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

在2005年北大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这本有意成为全国研究生专业教材的书里，专章讨论“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外，还有两章“重要作家研究述评”：一章是传统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另有一章基本属于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热的作家——沈从文、张爱玲、艾青、穆旦、胡适、周作人、胡风[①]。这差不多已然完成的一轮经典化中，赵树理的名字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左翼文学传统被重新强调、延安和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渐趋复兴，赵树理作为代表性乃至方向性作家的重要性，又不时见之于论述；亦不难想见，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赵树理”和“现代性”之类关键词的连接，也开始诉诸笔端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评价、定位赵树理，作家赵树理首先是要拿来读的、是在阅读之中存在的；然而，也恰恰在此基础性问题上，赵树理研究已经不那么“自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从而有必要提出“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的问题。也许，只有真正对此了然于心了，高度肯定赵树理的价值、从赵树理那里获得启示，等等，才能比较的牢靠。

阅读赵树理小说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一般的阅读图式似乎都不太适用。那几个笼统但有用的“读法”——故事、人物、环境、主题，大体能够说明这一点。先用“读故事”的读法试读《邪不压正》，你会发现它当然是有故事的，但却不像通常所以为的赵树理那样，直接按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来展开，也很难说有什么“曲折”或“奇观”的故事，倒是显得比较缓慢甚至罗嗦。其次，“读人物”，那着实应验了竹内好的看法[②]，赵树理和惯常的西洋小说很不相同，小说“第一主人公”有点难找。那些阅读现代小说所形成的习惯与定见：故事为人物服务；人物性格的丰富和成长，越充分、越曲折才越好，等等，假如被你拿来作为阅读尺度的话，那么，这部作品的格格不入是显然的，让你不适应以至不喜欢也很自然。问题是：这些年的研究对于我们的“不适应”、“不喜欢”也已有了一些结论，像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和黄梅的《推敲“自我”》等都颇具说服力地证明，西洋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相互生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对“私我”的重视，也许笛福的小说就不会产生，而文学在“私我”的生产史上所起的作用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因为人们往往在小说的阅读之中才充分体验到“自我”之重要性[③]。更不用说现代主义小说对于“深度自我”的迷恋，我们1980年代的文学比如“向内转”、“性格组合论”，矛盾、痛苦的“心灵的辩证法”之类，都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观念。这意味着，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趣味，是与现代西式小说的阅读经验密切相关的。沿用那些标准来读《邪不压正》里的人物，你就会发现，人物性格是如此地单一，确实很是“扁平人物”。这就是赵树理的小说人物的一个特点，你往往可用一两个绰号似乎就把他们概括掉了。——于是，“人物”，也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一个路数的读法，是“读环境”。可是，你很快就会发现《邪不压正》里的小说“环境”、乡村的空间尽管非常重要，却相当缺乏具象式的描写——“风景描写”非常之少，或者说，形象上的具体性太不充分了。既然“故事情节”、“人物”、“环境”都不行，那剩下的看来就是“读主题”了：这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总要落实的一个环节。而有关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已经有了许多论述和结论，仿佛不需要怎么具体细致地阅读文本就可以抵达。——事实上，无论是多么肯定赵树理的，还是怎样轻视赵树理的，很多人、很多评论，多半是根据已有的、外在于小说文本的东西来推断的，这大概也不妨说是我粗浅阅读赵树理研究史的基本感受。简言之，我们读赵树理，却没有读赵树理的“读法”，这样的状况，实际上已经存在不少年头了；或者，我们有一些“读法”，但是，一般的小说读法在阅读赵树理时意义不大，甚至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这当然不是说赵树理的小说读不懂、读不通，而是：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对于阐明赵树理的价值和贡献而言，效用相当有限。

对此，当然要反省我们的阅读图式。为什么只有西洋小说般对“深度自我”的迷恋，我们才觉得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审美感受已经非常西洋化了。所以，和赵树理的小说接不上榫头，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样，一种双面性的态度显得尤其必要：一方面，坦承我们“不适应”、自己“不喜欢”，总要比“鸵鸟政策”强；另一方面，不能对“不适应”、“不喜欢”听之任之，需要对我们的“自己”有真切反省。因此，我们要通过赵树理的阅读来测试自己阅读趣味的边界，并由此反省这背后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为什么今天又激发起重新阅读赵树理的热情？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今天”不满足、不满意，我们希望从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实践里寻找到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同时，假如左翼文学和中国革命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话，我们今天还怎么可能有不满呢？所以，这“反省”又不是兜底转的“照单全收”，不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为赵树理那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好，而是在阅读赵树理的过程中，借机发现“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因素，而且多半可能是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因素。就此而言，阅读其实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事情：要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来面对一个“未完成”的对象，这在我看来，既是阅读赵树理的根本困难，也是阅读赵树理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阅读赵树理可能并不很愉快，因为阅读态度和方式很难是欣赏式的，而往往是研究式的。　　

话说回来，我还是相信，中国的特别是当时的农民还是会喜欢赵树理小说的。日本学者千野拓政曾经撰文指出，《狂人日记》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因为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所预设的阅读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狂人日记》想象它的读者是在一个幽闭空间里独自阅读[④]。由此而论，如果说赵树理和现代西式小说又有巨大转变的话，那他对于那种文学的阅读预设不满是头等重要的。赵树理有意识地把小说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进“文摊”[⑤]，他对于读者的期待、尤其是阅读方式的期待，确实有重大的调整。按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是给农村里识字的人读的；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识字的人读了之后说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听。因此，赵树理小说和“书面文学”传统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口传。所以，语言问题一直是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方面。周扬曾经指出，赵树理的语言不仅在对话、而且在叙述中也符合农民的习惯；并且，他并不用标签式的方言，而是用标准的现代汉语，通过某种独特的组合方式来表现出“本色”意味[⑥]。问题是，其一，我们今天的相关论述能比周扬推进多少？其二，赵树理的语言是不是今天文学语言的方向，现在的小说是否需要采用这样的语言？类似的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邪不压正》似乎还提供了某种反例，文本中还是使用了一些方言的，比如第一章里“顾住顾不住”后马上用一个括号说明“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⑦]。这个括号比较明显地看出叙述者的存在了，同时也表明，赵树理的预设读者未必都是他所说的农民。　　

这就说到了叙述的层面。我们知道，某种程度上，叙述学的发达是为了现代实验小说提供合法性，当然，从技术角度看，叙述学也为小说的阅读提供了重要手段和方法。不过，赵树理的小说好象就是要打破叙述学所概括的复杂流程：—隐含—叙述者—文本—隐含读者—读者，赵树理的小说简洁明快：他试图把“”和“隐含”、“隐含读者”和“读者”合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没有叙述方面的讲究。例如，现代小说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区分，在《邪不压正》中还是比较显著的。赵树理自己对于这篇小说有过一个创作谈，为了回应《人民日报》上的六篇批评文章。其中说到，他写《邪不压正》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的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⑧]。这段话非常重要：“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是赵树理的预设读者，并且，他是要写出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个野心还是很大的。那么，《邪不压正》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相差多远？赵树理对此是否自觉？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略有所知。赵树理自觉不自觉地以“配合”这样的概念，标明了自己的小说和官方文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他的小说比“文件”更清楚更具体，但他又知道小说无法取代“文件”。也正是对自己作品和文件之间差别的认识，造就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叙述者的态度选择：他的主体位置类似于“翻译者”，或者说agent，一方面他很自觉地配合“文件”，另一方面，赵树理又自信自己更容易为农民接受。

赵树理回应《邪不压正》的批评里还有一段重要的话。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既然小宝和软英是主要人物，就应该让人物更清晰地“站出来”，而小说中软英的“阶级代表性”却是可疑的。依我个人的观点，“阶级”在赵树理小说里恰恰是一个暧昧的问题，这个下文细说，还是先回到赵树理自己的答辩。他说之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是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防止公式化，用一个恋爱故事把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土改工作连串起来，“使我预期中的重要读者对象，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个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小宝和软英并非《邪不压正》的主人公，赵树理故意没有给这两个人以“社会代表性”，软英“除与小宝有恋爱关系外，我没有准备叫她代表任何一方面”。

事实上，我阅读的一点突破正是从这个任何方面也不代表的软英那里起步的。请注意下面这段：　　

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听她舅舅说明小旦的来意之后，就翻来覆去研究。

这是在小说的第三节，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强调软英“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绝大多数土改小说有“公式化”倾向，赵树理对此有很大的警惕。因此，赵树理特别以自然年龄的增长作为人物性格变化的基本理由，这非常像贺桂梅在比较《李家庄的变迁》和《红旗谱》所观察到的，“赵树理将农民的革命思想表现为乡村内部的引爆”，而很少是“一种现代思想的‘外来’输入”[⑨]。小说结尾处又写道：

软英说：“不用问我舅舅了，这话半句也不差，可惜没有从头说起，让我补一补吧：就是斗争了我爹那天晚上，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旦叫上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说人家主任要叫你软英嫁给人家孩子。说是要从下还可以要求回几亩地，不从的话，就要说我爹受了人家刘家的金镯子。没收了刘家的金镯子主任拿回去了——后来卖到银行谁不知道？那时候跟我爹要起来，我爹给人家什么？我怕我爹吃亏，才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诡话，大家说这算不算自愿?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　　

比较小说第一节软英和小宝的一处对话，那可真是天壤之别：　　

软英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小宝没法答应。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忽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着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擦干了没有，因为外边叫得紧，也只得往外跑。

这个情境很像中国乡村的旧戏中的场景，也是小说中最抒情、最感伤的段落。——顺便一说，赵树理这样写，让人很不“过瘾”，但他认为这样才“真实”。而聚焦于软英，谁都不难发现软英的变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年龄的增长以外，小说第四节的标题“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道出了这个秘密。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说理”。而有关于此，小说第一节中并非偶然地有这么一段：　　

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账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吧，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

“势力就是理”这最后一句，怎么重读都不过分：你可以衍生出诸如正义、政治的合法性、统治和治理的问题，等等。可惜这里无法展开这些主题。我想说的是，类似的段落，比如下面的：

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甚么？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甚么？”

在小说文本中还真是很不少。贺桂梅认为，“空间”是赵树理小说的主体；而我读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有一个直感，那就是人物在不断地说话，仿佛小说叙述者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人物的话给串起来：通过人物的一系列言谈，小说叙述了下河村时间跨度长达三、四年的土改运动，也是在许多人的许多话里，软英的变化及其场景、语境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赵树理小说有意无意的深刻主题，并且与丁玲的小说作品如《夜》等有着惊人的对应性：中国革命的介入使得乡土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怨命、得过且过，转变到去“说理的地方”伸张自己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试图正面处理的问题与小说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恰恰就是“文件”与“文学”之间的差距：“文件”要把土改搞好，侧重的是经济、制度等层面问题的解决，而赵树理看起来是要配合“文件”，意图也是为了写出经验教训，但是反对“公式化”的自觉，实际上使他有意无意地更多偏向于群众精神状态的关注，而这正是“文学”大显身手的着力点。

回到赵树理的创作谈，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说这个恋爱故事是“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要说明的事情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作为主要部分”。看来作家技术性、工具性的考量，在文本实际中所起的效用，往往是作家无法意料更无法掌控的。《邪不压正》的特别之处在于，赵树理并不希望“软英”这个形象非常突出，而削弱了人们对小说人物“群像”的注意力。竹内好对此有很多精当的论述：赵树理小说强调的是一种氛围，一方面可以表现人物的成长，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人物脱离他生长的环境。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主流作品中，正面主人公如何避免个人英雄主义，一直是相当困难的问题，既要让主人公成为“英雄”，又要使之成为“群众”之一员。赵树理这里的方式很彻底：不以核心人物的塑造为着力点；他的操作方式是以故事为核心；而其作品的效果则是，故事之外更有“环境”的存在；“环境”，在赵树理手里既是“空”的，又是“实”的。所谓“空”，是指赵树理的小说很少直接描写环境。柄谷行人告诉我们，农民是不会感觉到自己家乡有“风景”的，同样，赵树理笔下的“自然村”里也很少有西洋小说中的“肖像描写”。但是，小说中的“话”却使得环境“实”起来：通过这些话语，带出村庄的每一个时刻的“情境”；“话”的背后又总是存在着说话人，这样，“人”的存在也通过言说被揭示出来了。因此我要说，是“话”，是言谈，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主体，是赵树理小说的“主角”。这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的小说存在着一种舞台感——这与他所受的旧戏的影响和传统小说的影响，分不开。　　

现在，就要读到赵树理的小说中“阶级”等问题了。一方面，如前所述，赵树理显然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因为革命不仅进行了让底层百姓获得土地的改革，而且带来了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同时，阶级话语带来的是对“为非作歹”者的惩治，这一点也是赵树理非常认同的。然而，赵树理的作品又隐约让我们感觉到其乡土社会的理解和逻辑，同“阶级”话语之间又并不完全重合。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阶级话语是发动革命的核心话语。但是，革命成功了之后，后果却是两方面的：一是“恶人”倒霉，二是“老实人”仍然吃亏。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立场带着“乡土本分人”的色彩，这一立场恰恰是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然而，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革命靠这批老实本分人又还很难搞起来。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并没有避讳“暴力”的问题：

二姨说：“我这三个多月没有来，下河变成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好多了”。安发说：“总不受鬼子的气了！”金生说：“刘锡元也再不得厉害了！”二姨的丈夫接着说：“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二姨问：“刘锡元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金生说：“打倒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

根据后面的文本，终究也还是“打”了的：

“那老家伙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轰就把老家伙拖倒。小昌给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员上去抱住他不让打，大家才算拉倒。会场又稳下来，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人家大家卖了房、卖了地、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理？’……没想到开了斗争会以后，第三天他就死了！有人说是气死的，有人说是喝土死的。”安发说：“不论是怎么死的吧，反正是死了，再不得厉害了！”

这里，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邪不压正》虽不讳言暴力，但与《暴风骤雨》的正面渲染不同，赵树理是有意无意地在众人“话”来“话”去之间涉及的，而党的领导“不叫打”、“不让打”，是小昌这样的人（颇值得讨论，下详）“给他抹了一嘴屎”，况且最关键的，刘锡元怎么死的？众说纷纭，却肯定不是直接被打死。第二，逼着大家卖房卖孩子的刘锡元死了，“再不得厉害了！”让安分守己的老实人重复着、兴奋着，这表明，即使有暴力，也是“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暴力的正当性很有铺垫、无可置疑。第三，即使有暴力，暴力也不是革命的主角，刘锡元恰恰因为一句“不说理”才招致了暴力，那是咎由自取，由此也足以表明，土改整个还是一“说理”的事：首先要有“理”，关键还得“说”。请看这一段：

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金生说：“……刘锡元那老家伙，谁也说不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是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

地主、资本家也是“说理”的，算“小账”你还算不过他们。元孩们的厉害在于，从“结果”算起，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算“大账”。麻烦的是，听完了这番话，二姨却还是执著于“小账”地问“那账怎么算？”——没有阶级意识啊！与老实本份的二姨们不同，小昌这些乡土社会中的“能干人”，能说会道，是革命发起阶段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混进”了革命，相反，“阶级”意识最先能够询唤的正是他们。赵树理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中国乡土原本有“礼”，尽管只是形式上的伦理，所以刘锡元才敢说“理”；但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在乡土发生，乃是由于传统的乡土伦理已经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革命发动尤其是成功了之后，也还是小昌这些人获利最多，如果他们私心大、流氓气重、人数多的话，那么就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构成革命后的新的压迫。这虽然是中国历代乡土变革的自然结果和逻辑事实，但是，这显然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庄严承诺，也是赵树理当然不能接受的。一句话，这就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核心问题：他承认学徒环境的变化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擢升，然而，他更纠结于新的局面。

另一方面，赵树理在《邪不压正》里并没有把“本分人”理想化。赵树理选择王聚财这个中农作为视角的出发点，而不是典型的“本分人”：聚财也有一个小算盘，总想“看看再说”——就如软英说的，前怕狼后怕虎，不忍心失去苦心得来的田地。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还是认同毛泽东的那句名言，重要的还是教育农民。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使农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需要加强自我教育。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民主”。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段：

第二天开了群众大会，是小昌的主席。开会以后，先讲了一遍挤封建和填平补齐的话，接着就叫大家提户。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上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

而且据此准备批判所谓的“假民主”。这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的读法是还得继续看赵树理接着怎么写，尤其不能忘记第四节的标题：“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

小宝还没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来抢着说：“明明是‘自愿’，怎么能说我是‘强迫’？”元孩指着小昌说：“你怎么一直不守规矩？该你说啦？等软英说了你再说！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财悄悄跟安发说：“这个会倒有点规矩！”安发点了点头。……他（聚财）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一肚子闷气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

在这里，连聚财这样的人“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赵树理略带揶揄的善意是非常明白的，而且由王聚财的嘴说出了“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我觉得，聚财的变化和软英等的成长叠加在一起，极大地深化了中国乡土新的主体诞生的主题；你与其忙着去甄别民主的真假，还不如看赵树理从土改的乡村民主中发现了些什么。　　

固然，这些个“什么”，如我前文所述，既有“可能性”，也有“不可能性”，而且都是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存在。如果说本文选择《邪不压正》为例作为起始，多半是出于偶然，那么这一番研读之后，自己的收获却还颇为实在：

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拿“靠不住”的自己真实地面对“未完成”的赵树理，一句句、一篇篇，认真地、扎实地读；为什么研读出来的既是些“大问题”又是些“小碎片”？这是赵树理写法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读法的问题？——答案，在继续不断地认真扎实地研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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