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给我的信（ 摘自《大兴日记》 ）
欧阳健
1965年12 月 28 日
收到了浩然从北京来的信。这封信写得很亲切。他说他这一程一直在进行《艳阳天》二、三卷的修改工作的“最后一次拼杀”。他说：“对于它，我的自信心是相当强的，因为在它身上投下了我的全部的热情。革命的群众，对于真正属于革命的作品，会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个客观规律，既不会以本身的思想为转移，也不会服从某些人的主观看法。”他说：“最权威的评论家是工农兵群众”。《艳阳天》二、三卷马上就要付型，一、二月份就可以出版，届时再寄校样给我。他马上就要动身到长城外一个山村去生活几年，我的文章到那里再仔细看一下。
1966年1 月 28 日
收到了浩然春节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热情的长信。读了好几遍，感动得很。他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应当带着阶级感情来读新作品。范之麟的文章，“这种感情的浓烈程度是有可研究的地方，因此，我同意您的看法，也是我把您当成知音的原因之一。”关于《艳阳天》的写作，他说得好：“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马上就能被用起来的土造地雷和手榴弹，而不愿它成为博物馆里的武器模型；我想听到它的爆炸声，而不甘心到观众的留言簿上找到它的反响。”他又谈到《风雷》，见解很犀利，认为这是一部有根本性错误的作品。我同意得很。他还鼓励我说：“从文章看，您有热情，有水平，有见地。在这方面，也有着可以寄予很大希望的前途。希望您能信上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搞下去。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繁荣，要有我们自己的作家，又要有我们自己的评论家，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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