行老五，当地晚辈对长辈不分男女一律以爷称之）。“你是？”“我是彩云哪！”彩云是自强的媳妇，小男孩自然是他们的儿子了。彩云道：“他叫周刚。”又推那孩子：“快叫爷爷奶奶！”男孩不肯，直往娘身后躲。彩云笑道：“这孩子，平时无法无天，这会子又怕起人来。”大家来到店里坐下，彩云取出两听饮料，孩子也要，又取出一听给他。彩云道：“正说呢，你们就来了。”妻子问：“你泉塘细伯爷究竟怎么啦？有没有危险？怎么不送医院？”“是啊，我们也着急呢。早起还通过电话，说不吃不喝，一直昏睡不醒。送医院？唉，这年头农民谁敢上医院！先别说治不治得好，医院收费那么高，大伯爷就是倾家荡产也是看不起的。”大姐的丈夫叫王积富，听说这些年家境一直不很乐观。彩云又叹道：“他夫妻俩一把年纪，全靠养子种几亩责任田过活。现在种田你是知道的，种子、化肥、农药一年一个价，税费又多，躬着屁股做一年，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养子是四川人，因老家穷才跑出来，谁知湖北比四川也强不到哪里去。每日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吃苦受累不说，好容易娶上媳妇又成了傻子。两个孩子都半大了，正是读书吃饭的年龄，加上两个老人，一年做到头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别说治大病，头疼脑热也看不起呀！唉，和城里有医保的人比起来，农村人只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谁叫摊了条贱命呢！”我很惊讶，从旁道：“脑溢血是可以抢救的，怎么也不能躺在家里等死呀！”妻子和彩云都装没听见，自顾家长里短说个没完，彩云起身道：“你们先坐着，我叫自强去。”又叫那孩子：“小刚，跟爷爷奶奶玩。”小刚不肯，像只小狗似的摆动着两条短腿跟在他娘后头走了。
店里陈列的家具或者说“家俬”还真齐全：小到板凳，大到壁柜，什么电脑桌，麻将桌，西式餐桌，单人床，双人床，加大床等等应有尽有，墙角席梦思一直摞到天花板。后面不时传来电锯解剖木料的噪声同时混合着刺鼻的油漆气味。前店后厂，正是小城镇典型的经营模式。我说到后头看看吧。妻子说，店里没有人怎么行？要不你去，我在这儿守着？我见她不去，也懒怠去。这时来了一位顾客，问家具的价钱，妻子说，老板不在，等下再来吧。正说着，门外响起洪亮的招呼声：“五爷来了！”妻子连忙站起身，笑道：“是自强吧。”看了一回又道：“哟，几年不见，都变得认不出来了——这么高，总有一米八吧。”我和他握了握手，感觉满手老茧，又粗又硬，宛如锉刀一般。他穿一套藏青色西服，没系领带。一只裤腿挽起，皮鞋上沾了不少黄泥。小刚还是有些认生，两手紧紧抱着爸爸的腿，怯生生地望着我们，彩云自去招呼那位顾客。自强寒暄了几句，说：“去泉塘的路不好走，坐‘三马’你们受不了，还是叫辆小车吧。”妻子怪道：“不是修了柏油路吗？怎么会不好走？”自强说：“这二年山里开了几座煤矿，没日没夜往外拉煤，煤车严重超载，把路都压坏了。”自强侄儿三十出头，在六兄弟中排行老四。黑里透红的脸棠，高高的颧骨，宽宽的鼻翼，厚厚的嘴唇，这些都极像他父亲。妻子的三哥前后生了六个孩子，他原本也不愿生这么多，只是三嫂想要个女孩，每次怀孕，请人看时都说一定是女孩，怀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酸儿辣女嘛），生下来却总是男孩。到得第六个男孩出世，夫妻俩才算彻底死心，家里也早罚得只剩下四堵墙壁！土改时分的还有结婚时新打的家具都叫村头老地主家娶不上媳妇的几个儿子抬走了，地主崽子们挣的工分多，队里没有现钱支付就以超支户的家具抵扣。有一年除夕，三哥杀年猪，搁在板凳上还没来得及开膛，队长不知怎么晓得了，带着地主家三个光棍汉一条绳子捆了抬去，全家人整整哭了一个晚上。几年后，政策变了，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制被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代替，土地以及生产资料都分到个人，积极性如火山喷发般调动起来，人多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一下子富裕了许多。三哥六个儿子，如果都在家种田，恐怕连媳妇也难得说上。多亏三哥脑瓜灵活，与时俱进，几个儿子纷纷另谋出路：老大应征入伍，干上了武警；老二高中毕业在村小学教书；老三学了一年电器修理，背个工具箱走村串乡为人修电视；老四＿＿也就是自强，在镇上一家家具厂当学徒，由于勤奋好学，头脑灵活，三年后就开了自己的家具厂，老五老六还有村里几个青年给他打工。又过了三年，就有了现在的规模。六兄弟中他最憨厚，没想到也最能干。六兄弟先后娶了媳妇，全家除了老大退伍在家务农，都搬进自强在镇上新盖的三层楼房里，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自强叫车去了。妻子和彩云用家乡话交谈，我听得吃力，起身踱到后面车间里，只见电锯飞转，粉尘弥漫，二名工人毫无保护地在电锯上工作，另有二名工人戴着纸帽子给几件家具刷油漆，浓烈的油漆味，呛得喉咙发紧，刺得眼睛生疼。越走近，那气味越重，只呆了一小会儿，感觉像要窒息过去，连忙退了出来。自强果然叫来小车，是一辆半新的黑色桑塔那。说：“你们先过去，我们要到下午才过去呢。”我们一边说“叫什么小车呢！”一边躬身坐了进去，却见自强俯身到驾驶室里，对司机说：“回头给你钱。”
轿车在大街上行驶了没多久就拐入去乡下的公路，果然是柏油路面，不宽，两辆卡车刚好对开。开始还行，越往前路况越差，到处坑坑洼洼不说，还有一滩滩稀泥，和起过藕的荷塘差不多！颠簸实在太厉害，为了防止呕吐，我只得紧紧抓住车门上的把手，透过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努力向前方看。路边的白杨树又高又大，鲜嫩的叶子在太阳照耀下闪着油光，轻柔的杨花蒸气般喷涌而出，漫天飞舞，不时飘进车内，落到头上或身上。田野上到处是绿色植物呈现的勃勃生机，公路两旁新插的稻田水波潋滟，远处连绵起伏的竹海秀色可餐，鄂南的春天就是这样美，妻子的家乡就是这样美！虽然我很多次地看见过她，感受过她，却像一个深陷爱河的男人面对心仪的女郎，总也看个不够。车子受惊似的猛地弹跳起来，将我们狠狠地摔在坐位上，方才飘飘然的诗意也跟着结结实实地摔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路啊！”妻子抱怨道。我也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金星乱迸。司机扭过头，抱嫌地说：“一个大坑，没避过．．．．．．，”突然一打方向盘，将车紧靠着一棵白杨树停下。正疑惑呢，只见迎面驶来一座喘着粗气的庞然大物，加长加高的车厢里煤堆得小山一样，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活像个醉汉。经过我们旁边时，我恐惧地望着那黑呼呼的车体，真怕一不留神倾覆过来，那可就是灭顶之灾啊。“路就是被他们压坏的！”重新上路后，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三
走完柏油路又走了一段土路，土路从高高低低的小山坡上经过，比柏油路平坦多了。土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林和灌木，草丛中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到处是鸟儿宛转的叫声，越往山里走，空气越清新，心情也越愉快。最后，桑塔那停在土路的尽头。司机说：“前面全是小路，过不去，只能开到这里。”妻子说：“谢谢。我认得路，你回去吧。”于是桑塔那在土丘中间艰难地掉过头，带着一身泥土开回镇上去了。
这一带并不是真正的山区，严格说来，应该称之为“畈”，即大山边缘相对平坦的地方。这些地方一般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多数被垦为水田，也非常适宜种植经济作物。所谓经济作物主要指油菜和绿茶。水稻一般种两季，用的是袁隆平的杂交新品种，产量很高。油菜早已采用移栽新技术，一亩地要多收十好几斤。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宜种植茶叶，特别是山脚一带土冈上，常年云雾弥漫，水汽充沛，加上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用的都是农家肥，不打农药，茶的味道非常纯正，很受市场欢迎。此外就是竹子，具体说是楠竹或称毛竹。这一带属于幕阜山脉边缘，漫山遍野，屋前屋后全是竹子，有鄂南竹海之称。春天挖笋子，夏天卖竹子，秋冬编条帚，做跳板，制作竹子工艺品。听说近来还引进竹炭制造工艺，原本不值钱的竹子陡然身价百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片竹林就是一座银行，在打工潮兴起前，乡亲们的日常开销几乎全从这里出息。
大姐家掩映在一大片竹林之中，灰墙青瓦，远远看去，透着古朴而又阴森的气息。正门进去，是高大的堂屋和天井，堂屋两边是厢房、厨房和猪圈。解放前，这里住着村里唯一一户地主。土改时，老地主有血债被政府镇压，浮财被贫农团没收，房子的主要部分分给村里最穷，土改最积极的王积富一家，上面两间厢房分给以乞讨为生的瞎子夫妻。房子正前方是一大片池塘和湿地，池塘里常年开了锅似的冒着气泡，伸手试试，热的！妻子说，那是地下冒出的温泉，湾里人都用它治皮肤病，效果很好。湿地上生长着茂密的菖蒲和水蓼，看似干干的，不注意走进去，能一下子陷到膝盖。水渠从村子一侧经过，那是黄沙水库下来的水，清泠泠地，六月天也凉彻肌骨。十年前我和妻子带着孩子看望大姐，那时大姐境况还不错，早先抱养的孩子跑回湖南老家后，两口子伤心了好一阵子，感情的失落却带来经济的宽裕，二年里，翻修了房子，添置了家具，身上的衣服也光鲜了许多。在我的记忆中，大姐两颊红扑扑地，显得年轻、精神，尽管没有子嗣的忧虑一直像冤魂一样缠绕着他们。
如今大姐家却几乎破败了！大门两旁的隔墙已经坍塌，路人可以直接望见里面的厢房。门豁了一扇，几堵歪斜的墙壁用很粗的树干撑着，摇摇欲坠，看得人心惊肉跳。门里门外长满了杂草，冷不丁蹿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小狗，望着我们“汪汪”乱叫。靠门猪圈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一个衣衫褴褛，蓬头散发的女人，头上嘴里都是稻草，一边咀嚼一边望着人傻笑。先到一脚的荷珍小妹和咸宁的二姐宝珍迎出来，大家脸色一律凝重，并无多话，径直领我们来到大姐的卧房。房间里很暗，屋梁上悬着一盏昏暗的电灯，灯光摇曳，弄得乌黑的蚊帐上影影幢幢，有些瘆人。墙上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画像，画像下面糊墙纸似的贴着十多张奖状和喜报，由于时间太久，纸质已经泛黄，却擦拭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大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头枕得很高，两眼紧闭，半张着嘴，喉咙不停地抽动，发出很响的呼噜声。天已渐渐转热，一股难闻的气味充斥在房间里。妻子含泪问道：“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荷珍说：“向前天吃晚饭时，财旺说，镇上都在传可能要取消农业税。大姐听了，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酒，前天早起跌了一跤再也没有爬起来。两天了，一直就这样昏睡不醒。”“吃了什么没有？”“哪里还能吃东西。灌几口糖水都吐了出来。”我当年下乡时做过几天赤脚医生，忙挤到床前坐下，握住她干柴一样的手，诊了诊脉，脉虽然很弱，但还能拿得到，急忙说：“还可以抢救，赶紧送医院啊！”周围的人似乎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木然地望着床上的大姐，荷珍和二姐进进出出，里外张罗。“这些人是怎么啦？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等死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我有些激动地提高声音说：“虽然耽误了，还可以抢救，为什么不送医院？”妻子用脚轻轻踢了踢我，转身走了出去。我忙起身，跟着来到塘边柳树下，我问：“怎么啦？积富哥为什么不送大姐去医院？”妻子捻着垂到眼前的一根柳条，只管望着塘里翻腾的泉水发呆，眼里溢满了泪水。
“小时候，”妻子低低地说：“这塘里鱼可多了，每年暑假在武汉读大学的二哥就会带着我到塘边钓鱼。二哥很会钓鱼，一条接一条，半天就能钓上来好几斤。到了吃晚饭时，大姐就会端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红烧鱼，嗬，煎得金黄焦脆的鱼皮，淋上殷红透亮的汤汁，别说吃，看着就让人直流口水。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大姐回娘家。只要门前木梓树上喜鹊喳喳欢叫，我就会跑到路口等候。娘说，你怎么知道大姐要来，兴许是别人家的客呢？我说我知道。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两个喜鹊窝。东边一棵是木梓树，西边一棵是老榆树，大姐家在东边，木梓树上喜鹊叫当然是大姐回来了。后来考上县城中学，大姐专程到官塘买了搪瓷脸盆、茶缸、牙刷、牙膏、笔记本，都装在一个新网兜里，连夜送过来。她捧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却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不住嘴夸我：有出息。我明白妻子的意思，我又何尝不感激大姐对我们的帮助呢？那年妻子产后体虚，是大姐丢下家里一大堆事来到武汉，四口人挤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悉心照料了整整二个月！大姐对她，对所有的弟妹付出的爱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的。现在大姐在死亡线上挣扎，谁能比他们更痛苦？可是他们拿什么去救她？对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来说，城里的医院都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救死扶伤不是他们的宗旨，榨干病人钱财才是唯一目的。退一步说，即使倾家荡产能挽救回大姐的生命，谁又能保证不留下后遗症？如果出现那种情况，不仅大姐将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度过余生，这个本来已经非常贫困的家庭还将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这正是大姐最不愿意看到的啊！
傻女人手里捏着半块黑乎乎的面饼走到大门边，边吃饼边胆怯地望着我们，见我们也看她，便对我们扬了扬手中的饼，傻傻地笑。从里屋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一把夺过饼扬手扔进猪圈里，叱道：“回屋去！”随又抱歉地冲我们笑笑，露出一口黑黄的牙齿，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简慢，简慢。堂屋泡得有茶，进去喝口茶吧。”话音未落，有人大声叫道：“财旺，碗和碟子都借来了，你过来点点数。”被称作财旺的人连忙跑了过去。我问：“他是谁？”妻子道：“就是大姐和积富哥的养子啊。”“那女人呢？”没等妻子回答，二姐走过来，接过话道：“她是财旺的老婆，疯子。”“财旺怎么会跟一个疯子结婚呢？”“开始是不疯的。”二姐说：“她也是四川人，刚嫁过来倒也干干净净一个小媳妇。自打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就一天比一天糊涂，开始还晓得怕丑，后来厉害了，到处捡东西吃，拉屎拉尿也不避人，成天破衣烂衫，敞了怀乱跑。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扯了一屁股债，病情却不见好转。有时闹得实在不像，财旺也下死手打过几回，谁知越打越厉害，只好由她去。所幸除了自己龌龊外并不祸害别人。唉，只当养只小狗小猫吧。”妻子道：“宝珍姐你发现没有，这个村子里傻子特别多。有的生来就傻，有的好好嫁过来，不久也傻了。是不是水有什么问题？”二姐道：“是啊，我也奇怪。慧珍姐（大姐）先是要过继通山二哥小儿子的，二哥没答应。又要过继三哥的自强，三哥也没答应。先还以为怕太亲了一旦产生矛盾会伤害姐弟间感情，现在想起来，多半还是因为这边风水有问题。”
我问：“财旺是几时来的，听说平安跑了之后又收过一个养子，就是他么？”二姐道：“安平跑回湖南后，村里曾来过一个小伙子，说是崇阳山里的，自幼父母双亡，因和叔叔闹矛盾跑了出来，不想回去了，就认大姐和积富哥做干娘干爷。那孩子我见过，好英俊的相貌，性格也好，又有孝心，就是不会做农活。一年多后，镇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跟乡民打听小伙子的情况。警察走后，村里就传说小伙子是通辑犯，杀了人逃出来的。一个月后，那两个警察又来了。小伙子当时正在地里栽油菜，远远望见，吓得魂不附体，掉头往水库方向跑，哪晓得会跌进水库淹死呢！听警察说，小伙子打的那个人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住了半年医院便好了。他们来找小伙子是要核实情况，了结这桩案子的，没想到会淹死在水库。跑什么呢？真真一个法盲！财旺一年后才来，大姐和积富哥不晓得是怎么想的，认一个二十多岁的外地人做养子，再要跑了怎么办？”妻子说：“大姐太刚烈，因为没有孩子，总觉得对不起王家。又怕老了病了床前没个端茶倒水的人，所以宁肯吃苦受累，也要收养子，为养子娶媳妇，为养子带孩子，无怨无悔。”二姐说：“大姐的心思我晓得，她最怕的还是死后没有孝子送她上山。其实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你看，她这一病，牵动多少人？不光我们兄弟姊妹，本村邻村来看望的这几天就没断过。那些有儿有女的未必有她这般福气呢！”
荷珍妹妹过来，说：“姐，别尽顾着说话，过来帮帮忙。莲珍姐跟我去榨房打油，宝珍姐把寿衣寿鞋找出来，看看还少些什么。不要到时忙乱。”我说：“我呢？我做点什么？”“哪能让你做事。通山二哥来了，你陪他喝茶去。”妻子几姊妹中荷珍最小也最能干，当年在汀泗桥镇工作的二姐，要给她介绍镇上吃商品粮的职工，她硬是不肯，说，我一个农村户口，嫁到城里还不受人欺侮！她模样俊俏，远近闻名，四乡八里做媒的把门槛都踏破了，她连面也不愿见，偏偏相中了河西泉洪岭的袁牯子。袁牯子高大英俊，上下却有七个姐妹，人称七仙女，家大口阔，日子艰难自不必说。荷珍过去后，里里外外，勤扒苦做，又在路边开了家商店，人来人往，生意很是不错。袁牯子脑瓜灵活，做跳板，扎条帚，杀猪卖肉还跑运输，不光自家日子越过越红火，还帮着父母把几个妹妹风风光光嫁了出去。因此两家姐妹都服她，遇有大事小事，心甘情愿听她差遣。
我走进房间，里面新燃了好几盘不知是用来驱除异味还是安魂定神的蚊香，农村土制蚊香的气味闻起来总感觉怪怪的，让人自然而然地想起腐烂和死亡。通山二哥坐在床边为大姐轻轻地摇着扇子，他的脊背明显有些佝偻，微秃的头垂得低低的——也是六十岁的人啦！见我进来，冲我点点头。灯光虽然昏暗，却清晰地照出他脸上的泪痕。听妻子说，小时候，二哥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姐弟俩感情非常深。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蒲圻县城的鬼子隔三岔五下乡骚扰、抢粮，乡亲们只好没日没夜上山跑反，大姐几次从危险中把他救出来。解放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姐弟感情更加深厚。不久，大姐嫁到泉塘，仍然竭尽全力资助弟弟读到高中毕业。58年二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学院，获得学校全额助学金，大姐才松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此刻二哥是一种什么心情，守在重病的姐姐身边，眼睁睁地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钱，没有钱并不是他没用。在大学时，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工作能力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当年的同学，现在几乎全是大学教授或者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独有他，因受妻子家庭问题的影响，毕业后分配到通山县城教书，一干就是几十年！微薄的收入既要为妻子治病，又要抚养三个孩子，甚至还要按月给在汉口读书的莲珍妹妹寄生活费。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从未吸过一盒好烟，从未喝过一瓶好酒。永远是一双打补丁的陆军鞋，一个破旧不堪人造革提包。看看前后左右，他也曾想不通，也曾委屈得不行，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想不通的想通了，曾经委屈的也不委屈了，尽管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影子似的伴随一生！他当然知道如果送医院抢救，大姐也许还会活上五年，十年甚至更多年。但他没有能力，亲戚们也没有能力。自强虽然赚了点钱，但那是他的血汗钱，何况家大口阔，两位老人五个兄弟都需要照顾，平日里紧紧巴巴并不敢乱花一个钱。他父亲左眼患肌无力症，整天海盗似的用一根橡皮筋箍在头上扯住眼皮才能视物，当老板的儿子却舍不得花一千块钱带父亲到汉口协和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再说隔着几层，也没个倾囊相助的理！莲珍和玉明两口子在船厂工作，都是普通干部，经济状况和自己差不多，指望不上。想到这些，二哥内心深深的痛苦连嬉笑打闹的孩子都能看出，这些小家伙偶尔走近床边，竟也悄悄地来，静静地去，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昏迷中的大姐，仍在顽强地喘息，胸腔不时剧烈地收缩和扩张，发出“呼，呼”的响声。我知道，那是一条生命在人间作最后的挣扎。到了中午时分，气息渐渐弱了下来。二哥始终坐在床前，握着姐姐的手，同时用一根药棉签醮了些糖水不住地抹在她干枯的嘴唇上，泪水涟涟，不时顺着脸颊流下，滴落在两只干枯的手上，——他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我想通了，如果连我都出不起钱为大姐治病，那就别唱高调，不然只会增加亲戚们的感伤和不安。
二姐已将大姐早先准备好的寿衣寿鞋找了出来，崭新的黑色面料，上面还带着清晰的折痕，透着一股樟脑气味。二姐家里也很拮据：丈夫卧病多年，四个子女全部下岗，自己将近花甲之年还要每日挑了担子上街修鞋。如果说在大姐的事情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她只能选择后者。一个侄儿正在将棺材里的秕谷腾到一个大木桶里，那口棺材还是白坯，许多地方已经开裂。听妻子说过，大姐在文革前曾给自己和积富哥准备了二口上等杉板的寿器。破四旧时身为妇女队长的她，说服丈夫带头一把火烧了。文革后待要再做，一是没有了当年的经济实力，二是再难得找到上好的杉木，只好将就做了一副。大姐说，现在时兴火葬，用不用得上还说不定，何必花那些冤枉钱。几个村民已将祭棚扯起，挽联也央人写好，随时可以贴上去。二姐这才放下心来，长长出了口气说，总算都已准备妥当。听了这话，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了一下似的好疼。我知道，现在只欠大姐一死了。
黄昏时分，财旺的小儿子虎子头戴一顶纸冠跑到天井里来，拉着积福哥的手说：“大爹大爹，细爹睡着了。”积福哥一把揽过，止不住眼泪直淌下来。虎子还要说：“大爹，细爹不打鼾了，细爹的手冷了。”边说边拉了爷爷往里屋去。不久，里屋便传出积福哥猛烈的哭声，大家一拥而进，顿时哭声大作，声震屋宇。早有人在床边支起灵床：二只条凳加一块木板，铺了一条簇新的卧单。二姐掇来一大盆热水，命男人们回避，三个妹妹哭着为大姐擦身换衣，抬到木板床上躺下。大姐身穿玄色寿衣寿鞋，脸上搭着一块白布，身体略有些不自然地扭着。靠头放着一只方凳，凳子上搁着几样水果点心，一盅白酒，还有一炷燃着的盘香。妻子在大姐遗体前呆呆站立了很久，清瘦的脸上写满悲伤和哀痛，虽然没有放声大哭，越是声哽气咽，越发憋得脸白身颤。她身体本来不好，又经过一天奔波，我生怕她伤心过度，旧疾复发，忙扶了出来。经过房门口时，见财旺的傻媳妇正站在对面厢房门槛上张着嘴流泪，头上沾着的稻草以及破烂的衣衫被穿堂风吹得飘拂起来，在恍惚的电灯光中，活像敦煌壁画中飞天的仙女。她的脸不知什么时候洗过，看上去无论是肤色还是眉眼都很到位：她其实是美的。
四
得到大姐去世的消息，人们纷纷前来的吊唁，大姐遗体前人流不断，哭声不绝。堂屋里的灵堂很快布置好了，二面墙下，摆满了送来的花圈。本村以及附近村子认识大姐或者受过大姐恩惠的村民排了队到遗体前默哀，特别是一些中老年妇女，一边哭一边叫着大姐的名字：“慧珍哪，你怎么就丢下我们走了呢？”我在一旁看着，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大姐的兄弟姐妹全都行动起来，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收拾器皿的收拾器皿，安排酒席的安排酒席，忙得不亦乐乎。袁牯子财旺二个不知什么时候驮来一匹整猪和一编织袋鲜鱼，交给二个厨子，借了邻居家的厨房忙碌起来。二哥是知识分子，写挽联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他头上。几十个花圈就有几十副挽联，若是现编现写无论如何来不及。二哥是学数学的，办事一向严谨，来的时候特意带了本《挽联大全》以备万一，谁知真还派上了用场。墨和笔都不是很好，严格地说是很不好，毛笔秃了头，墨汁也已发臭，那些纸更是被揉得皱巴巴的，压都压不平。二哥硬是用那支秃笔和那瓶臭墨写出一幅幅漂亮的挽联，不得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咸宁和官塘镇的侄儿们约好一起来，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八辆摩托浩浩荡荡一直开到门口，整整齐齐排在路边，让村民们大饱了一回眼福。棺材被抬到堂屋中间，自强侄儿亲自动手打漆。先上一遍底漆，然后是二道正漆。涂上乌黑闪亮的油漆后，寿器方才显示出神秘、幽森的气氛。当地村民的寿器多数在三、四十岁时就已经准备好了。每年打一道桐油，有的多达三、四十遍，里里外外通明透亮，滴水不进，入殓前再上三道上等黑漆。再穷的人家，对死后的事也决不敢马虎。比较起来，大姐这具寿器只能算是粗制滥造。
二哥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说镇里正在用强制手段推行火葬，有敢顶风土葬的，严惩不贷。大姐生前没有嘱咐死后一定得土葬，只是积富哥咬定非土葬不可，怎么做工作也不听，只得依他。今天算一天，明天是第二天，后天早一点上山，不要声张，悄悄埋了完事。只要村里人不说出去，镇里是不会晓得的。
暮色降临，村里的电工早已在打谷场上扯起十数盏电灯，照得上上下下通明瓦亮。几十张桌子摆得满满地，全是鸡鸭鱼肉，一桌一个五升的塑料壶，盛满土法酿造的粮食酒。财旺和几个妇女招呼大家入席，每席安排一个年轻的本家亲威为席长，斟酒布菜，道乏致谢。开始还有些沉闷或者说拘谨，三杯酒下肚，场面便活跃起来，人们开怀畅饮，很有些忘乎所以。坐在上席的老年人慢条斯理地谈天说地，中年男人则粗声大气地谴责化肥农药涨价，妇女们低声传播着道听途说的绯闻逸事，挂着鼻涕的孩子乘机爬上桌子伸手在碗里捞肉丸子吃。几个年轻人学着电影电视里的情景，口中嚷着“五魁首哇、八匹马呀”划起拳来。农村的规矩，老人去世，丧事当作喜事办，巴不得客人们闹，特别是巴不得年轻人闹，那样才显得热闹。
我最怕吃丧酒，面对满桌子酒菜，面对主人热情的款待，眼前浮现的却是死者僵硬的遗体，萦绕的是混有死亡气息的异味，肠胃便不由自主地翻腾起来，哪里还有什么胃口！随便吃了点，离席来到大姐屋里，妻子和二哥都在。他们坐在大姐跟前，偶尔小声交谈几句，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却有一种让人看了心碎的沧桑。大姐脸上仍然盖着那块白布，寿衣被理得整整齐齐，脚上的布鞋新得有些不自然，整个人看上去比平时瘦小了许多。见我进来，二哥问：“吃好了？”我说：“吃不下。你们没去吃？”妻子说：“我们也吃不下。还不如陪大姐坐坐。入殓了，以后想看也看不到。”说着，眼泪又扑漱漱滚落下来。二哥安慰道：“大姐这一生还算值得。从互助组算起，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哪一时期不是积极分子？大跃进、四清、修水库、交公粮，从来都是走在别人前面，还入了党。你们看”，用手一指墙上的奖状：“四乡八里谁不知道大姐是县里有名的劳动模范！积富哥虽说有些毛病如抹牌赌博，做事浮躁，爱说大话等等，性格却是出奇地好，对大姐也很关心。特别对大姐娘家人，说得上是全心全意。”二哥的话说得我脸上一阵阵发烧。妻子怕我难堪，忙道：“关心是相互的。没有大姐，积富哥也没有今天。”我问：“这话怎么讲？”妻子说：“当年办合作社，积富哥是土改根子，当了社里会计。你想想，积富哥才念过三年小学，如何胜任得了！不久，乡里来查账，发现有五百元钱对不上，那时五百元可是个大数目。积富哥说来说去怎么也说不清来龙去脉，被当作贪污犯抓到县里，判了三年。大姐死也不相信积富哥会贪污公款，不顾有孕在身，四处奔走投诉。一次走夜路从很高的坎子上摔下去，摔掉了孩子。在大姐的努力下，总算老天有眼，公安部门最终查明那笔钱是被社长挪用了。积富哥出狱那天，在监狱门口“扑通”一声跪在大姐面前，痛哭流涕，发誓要一生对大姐好。”二哥说：“第一个孩子小产后再未怀上，后来经人介绍，收养了在豹子冲做篾匠的湖南人的儿子安平，从三岁养到十五岁，心肝宝贝似的，到头来招呼不打一个就跑了。财旺人太老实，媳妇又那样，老两口竟没有过上一天省心的日子。”妻子说：“就是。积富哥脾气虽然好，却是个八败命，满脑子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想在牌桌上赢钱，却总是输得精赤溜光。想中大奖买彩票，大把的钱扔进了无底洞，响儿也没听见一声。与人合伙做生意，被人骗了还帮人家数钱。大姐这些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几个钱，都给他还了债！”这时，积富哥拄着根竹杖进来，大家停住不说。见我们都在，问：“吃了？”我们忙说吃过了。积富哥脸色很难看，眼睛混浊无神，走路说话十分迟钝，呆呆地站在大姐遗体前，一副孤独无助的样子。我不禁可怜起这个老人来。
夜深了，一轮烂银般月亮升在半空，照得小小的山村一片雪亮。守灵的亲戚们都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年龄大的在拉家常，年轻人在打扑克，没有人大呼小叫，只有窃窃低语和“啪、啪”摔牌的声音，连村里的狗也都小心翼翼地吠着，他们是怕惊动屋里的大姐呢？还是怕吵醒熟睡的山村呢？山乡的夜晚美丽得像一首动人的抒情诗，天清似水，星明如眸，月影满地，树影婆娑。一天下来，我感到身心都有些疲惫，便拿出毛巾独自沿着田埂走到水渠边。月光下，一块踏脚的青石板半截淹没在水里，水渠里长满长长的水草，在渠水的冲刷下如同女孩飘动的长发。水渠两旁草丛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萤光，晚风中，像一只只飘忽不定的美丽眼睛。那块青石板是村里妇女用来洗衣服的，天长日久，光滑得如同抹了油，在天光水色的映衬下泛着玉一般柔和的光。
我蹲在石板上，把毛巾浸入水里，哟，好凉！浑身上下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五月天气，山村夜晚寒意纷纷，月光撒在水面，我看见那清澈的荡漾，听见那汩汩的流逝，突然激动起来，便趴在石板上，将脸浸入水中，渠水刹那间似乎凝结成一块晶莹的寒冰，将我火热的脸颊还有跳动的心脏一齐冻住，透过那块晶莹剔透的寒玉，渠水深处竟然现出大姐那张永远慈祥的笑脸！我慌忙抬起头，仰望星空，水从脸上滴落下来，像是残留在上面的寒冰正一点点融化。洗完脸，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沿着田埂往回走，四周黑魆魆的，隐约可以看见石屋山巨大而模糊的轮廓。附近树丛中不时传来鸟儿梦幻般的呓语，渠水叮咚敲出悦耳的节奏，稻田和灌木丛中散发着嫩芽和花儿的幽香。萤火虫在身边飞来飞去，几乎撞到脸上，我想抓住它们，又不忍心。大姐家的灯光在这万籁俱寂的夜里，如同一个略带忧伤的童话，若即若离，令人神往，令人惆怅。
水渠那边是邻村一片墓地，坟茔累累，夜幕中恍如一屉出笼的窝头。里面埋葬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一陇陇黄土下面又埋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呢？我当然知道，那里埋葬的都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他们就像田埂上的小草，一茬复一茬，春荣秋谢，自生自灭。他们的故事也一定极其普通，极其平凡，就像波澜不惊的池水、家长里短的闲言。他们和傍晚的炊烟一样，袅袅升起，在风中四下飘散，无影无踪。远处有手电筒的光在晃动，“玉明哥！”是荷珍的声音，她和妻子正深一脚、浅一脚向我走来。我也快步向她们走去，不留神一脚踏空，踩到水田里，待拔出脚来，已经沾了一腿泥水。妻子问：“不要紧吧？”我说：“不要紧，踩到水田里去了。”荷珍说：“锅里有热水，洗洗换双干净的鞋。”又想起什么似的叹了口气。妻子问：“你怎么啦？”荷珍说：“我想起了大姐。我前年生云儿时大出血，送到镇上抢救。大姐不知怎么得到消息，连夜炖了鸡汤赶到镇卫生院，卫生院的门卫不让进，因为她身上腿上全是泥。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她不知多少次跌进水田里，人跌晕了，手里的鸡汤却没有洒出一滴！”
五
第二天，吊唁的人越来越多。大姐生前人缘极好，早先担任生产队干部，常常倾其所有帮助村里老弱孤寡。住在上屋厢房里的瞎子老俩口，多年来一直得到大姐的照顾，后事也是大姐一手操办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更加乐善好施，大事小事从不与人计较。常以“吃亏是福”为做人的准则，因此获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致奠的党员中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在遗体上复盖党旗以示庄严，最终被村支书以“一时难以措办”和“此前没有先例”二个理由否决。在大姐房里，那面贴着毛主席像的墙上，有一幅写有“吃亏是福，冥冥有知”的偈子，听说是大姐花了十块钱从石屋山上重建的普渡庵中求来的。普渡庵是一座有年头的寺庙，庙很小，就二个尼姑，文革中庙被镇上的红卫兵毁了。二个尼姑没了住处，只得回到老家种田。前几年，一个在南方发了财的蒲圻人衣锦还乡，登上石屋山顶，放眼四望，只见群山如海，水面如镜，清风徐来，竹涛阵阵，不禁感慨万分。正踌躇满志之时，却见古庙遗址之上，残垣断壁，野草丛生，叹息再三，决定投资重建庙宇，再塑金身。一年后，一座新的普渡庵出现在石屋山上。当年二个尼姑一个已经去世，另一个抵死不肯再入佛门，万般无奈，只得请出自己吃斋把素的姐姐权且充当住持。这位斋婆既没有正式度牒，亦不剃发，称作“带发修行”。好在乡下人不管这些清规戒律，有菩萨便拜，香火竟是一日旺似一日。
吃过午饭，吊唁的人渐渐减少，亲戚们得空，有的找地方小憩，有的帮积富哥整理房间，侄儿们骑着摩托车不知去了哪里。我站在门口有些无所事事，突然望见郁郁葱葱的石屋山，心想，新建的庙宇是个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吸引那么多香客上山？那位女住持又是怎样一个人？独自一人生活在山上也不寂寞害怕？都到跟前了，不去看看怪可惜的！心里想着，两脚不由自主地向山上走去。
正午的骄阳十分厉害，炙烤得人燥热难当。我把浸湿的毛巾搭在头上，对着山脚下那棵孤零零的杉树走去。记得先前回乡，打听上石屋山的路，村民用手一指：朝着那棵树走就是。山坡上是收割后的麦田，在太阳的烘烤下散发着泥土和秸杆的香气。成群的麻雀在田里觅食，见人过来也不飞走。突然，“扑啦啦”一声，一团五采绚丽的东西腾空而起从眼前闪过，仔细一看，原来是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山鸡。
走到那棵杉树跟前，那棵树又高又大，伸出胳膊试了试，恐怕二个人都抱不过来。杉树正对着上山的小路，说是小路，其实是一条干涸了的山涧。山涧里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山泉不断地从石缝中渗出，积成一汪汪清亮的小池，掬一捧喝在嘴里，又甜又爽。山顶有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穿行在茂密的竹林中间，清风阵阵，竹涛低吟，鸟儿们在身边欢快地歌唱，身心一下子变得爽朗起来。小路走到尽头，就看见普渡庵的山门了。说是山门，其实只是一排曲字型的平房。既没有飞檐斗拱，也没有雕梁画栋。正殿（如果可以称为“殿”的话）是一间约百十平米的大厅，正面靠墙筑有一排水泥神座，正中是一尊观音，两旁分别供着玉皇、老君、关公、财神、佛祖、孔圣、地藏王甚至还有药王爷，儒佛道诸般神圣应有尽有。这些神像塑得极其粗糙，除了观音菩萨还有三分形似外，其他几位神佛连形似都说不上，不是座前写着尊号，很难辨别出身份。神座前照例摆放着包着红袱的功德箱和蒲团，左边是木鱼磬槌，右边是功德薄。正当我考虑拜还是不拜的时候，厢房里出来一位头戴僧帽身穿僧袍的老尼，口称“善哉”，稽首道：“施主光临寒寺，不胜荣幸。施主是许愿呢还是掣签？”我说：“我要许愿呢，你这上面什么菩萨都有，我该向哪一位许呢？”老尼笑道：“施主知道上面都有哪些菩萨？”我也笑道：“你这是考我呢。当中是观音，可惜我既不求子嗣又无灾可消。左边是玉皇、老君、关帝、财神，只是我一不做生意，二不想成仙得道，于我竟没有什么关系。右边是佛祖、孔子、地藏王、药王爷，我不想修什么正果，又没有子女考大学，更无疾病缠身，你要我许什么愿呢？”老尼见说，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半响才说：“想不到施主还是个行家。那，掣支签吧。”老尼取过签筒，摇了几摇，让我抽。我闭着眼睛胡乱掣出一支，看时，上面写着一句俗语：“恭喜发财”，另有一行小字：“上上签”。我说：“我一个快下岗的工人有什么财好发？你这筒子里莫不都是这种上上签吧！”老尼笑道：“施主真幽默。今年开春以来在我这里掣着上上签的你是第一个。下岗工人怎么啦？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守着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还不如出来凭本事做番事业，我弟弟比你下岗还早，现在怎样？挣了上千万家产！这个普渡庵就是他出钱重建的。”见我不吭声，遂拿过功德薄，将上面的善款一笔笔指给我看：某某，某年某月某日捐人民币一千元整；某某，某年某月某日捐美元二百元整；某某，某年某月某日捐港币三千元整……。我居然还看见大姐的名字：周慧珍，某年某月捐人民币一百元。老尼见我满脸尬尴，微微一笑，道：“捐不捐，捐多捐少都随缘，只要心到就行。”我实在拉不下脸来，搜遍全身，只搜出十八块五毛，胡乱塞进功德箱里，红着脸说：“没带……，太少，不用写了。”
“姑妈！”门外传来清脆的叫声，一个打扮时髦的女孩子走了进来。她上穿一件带帽的白色短上装，下穿一条磨砂牛仔裤，脚上竟然蹬一双米色高跟鞋！这女孩身材高挑，面容姣好，骤然出现在深山老林、古刹野庙之中，真个叫人眼前一亮，以为是观音菩萨降临凡间呢！老尼问：“小兰你今天怎么有空上山？”名叫小兰的女孩笑道：“姑妈一个人在山上冷清，来和您做伴啊。”老尼笑道：“你这张嘴抹了蜜的，甜死人！”女孩笑道：“泉塘伯爷过世，我爷带我来参加葬礼的。”老尼道：“就是慧珍姐呀？难怪早起听见山下有鞭炮声。阿弥佗佛！好人呀。上个月还上山看我，送来满满一保温瓶汤圆呢！阿弥佗佛！好人哪！”女孩见我在一旁自顾欣赏那些神像，问姑妈：“这人是谁？”老尼说：“他是慧珍的亲戚，从武汉来的。”女孩听说是武汉来的，有了兴趣，主动跟我搭讪，问：“你在武汉做什么？”我说：“做工啊。”“在哪个单位？”“造船厂。”“那是个好单位，我有个表哥也在武汉一家船厂工作。叫某某某，你认不认识？”我笑道：“武汉船厂多啦，不知你表哥是哪家？就是我们船厂吧，有一万多人呢，哪能都认得。”女孩有些失望，见我还在看那些菩萨，问道：“这些你都认得？”她姑妈忙说：“小兰，不要这样跟客人说话，人家怎么会不认识呢。”小兰不相信，指着右边最末一个菩萨问道：“你说他是干什么的？”我乘机卖弄学问，笑道：“当然知道。这是药王爷菩萨，名叫孙思邈，唐朝人，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活了一百多岁。”“哇塞！”那姑娘惊呼一声，吓我一跳。“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可不多，你一定是大学生吧？”“大学生就一定知道？我是大专生。”女孩问：“你信不信这些？”我反问她：“你信不信？”她想了想说：“信，也不信。要说不信吧，为什么有人买一张彩票就能中大奖，有人扔进去上万的钱连个响儿也没听见呢？要说信呢，为什么赚大钱的总是那些无法无天的人，老老实实做事的反到受穷呢？姑妈说，人死了都得下地狱，由阎王管着。生前行善的托生富贵人家，来生享福。生前作恶的托生猪狗，来世受罪。照这样说，世界上就不会有恶人了，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坏人呢？”想不到如此时髦的女孩竟然有这么多奇怪的想法，一时语塞，回答不上。老尼端了茶来，说是石屋山脚下的云雾茶。我呷了一口，果然淳香无比。这时山下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我忙站起身说：“是不是又要举行什么仪式？我得赶快回去。”又问那女孩：“跟不跟我一起下山？”女孩笑道：“我是特地来陪姑妈的，你自己走吧。”
晚上九点钟左右开始入殓。堂屋里灯火辉煌，灵堂正中挂着死者遗像，下面是一幅白色的所谓“考妣绸”，上面写有总结大姐一生事迹的悼词。弟妹们将大姐抬到灵堂正中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一边一个扶着。大姐垂着头，双眼紧闭，一绺头发搭在早已僵硬的脸上，模样有些恐怖。司仪命：敬——送行酒！平辈以下亲人齐刷刷跪下，由二哥领头，将酒端到大姐面前，上香，致敬，后面的依次上前。轮到妻子，我见她端酒杯的手在颤抖，泪水大滴大滴落到酒中。我想，世上最悲痛的事莫过于与亲人永诀吧，那可是骨肉的割裂呀！何况妻子是那样地看重亲情！棺材早已准备好了，棺底撒了厚厚一层石灰，石灰上铺着厚厚的褥子。大姐被小心翼翼地抬进去，有人在她右手塞了一把梳子，左手塞了一面镜子，再将一床簇新的缎面夹被盖在身上。棺盖抬了上来，亲人们立刻放声大哭，在棺材四周挤来挤去，争着见大姐最后一面。村民们上前，强行将不顾一切的亲人们拉开。棺盖合上了，榔头挥动，随着一声声钉棺材的声音，门外顿时鞭炮齐鸣，哭声震天。孩子们，包括财旺的小儿子虎子在内，像一群麻雀似的，跟在负责燃放鞭炮的侄儿身后，一会儿大门口，一会儿天井里，四下乱跑。或帮着把鞭炮挂在树枝上，或抢着拿打火机点燃引线，或趴在地上拣那些没有炸响的哑鞭，欢笑打闹，过节似的开心。
唱孝歌的班子也请来了，总共四个人：一个打花鼓，一个打小锣，一个打铙钹，一个吹唢呐，轮换着唱，从晚上十点一直唱到早晨五点，不得住声，不得重复。这使得本已昏昏欲睡的我来了精神，便在灵柩前找个凳子坐下，听听他们究竟唱些什么，怎么唱法，如果真像人们说的不歇气唱三天三夜，恐怕离吉尼斯世界记录也不远了。
第一个开唱的是打花鼓的老头。他声音低沉而不失洪亮，缓缓道来，十分悦耳。可惜是方言，听尚且困难何况是唱。问妻子，妻子说他在唱大姐一生的经历或者说事迹哩。正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铁路外的人饿得受不了来到泉塘拣树上掉下的烂李子吃。大姐见他们饿得可怜，拿根竹篙将树上的李子全数打下，一分钱不要，白白送给人家。这件事，那老头足足唱了半个钟头！接着是打小锣的唱，打铙钹的唱，到得吹唢呐的唱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那打小锣的最啰嗦，唱大姐如何勤俭持家，珍爱家里一把破扫帚，从竹笋唱起，唱到最后将烂了的扫帚忍痛塞进灶膛，足足唱了二十分钟！中途三哥接过来唱了半个钟头，唱大姐小时是怎样关心照顾他和弟妹，唱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每唱到高潮处，孝子就要出来跪一跪，在灵前磕头上香。财旺不断地将两个熟睡中的儿子打醒，头戴纸冠，身着孝服，手执哭丧棒，稀里糊涂，点头磕脑，跪在灵柩前上香敬酒，好几次，那个叫虎子的孩子竟然跪在地上睡着了！
星星悄然隐没在越来越明亮的天幕里，晨曦终于占领了东方，新的一天开始了。八名壮汉腰系白布带，臂缠白毛巾，四条大绳，四根木杠，领头的一声吆喝，将棺材稳稳抬起，财旺和两个孙子披麻带孝，所有亲戚一律白布缠头，孝带曳地，都跟在灵柩后面嚎哭前行。山脚下，几个侄儿放起十来个大炮，声震山野。再将两盘一万头鞭炮打开堆在空地上，点燃后像一条被打中要害的长蛇，满地扭曲翻滚，足足响了十几分钟！
大姐生前亲自选定的这座山，不过是一个长满青松翠竹的小土包。西面是巍峨的石屋山，东面是一大片畈田。三哥唯一留在乡下种田的大儿子就住在畈子那边的山脚下，他和媳桂儿的婚事是大姐做的媒。三哥的大儿子当过兵，干活是一把好手，三哥家境又好，桂儿从心里感激大姐给她介绍了这样的好人家，平日里没事就往泉塘跑，而且从没空过手，跟大姐好得跟母女似的。大姐生前说过，死后要将她埋在这座山包上，脚东头西，她好看到经过畈上回娘家的桂儿。山上只有一条运竹子的小路，八个人抬口棺材根本上不去。没办法，只好一边伐竹一边前进，灵柩过处残枝败叶一片狼藉。穴是早已挖好的，东西走向，呈长方形，约有一人来深。灵柩停在穴边，就有一位风水先生手执罗盘，郑重其事地比划了一阵，点点头。八名壮汉就用绳索将棺材缓缓放进穴里，抽出绳索后，风水先生端起一只大瓷盘，将盘中的五谷杂粮撒到棺木上，站在棺盖上的孙儿辈纷纷用衣襟承接，据说接得多的运气会更好一些。填土时，亲人们又都哭起来，须臾，一座新坟筑成。侄儿们将所有剩余的鞭炮在坟头尽数燃放，又将数十个花圈和几个纸人纸马堆在坟头烧化。看看烟消火熄，灰烬扬起，人们这才陆续下山。
六
太阳升起老高，远处山峰晴岚缭绕，近处竹林青翠欲滴，山乡的早晨静宓、清新。鸟儿醒来，在枝头跳来跳去。山脚下已是扯起牛乳般的薄纱，虚无缥缈之中传来清脆悦耳的牛铃声。村民们都下地干活了，住得远的客人也纷纷告辞。自强跟积富说好，将他缀学在家的孙子带到镇上做学徒，一来省了家里开销，二来可以学些手艺。积富和财旺自然感激不尽。简单收拾了几件衣物，父子二人一直送出村口，眼巴巴看着摩托车载着瘦小的孙子消失在远山后面，这才转身回去。却见傻媳妇躲在一棵木梓树后探头探脑，见他们过来，掉头就跑，巴嗒巴嗒的，两只鞋也跑掉了，露出红红的脚丫。积富哥的家变得冷清了：灵堂空空荡荡，房前屋后满地是没来及打扫的鞭炮纸屑。大姐的卧房仍点着盘香，她生前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都搬到墙边烧化了。只有那条才盖过一回的新卧单，被二姐拿去在渠水里反复洗了几遍，留了下来。
我的提包放在里屋柜子里，想要取几样东西，走到门边，听见积富和财旺在里面说话。财旺的声音：“收了多少礼？”“七八千吧。”“究竟多少？”“没细算。七千七八的样子。”“开销多少？算过没有？”“也没细算，也是七八千吧。”“这么说，刚刚扯平？”“差不多。”停了一停，财旺说：“礼金少了一千块，是不是你拿了？”“没有……，我哪会……。”积富哥可怜巴巴地说。“这一千块钱是买化肥农药的，你拿了去，今年还吃不吃饭！我知道你欠了人家赌债，以后想办法慢慢还。这笔钱不能动！”见我进来，二人便不说那些事，积富哥说：“玉明这些天吃亏受累了。”财旺说：“五爷不歇会儿？”我见他父子几天下来，都已疲惫不堪，财旺脸黑黑的，积富哥越发显得苍老，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我们几个也要走了。村里没有小车可坐，也不想从老路回到镇上，那样太受罪。我们决定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到公路上等县城的班车。积富哥，财旺，虎子还有畏畏缩缩跟在后面的傻媳妇一起送出来。妻子走到傻媳妇跟前，理了理她头上的乱发，不管她听不听得懂，嘱咐道：“好好带虎子，不要淘气。”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牛角梳塞在她手里，我也取出双色圆珠笔送给虎子。傻媳妇张着嘴只管怔怔地望着妻子笑，混浊的眸子里隐约射出些许依恋的光芒。虎子则翻来覆去把玩那支笔，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惜这支笔终究未能派上用场，不久他也缀学了：家里实在太困难，供不起。
在路边等了约摸半个小时，一辆乳白色中巴开了过来。上车后，都争着买票，在蒲圻纺织厂工作的侄子手快，早已把钱递了过去。我推开座位旁的车窗，向窗外望去。中巴绕着石屋山打转，经过那条上山的小路时，看见叫小兰的女孩正一蹦一跳地从山上下来，长发飘逸，动作敏捷，正有无限活力。汽车行驶到那片畈子上，远远望去，大姐安息的那座小山包正沐浴在三春的阳光之中。我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山包上今天新垒了一座薄薄的坟茔，成为一个生命永恒的归宿。这个生命原本还可以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再生存十年甚至二十年，现在的医学科学完全能够做到，但它却听由这个生命早早地逝去。一番惆怅之后，我又想，人总是要死的，生与死相互依存，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庄子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命来自自然，终究回归自然。和永恒的死比起来，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长点短点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这宝贵的一瞬，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益的事，这一生也就没有空过！想通了，悲伤的情绪不觉一扫而光，暮春的山野变得更加妩媚，蔚蓝的天空变得更加明净，头上的太阳变得更加光芒万丈，——让我们珍惜这宝贵的一瞬间吧！我在心里喊道。
新无裤汉作于200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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