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冷，僵著，好像随时都会下雪。从军管会方向依然每天准时传来军号声，这个吹号人的情况，从姜顺堂所言可知，军管会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印刷厂的切纸工。他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树上到底有几只鸟，山上到底有几只猴，已经在严密监视之下。其实，就是刘克成他们整个的情况，又何尝不一直在一种严密注视之下？从“文革”以来的情况看，此中之术非读书人所可知。但刘克成他们，对军管会的动向，却也是拿眼睛看著的，只是有点大而化之，有点看不分明，并且自惊自乱的。一个普通战士进了农机厂，就被他们弄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刘克成他们作为头头，至少是做了群众情绪的尾巴，如果他们能冷静处理，控制住群众，也就不会弄成了一个事件。刘克成他们与军管会，双方需要某种沟通，虽然距离双方走到一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终归是要在某种方式之下走到一起来的，那时运动就“收”起来了。
为了兰贞的拜托，他出发到农校去。
农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湾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叫麒麟湾，民间故事自可说出一套云里雾里的东西来。从大路下来，踏上长长的河边小路，那小路约宽一米，逶迤走一段路，就到了农校门口。有两个站岗的工人，戴著红袖章，上面是“指挥部”三个大字。显然，不得允许，是不能进门的。他们不认识他，在他说明情况之后，一个人进去报告，一个人依然在门口把守关口。过了不算短的时间，他看到赵家琪从里面走来，看到了他，喊著向他走来。门口的工人见了这情况，就放他进去了。他也向赵家琪走去，见了面，握起手来。进去报告情况的工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到门口去执勤。
赵家琪说，想不到是你来了。
他说，我也想不到你在这里。
他跟著赵家琪往里走。学校里到处荒草枯黄，在冷风中摇曳，显出些荒凉，但试验田里的麦子却长得好好的。
赵家琪说，农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都回去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间，老师们也回去了，他们倒是把麦子种下去走的。我们就趁这时候，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了赵家琪的办公室，坐下来，他问，你在这里主持工作吗？赵家琪告诉他，全市“好派”开了会，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十大总部指挥部”，以统一行动。这个“指挥部”其实在“一月风暴”时就有，为夺权斗争服务，但后来陈安国他们闹分裂，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个月，也可以说就是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是恢復了它的工作。“指挥部”把旧市委常委集中到这里来学习，让他们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样为下一步实现“三结合”作准备，这个工作让我在这里负责。我每天同常委们在一起，他们很有意思，各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杨敬尧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宗进庭也很会说滑稽的话，哈哈。
他问赵家琪，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好像对参加“三结合”不感兴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赵家琪说，对，我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不过，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只能慢慢来，我就帮助做点工作吧，主持这个常委学习班，很对我的胃口，别的事我就不管了。他问，难道你认为你们“好派”单方面这样做，是可以的吗？赵家琪说，这叫“大礼不辞小让”。我们把常委集中起来学习《毛选》和“文革”以来中央的有关文件，让他们进一步改变不正确认识，但我们并没有让常委们学习我们的大字报，所以虽然是我们单方面做的这事，其学习内容并不是单方面的，目的也不是的。我们已经向军管会，也向“屁派”方面，就这个事情，发出了《情况通报》，欢迎军管会来加强领导，欢迎“屁派”来共同参与，我们只不过先行一步，先著手做起来，这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向常委们公开或私下说过一句要他们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跳出派性斗争，抓住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部署。
他说，你说这番话，我可以假设你是真心诚意的，但社会对这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跟你们一样？中间群众，大约也不会像你说的这样来理解你们。你们这样做，说得不客气，可以比作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有的劫夺皇上，有的劫夺公卿，都想控制朝廷。“三结合”肯定是在“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们“好派”各总部首先实现“大联合”是可以的，但这还不算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个道理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单方面把常委弄来，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做得多么周到，也很难自圆其说。好在你们毕竟向军管会向另一派发出了《通报》，如果军管会跟你们就这个事情商谈，我建议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走上比较主动的方向，不要这样让自己陷入被动。“战略”正确，大於“战术”正确，否则，效果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深的了。这是我的一番忠告，我想你是听得进去的。
赵家琪说，你说的我都理解，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我无力扭转我们内部的主要倾向。总的来说，只好顺著。内部不能分裂起来。但我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的，也总是把我的意见摆出来的。好比从前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佔了上风，但是持正确意见的一方，也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组织上不能闹分裂。“鹊湖事件”之后，你记得吗，讨论时，学生林集提出让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出中心组，但没有能通过。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就同意林集的提议。然而，我也感觉到，那是很难实行的。刘克成的威信和影响这么大，我们不能那样做，也做不到。林集的提议不可能被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对“工红”的大局不利。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明知这样做有些问题，但无法反对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毕竟有对的一面。我尽可能做些拾遗补缺、加以完善的工作，比如，给军管会和“屁派”发出《通报》，做出高姿态，主意就是我出的，《通报》也是我起草的。如果军管会和“屁派”有了反应，我们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对策，也许最后就是这样曲折地实现大联合，走向三结合。
他说，我说的你能理解，你说的我也能理解。反正前面的大方向现在是很明确了，要真正扭转被动，就要站得高一些看问题，要不然，不但不能扭转被动，还会造成新的被动，就跟比赛一样，所剩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在终点时间到来之前，赶紧做得正确一些，得分多一些，而不能再失分了。在我看来，你们还在继续失分。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况是你们呢？老造反的牌子，不能自然地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每每感到受压，感到悲观失望，最反感、也最担心“秋后算账”，那你们就更应当冷静，再也不能盲动，不能授人以柄。即使从现在起一切都做得正确，可能也已经比较迟了，说到这裡，可能就要悲观失望，但没有办法，群众运动就这个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赵家琪握住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这番肺腑之言，我一定要在中心组会上把这些话跟大家说说。作为我个人，内心是很想急流勇退的。情况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条船，本要到达一个很好的地方，但触了几次礁，船好像要不行了，然而我不能一个人弃船求生。
赵家琪言罢，拿眼睛看著他。他点点头。
他看到赵家琪桌上是一份一个月之前的报纸，上面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沿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他说，你在看这篇大文章啊？赵家琪说，刚才又看了一遍，感到要能亲身去考察一下苏联，就好了。这篇文章，跟《九评》一致，说的是苏联上面变修、下面復辟的事情。我们这么多群众积极投身“文革”，到底有多大自觉性？我发觉，自觉性还是有的，这个自觉性，主要就是因为听了看了中央的这些社论、文章，而这些社论、文章，当然代表了毛主席的思想。但因为大家没有到苏联去看过，身边资本主义復辟的事情好像只能说是萌芽和可能性，所以对“文革”的斗争意义，在认识上也有朦胧不清的一面。对“文革”有个说法，叫做大演习，演习就是针对假想中的情况作出反应。但是，从“文革”开展一年半以来看，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演习，有些真的情况还是出来了。“文革”就像火力侦察似的，侦察出了暗堡地道密如蛛网，里面藏兵无数，还有许多敌兵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个斗争将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一切只能是相对的。运动确实只能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哈哈，走著瞧吧。
他要赵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进庭。
他首先向宗进庭说明，是兰贞让他来看看情况的。听到他的话，老宗暗暗放下了抑制不住的一种油然而起的警觉和对立情绪，有所放松，友好一笑，说，我在这里很好，总之比坐牢好得多。
赵家琪抽身离开，说，你们谈。
宗进庭略低声说，造反派现在不但不斗我们，反而对我们很友好了。你说滑稽不滑稽？当然，过去我们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而且还要镇压群众运动。那时我们确实很难认错。但现在我们痛痛快快的愿意认错了，几个常委都是这个态度。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得到了改造，感觉上轻松多了，真是决心“重新做人”啊。如果不搞这场运动，让我们就那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跟修正主义跑。
他说，现在你们都是这样的认识的吗？感觉不一样了？
宗进庭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感觉真是不一样。以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嘛，现在是跟群众靠得这么近，接受群众的教育。真是想不到，简直像做梦一样。
宗进庭的认识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觉就说起了相反的话，他说，但是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很多的。老宗说，当然当然，这是难免的嘛，群众嘛。党的歷史上，高级干部那么有水平，还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造成极大损失，何况群众运动呢？过去我们就是光看到群众运动中问题的一面，所以很不理解，对立情绪很大。现在理解了。现在接触这些群众头头，发觉他们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有水平，又这么年轻，我们应当从心里感到高兴。
宗进庭这么一味说好，他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老宗没有必要跟他说假话，他又不是“工红”的密探，而老宗这些话，也不像是假话，如果没有一定体会，是说不出来的。至少，也属於一时的真话吧。
他也就不谈这个话题了，说，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夫人？是不是让她来看你一下？
老宗说，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蛮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一点也不苦闷，有说有笑的。从前正常工作的时候，这样成天的集中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多。自从“冲垮资反路线”以来，几个常委如鸟兽散，我坐了牢，我们几个也是多时不会了，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也难得，伙食又安排得好。叫兰贞不要来，不要来打扰。现在这情况，造反派恨不能把心掏给我们，叫她放心吧。
最后一句大实话，让他对老宗刚才所有的话的真实性都不再怀疑，他告别老宗，回到前面的办公室。
赵家琪问，谈得怎样？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现在认识不一样了，对你们的印象也有所改变。赵家琪说，他们以前把我们想象成青面獠牙，是对革命的恐惧，现在要解放他们、请他们重新上台，兑现那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对这场运动才算放了心，情绪也不一样了。这样一转变，就好像豁然开通。但是，
但是什么？
他们的思想根子还潜藏在头脑里，苏修特权阶层的一套，他们是乐意的，换了我，也乐意。至于害怕群众运动，要让群众规规矩矩的，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他们当然也是喜欢的。群众如果不是有自己的群众组织，一盘散沙，对他们就毫无办法。《十六条》专门立了第九条，意思就是要让“文革”中产生的这些群众组织，在一定形式之下变成长期的常设的，而不是“文革”一结束就简单解散。
他听了心中一惊，真对这个年轻的工人头头有些佩服。看来，现实仍是不能乐观的，某种对立的严峻性依然存在。
虽然兰贞所委托的这趟使命是圆满完成了，他离开农校时，心中却染上了一层阴郁。河风冷冷吹来，河水泛著惨白的顏色，冬日的阴云像层层厚重灰黑的大棉胎一样把天空捂得密不透风。他奋力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以让自己能够超越和轻松一些。
晚上，他和乔丽到宗进庭家中，把农校里的情况告诉兰贞，让她放心。宗进庭家三个孩子，一男二女，让人看了觉得高兴和羡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学生，发育良好，将会大有作为的样子，老二宗静是初中学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灵精灵的，老三宗欣还小，但也到上小学的年龄了。
回家之后，他找出《十六条》，看那第九条是怎样写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这条内容的意思，确如赵家琪所言，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意图。但能否实现呢？从现实情况看，困难仍是很大，即使形式上实现了，能否如同设想的能“长期”起作用，还是很难说。至少说，它是存在“演变”为“当权派”的“驯服工具”的可能性的。但群众现在的现实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合理的东西。第九条所体现的精神，是掌握了群眾的，也为群眾所掌握了。宗进庭现在的一些正确认识，也就是一定程度上对这一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可是，宗进庭也为达到目前的正确认识而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会否有一天仅记著这痛苦，而又否定了这一认识呢？因为，老宗们又将是“当权派”了。这简直是一个无法可解的大矛盾啊。深海高天一样智慧的毛主席难道会看不到这一点吗？
想来想去，毛主席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提出第九条的：“我们应当相信群眾，我们应当相信党。”所以，只要这两个前提是存在的，第九条就是合理的、可以成为现实的。毛主席之所以要、之所以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提也在於这两条“根本的原理”。这就是毛主席的“语境”。要不然，就是“英雄史观”、纯属毛主席的“个人行为”。不，不是这样的。他忽然发现，举世公认的伟人毛主席，却是一个多麼单纯的人啊！
一九六八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发生了“文革”以来，除“鹊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亭州电机厂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
下午，刘庄生产队草堆起火，打电话到市消防队，但等到消防队的车子开来，两个大草堆已经烧光了，社员们一个冬天的烧草就成了问题。愤恨之下，有人说邮政局是“工红”的，接转电话不及时，所以消防队来晚了。一言之下，于是聚起百十人打上街来。刘庄就在亭州电机厂后面，厂队关系密切，既然电机厂是“屁派”，则他们也就是“屁派”，所以就带著这股派性，不问三七二十一，直奔邮政局而来。铁匠做官，打上前去，把邮政局的营业厅砸得不轻。街上到处是“工红”的游兵散勇，及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聚涌而来许多的工人学生，就跟农民发生争吵、一定程度的武斗。农民说他们的人被打伤了，就近涌到中医院来，主要是几个人外表皮肤受伤，门诊医生给他们进行了消毒、包扎处理。但他们要求住院。医生说这情况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医院里闹起来，说中医院也是“好派”的，不给他们治疗。把中医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牛鬼蛇神”，还有“打倒野心家刘克成”。街上有几个学生就跟他们辩论，结果被他们带走了，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林集。刘克成得到这一情况，就调集工人队伍，开赴刘庄，要去救出五个学生。
袁医生善治痔疮，他去做手术，农民砸医院时，他在病房里，听到了乱嚷嚷的动静，就听说了情况。
袁医生说，“文革”这样子，是搞不下去了。他说，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论，还是这个意思。袁医生说，社论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是一点胜利的感觉也没有，更不要说是全面胜利了。你看刘庄的农民，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这种洗礼，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胜利了，就好比打了预防针一样。如果我根本无动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对，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胜利，甚至还造成了我这个顽固的反对派。但当然，开展了，与没有开展，是很不同的。假如没有开展，我们头脑里就没有什麼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些概念，也不知道当起来造反会是什麼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跟你做对立面，斗争会严重和残酷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将毫无所知，真是要过得很糊涂。“文革”确实改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哪怕是一个顽固反对的人，他的思想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如果要走“文革”所反对的道路，就得有所考虑，他的纲领和行动至少要打些折扣。这也许就是所谓胜利吧。
他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肯定要给歷史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是深深的烙印。从社论看，现在实际上是说运动要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你看它所说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要办学习班，这是提出解决两派问题的方法，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坐下来学习，要不然，你在东，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大联合？这一著棋，真是厉害。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正确对待干部，这几项内容，最后有个落脚点，就是正确对待干部。干部恢復工作了，你两派还闹什么？这一著，也很厉害。第三部份，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其实是要恢復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这么一恢復，一切权力就归党组织了，你两派群众组织就更加不要闹了。一个是干部恢復工作，一个是党组织恢復正常，这两条加在一起，天下大定。不管你是造反的，还是保皇的，你们群众就不要闹了。第三部份里面还有一项，就是清除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出党。这个也不是你们群众的事情，是党内的事、组织上的事。你看，这么三条，就像捆妖索似的，从天上往下一抛，再咋样的魔头还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运动肯定能“收”起来。社论最后两条，就是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五个部份，把当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还专门说到要吸收你们这样的人入党呢。
袁医生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从亭州看，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重新工作，党组织就是由他们来恢復正常活动的，他们能发展我们这些人入党吗？在我们中医院里，我虽然只是运动初期领头一呼，写了一张大字报，冲垮了资反路线的一套，我后来也没有其它什么造反行动，但是我被推为头头，后来全卫生系统的造反派也推我为头头，我感到我被放到火盆上了，我时时感到虽然我没有具体得罪过医院的卫生局的哪一个干部，但是我得罪了他们全体，他们一定非常恨我。社论里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句话说得是不错，但是要靠具体的层层级级的党组织来执行，它会把我们当成“无產阶级先进分子”吗？我一点也不抱这样的希望，那是不可能的。
他听了也只有无言。
现在，武斗好像更严重了。袁医生忧心忡忡说。
他不禁有点愤然说，这叫做回光返照，或者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好比李逵参加赌博，到最后就有点急起来，做起损害自己名誉的事。他们距离中央的要求太远了。
袁医生笑道，确实是恨铁不成钢。想不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被视为政治赌徒了，但我参加“文革”至今，并无这种赌博、投机的思想，不单是我，就多数的人而言，也都是真诚的。
他说，我知道，在许多人心中，是有许多虔诚的认真的东西的，一年多来的斗争，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过去的“出身论、血统论”，“上级就是党的化身”，这些都冲破了，提倡独立思考、“造反有理”，这都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这样下去，每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富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国家就强大，因为它的人民是精神独立、健全、强大的，不是只顾自己鼻尖下一块的庸人。但那些精神枷锁、庸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保守派”虽然在组织上垮了，但保守力量之大，也真是让歷史领教到了一回。“文革”称得上是新中国以来的一次对旧思想的大冲击。
袁医生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感到，所谓“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即将完全过去，走向低潮、退潮，以至消失。
他说，我接著你的“所谓”，要来个“但是”。群眾在“文革”中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那些旧的思想、新的专制枷锁，虽然以上面有毛主席的号召和支持为前提，但毕竟群眾是勇敢地亲身参加进来的。另外，毛主席也是需要群眾基础的。有清华北大的许多师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然后才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才有《十六条》；但有了这些“皇恩浩荡”，如果师生们一个也不敢起来了，还是不行。我们亭州虽小，也重復了北京的这种情况。一切就这样发动起来，这样“闹”起来的。
袁医生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润起来，说，其实刘克成他们心中压抑得很，某种程度上真是有点后悔，虽不愿转身一变去当保皇派，退一步做个逍遥派还是可以的，但又逍遥不起来了，确实有点骑虎难下。“文革”中，我主要还是做我的医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们将成为悲剧人物，底层的小小的悲剧人物，而悲剧的意义却与歷史联在一起。但另一面，悲剧的我们在精神上被提升了无数倍，这是从前的我们所不可能得到的。应当说，就连最胆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只有那些拒绝得到、而且加以诅咒的人们，才没有这样的体会。而他们，才是真正可悲的！我们并没有白白地参加这场运动，我们不应当后悔，我们不在乎自己今后的处境。哈哈，我们也成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狂人了。当然，另外的一些人，会收获另外的思想成果。所以，“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而两种思想精神的斗争，仍然会继续下去。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因为渺小的我们只有百年之身啊。简直是恶梦！
袁医生说到这里，摘下眼镜，用手帕拭泪。
他眼睛湿润著，说，我完全理解和赞成你的话。
他似乎睡了一觉，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他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灯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什么事。他走过去看看。室外很冷，气温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很多的人，有工人，还有学生，神情紧张、兴奋。他看到袁医生在张罗著，他走到袁医生身边，问：在忙什么事？袁医生简洁地说，跟我来。他就跟著进了一间大屋子，袁医生关了门，虽然没有锁，但外面的人也就自觉地不进来。屋子里的情况是在做手术，而且有四个人正在接受手术治疗，分别躺在四张病床上，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医生护士在忙著，他们穿著白大褂，戴著白布帽，蒙著白口罩。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手做手术。那手像猪蹄爪被完全剖开、张了开来，肿胀得很大，医生正在对里面做清理。筋、肉、骨，白生生的，歷歷在目，可以说跟剖开的猪蹄爪是一模一样。他简直不敢看。但好奇心让他又到另外一个病床那里去。同样如此，又是一只手像猪蹄爪一样被完全剖开而且张开，白生生的肿胀得很大，也正在被清理著，最后势必是要给缝合起来，至于还能不能復原本来的手的形象和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张床的情况都看了，都是一样。他忍受著震惊和恶心，走出了屋子。
他看到坐在一旁闷头抽烟的郭德明，就问情况。郭德明神情忧郁，旁边人又多，似不好说。他就把郭德明领到他的病房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郭德明就把他们到刘庄去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说：
刘克成调集了几百人到刘庄去救学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著也就不冷了。农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是鬼子进村一样。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结果没有找到学生。有农民说，几个学生都关到电机厂去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立即就进电机厂，也来不及绕到前面从大门进，一个个从墙上就都进去了，就像解放军攻进敌人把守的地方一样。夜晚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加上我们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吓跑躲起来了。大家在里面到处找，结果找到了，五个学生关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个小屋子里。一开始进去时还不晓得，以为没人，后来听到“咚咚”的声音，是有人在拿脚踢门，这才发现小屋，很隐蔽。把门砸开来，看到了学生。学生说，刚才还有人看守他们的，后来突然走了。他们感到不对头，想到可能是我们救他们来了，就拿脚踢门，踢出响声来，因为那个门做得很密封，凭嘴喊可能外面听不见。就这样把人救出来，就都撤退了。
郭德明的叙述就结束了，可是这几个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郭德明懊恨著说，问题就在这里，要不出这个问题，多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乡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还是田，反正是往前奔。天也死冷，旷野上北风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冷了，赶著人一个劲往前冲。手上拿著手雷，都是华兴机械厂里做出来的，还有从农机厂缴获的那一批。有的人跌了跟头晓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伤人，但有的人跌跟头时，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炸开来伤了前面的人，那个弹片如果炸飞到哪个人的头上，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死死抓在手上。那东西造得不高级，有震动就爆炸，结果就把自己的手炸开来了。当时死命的喊啊，只好把他们赶紧的抬到医院来。还好，没有炸死人，如果把哪个炸死了，就更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对发手雷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万一去炸死一个农民，事情就大了。我还说过一定要吸取“鹊湖”的教训。但后来不晓得又怎么发到各人的手上了，而且个个都要，到时就乱了，控制不住。
他听了也只有陪著叹气。
郭德明又补充说，郁老师，你不晓得当时就真的像打仗一样，又是手雷爆炸声，又是枪声，又是喊声，农民家家关门，群众躲在家里真是吓得怕呀。
他问，怎么还有枪的？
郭德明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部队的枪全还给部队了，每支枪都有登记的，一支也不会错。但是这之前刘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大约十几支短枪回来，这些枪还在手上，刘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两个警卫员，都有枪，另外刘济武他们几个人都有，平时不拿出来，晚上出来开会时，都带在身上的，刘克成也要给我一把，我不曾要，这东西是惹祸精，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个东西。
郭德明给他讲了这些，带著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几分疲惫，回到前面去。郭德明是负责后勤的，要等那四个人的手术做好了，安排妥当了，他才能放心。
他提前一天出院了，好像要竭力从那四个人的手的可怕印象上逃离，事实上他一夜没睡好，那炸开的手就像印在脑子里似的，老是显现出来。出院时，他也没有再去看那几个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著。街上大字报论战的情况，他可以想见，无非一方指责另一方冲打刘庄、冲打电机厂，而另一方则指责对方冲砸邮政局、中医院、绑架五个学生，并且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这样，“工红”没有给刘庄和电机厂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学生也救出来了，遗憾的只是那四个人的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仅是刘庄的，还有马庄的，而刘庄在西郊，马庄在东郊。与农民一起上街游行的，还有亭州电机厂的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声讨的内容还有“冲打国营工厂”和“破坏农业学大寨”。
告诉他这情况的，是小汪，曾经协助他给“工红”办报的青年工人。小汪来到他的小屋，是偶尔路过来看看他，于是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说，死了一个农民，这个人不是西郊刘庄的，是东郊马庄的，昨天晚上正好到刘庄会朋友。我们这边的人冲到刘庄去，刘克成也去的，他身边跟著两个人，都有枪，相当于警卫员吧，其中一个叫王大头。看到前面有两间屋，门虽关著，门缝里有灯光，他就一枪打了过去。这家伙亏他还当过兵，做事也这么麻木。一枪打过去之后就把门一脚踢开。只见一个人坐在铺上不动。上前一把揪住，说，下来，问你话！这一揪，才发现那个人死了，正是中了刚才的一枪。子弹穿过门，正好打中了那个人的心口。从外面大字报上说的看，那是生产队的公房，这个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过夜的，想不到这样无辜地被打死了。大字报上说我们杀害了民兵排长，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被打死总是不行的。死者家属披麻戴孝在游行队伍里走在最前面。
他一听，直如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他问，那刘克成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小汪说，怎么处理的，我没听说，我看到几个头头在那里唉声叹气的。
他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要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他说，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了一个人，还算是侥幸的，死三个人都有可能。但是，你说得对，这样打死人是不行的。这事情是太被动了。他们天天想扭转被动，结果越来越被动。
小汪也说，是啊，五个学生被他们抓走，就应当去找军管会出来说话，而不应当组织人马冲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还带著手雷手枪这些武器，就没有想到会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点脑筋也不动，“攻打鹊湖”的教训不吸取。
他想，真是旁观清，刘克成哪里想到他的司令部里一个普通工人比他头脑要清醒些呢？虽然刘克成也是普通工人，但这时在“工红”里面所处地位是领导者、决策者、指挥者。真应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下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他似乎是无端地放心不下这件事，于是就主动地去找姜顺堂。姜顺堂对于他主动来谈谈，很高兴。他说，你很忙吧？姜顺堂说，你这就开门见山了。刘克成他不让我们闲啊。上次跟你说的，刘克成现在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到处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认他们势力大，应当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我这句话，现在进一步得到验证。他们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还给我们发来所谓《通报》，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好像天下是由他们来主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啊哈，是他们。对我们军管会，他们目中无人，实际上不承认我们就是目前的政权，不承认毛主席党中央是依靠我们，团结和解决他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他们口口声声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这是紧跟吗？可以说，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了。但当然，他们是群众，绝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但他们现在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这是从另一种角度，从极左的角度，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但说来说去，他们还是群众，我们只有耐心做工作。毛主席的视察讲话，对他们也是苦口婆心，我们不能著急，著急了，我们就会犯错误，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缩手缩脚。他们关于常委问题的《通报》，我们军管会党组研究了，当然不能跟他们来硬的，只有来软的，就叫做因势利导吧，我们给他们做了电话回復，肯定他们朝著大联合三结合方向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大联合的面还应当扩大，不能只是一派的大联合，要实现全市两派的大联合才行，也才能实现将来的三结合，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要歷史任务。你看我们这个答復如何？
他说，很好很好。
姜顺堂说，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文字游戏，目前还无法拿出具体措施，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也没有必要立即就派军代表什么的参加进去，这不适合。这个问题将来要在我们军管会主持下来办；是不是让两派有代表来参加，都得考虑，要请示上级。目前他们也无非是让常委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他们不可能对常委们说，你们将来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支持我们呀，他们不好赤裸裸的这样说，对不对？
他点头。
姜顺堂说，所以我们也不著急，随他们去，暂且不理。问题是他们目前的情况，让我倒很为他们担心。我很想找刘克成谈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姜顺堂说著时看著他。他略微点头，其实他已经这样想过，不过话从姜顺堂嘴里说出来，他的感觉就有些不同。
姜顺堂说，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你暂时要给我保密，因为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时候未到嘛，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他静候著，等待姜顺堂把暂时不可公开的重要情况告诉他。
姜顺堂说，有两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说实话，从我个人情感上，我很气愤。第一个事情，我得到情报，或者说是秘密举报，打农机厂时，他们所说的那个弹头，是伪造的。
他一听，脸热心跳起来，因为这情况他已经是知道的了，是林集告诉他的，而他没有对姜顺堂说，似乎成了一个“同谋犯”或犯了“隐匿罪”似的。他镇静著，依然只当不知道这回事。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派了特务，或是收买了什么人，而是他们内部有人良心发现，觉悟过来，出于正义，出于自身的考虑，暗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群众是不断分化的嘛。
他唯有点头。
姜顺堂说，如果说这件事还够不上犯罪，还能用派性恶性发作去理解和原谅，那么，一月三日晚上冲打刘庄和电机厂所发生的人命案件，就进一步触犯了国法天理，就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
他想就他所知的说，那是误伤人命，不是故意要打死人，但从谨慎角度，他忍住没说，只听姜顺堂说下去：
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但其实街上大字报已经反映出来了。电机厂“红旗派”贴到大街上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案情报告。那个被驳壳枪打死的农民，是东郊马庄的一个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他是到刘庄去有私事的，他与两派斗争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子弹确实是从门外打进去，然后击中了这个正好坐在铺上倚在墙上休息的农民，这可以说是误伤人命。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了子弹之后，有人又在伤口上扎了一刀，企图伪造现场，造成是刀杀的假象，为以后逃避追查做伏笔。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上这一刀，并不能去除枪击的痕迹。问题在于，万一这个人在中枪之后，还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呢？他们不是把四个炸坏了手的人员及时送进了医院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误中了枪弹的人也及时送医院呢？哪怕救不过来，话也好说些呀。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反而是什么人赶忙又扎上一刀，以造假象。后来，果然有了谣言，说死因是“图财害命”。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并且，刘克成就在现场，就是他身边的人干的，而他当时没制止，至今一声不吭。保护罪犯，不向我们报告。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有连带责任的，并且，现在还容许或指使写出掩盖事实真相的大字报，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不行的！我们的法医已经写出了验尸报告，在死者的脊柱骨上找到了弹头，而死者棉袄上的弹洞虽然被刀扎时有所改变，但子弹旋转而进的痕迹仍很明显。还有一道程序有待以后去做，就是要得到他们在场人员手中的短枪，包括刘克成手中的，要把短枪和这颗弹头送到上海去检验，看看是哪一把枪打出的子弹。然后还要问那一刀是谁扎的？案情就会全部弄清楚，就可以定案了。但现在还要耐心等待，不忙著宣布。刘克成那个警卫员，将来是以故意杀人定罪，还是以误伤人命定罪，就要看那一刀是不是他扎的。如果是另一个人扎的，这个人也跑不掉。但我们现在不抓他们，现在不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混乱，让他们继续表演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条》“文斗”的要求去做的，不论其观点如何，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违反《十六条》，搞武斗打死打伤人、造成国家人民财富重大损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算账怎么行呢？算这些账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就有《六•六通令》，那也是必须执行的。我们没有通过算这些账来否定“文革”的意图，因为这些情况有的虽然严重，但无损于开展“文革”运动的伟大意义嘛。只要对照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就可以知道刘克成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中央要求有多么的远了。他们一直说大方向是对的，好像大方向对就能代替一切原谅一切，其实现在他们的大方向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元旦社论就是大方向，他们遵照了吗？他们实际上是违背和对抗。他们的大方向早就不对了，不是今天开始的。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他们对不起毛主席。他们这头野牛，是一定要降伏下来不可的。虽然情况这样不好，但同时也说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好就是好，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他听著，背后沁出冷汗来，心里为刘克成他们跌足长叹。
直到从公安局出来，回到家中，他都抑郁著，为了刘克成他们而有一股排解不去的忧愁和惋惜，同时也为那个农民感到无辜和不幸。另外，还为一切的一切感到非人力所能掌控。所谓因势利导者，真得有天地一般的胸怀和能力啊。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和感慨揪著他的心。乔丽发现他神情抑郁、神思恍惚，问他，他说，街上大字报反映出来的情况不好啊。乔丽说，是的，我也听说了。在家里，他就不再谈这个事情，而乔丽也到了临盆的日期，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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