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拘小儒”李慎之
沙黑
李慎之在给王学泰五十万言巨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所作《序言》中写道，“近读《血泊罗霄》，才知道秋收起义之后，工农工军在湘南也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了。”
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先生，把自己摆到“拘拘小儒”的可怜地位上，是令人同情的，与“拘拘”相比之下，提出和执行过“烧杀”政策的“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与历史上可恨的“绿林好汉”也就并无什么分别。
引发李先生有此感慨的是1973年在南通一个墓穴中发现了明代《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其中说刘关张结义时是要杀死对方家里的老小人口，以绝“回心”的。“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于是这样无比天真纯洁的李先生“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这似乎找到了《罗霄血泊》的根源，是连着《花关索出身传》的，“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也就与那“刘关张结义”有了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总算找到老根儿上来了。(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儿也就不言而喻，那就连根儿拔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样引导我们来回顾与反思“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是现身说法的和启发性的，完全无愧于懂得“儒家道德、正统意识”，决不是“迂腐得太可笑”，我们也决不同意他自称“拘拘小儒”，他应当被列为当代大儒才是，虽然他自称“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闲言休絮，我们不由得就要翻一翻《毛泽东选集》，看看“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的革命领袖，而同时恰好也具体是与“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这些字眼最为有关毛泽东，对自谦“拘拘小儒”而实为当代大儒的李慎之说到的事情，有没有提到过?当时毛泽东是什么态度?
于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看到，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中共中央的这个报告里，是提到过这件事的，上距李慎之先生一九九八年七月为王学泰作序七十年了，所以无怪乎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先生似乎不知道，而感到自己简直就是一“拘拘小儒”。
毛泽东这个报告这样写道：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定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
看来，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里有过湘南特委这样的错误领导及其过左政策，在明代成化年间产刊印出《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书籍而成为人们的读物，都只能是其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旧思想及其压迫的产物，而有着“原来前委”的正确领导，有着后来对湘南特委错误指导的“逐渐改变”，则标志着中国社会里有了新的思想，如果“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始终是由提倡“过左政策”的“湘南特委”来指导，大约也不会有五星红旗的升起，不会有“拘拘小儒”李先生能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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