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末路
——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于坚
一
2007年11月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鲁迅故乡绍兴颁奖，云南省低俗诗人于坚的新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诗歌奖。于诗人的获奖感言是：“鲁迅是最坚决的变革者，也是最杰出的作家。谨此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最不缺的是文化人，尤其是诗人。诗人们不干了，说，不对呀，于坚不是靠辱骂鲁迅起家的么，脸子怎地变得比四川耍把戏的还快？《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上白纸黑字写着：“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才几年光景，“鸟导师”一下变成了“最坚决的变革者”，“最杰出的作家”而要表达对他的“敬意”！赌咒发誓追求“非诗”，“无用诗”，追求“诗本身”，欲要“文章为天下立心”，期待“肉身得道”的于诗人，不会为了区区一个鲁迅文学奖自贬身价，“为五斗米折腰”吧！何况整本诗集格调低下，语言粗俗，除了口水就是废话，甚至还收有三首不堪入目的下流作品，即《狼狗》、《性欲》、《黄与白》，写撒尿，写肉欲，写手淫。这样的东西即使在星月无光的暗夜都让人耳热心跳，又是如何登上大雅之堂，如何得到中国文学最高奖项的呢？
诗歌奖评委会主任谢冕这样回答愤怒的诗人：“这几首诗虽然不好，但只是表达特定时期少年青春期某种程度的变迁，实际上是对当时‘文革’社会环境的一种暗讽，不应影响对于坚诗歌成就的总体评价”。又说：“于坚写了很多诗，有的并不使人喜欢，但他这次参评的是个洁本。”又说：“于坚是口语化写作的代表。”至于辱骂鲁迅者获鲁迅奖是否滑稽，他不说。一位名叫宋世安的于坚粉丝说了：“所谓的‘毒骂’其实不过就是一句真话……，于坚发表这则所谓的‘毒骂’，非但不是对鲁迅的不敬，相反是对先生精神的一种践行，他敢于对前辈的叩问和质疑——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
瞧瞧这逻辑！讲真话就不能批，即使这真话是混话、脏话、屁话也不能！在这些人看来，鲁迅精神是什么？不就是“绝对的批判”即一个“骂”字吗？鲁迅骂成大师，我如法炮制，正是践行先生的精神，也可以借骂扬名立万。“立万”是什么？查查辞书去！什么，辞书上没有？上百度去！百度也弄不清？唉，还是我告诉你吧！“立万”，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嘛！先驱容易变成绊脚石，鲁迅是先驱，鲁迅也会变成绊脚石。多简单的道理，怎么恁是不懂呢！既然骂，就得捡最大个的下手，才能造成轰动。在物欲横流、头脚倒置的时代，小人物成名的秘诀就在这里。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网络红人凤姐在餐桌上一边敞开肚皮胡吃海喝，一边对记者神吹：鲁迅的文笔没我好！无独有偶，大凡混迹于文坛或者预备混迹于文坛的好汉无一例外辱骂过鲁迅，糟蹋过鲁迅，那劲道，那气势，比起于坚，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二
什么是“表达特定时期少年青春期某种程度的变迁”？青少年时期变迁多得很，比如思想变迁，身体变迁，受真善美熏陶的变迁，被假恶丑毒害的变迁等等。有的变迁可以拿到太阳底下说，有的则不能。比如衣服原从遮羞布起源，这块布就不能在大众广庭中拿掉。昨天网上有一个视频，一无聊男子赤身裸体跑到蛋糕店消费。服务员请他出去，他反问那女孩：你没有裸体过？女孩回答，裸过，是在家里洗澡间不是在大街上！
所谓“实际上是对当时‘文革’社会环境的一种暗讽”，这简直就是一张诗霸脸孔，巡捕作风。谁不知文革是禁区，拿文革堵嘴，无异祭起索命追魂之番天印：你有意见？你是哪个单位的！
什么叫做“口语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的代表就够资格给个“鲁迅文学奖？口语（“化”字很口水）写作如果是指通俗写作或者白话写作，那是从《诗经》就有了的，并非于坚的发明。而使用口语（白话）写诗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始，就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问题是，口语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讲，有各种各样的口语，有文雅的口语也有粗俗的口语，有精炼的口语也有拖沓的口语，有幽默滑稽的口语也有低级下流的口语。从美学观点看，拖沓、粗俗、低级下流的口语一般不能进入文艺殿堂更不用说入诗了。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里的野牛壁画，是二万五千年前石器时代的人画的，壁画展现牛的强壮和凶悍，以衬托狩猎者的勇敢和智慧。他为什么不在牛蹄下画几堆牛粪？为什么不画被杀死的牛裸露的内脏？相信这些东西当时随处可见，比一头活牛更“现实”。原始艺术家们知道不能，他们不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不美。中国文学也一样，李商隐写“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今天看来很平常，当时论者犹以为语涉猥亵。即使小说野史，不得已写到隐私，要么以“那话儿”、“私处”等词暗喻，要么一笔带过，不许见诸笔墨。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还应该加上一条：美丑之心，人皆有之。这里所谓“人皆有之”，绝非于坚所说，因为“心是先验的”，所以大家在娘肚子里就知道“他妈的”是坏话。而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得来，并一代一代传到今天。作为“鲁迅文学奖”评委，谢冕先生对千千万万优秀诗歌视而不见，偏偏对于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情有独钟，其灵魂之扭曲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谢冕何许人也？恕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网上百度一下，出来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年龄上讲，我应该尊重他，就像尊重所有的老人。从头衔上讲，却不敢恭维。现在教授、博导多如牛毛，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多少是于诗人所说的“鸟导师”，鬼才晓得！照理，一位过了“不逾矩”年龄的老人，也应过了因“看见被批斗的女教师掉出来的乳房，下面便要喷射自制的橡皮子弹”（于坚《性欲》）之青春勃起期，诗观自应更加温柔敦厚才是。没想到其思想解放程度，竟先锋到“洁本”，“脏本”那里去了，完全可以与臭名昭著的性博士李银河女士媲美！
翻翻谢老先生的历史，原来辉煌得很：三十年前蜚声诗坛的所谓“三个崛起”，先生乃首席崛起者也。所谓“三个崛起”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人分别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文，为诗坛涌起的一股未名暗潮推波助澜，人称“三个崛起”。三人中，谢冕起的作用最大也最坏。他说：“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一些看似古怪实则新异的诗篇，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正是由于这些“诗歌理论家”的兴奋，备受争议的朦胧诗之后，又“崛起”所谓“第三代诗”（或曰“先锋诗”）。其全盘接受西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实用主义人生观，盲目照搬西方诗歌观念和诗歌形式，背离中国诗歌歌颂真善美、鄙弃假恶丑，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背离中国诗歌一百多年来肩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不承认光明与黑暗、美与丑、崇高与邪恶的对立，高喊反崇高、反英雄、反抒情、反传统，甚至反诗歌的口号，走上一条没有光明，没有前途，真正的不归之路！本文标题所说的“新诗的末路”，指的正是这批人和他们创作的所谓先锋诗的末路。真正健康向上、与国家人民利益紧密相联的新诗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在同伪诗的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以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滚滚向前。
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有着广大群众加入的新诗创作大潮，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平台，成千上万满含激情满含爱心的诗歌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不乏形式内容皆称上乘的作品在群众中间广为传诵。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诗歌虽经于坚一类无良诗人长期摧残，却依然保存着健康的基因和旺盛的生命力。于坚们却对此深恶痛绝，他说：“去年地震时期的写诗热潮，再次证实了诗人们对“有用”的渴望，这是最近十年当代诗最危险的倾向。”听听，当灾难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的时候，人民群众表现出极大爱国热忱实在最危险，只有麻木不仁，心如死灰才正常！都“他妈”热血沸腾，都“他妈”去写诗，都“他妈”追求有用，中国诗歌还“他妈”有救！如此阴暗卑劣，如此丧心病狂，比之“纵做鬼，也幸福”之类不知要堕落多少倍！
三
2009年4月25日《华夏诗报》头版刊登山东一位叫韩庆梅老师的文章《救救孩子》，对《当代小说》登载于坚的淫诗，以及有关单位授予他鲁迅文学奖表示强烈愤慨。文章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将批件下发中国作协。中国作协这才如梦初醒，答复韩庆梅老师说：“你的《救救孩子》已有结果。你为文学做了件大好事，你为纯洁青少年成长环境做了件大好事，中国文学和孩子们的家长都要感谢你。”又说：“第四届鲁迅文学诗歌奖公布后，社会反映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读者对于坚《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中几首诗作提出了批评，对其得鲁迅文学奖提出了批评……韩庆梅老师以及一些读者的批评是正确的，是对鲁迅文学奖的关心和爱护，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示。现在回顾总结，我们认识到，作为具有崇高荣誉的全国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定要注重其导向作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可有丝毫的疏漏。于坚的这几首诗作，的确格调不高，文字粗俗。这件事反映了我们评奖的组织工作尚有缺欠，主要是在投票前引导评委统一认识方面，工作做得不深不细。这些都需要吸取教训，在今后评奖工作中切实加以改进。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文学评奖及其他方面工作进行监督批评。”虽是奉旨表态，奖却不肯收回，原因嘛，二个字：“棘手”。似乎发出去的奖也如嫁出去的姑娘——泼水难收！而真正的原因则是作协中某些人正是低俗诗歌的始作俑者、鼓吹者和受益者，否定于坚就是否定自己，否定低俗诗歌就是否定他们几十年的文学生涯，哪怕打死，也决计不肯就范的。
“救救孩子！”这一撕心裂肺的呼喊记得曾出现在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或者说，鲁迅是最早的呼喊者。鲁迅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
如果说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救救孩子”是近乎绝望的呼喊，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救救孩子”便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诉求。鲁迅时代的孩子好歹还有封建伦理道德那一套假仁假义的东西约束着。今天的孩子从心灵到肉体全部处于不设防状态，任凭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低级下流的，阴暗颓废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侵凌摧残，征服蹂躏。令人发指的是，所有这些罪恶全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全都发生在母亲们的眼前！
鲁迅把几千年封建社会看作吃人的社会，他有资格这样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国学造诣深湛，且亲历旧营垒许多惨痛，他说的人们信。于坚们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知识，更没有亲历，却妄批鲁迅，说以前那社会好得很，怎么吃人啦？你说信他还是信鲁迅？过去封建礼教吃人，高桌子矮板凳，正襟危坐，钟鸣鼎食，毕竟讲究点吃相。眼下堕落文化吃人，却如野狗一般，呲牙咧嘴，茹毛饮血，一派狼藉！请看看充斥于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网络手机上那些俗不可耐污七八糟的东西吧，难道不是足够我们这个民族死上一百回吗！韩庆梅老师在信中写道：
“我不禁想起曾流传在校园的黄色歌谣：“床前明月光，疑是鞋两双。男女抱成团，声声直喊爽……”我终于明白，怪不得学校屡禁不止，好多同学竟相传阅吟诵，并以此为时尚，有的还进行改编冠以自己的大名来哗众取宠，那颇为自豪的神态仿佛一下成了诗人，其实都是来自于坚之类写下半身诗人的影响！于坚的淫诗尚且能获鲁奖，那些黄色的歌谣在校园里流传又何足为怪？！”这是一个母亲的谴责，世上难道还有比一个母亲的谴责更为严厉的谴责吗？
四
批评于坚是件很痛苦的事：你不得不硬着头皮翻检他那肮脏龌龊的垃圾箱，阅读那些腐烂变质的“作品”，饱受熏蒸不说，浪费多少宝贵时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反击这些文坛流氓，任其泛滥，任其霸占主流话语权，不光文坛、诗坛被弄得乌烟瘴气，整个社会都会被搞得臭气熏天！
于坚向以诗人自居，以大诗人自居，他和他那些臭味相投的哥儿姐儿们互相吹捧，互相采访，互相“运作”，他们没有遵照谢导师的指示崛起却不可救药地到处“勃起”。最近，下半身诗人杨黎要出一本诗集《五个红苹果》，于坚赶忙写文章为朋友吹嘘：
“我于1986年的秋天在成都杨黎家中见到杨黎。一见我就喜欢他，他是天生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人，是诗歌之魂派到世界上来找回它的失者的使者之一。这种人不多，在中国少于五。这个国家，对诗毫无感觉而又拼命要写的人真他妈多啊，可怕的传统，像海洛因一样害人。……从1986到2010，杨黎就做了两件事。一，打炮。二，写诗。隐居于打炮，得闲写诗。真他妈牛逼。”（于坚：“谈杨黎的苹果”）
“打炮”即嫖娼，杨黎新诗集中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打炮”，写嫖娼细节污秽不堪。写诗用不了多少时间，特别是他们那种口水废话诗。二十四年！除了写诗就是嫖娼，以嫖娼所获灵感写诗，用写诗赚的钱嫖娼，整日就在这两件事上打转转，自然除了下半身，再无别的东西可写。
于诗人说：“天生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人，在中国少于五。”少于五是多少？零？一？二？三？不会多于四。于坚和杨黎占去二个，剩下二个名额给谁？我想，谁也不会要，除非留给他们自己。
于坚说：“文艺晚会经常朗诵的裴多芬“我愿意是激流”，很一般啊，我以为与当代新诗达到的水平那真是差得太远。”什么就“很一般”？什么就“差得很远？”你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达到怎样的水平？文学作品得以流传正如大浪淘沙，在淘汰了无数沙子之后方才留下真金。我相信，一百年后，裴多菲这首诗还会被传诵，于坚前无古人的大作却一定腐烂得不知去向！于坚自视太高，却更彰显出他的浅薄，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褒贬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
贺敬之先生在《贺敬之谈诗》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件事：“某年某月在某地开诗会时，一位青年诗人站起来说：中国新诗就从今天开始，从我开始！”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新诗还在，这位口气比蛤蟆还大的诗人在哪里？他那首开天辟地的杰作又在哪里？或者真如于坚所说，全都集结到屎尿也就是“道”那里去了？
于坚最近抛出一个谈话一篇博文：《新诗应当尊重它的成熟，不能总是一场场青春期的胡闹》——答河南大学程一身问（2009年10月14日）及《道成肉身》——最近十年的一点思考（于坚博客2010年3月）前者试图拉闻一多先生大旗作虎皮，后者阉割马一孚先生观点为己用，手段都非常拙劣。
五
新时期，随着创作环境相对宽松，一批所谓“离经叛道”的青年应运而生。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面前摆着二条路，一条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一条是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引进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面临选择的不光是党和政府，还有每一个能够思考的公民。因为国门已经打开，影响和冲击必定全面而且深刻。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好奇心使他们对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而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身不由己地投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怀抱。《淮南子·说林训》中说：“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逵路，歧路也；练丝，白绢也。十字路口，弄不好便南辕北辙；白色丝绢，很容易污染变色。有着坚定意志，能够出污不染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先贤们要哭。
于是中国的先锋诗人诞生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错觉，就是以为凡是没见过的便是新的，凡是合自己味口的便是好的。过去那一套革命呀，人民呀，国家呀，真善美呀听得耳朵起了茧，早就厌烦了。他们渴望出名，渴望获利，渴望实现个人价值，于是另类，于是反叛，于是决心闹出点令世人瞩目的动静。这就是他们的心态，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与其说是开拓精神不如说是投机心理。他们这样为新中国诗歌史断代：“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第一代是最坏的，那个时代的人“自我，个性、乖戾、极端”，产生的诗歌“泛政治化”，“ 雅驯，僵化令人窒息”，“总是跳梁之辈在表演。”（于坚语）第二代朦胧诗也不行，朦胧诗虽然离经叛道，却没有摆脱理想主义的桎梏，不是真正的诗。
只有他们先锋诗人主张的“非诗”才是真正的诗。先锋诗又有诸多异称：“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等等。主张中国新诗要西洋化，口语化，非诗化。西洋化即译诗化，口语化即口水化、废话化，非诗化即摈弃诗歌全部固有规范，随便写，撒豆成诗。1984年，于坚等人在南京成立“他们文学社”，出版《他们》杂志。网上对这一流派的评价是：
“由于顺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势，这一诗歌派系得到迅速生长，在十余年时间里一直人丁兴旺，其代表人物长期把持诗歌权力，与稳居京城的知识分子诗人一起，瓜分了诗歌流通的大部分资源。他们以反崇高、反价值、反文化起家，强调诗歌回到当下、回到现场、回到日常，有一定的欺骗性，这也是它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开启了向下的闸门而又拒绝批评的制衡，为最终垮掉埋下了伏笔。这些诗人从精神的高地撤退，到下半身、再到垃圾派，诗歌被彻头彻尾色情化、垃圾化，成了资本的宠儿和大众消费的弄臣。是向资本和权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投降，是一次最彻底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
在此种思潮引导下，“剑走偏锋”的弄潮儿们会拿出怎样的杰作以飨读者呢？
六
且看于坚的成名作《尚义街六号》，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这些人聚在大杂院里干什么呢？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打开烟盒打开嘴巴//打开灯//……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纽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空荡荡的大厕所//他第一回独自使用//……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
这就是于坚所说的“回到当下、回到现场、回到日常”，是他践行“诗到语言为止”的具体表现。读者要问，这是诗吗？没有韵脚，没有节奏，没有句式，没有提炼，除了分行挂起，算是勉强披了一张诗的画皮。如果这也算诗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分行挂起，都可以称之为诗。比如，上菜场买菜，问：白菜多少钱一斤？答：二块。问：一块五卖不卖？答：不卖。一块六？一块八！行，来二斤。分行挂起即：
白菜多少钱一斤？
二块。
一块五卖不卖？
不卖。
一块六？
一块八！
行，来二斤。
比起于坚的《尚义街》，这一段对白也许更有资格称为诗，因为起码不脏。但哪一个读者会承认它是诗呢？如此鸡零狗碎、无油无盐的劳什子，只要在几个晒太阳的老太太旁边站上五分钟，听到的保准比他憋三天憋出的精彩十倍！如果问他，你写这些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什么？他一定会眨巴眨巴眼睛，诡谲地说：我什么也不想告诉。读一首诗就想从中获得什么，诗如果能做到，诗就是“有”，就是“功利”；你想获得，你就是“有”，你就是“功利”。而“有”，“功利”都是世俗的虚幻的，不是诗的真谛。“诗是无的守护者，不是虚无的表演者”（于坚），真正的诗追求“无”，我的诗什么也没有，读者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才是真正的诗啊！
七
再看他另一首“名作”：《O档案》，其中一节：
“2 物品清单//单人床1张 （已加宽两块木版 床头贴有格言两条//贝尔蒙多照片1张 女明星全身照1张）//写字台1张 （五抽桌 半旧） 内有：信纸 信封//日记本 粮票 饭菜票 洗澡票 购物票//工作证 身份证 病历本 圆珠笔 钢笔//狼毫 羊毫 梳子7把 钥匙27把//（单车钥匙 暗锁钥匙 挂锁钥匙 软锁钥匙//铜钥匙 铝钥匙 铁皮钥匙各多少不等）//坏的国产海鸥表1只 电子表两个（坏的） 胃舒平1瓶半//去痛粉20包 感冒清1瓶 利眠灵半瓶 甘油1瓶 肤轻松//零散的药丸 针剂 粉 膏 糖衣片 若干//方格稿纸3本 黑墨水1瓶 蓝墨水1瓶 红墨水1瓶//风景名胜纪念章7枚//……”
全诗282行，5600多字，从头到尾全是这些东西！于坚得意地说：“《O档案》有非常大的象征空间，‘泰山压顶式’的空间的形成，恰恰是我最直接地使用了语言。这需要创造一个场。此诗的英语翻译者说翻译过程中他很压抑，一直在噩梦中似的，这是因为他进入了这个场。”于坚们最大的长处即是自吹自擂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此等“诗”中国人读来都想自杀，何况外国人？能不压抑？能不噩梦？于坚却以为是他的“诗场”发挥了作用，外国人着了道儿，灵魂深处发生共鸣，以为远隔万里，居然觅到知音，真的好傻好天真！过去只听说气功师以“气场”骗人，想不到“诗人”于坚也会装神弄鬼！于坚所说的“非常大的象征空间”无非想说他的《O档案》隐喻共产党政权对人民控制太严，不人道，不民主。西方多好，自由民主，月亮都比中国圆，那你可以到西方去呀，西方可是连指纹也要存档的！你在中国坐飞机至少不用脱得像Hooters餐厅的女招待。在美国机场，X机一照，不要说上半身下半身，刚吃进去的麦当劳薯条都给你照得一清二楚！于坚口口声声“拒绝隐喻”，主张“A就是A，不能拐弯抹角说A是B，好啊，你要当美国的跟屁虫，以为中国不民主，没人权，你直说呀！何必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弄出5、6千字废话隐藏天大个主题，万一美国人看不懂岂不白忙活啦！对这样的一堆废话，读者的厌恶和抵制是理所当然的。于坚自己也承认：他们那些东西“在公众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成为少数圈子孤芳自赏的游戏”。
八
但于坚还要“救赎”。他在闻一多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捞到了一根稻草，这就是先生1943年发表在《当代评论》上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于坚在“问答”中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提出‘非诗化’观点。”闻一多是如何“非诗”的呢？闻一多说：
“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这样做法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多少人已经做过，只是不大彻底罢了。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术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
众所周知，闻一多先生是新诗格律化最早的创导者。早在1922年，闻一多先生因痛疾五四以来新诗创作中“散而无章”、“盲目西化”之弊病，首先举起新诗格律化大旗，执意给信马由缰的新诗戴上笼头，配上鞍鞯。1925年，在写了六年新诗之后，反思中的闻一多先生作旧诗一首：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鴂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大意是：
六年写诗学洋人，诘曲聱牙很伤神。
还是祖宗东西好，做首旧诗格外亲。
1926年闻一多发表著名的《诗的格律》一文，认为：新诗必须遵循艺术规律, 其美学追求在于诗人征服工具的快乐, 其艺术指归是在限制中完成艺术创造, 作用于实践则是提高新诗的艺术水准。他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又说：新诗运动初期，许多白话诗人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其基本主张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结果造成非诗化倾向, 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他说：“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这样讲来，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得对。”且看他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所作的实验——《死水》（1926）：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索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俊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首诗基本具备闻一多先生主张的诗歌三美原则：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拉丁语写诗能否做到这三美我不知道，英国的十四行诗也许行。但从整体讲，拉丁语肯定不如汉语。拉丁字母和汉字都由象形字进化而来，因进化方向不同导致物种不同。拉丁字母符号化而汉字艺术化。符号简捷艺术形象，各有优劣，汉语承载形象思维的能力却比拉丁语强。汉语诗通过耳朵、嘴巴、眼睛三维地与心灵沟通，好看又好吃。特别是建筑美，只有汉字才能做到最完美。于坚们自恋得发狂的《尚义街六号》，《O档案》中，能找到这三美吗？找不到。话说回来，我也并非主张新诗定要写得如豆腐干样整齐，真要那样，便连格律诗的改革者长短句也不如了，岂不开了倒车！但节奏一定要讲究，韵律一定要优美，诗的基本要素总不能丢弃。
九
有人认为，《文学的历史动向》是对先前格律主张的否定，事实并非如此。闻一多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是对新诗形式（诗体、诗的属性）的革新或者说创新，是从艺术的或者说技巧的角度切入，目的是要扭转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散文化”，“口语化”，“无韵化”等等背离诗歌基本特征的非诗化倾向。而《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所要阐明的是新诗的受众层面或者说归属问题。他说：“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中国传统诗歌从本质上讲是贵族士大夫的专利，是统治阶级赖以与民众隔绝的藩篱。这种隔绝并非只表现在旧体诗的形式（格律）还是表现在它的内容（为谁服务）。文言和用典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平民百姓不啻天书，封建士大夫也凭此骑在人民头上心安理得地做治人的“食于人者”。小说戏剧不同，它本来便是下里巴人的艺术，市民阶层的娱乐。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通俗易懂的对白唱腔，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闻一多要求新诗向小说戏剧学习，就是要使新诗走平民化道路，所谓“不像诗”是指不像长期被统治阶级所独占的诗歌即旧体诗，亦指不像某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新诗人关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所谓“纯诗”。至于“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所说的“无限度弹性”，“无穷的花样”，是指新诗一旦与现实生活结合，一旦为广大群众接受，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变化和创新，用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你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否！闻一多原是典型的士大夫学者，又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此时（1943年）已经完全站到人民立场，成为一名自觉的新民主主义斗士。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早在一九三八年，长沙临时大学撒往昆明，他和其他一些教师同学组织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二个多月时间，通过与最底层人民的接触，加深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了解。特别是沿途不断听到当地人民对共产党红军的赞颂和怀念，以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视和痛恨，过去不熟悉的共产党在他心中逐渐树立起崭新的形象。到写这篇文章之前，他与共产党已经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并通过和他联系的共产党员阅读到许多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尤其认真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现了由国家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他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去革命圣地延安，只是因为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才未能成行。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这篇文章。（见李实之：《纪念闻一多逝世四十周年》）。
至于说阮籍、陈子昂、孟郊，华茨渥斯，惠特曼等人曾写出不像诗的诗。外国的我不知道，中国这几位，阮籍八十二首咏怀乃正宗汉魏五古。陈子昂的《感遇》也很正宗，即使有名的《登幽州台歌》也押着韵，没有什么地方不像诗。有人（如艾青先生）说它不押韵，经吕树坤先生辨正其实是押韵的，“还非押先秦古韵，而是近体诗常用韵，即‘马’这个韵部。”孟郊不做格律诗，专写五古，很正宗。闻一多先生是大学者，岂能不知道这些！他的意思是说阮籍们的诗与前人比起来，从内容看，有着很大的创新，所谓不像诗，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事实上，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引下，解放区诗人深入斗争，深入生活，坚决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创作了大量思想健康，内容深刻，贴近生活，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解放区诗歌在某些人看来，下里巴人，土得掉渣，不像诗。但正是这些土得掉渣、不像诗的诗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赢得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十
于坚们当然不了解这些！他们从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急功近利而不肯脚踏实地，腹中空空又不愿刻苦学习，总想抄条“中南绝径”（于坚语。“绝”，应为“捷”）从诗歌中找到“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快速加入先富行列。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曾经像骂鲁迅一样骂闻一多先生，说什么“闻一就嫌多，一个也不闻才好！”却又满不在乎地从闻一多文章中翻出“不像诗”三个字，以为找到了“非诗说”的理论依据；看到“无限度弹性”一句，就以为找到了伪诗的防空洞。这可真是“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也！
闻一多先生说：“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于坚们则说“诗到语言为止。”“语言”是一个综合概念，有雅的语言，有俗的语言，有美的语言，有丑的语言，有外语言，有中国语言，有原生状态的语言，有经过提炼的语言等等。如果说“诗到语言为止”是指不经过任何选择、提炼，不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只要是语言，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腥的臭的，拿来就用，立等成诗，那么只要识字者便都可称诗人。于坚们又不干了，他们发明的“真正的诗”一出笼便重任在肩，注定要“为天地立心”！像他那样“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天才全世界少于五。都“他妈”来写，岂不亵渎了诗人的名誉！于坚们的逻辑是，尽管诗如杂草，遍地都是，但只准“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他们才能采撷，才配提笔！别人来写便是“真他妈的！”天哪，除了黑社会，世上还有比这更霸道的事吗？
于坚所谓“口语化写作”说穿了是因为不会使用语言，请注意，是不会，而不是“不屑”。他要写“非诗”之诗，是因为压根儿就不知道诗为何物。不知而皆知，不懂而全懂，因为他是“天生对诗歌有着准确直觉”的四天才之一！他曲解闻一多先生“非诗“的原意，把前辈对于新诗“非诗化”的忧虑说成是倡导；把诗歌向小说戏剧学习，去贵族化趋平民化主张说成对传统的拒绝和摈弃。难道小说戏剧不是传统？你把新诗与传统彻底割裂，难道新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故意把“思无邪”说成是“诗无邪”，忽悠稚嫩的青年。于坚说：“诗无邪，这个邪指的也是你不能虚构，天人合一，你的诗得有大地、经验的证实。证实不是实证，这是中国诗歌的微妙处，齐白石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想象不是虚构，想，但有‘象’管着，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这一通语无伦次的议论倒真让人“恍兮惚兮”。孔子说“思无邪”是就诗歌创作内容和动机而言。孔子那个时代做诗与功利无关，但与社会风气有关，与善恶正邪有关。孔子删诗，三千取三百，十分之一而已。被删掉的是些什么诗？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郑卫情诗恐怕占有相当比例。比如于坚们的《性欲》、《打炮》之类，落到孔子夫子手里肯定要被绝杀。齐白石先生也不必再作画，因为中国画本来就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买台数码相机就行，且不能睁着眼睛取景而要闭着眼睛乱照，这样才能得到“大地、经验的证实”，才能得艺术之微妙。
十一
于坚们是很脏的，基本属于社会渣滓一类。没有拿奖时骂娘，欲拿奖时捧娘，拿完奖接着骂娘。据说中国作协因抗议声太大，曾派人去于坚单位调查，单位以云南出个名人不易，本位主义作怪，竟违心地证明于坚乃良民一个。组织上的话是一定要相信的，于坚的私盐便成了官盐，黑钱洗成了白钱。虽然骂声依旧，却只当不知，背上插了鲁迅文学奖大旗，天南海北游山玩水偷着乐。这正像极了北宋那位厚脸皮官员邓绾：“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鲁迅奖既然跑不了，孙子也不必再装，流氓嘴脸再不露了出来憋也憋死了，于是接着骂鲁迅。于坚在博客中写道：“鲁迅是个耶稣式的人物。”耶稣是什么人物？是教主，通天教主！这种话鲁迅在世时就有人骂过。
陈源即陈西滢就是那位中法建交后仍赖在“中华民国驻法国大使馆”不走，被法警强行掖出的老头，1926年撰文攻击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鲁迅生前寂无一声，鲁迅死后即泼妇骂街之苏雪林女士，也曾躲在台湾国民党残余的裤裆里攻击逝者：“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这些人曾与鲁迅同时，爱恨情仇，毕竟事出有因。于坚读过鲁迅几篇文章？对鲁迅了解多少？为了炒作出名，竟也蚍蜉撼树，桀犬吠尧。他说：“他（鲁迅）为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绝对的批判。说明变成了解释，赞美变成了批判，肯定变成了否定。从鲁迅开始，诗经中国进入了圣经中国。”他不说“尖酸刻薄”而说“绝对的批判”，不说“颠倒黑白”而说“说明变成解释，赞美变成批判，肯定变成否定”，将“乌烟瘴气鸟导师”改为“耶稣式的人物”，将“误人子弟”改为“诗经中国进入圣经中国”，一夜之间“雅驯”了许多，有进步呀！
金子沉甸静卧水底，渣滓轻浮游荡湖面，即使八百里滇池，污染起来也只是一个晚上的事。新时期确实头脑开放，思想活跃，似乎很不错。问题是，头脑开放可以放手干更多好事也可以放手干更多坏事，思想活跃可以为祖国建设民族繁荣出谋献策也可以为达个人目的生出许多缺德冒烟的歪招。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位大人物也说过，打开窗子，空气流通了，苍蝇也跟着飞进来。我们当然不会因为要飞进苍蝇就不敢开窗，但也需加上一层纱窗才好，既通风又卫生。对于坚这样的苍蝇，我们也要加一层纱窗，这就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保证文学这一池春水碧波长在最有效的清洁剂。正如洁净的卧室厅堂不能任由苍蝇臭虫下蛆拉屎，神圣的文学殿堂也不能任由地痞强梁糟蹋毁坏，一切正直的文学工都应该打叠起十二分精神，自觉捍卫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方面，鲁迅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十二
不知谁说过，军阀一旦沦为寓公，常常会去参禅；流氓一旦化为绅士，往往爱谈老庄。于坚非军阀，他手里没有枪，只有一支笔，虽然也打炮，却不是真炮，要不了命。他也雅驯得似乎不再是流氓，手头有鲁奖，书店有大作，国外有译著，国内有吹捧，偶尔还被请去给大学生讲讲课。非军阀亦非流氓，刚刚戴了顶不值钱的诗人高帽，便又是参禅又是谈玄，口口声声要“道成肉身”，感觉很有点滑稽。却又含泪劝告他那些尚未发迹的下半身朋友：“新诗现在应当正视它的成熟，而不能总是一场场青春期的胡闹。”同时为自己的废话诗叫屈：“这个时代缺乏禅意，当代诗歌的禅意被真正地理解为废话。”很有些“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悲壮情怀。
所谓“无知者无畏。”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某流行小说作家面对批评曾破罐破摔地宣称：我是流氓我怕谁！于坚面对如潮批评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出台一篇谈话一篇博文，原想翘起尾巴炫耀其色彩之斑斓，不想如鲁迅先生所说，反露出不洁的肛门。我不知道这位目空一切可与凤姐媲美的大诗人读过几本佛道经典，引经据典竟如同韦小宝满嘴跑舌头，且满纸东拉西扯，语无伦次，叫人不忍卒读而又忍俊不禁。他会煞有介事地告诉读者：“道就是无，就是时间。”当年老子出关，为讲清一个“道”字，绞尽脑汁憋出五千言。庄子为讲清这个“道”，洋洋洒洒写了八万字！几千年来，无数学者苦心钻研，皓首穷经，至今没有一个圆满答案。这位倒好，八个大字解决问题！
他再三强调，“文章要为天地立心”，硬说这是北宋理学家张载的灼见。我倒有些疑惑：张载什么时候说过“文章为天地立心”？张载只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称横渠四句。他偏要在前面加上“文章”二字，以抬高自己文字的身价。在张载那里，“天地本无心”，“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张载是讲究“气”的，以为“有”和“无”即物质之二种存在形式全由气组成。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无心即有心，所谓“立心”，即是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你就是天王老子，不顺应自然规律也要栽跟头。文章算老几，也来冒充中吉普！《左传》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做文章是立言，真要不朽，那文章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呱呱叫。《尚义街六号》、《O档案》之类断乎立不起来，更别说《性欲》、《狼狗》一类的垃圾了。随又翻出一句“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注明乃清末明初学者姚秋园所说，其实为清朝中期戏剧家李渔所讲。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李渔乃才华横溢的戏剧家，骨骼清奇，志向高远，比之于坚，不啻凤凰之于麻雀，梧桐之于蓬蒿，尚不敢以个人好恶亵渎文章，不敢以文章徇一己私利。于坚何人，竟把文章当作妓女随意摆布，化为奸商坑蒙拐骗！居然还给他得逞了！这便是当下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于坚说：“古典意义上的文人就是‘文身’之人”。又在信口开河！“文人”一词最早出于《诗·大雅·江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这里的文人是指文德之人，即周朝先祖召公。后演化为读书能文之人。于坚不知从哪一国三坟五典中得来，竟扯到纹身上去了！
于坚说：“如果从诗经的方向看，那么唐诗宋词就不是诗了。‘关关雎鸠’不会以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诗，太直白。”我怀疑于坚是否真读过《诗经》，《诗经》里面很多篇章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直白得不能再直白，是地道的“口语化写作”。相比之下，李白的诗句才不通俗——你想啊，黄河之水怎么可能从天上来？明明从山上来嘛！
马一浮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诗人和书法家，周恩来总理称赞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他的《蠲戏斋诗话》论中国传统诗歌、诗人诗品极有见解，自己亦是做旧诗的好手。马先生的诗观与于坚们的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整本诗话可以说没有一个字可以被于坚们利用，于坚硬要从中抠出只言片语，大加曲解，不过欲掩人耳目为自己贴金罢了。
马一浮先生说：“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这简直就是指着于坚们的鼻子痛斥啊！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一一列出，无非浪费笔墨，读者有时间可以自行印证。总之，千万不要被此人花拳绣腿所迷惑，碰上一二个认真的，他便立马破绽百出，大出洋相。
十三
早在诗坛暗流涌动之初，贺敬之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诗人）要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对于这一点，不能曲解成否定诗人的主观世界和摈弃艺术中的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诗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自我表现，致使诗人脱离甚至排斥社会和人民。重要的问题在于是怎样的我，诗人不能指靠孤芳自赏或遗世独立而名高，相反，更不会因为抒人民之情和为人民代言而减才。对于一个真正属于人世和时代的诗人来说，他是通过属于人民的这个‘我’去表现‘我’所属于的人民和时代的。小我和大我，主观和客观，应当是统一的，而先决条件是诗人和时代同呼吸，和人民共命运。”（见《贺敬之谈诗》丁国成序）
当然，这些光明正大的道理，对于被西方价值观死死套牢的于坚们无异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的心死已久。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之人是没办法交流的。但我希望血脉中承继了中华民族优秀基因的青年能够听进去，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社会发展，这些金玉良言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无穷的魅力。它会使我们眼更明，心更亮，思想更先进，脚步更坚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自觉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一定能成长为对祖国，对人民负责任的文学工。
20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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