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给我的信( 摘自《大兴日记》 )
欧阳健
1965年12 月 28 日
收到了浩然从北京来的信。这封信写得很亲切。他说他这一程一直在进行《艳阳天》二、三卷的修改工作的“最后一次拼杀”。他说:“对于它,我的自信心是相当强的,因为在它身上投下了我的全部的热情。革命的群众,对于真正属于革命的作品,会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个客观规律,既不会以本身的思想为转移,也不会服从某些人的主观看法。”他说:“最权威的评论家是工农兵群众”。《艳阳天》二、三卷马上就要付型,一、二月份就可以出版,届时再寄校样给我。他马上就要动身到长城外一个山村去生活几年,我的文章到那里再仔细看一下。
1966年1 月 28 日
收到了浩然春节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热情的长信。读了好几遍,感动得很。他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应当带着阶级感情来读新作品。范之麟的文章,“这种感情的浓烈程度是有可研究的地方,因此,我同意您的看法,也是我把您当成知音的原因之一。”关于《艳阳天》的写作,他说得好:“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马上就能被用起来的土造地雷和手榴弹,而不愿它成为博物馆里的武器模型;我想听到它的爆炸声,而不甘心到观众的留言簿上找到它的反响。”他又谈到《风雷》,见解很犀利,认为这是一部有根本性错误的作品。我同意得很。他还鼓励我说:“从文章看,您有热情,有水平,有见地。在这方面,也有着可以寄予很大希望的前途。希望您能信上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搞下去。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繁荣,要有我们自己的作家,又要有我们自己的评论家,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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