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串联会”方面抢了驻亭部队的枪，早上他出去买烧饼，从人们的议论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老百姓流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还提到了夜里有人乱打枪的事情。晚上乔丽下班回家，告诉他：厂里的“基干民兵”真枪真刀的武装起来了，大门口武装站岗，刘济武走到哪里身后一步不离有两个挎短枪的工人，看样子是用上了警卫员，朱厂长身后也派了这样的两个警卫员。厂里有了一种特别热烈而紧张的空气。刘济武路过医务室，拍拍别在腰上的手枪，对她说，乔医生，你看，形势都到这程度了，你医务室也要做些准备啊，我已经派人到医药公司去采办必要的药品，到时你验收一下，另外我还派了两个小女工到医院外科接受培训，回来以后当你的助手。你也不要紧张，我们厂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我们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以防万一。
于是他更少出门，但偶尔也有需要上街的时候，也就在街上走一段路，看看形势。有一天，他亲眼看到刘克成坐在一辆无篷的吉普车上，在其左右和身后，高高低低坐著七、八个如狼似虎挎著短枪或冲锋枪的青年工人，坐在当中的刘克成货真价实像个大司令了。他站在路边群众中观看著这辆全副武装的军绿色吉普车毫无必要地在街上疾驰而过，惹得人人侧目而视。亭州的这条主街并不宽大，平时几乎没有任何汽车通过，人们习惯于悠哉游哉满街走，这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的出现，实在是有点意外，虽然人们并不特别感到骇人，但有一定反感。他心中一寒，由惋惜以至失望，觉得这全是胡闹，也全是不策略。半年前“一月风暴”时，刘克成被陈安国他们攻击为“个人野心家”，从而形成了“工红”的分裂，这在刘克成，在团结别人的方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吧？他对刘克成这些“工人领袖”到底有多少政治头脑，不由得起了怀疑。但当然，没有一定时势，原先的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变成这样重要的人物？虽然刘克成既不算哪里任命下来的行政长官，而且分明还有作为政权的军管会的存在，但刘克成他们却能够如此主宰了一切似的，这是个矛盾，皆因为“革命时期”仍未过去。刘克成江进海这些工人学生头头，代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众专政”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那些英雄一样，站在社会大潮的潮头之上，成了决定世界何去何从的主宰似的。别的人、别的势力，比如旧日的那些“当权派”干部老爷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在街上露脸，好像都消失了。他们是“潜伏爪牙忍受”，还是暗中也有自己的活动，这不为人知，也很少有人谈到这一点。但他们跟所有享受工资的人一样，想必大多是躲在自己家里过日子，就像兰贞一样，她带著她的孩子在过日子，她的困难和痛苦是老宗暂时还关在看守所里，全家由原来社会的“贵族”，成了如今的失魂落魄之人。就全市大多数干部来说，也许乐得在家静观时变。运动本来就要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给了他们这个根本的保障，所以群众也从来没想到要在过日子这方面去“革”他们的“命”，要不然，干部们才真的天天没有日子过呢，他们实际上还得感谢毛主席才行，而不是心存埋怨。
刘克成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因为他们出来“革命造反”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另一方面是他们实际上也恪守著中央规定的一些政策界限，就是说，这时中央的有关政策的相当一部份也是要由他们来遵照和维护的。勇敢决断的“三月镇反”的结果却是不好，反而要向这些人赔礼道歉作检讨了。然而，造反派这个新势力的产生和存在，所引起的关于社会上下秩序的矛盾，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方向还是应当“收”起，“收”到恰当的社会位置上，不可能让群众无限地这样威武下去。范公望这个自称“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思想家，对此洞若观火，在期待著这个社会在“走向反面”时走得远些、更远些，以便他的《形式论纲》被提上歷史的议事日程。
问题在于，“收”的方针尽管已经从报纸上宣布于世，形势却还没有瓜熟蒂落，就像一个气球，不到球破气泄，是不会掉下来的。你看吉普车上的刘克成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工人们，这些“英雄好汉”，气泄了吗？未也！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很理智地立即“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呢？不能，他们做不到，他们就是要闹下去，而且认为自己不得不闹下去，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些厌倦，刘克成就说过“骑虎难下”的话，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决断地从虎背上跳下来呢？中央在报纸上体现的“收”的精神，可以说已经不止一次给了他们下来的台阶，事实上他就听说亭州有的造反头头已经急流勇退，成了所谓“逍遥派”，在家里弄花草、养金鱼。但作为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刘克成他们还要如此大弄，到底是“骑虎难下”，还是“骑虎不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还有一条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代表著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社论为什么要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呢？这与“收”的方针是矛盾的，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总之，“文革”这出巨大的戏剧仍在进行之中，也许还得有几回跌宕起伏，才会剧终落幕，只是不知那时像刘克成以至江进海这些人将走到哪一步？
那天，从街头回家，心绪极其恶劣，低头走著，被一个拍著一只小小红皮球向前跑著的小男孩撞了个满怀，猝不及防、跌坐地上。那只有他一半高的小男孩惊讶自己竟然撞倒了大人，抱著球不知所措地看著他，旁边的行人也发笑。他爬起来，看著那一脸天真顽皮的小男孩，愧然一笑，走自己的路。他不觉很沮丧地想到他永远失去了的亮亮，勾起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好在走了几步之后，一抬头看到墙上一份已经旧了的大字报，竟然是江进海他们的“总部”在抢枪以后第二天发表的《告全市人民书》，其中特别说到本“总部”的学生目前一律不持有枪支。他叹了一口气，虽然有那“目前”二字好像是个玄机莫测的伏笔，但总算能让“全市人民”把心放了一点下来，这是很及时的。原来那小男孩撞倒了他，客观上是让他看到了这份大字报。这就是因缘生万事，巴尔扎克所说的“偶然”。
有一天，乔丽下班回来时在路上得到一张传单，他凑到灯下一看，是《毛主席重上井岗山重要谈话》，是亭州朝阳中学红旗兵团前哨战斗队翻印的。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一起上山的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说：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歷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井岗山，大声说：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说的话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著毛主席，大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这些重要内容，看来是真的，不像捏造。从这里能看出上层的激烈争论。现在学生们热心传播这些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文革”爆发的必然性和进行“文革”的必要性。传单接著有一大段批判，叙说“中国赫鲁晓夫”如何先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后是主张农村直接朝共产主义“穷过渡”，接著又大刮“浮夸风”，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等等，“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降临后又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刮起“黑暗风”、“单干风”。这些，都遭到了毛主席及时的批评与纠正。试问，“中国赫鲁晓夫”一会儿极右，一会儿极“左”，一会儿又极右，到底安的什么心？只能说，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假心没有真心，所以瞎折腾搅浑水，好让他顺利推行资本主义。他叹一口气，心中刺痛、一团乱麻，把传单折起来压进了书堆。
日子就那样糊涂地又过了不知几天，耳朵里零碎听到的一切使他知道，目前亭州是完全被“好派”即刘克成的“文革串联会”这边控制了，对立面“屁派”即“大联合促进会”的总部撤退到了郊区，而旁边碧阳县的“好派”却不占优势，一些人撤退到了亭州，就住在亭州招待所里，但在里面私设公堂、吊打他们从碧阳抓来的“屁派”人员，住在围墙外面的老百姓听得到里面喊“救命”的声音。他听著这些纷乱的说法，大有身陷乱世之感，但好在那些事情只发生在两派之间，普通过日子的百姓还不至于碍什么事。
有一天的一大早，大约也才五点多一点，有人敲门。他刚刚起来，还没有洗脸，而乔丽还未起床。他把门开了一点，一看，竟然是张大同、赵家琪二人。他忙走出来，同时把门掩上，轻声说，我老婆还没有起来。二人点头，表示对他掩门这个动作的理解。张大同说，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一起去研究。他忙摇手连说不，一时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流露出了可以说是卑微渺小的恐惧和退缩的表情，心中很是抱歉和惭愧。张大同二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态度，但好像认为这是不奇怪的，也不以此小看他这个人，因而也不放弃所来的意图。张大同看著他的眼睛，以一种让他不能不关心的神情，放低了声音说，出事了，死了好几个人，情况很严重。听到这样一说，他立即感到自己欠著某种情份不好再拒绝他们的邀请，同时又想到姜顺堂说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歷史是严肃的，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有可能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姜顺堂这些话，很客观，意思也是好的。他让二人等一下，他进去在乔丽耳边说，你起来吧，我要出去有一下事。乔丽立即拗起，紧张地问，一大早，什么事？他说，两个工人头头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我跟他们去一下，听听也不要紧。乔丽说，好吧。他立即洗了脸，出来，只见二人一脸的焦急，就坐在赵家琪自行车后面，跟他们去了。
他们把他带到“明德街”，进了职校里面上次他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单独的深深的小院，门口有两个工人持枪站岗，一条小径通向里面，两边有树木花草。屋里一些人已经在等著，神情沮丧、一片沉默，闷著头抽烟。他也就沉默著坐下来。张大同说，现在就开会吧，包吉，你把整个情况详细说一下。这时他注意到，主要的头头都在，而刘克成却不在场。包吉才准备开口，江进海、林集也到了，一眼看到他，就在他身边坐下来。
包吉说，前天军管会两个科长来找到老刘，专门谈招待所的问题。碧阳来的那些人一共上百，在里面睡，在里面吃，都是招待所支出，听说他们还从碧阳带来十几个“俘虏”，围墙外面的居民听到里面把人打得鬼哭狼嚎的，影响很不好。公家也不能老把这么多人养在招待所里。军管会让我们帮助做工作，叫他们离开，而且碧阳军管会那边也说好了，他们回去是安全的。好比我们这里，嘴说亭州是我们“好派”控制了，但难道我们会不让“屁派”人员在他自己家里吃饭睡觉吗？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他们不敢回去是不对的，如果你们是正确的，就应当回去坚持斗争，而不能躲在外面。老刘就到招待所去找他们谈，先叫他们把“俘虏”放了。他们提出，不回碧阳，但有个地方好去，就是鹊湖镇，鱼米之乡，能够长驻，虽属于碧阳县，却离亭州不远，只有三十里水路，那里“好派”的人不少。但听说前几天碧阳“屁派”总部给鹊湖“屁派”送了枪，而那里的“好派”一支枪也没有，所以“好派”不敢出头了。他们要求护送他们去占领鹊湖镇，帮助他们把鹊湖镇上“屁派”的枪缴了，他们保证以后能在那里站得住脚。老刘向他们了解鹊湖镇的情况，他们就画出了地图，连那里晚上有几个武装岗哨都画了出来，看来他们也是有准备的。老刘看著他们把“俘虏”放了，就回来召开中心组会，就是昨天下午在这里开的会。
正好这时荷州来了五卡车的人，停在西汽车站，每人手中都有一支枪，说他们要去攻打碧阳县城，要求亭州配合，一起去赶走那里的“屁派”。老刘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就安排这五卡车的人在华兴机械厂吃饭。荷州那些人手都痒痒的，在华兴机械厂随便开枪玩，把厂房墙上打了好多弹洞。中心组研究，认为不能去攻打碧阳，这么多人真刀真枪的，后果不堪设想。老刘就把荷州的人劝阻回头，让他们开回荷州。对他们说，用不著这样费事了，碧阳的一部份人就在亭州，我们跟他们谈好了，由我们护送他们到鹊湖去安身。这样劝走了荷州的人，老刘就调兵遣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在大河边的航运学校操场集中，全副武装出发了。三条轮船，“基干民兵连”一百个人，刘济武负责。刘克成负责我们尖刀排二十个人，加上一个碧阳人做向导。也给从招待所撤出来的那些碧阳人发了十支枪，领枪人都签了字。出发前老刘讲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下船，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许擅自行动，枪口一律朝天，发生对方冲打过来的紧急情况先朝天鸣枪警告，万不得己只准朝小腿以下打。还规定了口令。如果都照这样规定的做，以后就不会出事，但想不到以后全乱了。
大家听著，沉默著，抽烟的人还是闷著头抽烟。刘济武脸色灰暗，也闷著头，一声不响。
包吉继续说，半夜里到了鹊湖镇的镇西，水面茫茫的，岸上黑沉沉，没有一点声音。轮船选择比较荒僻的地方悄悄靠岸，但差点在芦荡里迷路。靠岸后，老刘对大家说，我带著尖刀排先上岸侦察，你们都呆在船上不要动，什么时候下船上岸，到时我会通知你们，记住，不许擅自行动，不许随便开枪。
就这样，老刘带著我们二十个人先上了岸。跟向导绕著路走，要从东北角直插镇中心。头一关是要打掉河东庄水塔上的岗哨。那上面据说有一挺机枪，是个威胁，要除掉。我们悄悄摸到那里，水塔上有个土造的探照灯，直对著东边照著，好像认为东边是个登陆口。水塔西面还亮著一个灯泡，是上下水塔时照明用的。上面站岗的人可能睡著了，没有动静。老刘说，先把探照灯给他灭掉。他扬手一枪，“当”的一声，灯灭了，四周一片寂静。水塔上枪响了，“哒哒哒”，一梭子，不知打向哪里，我们都趴了下来。我们判断那不是机枪，是冲锋枪。老刘说，不要怕，估计就一个人，叫他下来投降。老刘就站起来，朝上面喊，你被包围了，下来投降！说著，又一扬手，把那照明的灯泡给打灭了。又是一片寂静，我们都等待著。结果上面有个人喊，不要打了，我投降！老刘喊，先把枪丢到底下草堆上来！过了一会儿，那人喊，不要打，枪下来了。只见上面探出一个人影，把一个东西丢了下来，“卟”一声落在下面的草堆上，滑到地上。我去捡起来，是一支冲锋枪。我检查了一下，上了保险，是怕丢下来走火伤人。那家伙就下来了，嘴里喊著不要打，我下来了。经过审问，向西有座砖桥，过桥不远就是镇中心，桥口有两个人把守，都有枪。老刘叫他带路，他不肯，说，你们往前走，就这一条路，不复杂，他们也会投降的，我不能去，我是本庄人，以后我还要在本庄过日子呢。老刘问你的家在哪里？那人手一指，说，东边。老刘说，那你回去吧，老老实实回家睡觉，不准通风报信！那人连声答应，弯腰点头，回家去了。我们继续往西走。
他听著，心里寒毛竖竖的。这哪里是《十六条》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包吉说，我们还没有到桥口，那边两支冲锋枪就打响了，“哒哒哒，哒哒哒”，还有“沙沙沙”，是一些芦苇被打断的声音。我们全都趴下。刘克成说，拿个手榴弹来。我就给了他一个手榴弹。他把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过去，“咣”一声巨响，弹片“呜呜”地飞，因为是夜里，又是水乡野外，特别地响。乘著响声消失，刘克成大声喊，缴枪不杀！但那边没有反应。刘克成叫我们一齐朝天鸣枪，二十支手枪一齐响了起来，那边还是没有反应。估计是逃走了。于是我们就冲过去，那边果然没有人。我们就向西深入，但走著走著，听到镇子西边一片枪声，接著枪声大作，只觉得到处都在打枪。刘克成站下来听，一听，说不好，他们下船了，乱打枪。
走过一条大田埂，到了镇口，前面全是房屋，看不见一个人。我们要找的是运输站，那是“屁派”的老窝，要抓的是鹊湖镇“屁派”的两个头头张二王四。向导领著我们进了镇，耳朵里听到这边也是枪声，那边也是枪声，都是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的打，心里毛毛的，生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冒著枪声在小巷子里转，刘克成发现一个人倚墙坐在地上，吆喝了几声，不回答，也不动，到跟前一看，坏了，中枪死了。转过一条巷子，又看到地上仰著一个人，也是被枪子儿打死了！刘克成说，走，到船上去看看！我们直奔镇西河边，三条船停在那里，我们的两条船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碧阳人还在自己的船上，缩在里面不敢动，但有枪的十个人也都上岸去了。三条船之外还多出了一条轮船，一问，说是亭州来增援的。问来了多少人？回答说不多，大约十几个，都有枪，都上去了。刘克成一听，连声说坏了坏了。又领著我们回镇，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些人找到。
这时枪声少了些。走到街头上，一下子就看到一大堆人，都站在那里吃饭，是镇上的“好派”来慰劳我们的。刘克成一眼就看到梅有韬，吃的那个样子，好像三年不曾有饭吃。刘克成上前一巴掌就打翻了梅有韬的饭碗，吼著说，你们还吃得下去啊？哪个让你们下船的？哪个让你们开枪的？吃的人都放下了饭碗。梅有韬说，我们在船上，后来听到你们东边又是打枪又是撂手榴弹，都呆不住了，都要下船，刘济武拦不住，就都下了船，下了船就四面八方走散了。刘克成问，你们打枪了吗？梅有韬说，打了，听到枪声，就紧张，反正要不住地鸣枪前进，要不然不敢往前走。刘克成下命令让吃饭的这些人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一个不准走动。就让向导领著我们找运输站，去抓“屁派”头头。
到了运输站，里面“乓、乓”就是两枪打过来，我们往后一退。退在巷口。刘克成朝天鸣了一枪，然后大声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里面没有动静。刘克成又跟我拿了一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高喊一声“手榴弹”，就撂了进去，一声巨响，弹片在天上“呜呜”地飞，响声比在野田里还要大，连我们听了都怕。运输站的大门突然开了，里面“哇哇”叫著冲出几十个人来，手里打著枪，撂著土制手榴弹，有的头上顶著棉被，手中舞著大刀，朝我们直冲，冲过来就要短兵相接，不得了。刘克成朝冲在最前面举著大刀的一个人扬手一枪，只见那个人抱著一只脚喊了一声“妈也”，倒在地上，其余的人停止了冲锋，四下逃走。刘克成让我们扶起那个人，交给了跟上来的镇上的“好派”，让他们送到镇卫生院去。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乔国柱被打死了，在河边上发现的。刘克成一听，说，他怎么来了？一百二十个人里面没有他！我提醒说，大概就在来增援的人里面吧。我们就都到河边上看，确实是乔国柱，用电筒照著检查了一下，不是枪打死的，是好几种铁器戳死、斫死的，身上有几十处伤口，血肉模糊，不是一人所为。这时王大头开口说，他是同乔国柱一起来的。到达以后，遇到过几个自己人，听说“屁派”头头还没有抓到，就立即参加了行动，但镇里镇外到处是黑的，后来看到菜田当中有灯光，那里有一间小屋，就走去一看，有十几个人，妇女居多，乔国柱说，你们好，我们是送你们碧阳的人来的，不是来打你们的，决不伤害老百姓……。那些人说，你们先把手里的家伙收起来，我们怕。乔国柱就把手枪交给王大头，让王大头退到门口去，他自己摊开手对那些人说，现在我手里没有枪了，你们告诉我，“屁派”的头头躲在哪里？话没说完，只见一个人突然亮出杀猪刀就朝乔国柱扑上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到乔国柱叫了一声“啊呀”，那些人都扑了上来，而且也有两个人手拿凶器朝王大头奔来，当时王大头来不及救乔国柱，掉头就跑，边跑边鸣枪，那些人就没有再追王大头。后来那个屋子灯关掉了，那些人都不见了，王大头就喊“乔国柱”，喊不到，就找，发现了他的尸体，只好把尸体背了回来。王大头把情况说著，河边上大家都哑口无言，晓得事情是糟糕透了，懊悔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无人心中不是一片沉重，他这个局外人也体会到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开始思考这些人下面该怎么办？包吉问，下面还说不说了？张大同说，继续说，把情况讲清楚。
包吉说，刘克成就决定撤退。人都集中到了停船的地方，碧阳那十个有枪的人也撤了下来。原来，乔国柱他们几个人是自己找到轮船公司的老周，派了一条机船带他们来的。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四条船就往回开。乔国柱的尸体就摆在船头上。刘克成让大家把情况匯总了一下，鹊湖镇上一共被打死五个人，我们这边伤亡就是乔国柱一个。那五个人是谁打死的，不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人说自己开枪打死了人。检查子弹，都打掉了不少，没有人一枪不放的，碧阳那边持有枪支的人也把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刘克成长叹一声，说，大家都不要紧张，事情这么乱，查也查不清，我们内部就不查了，反正我跑不掉，以后都是我的罪，我就一个人扛过来。现在的问题是回去怎么向乔国柱的家人交代？乔国柱还没有找对象，没有老婆孩子，只有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结果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方案，在这里就不具体说了，他是我们厂里的人，由我们厂里负责处理，现在尸体摆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冰房，请法医来验了尸，做了记录。刘克成关照，对乔国柱家人不能说乔国柱挨了几十刀，只能说挨戳了两刀。碧阳的那些人也真没出息，我们撤退回来，他们也跟回来了，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不敢留在鹊湖了，现在他们又住进了亭州招待所，想送他们走的，结果没有送得掉，还闯了这么大的祸。
包吉讲过了，张大同说，济武，你把情况说说？
刘济武把头抬起，说，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补充的了，反正是弄糟了，要事先想到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我也有责任，一个是研究时没有考虑会有这种后果，还有就是我没有管得住队伍，我没有当过兵，没有带兵的经验，人都从船上一窝蜂就下去了，当时我如果硬拦，也应当是拦得住的，可是我犹豫了一下，马虎了一下，人下了船就更管不住了，都走散了，又是黑天，谁也看不见谁，有枪有子弹，手都作痒，心里又紧张，不打死人才怪！还好自己人没有打起来，要不然还不晓得要死多少。唉，木已成舟，完了，完了！
这时的刘济武，跟平时在他心目中的有些不同，他忽然有点失敬地想到“虚有其表”这个词，刘济武平时那仪表堂堂、硬汉子的样子，在他心中打了很大的折扣。很明显，刘济武是负责那一百个人的，当时只要按照刘克成的关照，拦住大家等到通知再下船，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可是，现在确实是说啥也没有用了。
攻打鹊湖，打死这么多无辜群众，这事情的严重性，是明摆著的。这完全超出了“文革”的许可范围，这是犯下了罪行。他忽然又想起姜顺堂说的话，“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他的心为刘克成、为这些人，而沉重得坠坠的。“文革”一年以来，从“工红”到现在的“文革”串联会，参加者有数万工人群众，如果以“派”而言，那还要加上江进海这些学生等各方面的人，都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来的，共同经歷了风风雨雨，充满了自己这一边是正确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可现在怎么向群众交代？现在还能说是正确的吗？甚至，“文革”串联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些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压力。古人云，“冒进患生”，攻打鹊湖镇这一“冒进”，带来的被动与损失，对眼前这些沉默著的人们来说，将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这是硬伤，这是死结。作为错误，这明摆著，而作为命案，是要调查的，不可能不处理。不论从什么角度，这件事都马虎不过去、定要追究。既然“冒进患生”，就要“尤不终无”了。但如果这些造反派真的“胜利”了，由他们自己来处理这事，说法上可能要好些；如果相反，从“三月镇反”那样的角度来处理这事，那就大不相同，也成了否定“文革”的最好的口实。眼前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一贯就有挥之不去的焦虑，而现在，突然出了这个大麻烦，他们的这种焦虑是更深更不可摆脱了。如果说他们原来似乎还有一点造反的“本钱”，能够使“三月镇反”都显得不对，那么，现在这“本钱”还能抵尝这样大的错误吗？他们自己也没信心了，绝望的空气弥漫在他们当中。
他心中不由得为这些人想著下一步怎么办？只听得林集说，召开支队长大会，刘克成刘济武二人引咎辞职，改选头头部，这样才能保存组织！
又是一片沉默。似乎应当按林集说的这样做，但是能这样做、能做到吗？
刘济武说，我们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得差不多了，他们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朱荣兴为主任，军管会已经批覆下来了，就等著开成立大会。我同意林集的提议，我从总部中心组退下来，把大部精力用到厂里去，但我一如以往，随时听从总部的号令！
不行，不能这样做！谭向东手一挥，说，中心组的人一个都不能退！“水电安装公司革委会”也成立了，家琪是主任。马上可能还有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成立，我们在座的还会有人被选为主任、副主任，难道我们这就散掉吗？我们还负有搞好全市“文革”的责任。至于鹊湖的这件事，情况现在并没有调查，我们自己不要慌。到底是谁打死了人，怎样打的，目前都不清楚，我们不能把这摊屎一把都抓到自己头上来。首先，武装护送碧阳“好派”到鹊湖镇去，是我们大家决定的，集体负有责任，责任就在于没有经验。第二，刘克成正确地抵制了荷州的盲动主张，要不然出的事要大几倍。出发到鹊湖时，刘克成有过正确的规定，到达鹊湖后也有过正确的指挥，但由于是群众组织，不是军队，结果没有听从规定和指挥，刘济武在场也压不住。所以，作为这件事来说，是对中有错，是事出有因，总的是对群众的组织纪律性估计很不够。第三，再说刘克成的一枪，在对方举著能致死人命的武器冲过来的情况下，用打伤对方的脚来阻止对方，而且当场派人送进医院，这个具体事实，也不能说刘克成错到哪里。刘克成撂出去两颗手榴弹是很危险的，可以说很欠考虑，但所幸没有听说这两颗手榴弹炸死炸伤了人。还有个账我们要算，如果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位，那简直就是亭州的政治地震，我们这个组织就要崩溃，我们就失败了，“文革”一年以来的苦斗，就全部付之东流，走资派保守派弹冠相庆，我们就等著一个一个挨“秋后算账”、打成“反革命”。这样行吗？这样对得起跟著我们的群众、对得起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我们应当把这一关不动声色地应付过去，至于到底该负何责，错有多大，到运动后期让党和人民来调查处理，到那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歷史使命，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自己领下来，那是自己德性不高、水平不够，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我们死而无憾，更不要说受到什么政治惩罚了！
谭向东的话打动了他，更打动了所有的人，有好几个人在抹眼泪。大家好像都清醒过来，都觉得有办法了。他在心中急速搜索，竟找不出可以否定谭向东意见的理由，也就暗叹一声“只好如此”。张大同说，那我们这个会就到这里，一律不要对别人透露这个会的内容。大家要镇静，不要慌。现在除了郁老师，我们一起去跟刘克成见面，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谢谢郁老师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还不曾有说话机会，郁老师有无不同意见？他想说“只好如此”，但马上意识到这样说还是嫌多，于是就抱歉地回答说，没有没有。
他赶紧离开了那里，几乎有逃离之感，但心里一点也丢不掉这件事，而且因为没有尽言，心里对那些工人很抱歉。张大同、赵家琪二人大清早就来请他，寄很大希望于他，无非在这困难时刻，想听到他的高明意见，可是他起了什么作用呢？又不说是，又不说非，哪怕能骂他们几句、能劝他们几句、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是好的呀，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对自己真是不满和无奈，然而一切已经在瞬间成了过去。
二
他接连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到郊外钓鱼去，到黄昏才回家。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家门口聚著些学生，他正想仔细看清楚，那些学生却看清了是他，向他走来，大声喝道，郁平！你这个老反革命，跟我们走！不由分说，拿下他的鱼竿鱼篓，摘下他的草帽，都丢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捉走了，他注意到家门关著，乔丽还没回家。他们把他捉进了医士学校，推搡著、吆喝著，进了西北角的一间教室，那里亮著灯光。
这些学生都似曾相识，但他叫不出一个名字，他没有教过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他立即明白他们不是江进海这一边的，而是史宏这一边的，并且还是低年级的，即一九六八届，但他们至今实际上才学习了一年基础课（一九六五夏至一九六六夏），第二年是闹革命闹掉了（一九六六夏至一九六七夏），他们应知应会的一些专业还完全没有学，但他们明年（一九六八夏）就应当毕业离校分配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了，而眼下仍在闹著革命，何时能学到专业？这怎么行呢？他们虽然一向被江进海那边称为“保守派”以至“新保守派”，但他们当然同样是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比如把他抓来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必要的革命行动。
他们拿了一块准备好的小黑板挂在他的颈项上，他看见上面贴著的白纸上写著“打倒反军黑手郁平”，他的名字被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小黑板下绑了两块砖头，以增加重量。他们把他上面捺、下面踢，“咚”的一下，让他朝著毛主席像跪下。他的膝盖一阵疼痛，顿时侧身倒在地上。他们把拎起，让他跪好，叫他“不要装死”。他说膝盖我的膝盖！他疼得“咝咝”的说不出话来。他们喝道，你的膝盖算什么！你们反军、抢枪、攻打鹊湖、枪杀贫下中农，罪恶累累！你是黑高参、人民的死敌！说著拳头就带著这种正当的痛恨而狠狠地落在他的脑袋上，脚头就狠狠地踢在他的身上。虽然身上被踢打得到很疼，但他感到脖子后面特别疼、特别难受。这才从感觉上知道，扣著小黑板的是一根铅丝。他不得不调节身子低俯的程度，好让小黑板下面稍稍搁到地，让后颈松开铅丝的勒痛。但他的意图让学生发现了，骂了他一声“老狐狸”，喝令他站起来。他要用手从下面略微捧著小黑板，学生不允许，打他的手臂，让他把手放下。他说铅丝吊在颈项后面吃不消。他们说你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就给你把这个拿掉。这些孩子，这方面好像是无师自通的。
他们要他“老实交待”怎样幕后策划静坐军管会的？他说他没有参加策划，他事先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吼道，你撒谎！你事先不知道吗？那你跟江进海在解剖室那边密谈的什么？你在军管会里跟江进海又密谈的什么！我们的侦察员早就把你们盯得紧紧的，都有时间记录，只差没有照相机把你们拍下来！你以为你装成老渔翁天天去钓鱼，就能迷惑人、就说明你与世无关了？真是一个老特务！说吧，你跟江进海前后密谈了几次？谈的什么内容，你是怎样让他们冲击部队的？他说，确实跟江进海有过这两次接触，但我表示不同意静坐这种方式，我找他们是做化解的工作、以便促进问题的解决。
这么说，你倒是拥军的了？你是一个和事佬、一个最善良的人了？学生讽刺他，并且都笑了起来。
我的觉悟不高，我是不关心的，但问题顶到面前时，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做对不起解放军的事情。
哈哈，你倒是一贯正确的了？我们把你找来是不对的了？你要我们向你道歉，是不是？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能相信吗？你说的全是鬼话！跪下来！
一声令下，就有学生冲上来让他重新跪下，而且调节他跪的姿势，让铅丝能有效地勒著他的后颈，让小黑板的重量能发挥刑罚的作用。
他只有沉默著，他当然无法让他们相信，而他们也不可能相信他。
他们丢开刚才的话题，又问，你是怎样参加策划抢枪的？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后来也是听说有这个事，我内心并不赞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文化大革命。
那你简直跟我们一样是反对他们的了？哈哈哈！可是我们的侦察员看到你进了职工学校，而且你跟那些工人头头很熟、还一起开会，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吗？
他说，我到那里去是很偶然的（他当然不便于说出姜顺堂来，虽然如果他一说，就可能扭转这种对他不利的情况），并不是去参加开会的，但我就在那里旁听了他们的会，后来也说了话，我说的话是劝他们的。
啊？你劝他们不要抢枪？你简直太了不起了，哈哈哈！你竟然跟我们这样当面胡说八道！你拿我们当傻瓜！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事实，那个会不是谈抢枪的，是谈跟电机厂的冲突的，他们有个工人被电机厂扣留的那件事，那在他们抢枪之前有二十多天，正好“武汉事件”发生，离他们抢枪还早。
照这么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要抢枪？
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是从街谈巷议才知道的。
那攻打鹊湖呢？
事先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其实并无什么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我也认得他们一些人，本来也不应当认得，因为我“文革”以来经歷特殊，被捕两、三次，后来又……
这个我们晓得。我们就算你预先不知道攻打鹊湖，那你怎么参加他们事后的中心组会的？说你是他们的黑高参，不冤枉你吧？凡是关键时刻，你就出现他们身边，给他们出主意！
我刚才说了，我有特殊性，虽然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所以他们有时来把我找去，我不好不去，去了以后就听听，我从来没有出什么主意，最多有时正面劝说几句，尽量化解矛盾，决不火上浇油。
那你说，你在攻打鹊湖之后的这个商量后事的会上，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没有”，后来就散会了。
你简直想哄鬼呢！那个《芦荡的枪声》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听不懂，他摇头。
你装蒜！全亭州都晓得这张大字报，芦、荡、的、枪、声！只有你不晓得，这不是想哄鬼吗？你们把一场武斗，描写成一次美妙的旅行，你们把屠杀无辜的人民，说成是解放了鹊湖，那里难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吗？你们只字不提打死了五名贫下中农，反而说你们有一人光荣牺牲。你们颠倒黑白，掩盖罪行，想蒙混过关！歷史会跟你们算账的，恐怕都等不到秋后，这笔账就要清算，你们输定了！
他从这正义的无可辩驳的怒斥中猜测到，是刘克成他们指使一位文人写了这张大字报，确实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想蒙混过关。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好像那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好像他也参与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怎么不说话、不回答？
我有责任。他说。
你晓得你有责任了？你有什么责任？老实交待！
写这份大字报，我虽然不了解，但那个商量后事的会，我是一大早被叫去参加听了的，我的责任就是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没有没有”，我其实应当说几句，正面地说几句，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了。
你花言巧语、狡猾透顶！你还把自己打扮成正面人物！你永远是洁白的猫儿！看来不让你好好反省，你是不会老实交待的！你这个老特务、老反革命、地主阶级残渣余孽，我们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等你想通了，再来问你！
他们上来两个力气大的，把他左右架起，出了教室，黑暗中从操场边儿上往南去。饥饿、疼痛、痛苦，他头昏眼花，后来就失去了知觉。
他被浓烈的药水味刺激得醒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好像是在一个浴室里，因为看到有两个人赤裸著躺在水池里，他很想爬过去跟他们一样躺在水池里，而且他很口渴，可是他进一步清醒过来，判断自己这是被关在尸库里了，而那些学生一个也不在，尸库的门是关著的。小黑板仍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想把它拿下来，但手臂无力得抬不起，不能执行他的所想。他模糊意识到，在尸库里这样呆下去，他是性命难保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两具浸泡在满池药水里的尸体，其中一具上身的皮像是桌布一样掀了开去。人体的线条美在赤裸的尸体上依然如故表现著，他为上帝的这一杰作而迷惘、而努力思考人作为存在的意义，但他又昏了过去。
这是学校的医务室，他躺著，正在给吊水。他听到人们说，醒过来了。灯光炸眼。他看到了一些人影，他看到了史宏，还有何银森。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从眼角流了出来。
郁老师，别难过，这是误会，我们已经晓得了，这是误会。
听史宏这样说著，他心中一阵惭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特务式的人物似的，因为史宏好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想必是姜顺堂给史宏做了解释、为他说了话，无非如此吧？否则史宏不会说刚才的话。但也许史宏只不过说了一句政客式的话，现在这学生是不一般了。这次抓他、审他、整他的行动，也许正是史宏布置的？这当然极有可能。但也许史宏只是事后得知。都有可能。他厌恶地丢开这些不再去想，也无力去想。
颈项后面刺激性的疼痛好像被记忆起来似的又出现了。小黑板当然不再挂在脖子上了，但疼痛却很剧烈。一切的知觉都渐渐恢復，他感到他的身体是被折磨得不行了，脖子后面是外伤，呼吸之间全是福尔马林药水味，好像肺子在药水里浸泡过了一样，或者他确实喝了一口那池子里的药水？他记不清了，头脑昏昏，欲死不得，欲活又难。
他再睁开眼时，电灯不亮，墙上一块阳光，听到麻雀叫，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身著白大褂的校医老孙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咬著烧饼当早餐，看著他，说，好了，醒来了，能起来吗？说著来扶他。他试著起身，站到地上，感到身体确实恢復了不少。他说，我要回家。但他就摇晃了一下。老孙扶住他，说，不要急，再观察两个小时。他说，不要，我回去休息。老孙叹口气，说，我给你听过了，心肺各方面正常。脖子后面是外伤，注意不要碰它，给你处理过了。还好史宏得到消息，赶到学校来，把你放了出来，假如再晚一个小时，岂不要出人命？怎么想得起来把活人关进尸库的？这样的“革命行动”还真少见，也只有出在我们医校！老孙愤然起来。他说，算了，是学生。他走出医务室，阳光胀眼，他慢慢走回家。摸一下口袋，所幸钥匙还在，却发觉门上没有锁让他开，原来是掩著的，那么乔丽在家？他推开门，却不见有人。他向前两步，侧著身让自己在床上轻轻躺下，把脑袋小心翼翼地在枕头上安放妥当，但颈项脖子后面还是被撕裂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疼。
他迷糊了半天，慢慢起来，想喝点水，想吃点东西，但发觉家里的景象有点荒芜。热水瓶里的剩水不多了，喝了一口，不太热，滋味也不对，好像是隔宿水。而饭锅里剩下的一点烫饭，好像已经馊了，不能吃，也不像是乔丽早上吃过的样子。不能怪乔丽，她早上要赶去要上班，晚上才回来，而邻居想必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她，所以她昨天晚上也就没有做饭做菜，就吃了一点烫饭，最后就剩在锅里了。他这样估计著。但她是无法解救他的，她即使到医校去找过，也一定没有找到他，或者根本就没有能进校门。她这一夜一定没有睡好，但早上照常要上班，匆忙得连门也忘记锁了。他只有自己动手。但当他在门口生煤炉的时候，邻居老太却走来对他说，你回来啦？乔丽回来没有？他说，她要到晚上才下班。老太从他的神态作出了某种判断，对他说，你大概还不晓得，昨天晚上乔丽也被人抓走了。他一听，手中拿著的火剪就掉到地上，说不出话来。老太说，有人认得，其中有医院里的人。乔丽以前不是在医院工作过的吗？她被抓到医院去了。你到医院去问问！他感谢了老太，煤炉也不生了，立即到医院去。
他到了医院，从门口墙上，到里面墙上，都有大字报大标语之类的，他一个字也不去看，直往里走。他进了门诊大厅，依然是有看病的人，依然是有医生护士。他走进一间一间的就诊室，寻找他面熟的医生，但一个也没有。他想起了妇产科，就到妇产科去，那里也依然有将要生产的大肚子妇女，有医生护士在工作著。他满眼望去，也看不到一个熟人。他凄惶地站在那里，希望有熟人能发现他，主动来跟他说话，但也没有。他站到妇产科外面他曾经站过的一棵树下，想起了乔丽曾从里面出来跟他说话的情景。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乔丽。这时有个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白口罩的女工友走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人家的袖子，吓了人家一跳，他急切地问，你看到乔丽吗？这时他记起这个女工友该是姓沉，也该是知道和认得乔丽的。沉妈认出了他是谁，但有点怕著什么，朝左右观看一眼，说，你到后面老花园里找。说罢赶紧地就离开了。
为了保护沉妈，他故意重新走进门诊室，却从那里的一个边门出去，进入医院里面的大院，从一条小路直奔后面的花园。依然是荒草丛生、大树参天，还是那个池塘，听说王副院长就把自己淹死在这里面的。他感到毛骨耸然地从池塘边上草丛中走过。他看到了可疑的目标，就是角落上树丛中的一间破败的房子，只有那里好把人关在里面。他放慢了脚步，以便观看是否有人看守。他没有看到人。他走了过去。那里潮湿阴凉。又旧又脏的门是锁著的，一把锈锁，但已经坏了，只是挂在那里。他拿掉锈锁，推开门，一股阴凉湿气扑面而来，里面没有东西，是个废弃不用的小屋。他看到里面墙边上有一张破长椅，有一个人侧身睡在上面。他大著胆走近，正是乔丽！他万箭钻心，立即把她抱起，转身出屋。他看清了，乔丽脸肿得很，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把乔丽抱著，不顾一切快步走出这恐怖的花园，直奔门诊，他要让乔丽赶快得到抢救治疗。
门诊室轰动起来，一些医生护士都来看望，发出谴责。这时他看到了一些熟脸。人们把乔丽做了安排，立即给她吊水。一个妇科医生也被叫来了，给乔丽做了检查，在耳边告诉乔丽，也告诉他：孩子不要紧。他守在乔丽身边，感到自己像只红了眼的老虎，只要有哪个家伙胆敢来噜苏，他就跟他拼命。
他一抬头，竟然看到姜顺堂出现在病室门口，目光严重而关切。他站起来，迎上前。姜顺堂问，你爱人不要紧吧？他说，正在挂葡萄糖。姜顺堂问，能进去看看吗？他连说“能”，让了进来。姜顺堂到病床边观看了一下，乔丽还处在一种衰弱之中。姜顺堂走出病房，对他说，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了情况，因为听说跟你有关，我就自己来看一下。这件事我们要调查，这个性质是严重的，怎么可以私自抓人、私自动刑、私自关人呢？难道是黑暗的旧社会吗？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干的都不行，哪一派的都不行，都要追究！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也是有好心人打电话给我们的。我联系到了史宏，批评了他，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是他去把你放了。我对他说，你不知道就不怪你，如果是你指使的，也不行，也要记一笔账！我本来想找你去谈谈心的，现在不行了，你要把爱人照应好，过几天我们再谈吧。你放心，医院里我已经跟有关的方面给你关照过了，我们部队也有家属在医院里工作。他万分感激，送走了姜顺堂，回到病室里，在乔丽耳边说，刚才是公检法军管会的姜科长来看我们的，那些家伙不敢怎么样了，你安心休息，好了我们就回去。乔丽轻叹了一口气。
来了两个女工模样的妇女，都是中等个子，一个生得粗犷些，一些生得细致些，都很和气，带来很多水果，自称是重型设备厂的，来看望乔医生。他让进来，她们到乔丽病床前，俯身叫著乔医生。乔丽睁开眼，认出了她们，伸出手来，她们叫乔丽不要动，用手帕给乔丽擦著涌出的泪水，说，我们代表全厂职工来看望你，你要安心休养，身体恢復了再去上班，不要急。你放心，坏人跑不了，他们决不敢再碰你一下。问，孩子还好吗？乔丽点头。她们又高兴又羞涩地互看一眼，一齐对乔丽说这就好这就好。
两个女工走了，乔丽告诉他，这两个女工，一个是开吊车的，一个是机床工，刘济武在外面时间多，内部就是她们两个当家，加上老干部朱荣兴，厂里各方面井井有条。她们上台讲起来，从政治到生产，一套一套的，最后就指挥全场唱一首革命歌曲。厂里称她们是两个“赛小伙”，说她们两个没人敢娶。说到此，乔丽笑了一下，这是她出事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乔丽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家了，回家慢慢调理。原来，乔丽被一伙人抓去，就在他被学生弄到学校去的当天晚上，她没有能看清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既没有走大路，也没走医院大门，七拐八弯的，把她推进了那间黑屋子，里面乌黑，她不知道是在哪里，她只看到黑暗中是一伙人围著她，其中好像也有女的，但对她是一样的凶，她弄不明白那是一些什么人、要拿她怎么样、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她护著身子大声说我是孕妇。他们打了她一巴掌，说不准叫，叫就打死你。他们倒也不曾打她的身体，而是抓住她，让她动弹不得，由两个人动手，把她劈头盖脑一顿巴掌，都打在脸上和头上，打得她觉得下了地狱。他们紧紧抓住她，不让她倒下，让她回答问题。他们说，找你来，因为你的男人郁平是老特务，是“文革串”的黑高参，我们要弄清有关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把郁平跟江进海、刘克成这些人的关系说出来。她一听，明白了他们是哪里的，好像倒反而放了心。但灾难还是没有能逃过。他们问，学生静坐军管会是怎么回事？抢枪是怎么回事？攻打鹊湖是怎么回事？《芦荡的枪声》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他们问的全是她无法回答的，所以她只能说我不知道，而且说你们弄错了，郁平不可能参加策划这些事情，郁平也不赞成这些事情。结果他们没有能问出任何东西来，她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她得到的就是挨打，不停地挨打，眼冒金星，只觉得自己的脸肿了起来。他们还问她，你的刑期还没有满，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是什么人安排你的工作的？她说，释放回家是因为毛主席有指示缩减监狱，是大批性的，不是她一个人；安排工作是亭州公检法，是组织上的事，她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再问了。回答得稍微慢了些就挨打，后来脸就全麻木了，头就全昏了，失去了知觉。
他听著，一切如同身受，又有万箭钻心之感，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倒回去让它不发生。联系学校里那些学生对他的提问，事情的起因全在闹静坐、抢枪这些事件，特别是攻打鹊湖，竟然死了六条人命，成了刘克成他们这边的重大错误，对立面的人们有所愤慨、以至有所幸灾乐祸都是可理解的，同时他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要给刘克成他们致命一击，就选中了他这个目标，再加上乔丽这个更加好对付的目标，误以为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些内幕、乃至核心的情况。他和乔丽就这样成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说，都怪我，我应当坚决断绝与社会上的一切联系，我没有做到一点联系也没有，其实应当能够做到，但到时我就妥协、让步、马虎了。乔丽说，你不要怪自己，你不是说过“在劫、在数、在难逃”吗？“文革”以来，一切不是你招惹的，但找上了你，好像什么事都碍到你，其实有你什么事？你一生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哪有不喝几口海水的？一点联系也没有，现在是做不到了；既掉在海里，还想一点不碍事，不可能了。姜科长找你谈谈，难道你不去吗？姜科长到医院里看望我们，对我们来说，不也是很重要的吗？没有江进海他们学生的帮助，你的歷史问题是怎么发现根源的呢？我的工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一点不怪你。我们的处境，总的来说比从前还是好的，我们正在从海里往岸上爬，这回算是突然打来一个恶浪。
乔丽所言，见识上很不错，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郁。
过了几天，晚上姜顺堂又约他去谈心。从姜顺堂的谈话，亭州“文革”最近的情况他才知道了一些。原来，“鹊湖事件”之后，刘克成除了让人写了《芦荡的枪声》这篇掩盖真相的大字报，来欺骗舆论稳定军心，还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把在鹊湖死掉的工人乔国柱作为“革命烈士”，厚棺安葬在亭州烈士墓。“这闹得简直太不像话了！”姜顺堂愤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也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为之羞愧，好像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似的。他真为刘克成他们著急，他们的这些做法，都很不高明。于是他只感到一种爱莫能助。他无可自拔，处在一种悲悯的心境中。
你怎么啦？姜顺堂察觉到他的某种神情态度、心理内容。
我？他无法解释。
你心里为他们难过，恨铁不成钢。
是的，有这么一点。
我们也是这样。毛主席、党中央也是这样。可以说，很遗憾。他们的觉悟、水平就这样。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错的，但“文革”搞成什么样子，这段歷史成为什么样子，既然是亿万人民这样热烈参加的，那就要由所有参加的人来决定了，当然，也包括我们。
他听姜顺堂有点激动地说下去：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颁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这样的语言，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亲笔写上去的。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的九月五日，中央又专门有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一年来的群众运动说明，有些情况不以中央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但群众的水平参差不齐。群眾水平不高，领导的水平怎麼样？也不高明嘛，运动初期派出的工作组，整干部整群眾，成为群眾起来造反的原因。我们军队也是这样，一上阵就犯了错误嘛。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造反派这方面了。今年中央在六月份下达了《六•六通令》，明确要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严禁武斗。这说明情况的严重是全国性的。但有了这样的《通令》，也不见得就管住了，我们亭州这样的弹丸之地，这样民情温和的地方，也竟然发生了武装攻打鹊湖镇的严重事件，六死一伤啊。亭州这地方，全城有十多万人口，平时如果听说公路上汽车压死了一个人，或城河里淹死了一个人，也成为全市街谈巷议的大新闻，现在倒好，一下子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这样死的，这是创造了解放十七年来亭州最大的人为恶性事件。现在这事情晓得的人还不多，《芦荡的枪声》起了作用，假如群众一下子晓得了，那情况就不一样。说实话，要按照《六•六通令》，我们现在就有权逮捕刘克成，不管他是怎样的“左派”，有多么大的“造反功劳”，有多少人“拥戴”他，都不行，因为他要对事件负责，而且他亲自用枪打伤了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老革命如果成了走资派，也要批判、打倒、靠边站。你一个工人，领头造了几天反，就算是参加革命吧，也才几天？就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中央三令五申、有言在先，你有什么特权能豁免吗？“文革”不就是反对特权阶层、反修防修的吗？所以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不是我们要跟他算，是天理国法要跟他算，他自己也应当低头认罪。但看来，他继续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没有人能纠正他。
整个形势，我认为，问题从武汉事件开始。问题出在上面，提出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什么“拿枪的刘邓路线”！这些提法表面上看也没问题，但稍有政治头脑和社会经验都能知道，实践上是不能这样干的，是形“左”实右的嘛，是要弄得天下不可收拾的，而《十六条》以来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我说一句极端的话给你听，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军内确有“拿枪的什么什么”，你也不能说出这句话，你不能两个拳头打人嘛，你得慢慢来，是不是？
所以，在这些错误口号下，形势迅速恶化，运动推向极“左”。静坐军管会也许还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的“三月镇反”确实有错误嘛，但从静坐发展到把我们部队的武器抢去，那就没有道理了。打了收条，算是“借枪”，但《十六条》里没有这一条嘛！你不知道，抢枪那天夜里，对我们部队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刘克成和江进海带领几千工人学生，开进了我们部队。我们就像电影上的反动军队那样束手无策，不过我们不是像电影上那样在睡大觉，我们在等著他们来呢。不是我们软弱，我们是听从上级的指示，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要不然，人民解放军可从来没有被人缴枪的习惯。我们好多干部战士都哭了。我们反而要“配合”他们抢枪，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人民这时候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要忍受，归根到底还是要相信人民。
我们只担心群众手里有了枪会出事，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没想到他们武装攻打鹊湖。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如果天下真的到了要跟著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的程度，我们当兵的只要听到一声令下，只要听到真的有这么回事，没有二话，马上就跟毛主席走，决不跟别人走，但情况不可能有那么严重嘛。
现在我们已经从内部听说，中央对“中央文革”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儿，已经有了处理，不让他们这样把运动引向歧途。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毛主席说了，那是大毒草。毛主席还写下了“还我长城”这四个大字。毛主席多么英明、果断，谁犯错误也不行，先让他靠边儿站！本来是的，你笔杆儿怎么能来打倒枪杆儿呢？我们枪杆儿里面有什么问题，也不能用群众运动来解决。
情况的变化从报纸动向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七•二0武汉事件”之前，报纸上谈的是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谈的是要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开展大批判，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復课闹革命，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这是要“收”。这之后忽然来了一个“武汉事件”，接著就号召“揪军内一小撮”，来作为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这是要“放”，而且大“放”，白纸黑字写在社论上。这个插曲一来，全国都反军了，亭州也反军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群众“反军”，但总之是要来跟我们部队过不去。最近呢，又转过来了，从八月底开始，报纸上谈“军民团结”了，九月三日，首都十万军民举行“拥军爱民”大会了，社论说我们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啊。中央发出了《九•五命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人民解放军也不得将武器发给任何组织与个人，已经抢夺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你看，从刘克成他们抢枪，到中央《九•五通令》下达，才十几天嘛，中央发现问题是很及时的，但就这么十几天，全国因为群众手上有了枪，出了多少事？我们有消息说，在四川等地，坦克、装甲车、大炮也用上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也出来讲话了嘛，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两派之间“文攻武卫”是不对的，是败家子，要把这股风煞住。
刘克成他们这几天就在向我们归还武器，按照“借条”上登记的枪号，一件一件对照归还。我们当初流眼泪、不理解的干部战士，又都破涕为笑、理解了。当然，全国的刘克成这些人的错误，“中央文革”的少数笔杆儿要承担很大责任，不是他们提出错误口号，扰乱毛主席战略部署，下面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鹊湖的事情，将来还是要算账。不算账，对鹊湖的人民怎么交代？对运动怎么交代？你是知道诸葛武候祠那副对子的，其中一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是宽是严，不是呆板固定的，是跟政治形势走的。歷史无情啊。歷史也最会开玩笑，本想成为英雄，结果做了狗熊。我也对一些人早就警告过、劝说过，但他们听不进去。现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两派搞到谈判桌上来，让他们实现大联合。刘克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总该心中有数、放老实点儿吧？这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机！群众组织终归要解散，社会终归要恢復正常，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但一再受到干扰，不能落实。运动就像一头犟牛，它就是不听话。当然，我们要吸取“三月镇反”的教训，不管出多大的事，现在决不从造反派里面抓人，关键是把两派大联合这个工作做好，扭住这个不放松！
那天姜顺堂就这样谈了许多，使他明白了好多东西，但心中并不畅快，而只是感到压抑、压抑。他从那里出来回家时，打了一个寒颤。白露已过，天气确实是早晚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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