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小品一定要求是喜剧小品。既然是喜剧，就一定要有讽刺的对象：可以是某一类人，可以是某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是人的某一种行为——只要这个对象是大家普遍认为值得讽刺的，那么就一定会获得人们的认同，就是所谓的“共鸣”。
总之，只有这个讽刺的对象找对了，喜剧小品也就成功了一半。
《捐助》中虽有五人出场，但记者二人可忽略不计，其余三人，赵本山是一个年收入只有一万五千元的普通农民，却能够在面对别人困难时捐出三千（占其全年总收入的20%）；在得知自己多捐的时候，没有讨回，而是千方百计的掩饰。他是一个精神高尚的农民。他的亲家王小利因为赵本山的失误搭上自己的全年种地收入，是一个意外遭受损失的普通农民。而孙丽荣是一个家庭贫困，又面临孩子上学难题的不幸的妇女。在我看来，这三个人在我们的社会上大量存在，无论哪一个，都不具有什么讽刺意义，和值得讽刺的地方。相反，都是或值得尊敬、或值得同情的人物。
从情节上看，小品的矛盾从赵本山刷错卡引起，不但搭上自己全年收入，而把亲家的也搭上了，即使他出去借钱给了亲家，自己来年的生计怎么解决呢？这种捐助岂不相当于不会游泳的人下河救人吗？赵本山和剧本的创看来并不关心剧中的赵本山，有人关心，瞧，我就关心了。
所以我认为，小品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人物的行为，都不应该作为喜剧人物出现——也就是不该作为讽刺的对象。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认为我下的结论是：《捐助》是失败的，搞错了讽刺对象。其实却不然。
我不认为赵本山“搞错了”讽刺对象，就是说，我认为这三个人不该被讽刺，而赵本山却认为应该讽刺，而且应该大讽特讽。原因也很简单，大家都熟悉一个叫“仇富”的词，但对“歧贫”这一词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在事实上，在当今这样一个无处不充满着存在歧视的时代里，“歧贫”才是真正的“主流”需要。
一个戴着三十年前的破帽子，连个银行卡都不会刷的傻瓜；一个穿着邋遢的破帽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倒霉蛋；一个目光呆滞，话都说不利索的背运“寡妇”；一根肉串喝八瓶啤酒，都穷成那个德行了，还捐钱呢，而且笨得刷个卡刷得“里面就剩点利息了”……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时，在某些“精英”的眼里，一定是：太好玩了，太逗了，太可笑了，太搞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赵本山通过小品《捐助》很好的回答了这一问题：为精英服务，为有钱人服务，为特权阶层服务。这不但是赵本山本人作为“精英”群体中的一员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也完美的适应了“春晚”的要求。所以对于小品《捐助》来说，赵本山及其创作群体找准了讽刺的对象，迎合了“精英”群体歧视弱势群体的心理，他的创作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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