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将赵本山的小品与没落的‘黄段子’放在一起评述，并不是把它们两者混为一谈，或者划等号。但是，这两者的兴衰也确实有其同一的背景和差不多的命运。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被联系在一块儿了。
黄段子的流行及其被剿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的，也是小农经济文化观念沉渣泛起的历史必然，因为文化现象永远依附在以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
以调整利益结构为本质选择的改革开放，不仅会打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与经济秩序，也必然地打碎和颠覆植根于这个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与经济秩序的文化、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与推行，实际上使我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的小农经济重新占据恢复了主导地位。经济的主导地位必然要求文化的主导地位，这样，繁荣发展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红色文化”之星的陨落，与‘新生’的封建小农文化的“回光返照”就是必然的；‘小农文化’的一个代表——赵本山小品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流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具体一点说，既然“红色文化”遭到了封杀，传统的戏曲又不具有当家作主的潜力，而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中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那适合于小农经济土壤和几亿农民欣赏水平的传统小农文化及其与引进的资产阶级现代文化品类和技术杂交的‘现代小农文化’的应运而生就不是偶然的了。而适应这种必然，赵本山小品及官民黄段子的‘走红’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在这个期间，港台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也曾在华夏大地上名噪一时，但是注定会极其短命，因为小农经济的土壤缺少‘小资产阶级文化’的营养，也没有与‘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文化较量的实力。淹没‘小农文化’的更广阔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及其文化还在襁褓中嗷嗷待乳，更没有力量取代‘茁壮孽生’的‘小农文化’。 这样，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自喻为‘大俗’‘小农文化’的怪胎——小品就迎来了千载难逢的‘疯长期’！
‘黄段子’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小农文化’的范畴。如果说有不同，无非是把资产阶级赤裸裸的俗与小农意识的隐晦的俗杂交在一起，嫁接在一块，更显得不伦不类罢了。这类黄段子之所以在民间特别是在官方暗自地流行泛滥，从本质上反映了权贵阶层对自己‘阶层文化’的‘寻找情节’，因为‘权贵阶层’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属性，他们在这种‘寻找’中常常摆脱不了经济生活上霸道的‘占有’和文化生活上的‘颓废’。
赵本山爱将小农文化的俗分为‘大俗’、‘中俗’、‘小俗’等类别，在他看来，大概他的小品是属于‘大俗’的最高境界，也即他自夸的大俗即大雅。其实呢，他并没有掌握住这两者的‘度’，还是没有像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那样地脱俗。而‘黄段子’就属于‘小俗’之类了，那就是真俗而不是假俗了。如果说赵本山小品的俗与黄段子的俗还有区别的话，那就是，赵本山小品的俗能被官府所接受，而黄段子的俗却不能被官方所能容忍。也就是说黄段子的俗超出了官民容忍的“度”了，所以，同是没落，但结果不同，黄段子的没落是被官方‘清剿’的没落，而赵本山的小品则极有可能是‘自然’地没落。
这不是‘江郎才尽’可以解释的通的，就像历史上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品类的兴衰更替一样，那不是那个文学家的主观愿望，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使然。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现阶段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以及几亿农民观念的转变就很清楚了。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农民的职能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劳动转变，‘小农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崩塌，‘小农文化’的买方市场正急剧萎缩，代之而起的是以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新兴文化市场的发展，这正是包括赵本山小品在内的‘小农文化’衰败的本质原因。
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如同“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一样，毫不奇怪，‘大俗’的赵本山小品与低俗的黄段子的没落的挽歌已经在2010年的春晚唱响，这极其必然，不可阻挡，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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