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兼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政治活动家于一身，被人们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他同时也是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主要成员和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美学，是20世纪思想最深刻、影响巨大的人本主义美学。在文学的本体论认识上，他极其重视文学在现实中的介入功用，认为文学处于境遇之中，其创作的目的在于构筑非现实的理想境界，完成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并以此来要求作家首先要净化自身的自由，对现实保持一种持续的批判和反思，以一个叛逆者的身份，站在自身阶级的外部反观自身。
一、文学的范畴
萨特以介入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认为文学是利用词语来表达一种具有意义的意义，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文学不仅区别音乐、绘画，而且将诗歌排斥在外。萨特认为绘画、音乐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壁垒鲜明的特性，它们虽然同属于艺术，相互影响并且受到同样的历史因素的制约，但是绝不能用其各自的理论相互解释。绘画、音乐与散文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符号，而是一种已取得本质的物，其界限明显，并不能引向自身之外的东西，它的外壳（颜料、音符）已与灵魂（所蕴含的意义）浇铸、凝固在一起，这些被创造的客体本身已经具有了某种类似意义的东西。在这里，萨特多次用丁列托列所画的各各地上空那一道黄色的裂痕做例证，这幅画既是黄色的天空，又是忧虑，它已将忧虑这种虚无的东西物化为天空，并获得了比忧虑更多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取得本质的存在；另外，他亦将诗歌排除在文学之外。诗人使用语言的目的与散文不同，诗人是拒绝利用语言的人，在诗人的眼中，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物，而非为达到某种目的被使用的工具。在诗歌中，目的与手段颠倒了过来，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以史诗《特洛伊特》为例，特洛亚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只是为了赫克托耳与阿额琉斯能够奋勇决战，借以表现英雄的奋勇或愤怒。而散文在本质上是功利的，词的作用是能否正确指示世界上某些东西或某一概念，其目的是：决定向别人提供直觉取得的结果。这种结果旨在超越，旨在趋向未来，旨在通过揭露而行动，即变革当前所生存的处境，其方式是作家通过向其他人揭露人，从而使每个人对于显露在他们眼前的客体产生出一种责任感，觉得有必要保护或者改变。
当然，散文也并非想政论文那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简单、枯燥的说教。它离不开一个附加的、却非常必要的因素，即散文的风格，这正是散文存在的价值所在。作家之所以为作家，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选择用哪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以便人们在浑然忘我、不知不觉中被吸引，进而被改变，这正是作家写作的风格在起作用。在散文中，审美喜悦的获得并不是作为其直接的和最终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附加成分。美在这里，是一种柔和的魅力，感觉不到，分辨不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最终在读者的心中产生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同时，风格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社会和形而上学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语言和技巧的不断更新，从而为读者带来的不是陈旧乏味的而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审美喜悦。
二、文学创作的动机
萨特认为，作家之所以选择写作，首先是因为他需要感到对于所揭示的世界而言是主要的。由于作家的创作即所要揭示的对象是对现实的超越，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又由于作家永远不能摆脱自身的主观性，无法客观地辨认所要展示的审美对象，他就需要读者的参与，需要召唤读者的自由一同完成自己的创作。“我们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产性活动，我们就越少意识的被生产出来的物体”，作家只能够在写作的过程中凭借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及他的意志在为作品做谋划，他估量自己所使用的词语、勾勒出的句子在读者所产生的效果，自己却不能客观地感受到这种效果。也就说，作家不能客观地阅读自己的作品，只能为读者的阅读而创作。写作与阅读二者互为辩证：首先，作家凭自己的主观性在谋划，写作中包含着阅读活动，即一种准阅读，每个作家在创作时都时刻臆想着读者将如何读自己的作品，以至将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推测、在期待，并逐步证实或者推翻，读者按照作家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将将其设下的符号一一唤醒，否则其作品便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死物。其次，阅读是知觉与创造相结合的过程，读者在揭示中进行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进行揭示，他一边揭示作品这个客体，而在这个揭示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客体就是创造出来的客体，不完全等同于心中的那个客体。作品的意义不是字句的总和，而是字句的有机整体，即正是作品的意义规定了字句的含义。作品的意义即由读者产生的沉默，是这样一个客体，其中包含着没有名言的东西，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超越；当然，作家的作用是在引导他，即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作品中的世界便是读者的世界，是作家引导读者进入这个世界，引导读者期待、仇恨，激起读者的感情，同时并知照读者自身的情感，让其寄托于一个想象物当中并随之而起伏涨落。
作家选择写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通过作品召唤其他人的自由，以共同完成对自由的超越。既然作品的创造只有在阅读中得以最终完成，既然作家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主要的，那么，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一种吁请，呼吁读者的自由来一同完成这个作品。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作家召唤的必要性在哪里？由于自为的存在，只具有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它们之间确立的各种关系都是些假设，极具偶然性，它们之间的秩序关系并非真实存在的。而艺术则把这种秩序关系的遐想固定下来，它作为中介，把出现在自然景色之中的没有明确目的的符合目的性转达给其他人。同样,作为创造者，作家永远走在读者前面，他将直觉所取得的自为的存在转化有秩序的自在的存在,这种存在便是作家以想象方式介绍给读者的,它作为虚无,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邀请读者一同实现它。此时，事物存在的符合因果性只是表面现象，而符合目的性成了深刻的现实。
其次,作家之所以发出召唤,是因为作家无法客观地确认自己直觉获得的效果,只能用材料来塑造与之相应的审美形象，但无法使审美形象完美的出现，它需要读者的自由一同完成此任务，“任何艺术品的出现都是一个崭新的事件，它不能用先前存在的材料来解释”。然而，作品需要读者的自由，但并不像工具那样为读者的自由服务，比如读者可以选择用锤子钉钉子或者杀人。工具停留在假设命令级别，而作品处于绝对命令级别，需要读者自由地承认他、信任他。再者，作家亦不能用激情，诸如引起恐惧、愤怒等来控制读者，因为这样会导致作品成为维持仇恨或欲望的一种手段。作家应该诉诸读者的主动性，为读者提供尚未完成的任务，让读者用自己的感情重新塑造审美对象。这时需要的是读者自身的激情，一种基督教意义上的激情，这种激情可称之为豪情，即一种以自由为根源和目的的豪迈的感情。由于具备着这种豪情，读者可将其全身心都奉献出来，自由贯穿他的全身，从而改变其自身最为黑暗的部分。于是，读者的主动性，随着为更好地创造形象而变成被动，被动就化成以一种行为，读者随之而上升到最高的高度，他们在瞬间被感化，变成了他们本来会成为的那种人。
因此，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它以作家诉诸读者的主动性为前提，他只有得到读者的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为此，作家在写作时不该受激情影响，而是与他的感情保持一段距离，将他的情感转化为一种自由的情感，就如同读者在阅读时所具有的情感一样，作家同样需要一种豪迈的姿态来写作。反之，读者亦须承认作家的创造自由，他需要一种奉献自身的豪情，同时并从反方向召唤、吁请作家的自由。二者的自由是一种辩证关系。惟其如此，阅读便成为的豪情与读者的豪情缔结的一项协定。双方互相信任，彼此托付。读者不断地向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家对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作家的要求则是将读者的要求提高到最大限度。作家与读者正是在这种辩证的自由的要求中不断进步。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其符合因果性只是表面现象而已，而符合目的性——作为客体的深层结构，才是读者的目光需要到达的。符合目的性与其说存在于审美对象的形状与颜色之中，不如说存在于人们自身的物质想象之中。另外，人们的想象并不局限于审美对象的身上，他们会走得更远，以至整个世界。于是，创造活动通过产生或重视的审美对象，实际上却以重新完整地把握世界作为它努力的目标。作家与读者豪情的缔结伴随着一种审美喜悦的产生，其实，每个作家都企望给读者一种审美喜悦，并将其作为作品能否成功的标志。作家创作的喜悦是与读者的审美意识是融为一体的。首先，审美意识是和对于一项价值、一项召唤的确认融为一体的；其次，审美喜悦伴随着一种位置意识，即意识到世界是一个价值，是向人的自由提出的一项任务；再次，审美喜悦包含着人们自由之间的一项协定，位置意识是对世界整体的认识，这个世界既是存在又是应当存在，这个和谐的整体成为一种人们普遍信任又普遍要求的对象。
三、境遇中的文学
原则上,作家为所有的读者写作,作家提出的要求是面向所有人的，位于作品两端的双方都会不遗余力地奉献出自身的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是一种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是抽象的、干瘪而脱离人世的，而自由正如同大海一样有潮涨潮落，是人们借以自我挣脱、自我解放的运动。自由并非现成存在而必须靠不断地克服情欲、种族、阶级的羁绊而获得，在其后又有可能去征服其他人，给其他人的自由提出问题。其实，正是在每个时期中，有待铲除的阻碍与有待克服的阻力所构成的特殊面貌赋予了自由各种不同的形象。作家所面对的自由同样是陷于泥沼的、不纯净的、不能支配自身的，同时作家自身的自由也不是那么纯净，作家的自由也有待被洗净。因此，自由是具体的，在每个具体的历史事实中都有着各自的有待超越的自由，作家是在某种境域中为召唤和超越具体的自由而写作，作品的语言也是在一种语境中生成，即在一种共同的回忆与感知中生成。阅读亦然，同一时代或同一集体的人经历了同样的事件，向自己提出或回避同样的问题，嘴里有着同样的回味，因而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同谋关系。作家向读者揭示世界的某些面貌，他利用读者知道的某些面貌将其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读者位于完全不知和无所不知之间，他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随时都在变化，足以向他向他显示他的历史性.因此,作家与读者是同一历史事实的两个方面.作家怂恿读者争取的那个自由是在一个历史处境中取得的,这个自由没有定性,并非是读者以纯粹抽象的方式意识到的,于是每本书都需要求助于习俗和现成的价值,以及作家与读者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从一个特殊的异化出发，建议一种具体的解放途径，在这其中所召唤的自由是一种具体的否定性，而非抽象的表示否决的力量。
同时，作家并非为普遍的人写作，而是为特定年代的特定的人群写作，作家本身也是满足某种要求，被授予某种社会职能的人。人的任何计划都会超越实际上的界限，由近及远向无垠扩展，作家向公众所发出的召唤也一样，永恒的自由会在作家所追求的具体的历史解放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于是，作家的读者群内部也将会出现明显的裂痕。如美国黑人作家理查.赖特，他的读者群分为两种：一种是代表主体性的黑人读者，此时作家赖特就是他们的意识，他从眼前的直接事实上升到对自身状况进行反思的运动，也正是他所属的整个种族的行动；另外一种则是白人读者，他将他们牵连进去，让他们衡量自己的责任，并激起他们的愤慨，以使他们感到羞耻。既然，作家与读者的自由是在同一个世界中彼此寻找，那么我们既可以说作家对世界的某一面貌的选择确定了他选中的读者，也可以说，他在选择读者的同时决定了作品题材，因而在所有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着作家所选中的读者的形象。萨特以维尔高尔一九四一创作的《海的沉默》为例，说明精神产品应该就地消费，否则在以后将会变得不知所云。然而，环境并非是构成作品的决定力量，环境产生作家，但并不能决定精神产品，因为环境仅仅作为一种即定的力量，而公众是站在作家面前的期待，作为一个有待填补的真空，引领着作家的去向。精神产品取决于公众的召唤，即公众向作家的自由提出疑问，因而作家的写作计划并非由自身决定，而是对某种人类的和整体的处境的自由超越。作家之所以区别于公众而介入，是因为公众一直在努力地向别人掩饰自己的介入，他们从死亡的角度看待生命从而使生命失去任何价值，进而以消极的态度承担后果，而作家则是为自己并且替他人把介入从自发、直接的阶段推想反思的阶段。
由于在作家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冲突，所以作家并非一直保持着积极的介入，即对自由的不断的超越，也就是说，文学并非一直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充满生命力的状态。首先，从文学的功能来看，作家的存在价值在于向社会展示自身的形象，他命令社会承担这个形象或者改变自身，从而使社会发生变化，令社会失去了业已取得的平衡，在羞愧与厚颜无耻之间摇摆不定。于是，作家使社会产生一种负疚心理，目的是打破现有的平衡，他与维持平衡的保守势力永远处于对抗之中。然而，由于作家只从事消费而不事生产，对于社会的既成价值标准来说，作家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作家又不能独立生存，需要有人来养活他。统治阶级往往出于控制的策略，或者基于一种误会，以为可以凭借作家展示自身的形象，从而达到反思自身的目的，便提供财力酬劳作家这种既非生产性的又如此危险的活动，作家同时就成了寄生阶级的寄生者。但是就作家所从事活动的本质而言，他应该独立于保守力量而替进步力量说话，打破现有的平衡以达到自由的突破。于是，作家身上的这种无法调解的冲突就原始存在了，作家就成了先天的叛变者。这种冲突有时很明显，有时较隐蔽。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冲突的客观面貌表现为保守势力——作家的真正读者与进步势力——作家的潜在读者（也是作家理想的读者）之间的对抗。而在无阶级社会中，作家的这种冲突便弱化，此时作家为社会提出自我批评，以求自我解放。
当作家不是处于统治阶级外部，而是被吸收进去时，冲突就简化到了极点，作家的潜在的读者群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几乎不存在，文学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得一致，作家就成了统治阶级的附庸与工具，仅仅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中介人，在其内部对自由发出召唤。如在欧洲十二世纪左右的教士时代，阅读与写作仅仅是专业人员才能掌握的技巧，仅仅是保存和传递基督教思想的手段，文学成为宣扬宗教的一种工具，此时的文学可以看作是死亡的文学。进入十七世纪之后，作家与读者的世俗化日趋完成，然而世俗化并非普遍化，作家的读者群仅仅存在于上层阶级，这时的读者具有坚定的信念，缅怀过去的一切，相信过去才是永恒，惟有过去的一切才值得人称颂，而现存的一切都不过是过去的模仿与反复，不可能再有美好的新事物、新思想出现，他们因此而厌恶作家向他们揭示一些他们不知道的想法与感情，他们不需要反思，只需要作家进行介绍和雕饰就足够了。此时的作家作为当时意识形态的附庸，其作品所能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希望在统治阶级内部，把人从他自身解放出来，因为他们依然深处于上层阶级的闺房，从来没有怀疑过自身应当扮演的角色，没有走到统治阶级的外部反观自身并怀着惊讶的心情查看他们，因而也不可能在真正的、现实的读者群与潜在的、理想的读者群之间身首异处、思索徘徊，于是，作家便与真正的读者群——保守力量形成同谋，作品中召唤的不过是具有心理学属性的、抽象的自由。
当作家脱离自己的阶级，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审视自身所处的那个阶级时，他将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可以独立地行使自己批判的权利。文学也就与此同时与自由的精神融为一体，具有了批判思想并创造思想的权力，此时的文学就代表着一种否定、一种怀疑、一种对现实的超越。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家正遇到了这样一个良机，在当时，贵族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即维持现状的保守力量，企望借助于作家的宣传以维护自己的日薄西山的老朽形象；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上升阶级已经取得了经济优势，同时又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渴望日渐摆脱束缚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迫切希望一种新的思想出现，以尽快形成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于是，此时的作家受到两方面的吁请，他夹在敌对的两派读者之间，似乎成了他们的仲裁者。由于敌对双方都在供养着他，他一方面领取贵族阶级发给的年金，一方面又得到资产阶级的赞助。他一方面与敌对双方保持同谋关系；一方面脱离自己所属的阶级，从外部，用资产者的眼光审视贵族，也从外部，用贵族的眼光审视资产者。此时的作家不再与任何一种现有的历史形态混同，他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真理。作为普遍的人，作家为普遍的读者写作，召唤普遍的自由，也是抽象的自由，他努力成为一种超越一切即定事实的永恒的力量。而当他用抽象的自由来反抗具体的压迫，用反历史的理性对抗历史时，他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谋而合。他对自由的笼统和抽象的追求，将资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包括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抗苟延残喘的贵族阶级。也就是说，当作家在为自己并作为普遍的人要求思想的自由时，他就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取得一致。作为第三者，作家向资产阶级发出的召唤是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对贵族阶级发出的召唤是吁请他们对自己做批判反省，放弃自己的特权。由于作家脱离自身的阶级而向普遍的人发出召唤，此时的文学创作体现了无偿性、批判性的特性，因此此时的作品是向读者们的自由发出自由的召唤。
作家身上的原始冲突在阶级社会中还会遇到第三种情况：作家为之召唤的自由得以实现，原先分裂的两种读者群合而为一，文学自身的要求与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同时得以实现，获得自由的被压迫阶级因重建了一种新的压迫形式，而成为束缚另外一群人的压迫阶级，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历史境遇？例如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业已确立和巩固的欧洲，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并创建了自己的压迫方式，出于巩固阶级地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它要求一种能使自己问心无愧的思想和艺术。他依然出钱阅读知识分子的思想，买他们的书，但前提是他们要确认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为其锦上添花，他要求作家提供人的内心世界的实际经验而不允许其质疑这个世界。作家所面对的彻底统一的读者群，作为保守力量要求一种保卫的文学，该类文学实质上是结局已定，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的文学，因此优秀的作家应该拒绝合作，为反对所有的读者而写作，同时发觉潜在的读者群，以重新将自己的作品置于双重读者群的目光之下。事实上，一些优秀的作家也确实曾为此做过努力，他们试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选择人民做题材，代替人民诉出不满，为其伸张正义。不过，他们的努力却不曾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没有为人民有待发动的革命带来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们一方面想脱离自身的阶级，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养活之下违心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走出本身所属的阶级，并没有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因而也不能想人民之所想，他们所召唤的只是一些抽象的自由，寄希望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那时压迫阶级能够自我反省。然而，写作艺术是具体的历史现象，即一个人在同意使自己历史化时，向他同时代所有的人发出的有关完整的人的个别的、注明时间的呼唤。这时的无产阶级用不着虚假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迫切希望的是改善目前的物质境遇，同时深切地希望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文学不可能独立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不能全凭自身的发展而规定所要达到的艺术标准，假如作家要寻求为潜在的读者群写作，就必须使自身的艺术适应这部分读者群的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和阅读期待，以完成启迪思想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的读者群来说，他们需要看到的作品是通俗易懂的，富有革命挑逗性的，能使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尽头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等待他们去开拓。因此，十九世纪的许多优秀的作家由于没能从抽象的否定性过渡到具体的建设性，其充其量只是给我们揭示了世界的一个无所为而为性的面貌，他们在作品中对读者的自由的召唤是绝望和无奈的。
总之，文学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境遇之下的文学，当一个时代的文学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而屈从于世俗权力或者某一意识形态时，它就是被异化的文学；而当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味将眼光放在自身的自主性，一味地强调形式自主，导致将题材看作无关紧要时，这时的文学是抽象的。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和没有神话的前提下写作，作家不可能不可能没有由某一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所以，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处于处境之中。然而，与群众所不同的是，作家需要脱离于任何一个阶级，站在阶级的外部以一个中介人的身份反思本阶级，这样才能让作家本身的自由不受束缚，因为任何一个体现着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便是自由，当它形成以后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其他自由的方式，作家永远是自身阶级的叛逆者，除非阶级消失，作家身上的原始冲突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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