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与“理论创新”
沙黑
时下有一书在出版包装上醒目印有“读游民文化，发现另一中国”字样，于是打开来拜读。“发现另一个中国”出自本书“序言”，是序题，作序者李慎之;此书之书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书题起得却是工稳，不像序题那般吓人。著书者王学泰。
据“序言”介绍，“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1919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七十多年之后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而出之”。
那么，不言而喻，王学泰此书则是近年来以五十万言将“游民问题”更十二分显著地“表而出之”了，其学力可见，厥功可称甚巨。
从李慎之“序言”看，这“游民问题”，在杜亚泉与王元化之间，竟有“七十多年”无人问津。这就不免让我起了疑惑：这“七十多年”间(1919加70，就是1989)，中国发生了三大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且说前面这三个“革命”于作为“另一个中国”的“游民问题”有无关系?对此，“序言”虽未多说，却是点到了的，说：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
这句话就对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明确判断。依此，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可说是“游民”的革命了，这是否可称李先生的一个“理论创新”呢?
接下来，李慎之先生问，“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显而易见，这至少是较委婉地问到了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至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否也被李慎之先生归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农民革命”里呢?从时间上计算，是被李先生归进来了。这与一般的认识也不同。一般认为，新民主义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中国农民的革命，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则从来没有仍以“农民的革命”来称说它的。那么，“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这种提法，是否可称李先生的又一个“理论创新”?
那么，李慎之先生对于自己提出的上述“是不是”，有无明确判断呢?至少没有像对辛亥革命那样明确的判断，然而，实际上的判断还是有的，请看：他接着写了长长一段，其中提到林彪坠机殒命，提到毛主席自称超过秦始皇百倍，提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许为同志”。这些，“尤其刺激”了他，给他“印象极深”，所以，他“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李先生就用描述的方法对自己提出的“是不是”的问题，作出了“是”的回答，也就是说，“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而且一再点名道姓以“毛主席”来举例证明，“毛主席”成了他所说的“极左思潮”的典型人物，正是毛主席及其“几个知识分子”，主导了“当代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农民革命”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极左思潮”则是其同义语。这些，如果不称为李先生的又一个“理论创新”，行吗?
网上“搜索”到：“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已经逝世。”那么，愿李先生的灵魂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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