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晨的阳光中，“井岗红卫兵静坐指挥部”一份《决定》的贴出，成了静坐第三天的开始。参加静坐的二百名学生，从早餐起，开始绝食，以表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怎么可能想到学生会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呢？这跟“静坐”一样，本来是只有在历史书本上才会读到、电影上才会看到的事情，本来只会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面前的事情，现在却从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让你吃惊之余却感到既新鲜又可怕。到底搞什么鬼，为什么要在自己建立起来的新国家新社会弄这一套？
学生的一切，都是在模仿某种历史，但至少是在这一时刻，就把市委跟历史上那种腐朽的、无能的、可笑的、反动的“当局”相提并论了，你若不支持他们，你就可能是那样的、或类似于那样的、或暂时就是那样的、或部份地是那样的，总之就是那样的。他妈的，他们心中就一点也不怕吗？
如此的混账逻辑就悄悄来到了现实之中，被这些学生所接受和运用，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就一下子处在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地位上。可恨之极！
王淮兴打来电话说，宗市长啊，我听说学生宣布绝食啦，青年人正处在这个劲头上，是会说到做到的呀，还是请市委不要考虑我，一定要多考虑学生。我请求市委批准“打倒”我，只要党是知道的，只要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就行了嘛，怕什么呢？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我请求把我“抛出去”！
他听了这电话，心中又涌起已经有过的对这位同志的那种敬佩和感动，王淮兴这是主动要求“经过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像临危不惧、抱定自我牺牲的战士一样向指挥部呼叫“向我开炮”。
他说，老王，市委理解、感谢你这个态度，也要求你经受严峻的考验。你今天还是要叫学校伙房里送开水来呀，他们说绝食，没有说绝水，天气又热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兴说，你这个想法好，我作为校长感谢你。我马上就办，我会尽可能让他们从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过，还不能说这个水是你、是我叫送的，要不然学生会拒绝喝这个水！以后有人说我是暗中支持学生的，你要为我作证呀。王淮兴竟然还幽默了这么一句，才搁断了电话。虽然是幽默，却也是必要的预防呢，是有政治头脑的。
程主任来报告请示，说学生代表已经拒绝谈判，他和一个同志就到学生队伍里找那个主要的学生头头史宏说话。他们一直注意到这个学生，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静坐队伍，但没有作为谈判代表，而是坐镇指挥，协调内外。
史宏说，他们的四条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块“试金石”，对他们的四条接受与否，就说明着市委的方向路线。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四条，就不要找他们谈了，他们就一直绝食下去，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他对史宏说，你要对这些同学的身体负责呀。史宏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对自己负责？市委好像也要考虑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吧？史宏要求我们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好学一学。史宏随身的书包里，就放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拿出第一卷来就读了几段，讲了一通。
这个学生像个特别会说话的怪物似的，猫眼睛在眼镜片儿后面闪闪发光，猫脸似乎总是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是个“笑面虎”，又沉着又机灵，还有列宁式的手势。
当场不便于跟史宏发生辩论，更不便于就如何学习《毛选》发生辩论，所以他们显得比较狼狈，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身为党校校长，可以说深受耻辱，但表面上还只有忍着。我要是有这个权利，真恨不得立时一枪毙了这个害群之马！我们的学校怎么培养出了这样狂妄的学生？程主任气得不知该说什么了，眼泪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来。程主任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说，程主任，你这人太好、太认真了，你真是个呆子。假如是在从前革命战争年代，你呀，论打仗，可能还真打不过这个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还不出来好好表演一番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时代不一样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他，他将失败得很惨，用不着你一枪毙了他。
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但如果都像这样“造反”成为“人才”，社会岂不是要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是绝对不行的。此风不可长，此举不可行。目前出现的情况，只是从前真正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画，就像你的徒弟你的儿子学你，却学歪了，成了对你的污蔑、讽刺、打击和教训，好像报应一样，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计被打倒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拢嘴呢。
日后呀，往好处说，比如史宏，还是老老实实学医、到医院里做一份工作，争取业务上的进步，如此而已；往不好处说呢，我们可能要送他去坐牢，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的个人命运，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还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点什么危险，心中有所动摇，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要强嘛。
你就不要生气、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着不足十个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卖灯罩的老头之类的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阴暗肮脏的角落里能产生什么正确的高尚的思想精神、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就是一肚子阴暗不平吗？现在趁着机会、打着旗号，公然出来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着他，显然听出些味道来了，还希望听他说下去。他说，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吗？从来的运动不都是暂时性的吗？某个运动一旦过去，某个运动里的一切，自然也就过去了，其中的奇怪人物、奇怪现象，也就都会过去，留给以后的人去回想，去写它，或者去争论它。打江山那样伟大的时代也过去了，还有什么不会过去呢？难道我们会让史宏之流再来打一次江山吗？历史已经有这个要求了吗？你想想这可能吗？即使《十六条》，这样允诺过吗？没有！
我看，毛主席是一方面考虑搞这样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要求的，这从《十六条》上就看得出来。流水不腐是对的，但弄得洪水恶水泛滥就不好了，户枢不蠹是对的，但把户枢把大门都弄坏就不好了。所以说要看到暂时性这三个字。对史宏这样的怪物，你首先要这样在历史的纵深上藐视他否定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对付他了，不管他本来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本来就没有一点价值，他都没有价值了，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我跟你说，我也经过了你这样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经能够藐视了，所以我不痛苦了，我进入了一种等待。一面尽可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处理好眼前的问题，一面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矛盾的转化。总有转过来的一天的。事态这样下去将非常复杂，复杂到我们难以预料，当妨碍到国家根本的时候，当全党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时候，转机就来到了，像“大反攻”一样反过去。那时，眼前雄者则为雌，眼前雌者则为雄。其实如果我们眼前为“雌”，也是假象，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因为我们就是国家，我们是真正的“雄”。我们将高举秩序，重新安排乾坤。我告诉你，谁也离不开我们。我们将从被否定的方面，成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们的将遭到否定，那肯定我们的将获得力量。但现在由于情况特殊，我们暂时处于“守”势，也许还可能出现表面上的“溃不成军”。这就叫做“知其雄，守其雌”。你现在要一枪打死史宏，这不可能。但会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宁式手势”的一天，做得比他当然要好得多。我绝对相信有这一天。
那时，你将是英雄，他的命运的一半将由法律和秩序衡量，另一半要由你我的意志来决定，假如不送他去坐牢的话，我们可能要研究给他一个多大的和什么样的饭碗。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精华，我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永远都是，而他只是跳梁小丑，他自我毁灭。记住，把你我的孩子养好、护好、教好，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战略性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眼前的战役，不算什么。我说的这些，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秘密。
程主任几乎是“破涕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很好。
他问，史宏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是什么样的进一步行动？
程主任说，不知道。
他说，哼，不怕他！我知道，无非是带着这些静坐学生进京告状吧。现在外面一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事情了。
程主任问，那下面怎么跟他们说呢？他说，还是正面劝告。程主任犹豫着问，市委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市委自有全面考虑。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杨书记穿着圆领白汗衫，摇着芭蕉扇子，正好到来。杨书记说，开个常委会，怎么样？他说，是时候了。
杨书记就悠然点起一支烟来，躺到藤椅上，脸上浮现起他那自信的浅浅的带几分狡狯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闪光。他记起了前天晚上杨书记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说的话，杨书记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现实中，也跟他一样，只有耐心等待过程的完结。杨书记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相比之下，他是显得急躁和刚气了一些的。
杨书记来亭州任职才一年半，家庭情况很简单，夫人王雪是卫生局党委书记，但不兼局长，这是组织照顾；他们有一个读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样，基本上不让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而在家里看书学习。杨书记的家就在机关后院的那排朝南的很旧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机关配给的，就连被子也是机关招待所的，是一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状态。这些似乎给杨书记带来某种潇洒散漫的生活风度。杨书记的认真和威严体现在办公室里，还有他站立在台子上作精彩报告的时间里，除此之外则十分放松随和，有时喜欢跟人一本正经讲一句玩话，看到别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无伤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天真而狡狯的农民。
杨书记悠然抽了几口烟，突然问他，你这里有蜡烛吗？他说有，就从抽屉里找出个蜡烛头儿来。杨书记擦着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蜡烛凑过去，点了起来，烧下几滴烛油在桌上，把蜡烛坐上去，稳稳地立住了，火焰渐旺。
杨书记抽着烟，问他，怎么样？他不解，反问什么怎么样？杨书记说，蜡烛怎么样？他说蜡烛就这样，烧着。
杨书记笑了起来，说，回答得好，“蜡烛就这样，烧着。”换句话说，这样就是蜡烛。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笑了起来。
杨书记指着蜡烛说，没有办法，它已经做了蜡烛。亭州有一句用来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蜡烛”。我捉摸，含义有三条。一是说，被动，不点不亮；二是说，会傻乎乎的一直燃烧到底；三是说，最后自己却没有了。亭州人如果是骂人的语气说“你是个蜡烛！”这就着重在第一义，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如果是评论的语气说“你做蜡烛了”、“我做蜡烛了”，这就指的是第二义与第三义，是很呆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呢？如果说“愿意做一支蜡烛，把自己燃烧，贡献光明”，这是反其意而用之，有了点诗意。
他说，杨书记，你这番考据，有现实意义。
杨书记说，我在思考这个小蜡烛头儿的作用，你说它没有作用吧，它被火柴点亮，正在勇敢地燃烧自己。但分歧就来了，有人会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它，还要防着引发火灾。但我们接到了不许吹灭它的命令，就要看护着它，既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
他说，对，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特殊的任务。
杨书记说，从一方面看，任务就是这样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蜡烛。一些老百姓正在这样说我们，是第一义上的，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看来，蜡烛跟蜡烛也不一样啊，有人只能做那种蜡烛，有人只能做这种蜡烛。马上的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
杨书记一扇子煽灭了桌上的蜡烛，说，还是熄掉为好！
他们都笑了起来。
清凉的晨光很快变成骄阳，他身上直冒热汗，手中芭蕉扇子摇个不停。静坐了两天两夜的学生，体质一定是下降了，现在又绝食，这第三天的酷热高温将在中山塔门口造成什么，真是需要担心的事情。虽然常委会上就要解决问题，但如果顺利，大门口这出戏剧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结束，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史宏所威胁的“进一步行动”，估计至少要以这一天为界，那应当是明天的事。事情的解决确实也不能超过今天。这第三天的日子，除了继续提心吊胆地熬着等着，别的也没有灵丹妙药。不到过程完结，矛盾就不会解决。时间和生命就这样耗在里面，越是显得重大，越是感到虚无。身为干部，本来就是国家的人，每个月享用着财政局发出的工资，耗着就耗着吧。“遇到张果老，不得不烦恼”，没有什么可急可叹的呢。他倒几乎无聊起来。正好电话响了，是范公望，此时他乐于见这个人，就叫秘书到后院门口去接。
范公望才坐下来，就说，我是送喜糖来的。说着把一个纸袋儿放在桌上，估计有一斤糖果。这真有点新奇。
他一直没有问过范公望的个人情况，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难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红着脸说，对象就是柳春芳。
他忙说，很好，很好呀。心里似乎还有点羡慕。
范公望说，我们是很匆促的，因为忽然觉得很无聊，说我们不如结婚吧，她就到我家里来挤在一起了。在学校里也没有声张，现在是闹革命的时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几个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别人也理解。
他说，我也理解，祝贺，祝贺。
范公望说，柳春芳特地找了个机会，给曹校长李局长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们两人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在家里看看书，为将来增加些教学的资本比较好，争取以后在业务上发挥作用，目前外面的事情就少关心、不参加了。
他听了，倒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安慰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嘴上说着这些说熟了的话，心里却感到这些安慰的话，其实让对方重复着受到某种委屈，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说法。
他继续说，当然，对于目前运动，你们作为教师，也不可能像学生这样去闹，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点考虑，也是好的。
范公望说，有一个小困难要请宗市长帮个忙。他问，何事？范公望说，校长室不办公了，学校里没有人给我们开证明，我们也不好到民政局领结婚证书，宗市长能否为我们跟学校工作组的秦组长打个电话，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
他听了，马上就拿起电话，跟老秦说了这事。放下电话，他对范公望说，你可要带点糖去哟！范公望说，糖有，但还不曾敢给秦组长送，真的怕万一送出什么事来。他哈哈笑了起来，枪林弹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的！难道现在反而不行？不过你悄悄的就是了。范公望如释重负，告辞而去。
他不禁感到些无聊，剥了一块牛奶糖送在嘴里，品着那又甜又香的滋味。这样的糖几年前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吃不到的，能吃到牛奶糖也是社会经济好转的一个标志呢。想着范公望柳春芳两个倒也般配，只是在他们的甜蜜中有着一种可怜和艰涩，然而他们也只有这样地活下去，生儿育女，走他们有点曲折困难的路。
他叫来秘书，说，这是刚才的教师送来的喜糖，他们不搞革命，而搞男欢女爱，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吧。这糖你看怎样处理？秘书愣着说不出。他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给学生送去呢？绝食了，补充一点糖份也是好的呀。秘书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说，这就成了腐蚀革命小将的“糖衣炮弹”了。秘书一笑。他说，散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吧，刚才说的是笑话。秘书把糖拿走了。
常委们到齐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种惯例似的，杨书记要大家先学习《十六条》，重点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让程主任简要汇报门口学生的情况。
学生所提要求从三条到四条，从四条又到了五条，不但绝食，而且还说什么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常委们脸上有的气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杨书记说，刚才我跟老宗说了，今天这个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为什么呢？蜡烛，在诗人的笔下，常常是被歌颂的，它是赤诚的象征，唐代李商隐有“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这种赤诚，或者是为爱情，或者是为友情，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语当中，说“你是个蜡烛”，或者说“你做了蜡烛”，意思都很复杂，要具体分析。门口的这些学生，我认为，要大体承认他们就是诗人笔下的蜡烛，我们没有理由用敌对的或讥笑的态度对待他们。
不论我们目前怎样认识当前运动，也不论学生当中是否有少数不纯分子，更不论将来会如何评价他们，至少目前在客观上，他们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这一点啊，你不承认还不行。内部的5月16日《通知》以及公开发表的《十六条》，都是我们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在闹革命，不是在闹反革命。至于他们闹得怎么样，水平高不高，有没有什么错误缺点，里面有无坏人在趁机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大方向，他们的主流，我们要予以承认、肯定。这就是《十六条》第二章的基本评价，对照亭州的情况，我认为也基本适合。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认识，眼前这个台阶也下不来。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青年应当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因为这些学生不是我们新中国的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吗？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请大家讨论。
第二层意思呢，我要说，我们也是蜡烛。是哪种蜡烛？《十六条》第三章说的四种情况，我们对照自己，大约属于第二种，就是三个“很不”，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们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没有能做到那样，估计多数也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但我们也不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就是自己平时有问题，所以“怕”字当头，或者我们自己就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属于这两种情况。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蜡烛，你用八枝火柴来点，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不是我个人，你不是你个人，我们是市委常委。
运动已经这样起来了，门口已经兵临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上方宝剑，得到群众同情，可不简单啊。我们何去何从呢？这是要考虑的。这样说了一大通，是为了统一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向学生让步。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就是要反修防修，要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5月16日《通知》明确说要解决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些，当然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层，距离我们较远，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那样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水平、没有能力评价那样的大问题，我们只要有一种态度就行了，我们的态度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但中山塔门口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不能推给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给中央。我们依据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给我们的这个《十六条》，就是要承认学生的主流和大方向。今天的会议，首先对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有牢骚，散会以后可以跟我发，这个会上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了，学生都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老魏耷着眼皮说，我有牢骚，但回家说去吧。我同意杨书记的说法。常委们接着一个一个发言，都说，同意杨书记的说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样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难承认门口这些学生是什么“革命的蜡烛”，他恨不能从公安局调来人马、从消防队调来水龙头，把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冲得个“鸟兽散”。
如果承认了他们的什么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应了他们的什么三条五条，将意味着什么，常委们虽不说，心里却明白，逮捕师生是他宗进庭干的，甚至与他个人还有点关系，这就说明他“平时有问题”，所以才在医校惹出这场学生运动来。当他们对杨书记提出的所谓原则，都表示同意时，虽然出于识大体顾大局，但多少显得有点糊涂或者装糊涂，乃至有点可鄙可恨。这些，他暂时还不好说什么。他也很难承认市委是蜡烛。市委对于运动一直是积极领导的，怎么能用门口这些学生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市委呢？运动以来，市委辛辛苦苦，难道是不点不亮的蜡烛吗？市委能够像学生这样不顾一切地燃烧，成为唐代诗句里的蜡烛吗？市委就是市委，有自己的责任。当杨书记在他办公室拿蜡烛开玩笑时，他还真当是开玩笑呢，想不到正式说出来是这样一番话。杨书记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评价运动以来的市委？其实，《十六条》上把各级党委的情况分成这么四种，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就像哄猴子似的，叫大家向听话的看齐，顺着竿子爬。杨书记这番话是权宜之计呢，还是更有深谋远虑？却也捉摸不透。
当杨书记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他听了稍觉心安，好像得到了什么表态和担保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虚弱心理？他对自己竟然有了这种心理十分不满。杨书记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经到了需要来一点安慰的时候了吗？这岂不可悲？也许，在座确有人心中已经认为，他宗进庭是跟第三种以至第四种情况有点接近的。他有点疑神疑鬼起来，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滑下去，会成为《通知》上说的“清洗”对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时有过脱节行为，当时就差点被清洗！他已经从向他打来的枪声中亲身体会过那是什么滋味！
天气虽热，他身上却陡地一凉。某种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而又不知怎么失去的，某种本来还不怎么意识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来，总而言之，他好像将要倒霉了，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觉之中某种格局已经形成，他像什么似的浮出了水面露出了头，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他于是努力镇静着，也表态说，同意杨书记所说的原则。话说出去，就像手上松开了紧紧抓着的东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种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哀。
杨书记说，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将基本上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让学生打一个大胜仗。但不是简单地作一个宣布，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所谓谈判来达成，通过谈判，请他们说明提出这五条的理由，并且跟他们有具体的商量，把一些内容明确下来。比如说，什么叫做打倒王校长？比如说释放被捕师生，具体是个什么说法？怎样释放？比如说追查遮盖毛主席大字报这件事，学生的措词十分激烈，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为宜？这样通过谈判，一条一条地原则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来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认他们的静坐绝食是革命行动，我们可以从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认，但不能肯定这种形式。这个谈判，我建议还是由宗市长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参加的，常委里再去一个组织部长老李，办公室去一个科长一个秘书。会谈时，我们有记录，形成几条协议式的东西，双方签名，也可以不签名，这要征求他们意见，但不管签名与否，都算数，然后提交常委会审查批准，最后我和宗市长到大门口去对全体学生宣布市委的决定。接见之后，我们就为他们授旗，欢送他们回校。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包括医校工作组，以今天为期限，有条不紊撤出，只留一个人，作为联络员。学校应以革命师生为主，民主选举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如果像朝阳中学这样，有了红旗兵团一类的群众组织，就由这样的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互相商量，联合主持学校里的事情。工作组撤出时，给学校原有领导或群众组织作这样的交待，并且把联络员告诉他们，不是一走了之。这个，马上由办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说一下，今天的会议精神，事前我请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个机关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出现，显得很急，有话要说的样子，程主任问，王科长，什么事？王科长说，有情况要报告。程主任说，你进来说吧。王科长就跨进来说，有两个学生上身赤裸，把两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皮肉上，流着血，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站岗，学生情绪分外激动，大门口很乱，史宏威胁说，市委领导再不出来，一切严重后果由市委负责。
大家都看着杨书记，等他拿主张。杨书记对来报告的人说，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门口负责的学生，就说市委领导要会见学生代表，让他们派三到五名代表进来，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们先把那两个流血的学生撤下来，进行医务处理。你着人把他们领到大会堂旁边的小房间，宗市长李部长和程主任过一会儿就去。
王科长走了，杨书记说，情况就这样了，还有一个事要通报一下，中央刚刚有两份重要文件下来，一个是总参、总政的文件，《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一个是公安部的文件，《关于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所以，形势是进一步很明确的，今天我们作出的决定，是符合这种形势的，不要再有任何犹豫。大家回自己的办公室，各负其责。老宗，老李，程主任，你们就留在这里商量一下，准备跟学生代表会谈！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们的消息。另外，我也考虑，我们不能就这样轻飘飘的让学生过去，还是要拿他们为难一下。我考虑，我们要向他们提一条要求。什么要求呢，老宗在跟他们谈的时候，要转告我的一句话，就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不纯洁，里面有不少“黑五类”子女，所以我们犹豫不决，没有能及时接见他们。如果他们能纯洁自己的队伍，你们谈妥之后，我就会到大门口接见他们，而且为他们扛红旗、送他们一程。否则，我很为难。杨书记言罢，取出一张纸来，说，上面是二十五个学生的名单，都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这个调查是确实的，你们给史宏考虑。
杨书记最后有这么一手，大家没想到，都有点兴奋起来，老魏说，对呀，也要给他们出个难题嘛。他心里也为杨书记这一手叫好，顿时对杨书记又什么猜疑都没有了。他接过名单，说，就这么办！
杨书记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学生谈判，这本来正常，因为运动一直是他管得多，可是他却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处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证明是不对的了。好像杨书记这是在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呢。大门不是他下令关上的吗？还无师自通地用毛主席像挡着！不是他把大门口说成阶级斗争现场、要看三天三夜的吗？如此等等！他的这种立场观点，分明是跟《十六条》相反的，而杨书记并不是这样！而且他已经动用了警察，并且是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要认真说起来，有口难辩！可是杨书记没有批评他一个字，还让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虽然按照分工是应该这样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杨书记的宽厚和处理得当。此外，杨书记最后亲自给学生出了一个难题，说明了杨书记跟他、跟大家是一致的，没有游离常委之外去用另外的姿态向革命小将示好。
但是，运动进行到这一步，辛辛苦苦的，忠心耿耿的，毕竟是他宗进庭突出了一些，多少陷入了某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而且心中产生着害怕！他意识到如果带着这种情绪去跟学生谈判是不行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想向学生低头，他不识时务。在这一点上，杨书记比他强，竟然能说学生是诗人笔下的蜡烛了，岂不是说学生值得歌颂吗？这是真话假话还是玩话？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杨书记也只能这样处理，对常委一班人也只能这样统一思想，总不能领着头大骂学生、跟运动抵触吧？而杨书记最后亮出的杀手锏，意味是深长的，是很厉害的。想到此，他心平气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够去和学生谈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换意见，问怎么谈？老李说，大势所趋嘛，原则上都答应，但也有小的计较，要不然我们不是太软了吗？但只能软，不能硬。老宗，你可不要跟学生发火啊，硬也硬过了，该软的时候还要软，把他们当成是自己孩子就行了。
这家伙，倒可以这样说。真让他心里一堵。
老程说，这样去谈，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学生也不可怕。
他说，不是学生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我也没有感到学生有什么可怕。
老程低头顺服，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补了一句说，可正是学生造成了大门口这种可怕的场面，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当然，老李刚才说了，他们多数还只是些孩子。
老程说，这几天我接触，那个史宏，比一般学生要鬼些，但毕竟也才是二十岁的人。他善于诡辩，但也好像很随和，而且有几分天真。
随和？天真？这令他感到惊讶。老程又补充说，有灵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今天我们一起当面去向革命小将学习吧。
正说着，科长、秘书都到了，他们就下楼，到大会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个王科长站在大会堂小休息室门口守候着，这说明学生代表已经来了。他让自己沉着了一下，就走进门去，不想，里面哗哗地响起掌声来，五个学生代表都站着，用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表示了他们对市委领导的一种尊敬。他不由得倒是心中一愧，脸上微笑着，把手轻轻招了两下，并且示意请他们坐下。休息室当中是一个乒乓桌，权当会议桌，椅子已经两边摆好，双方就坐了下来。
他问，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的学生到医务室处理了吗？
学生们回答说，处理了。
说话间他已经一眼把五个人都看下来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都已经大致有数。五个人岁数上跟他的儿子差不多。平时也有儿子的同学到他家里去玩过，那时在他眼中真是全没当回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人，作为谈判对手一本正经跟他们对面坐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确如人们说过的，是个猫儿脸，戴着眼镜儿。这张脸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猫儿脸，因为这也是正常的脸型之一，虎头虎脑嘛。不相称之处，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镜儿下面露出了指头大的这么一点。如果是一个高挺的鼻梁儿，或者是一个大鼻子，这张脸就粗犷些伟大些了，现在却不免有点渺小有点不成器。那一对猫儿眼在眼镜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们，竟然闪动着几分好奇，确实有几分“天真”。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个学生竟然没有表现出对他这样的人的仰视与敬畏，好像刚才已经用鼓掌表示过一定的礼貌了，现在坐下来就不同了，作为谈判，双方平等，作为斗争，还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与仰视了。
从左边数起，第一个是三号小个子，身体结实，白净脸儿上有两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较为平和、务实；第二个身材高大一些，长长的红脸膛儿，浓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翘，比较忠厚，但可能也很冲动；第三个是史宏，他算是二号个头，不高不矮，沉着机警是其总的特点；第四个身材很小，白团团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白糊糊的眼镜儿，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较为邋塌，也很糊涂，却可能乱读了许多别人不敢问津的大部头；最右边一个也是三号个子，身材姿态，比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灵活，有迎合之意，可能心计较工。
这样看了过来，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象一下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继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现在留在各级岗位上的，都经受过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程度的考验和锻炼，就连人走出来，也很少有不像样的，所以党才把自己的干部称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容易的吗？怎么可能眼下一个运动，就会涌现出许多超过我们、代替我们的人材来呢？如果有，那也不会很多，总之不能跟久经考验和历练的无数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取代我们，无论从哪方面，一时还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条》才说最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管咋样，这是十分清醒的一句话！眼前这五位学生领袖，以他的眼光，一个也看不上。他有所轻松下来，心中恢复了某种自信似的。
他的脸上自然地表现出有感染力的微笑，一方面像对待到家中来玩的儿子的同学一样亲切，一方面对这“革命时代”产生的“革命小将”们以足够的尊敬，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们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请教他们名字中某个字的写法，比如，是“林”字呢，还是“凌”字？是“生”字呢，还是“森”字？有着极大兴趣的样子。这样，他感觉着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认识着这些“对手”，缓解着某种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谈判”的紧张空气，同时，他的心中进一步恢复着某些本来被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的亲切并非全是虚伪和手腕，而是也有着真实的成份，是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政治风度，而几个学生的一本正经遮掩不了他们的年轻稚气，也让他油然而涌动着一些喜欢。他的态度使他们觉得面对着一个亲切的革命长辈，他们的某种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一种警惕，在内心里坚守着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线，牢记着他们的使命，这确实也是有点可敬可畏的。
他说，同学们，革命小将们，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个人，向你们，向静坐的全体同学们，表示检讨和道歉。前一阶段，我们思想落后，没有跟上形势，在领导和处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认识不足。经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市委认为，要从理解的方面对待小将们的这次静坐，爱护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所以派我和组织部长老李、“文革”办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来具体商量你们提出的四条要求，让同学们能结束静坐、绝食，回到学校继续进行教育革命。我们这里谈妥之后，市委杨书记打算出来接见全体革命小将。这样，我们先一条一条地来商量，好不好？
红脸膛、黑眉毛、嘴微翘的一个学生（他叫江进海），神情严肃、有点结巴地说，我认为，在商量四条之前，首先要肯定这次静坐市委是革命行动。宗市长刚才说到“理解”、还有“爱护”，我认为，对静坐还要有明确的肯定。本来，革命行动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也不等于权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决定一切，但作为领导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应当旗帜鲜明作出表态。
这时，最右边的一个学生（他叫孙富生），以某种引起同情的丰富表情说，有大字报、大标语认为我们的静坐是错误行动反革命行动，如果市委不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也就是默认“秋后算账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难道最后要被打成反革命吗？那时我们是应该哭呢，还是应该笑？
不否定就是肯定，不肯定就是否定。深度近视的一个（他叫林集），突然说了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视眼镜和那白糊糊一团的脸朝着他，好像要求你深刻领会其言，然后又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而去准备从他的脑海里随时拿出这样最简洁最深刻的东西来。
最左边的一个（他叫何银森）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但有时也抬头胆怯似的朝这边投来一眼。史宏也没有说话，脸上肌肉天然有着似笑非笑的形状，貌若心平气和，眼镜后面的一双猫儿眼一直盯在他的脸上。
谈判桌两边的人们，神情姿态不一，但实际上都在观察、捉摸着对方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思想。
程主任说，如果能就四条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革命行动了吗？我们要考虑到静坐市委毕竟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也不是《十六条》所提倡的，如果明确肯定，对今后全市运动的开展不太有利，我认为从大局出发，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请小将们能理解。
江进海的红脸膛儿更红了，结巴着，用下劈的手势强调着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明确肯定，将会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鼓舞的、推动的作用，如果不明确肯定，就等于给“秋后算账论”留下余地，从而阻碍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时何银森又那样胆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让这个有点腼腆似的学生开口，他面带微笑看着何银森，问，小何，你怎么不说话？你的看法呢？
何银森说话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谦和，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立场并无不同，他说，我赞成他们的看法，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不能回避。
林集突然接上来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一开头写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
说实话，他心中暗暗吃惊，虽然这个脸上白糊糊混沌一团、好像五官也没有长清楚的学生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气息，但毕竟才是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随时想出一段列宁的原著来回答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是有针对性、能打动人的思想的，这总之有些了不起，是始料不及的。对这样的现象，他虽然也有点憎恶，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人材的表现。
只有史宏还没有说话，好像有点“大将风度”。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当然是回避承认“革命行动”，但学生如果这样坚持，那就承认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其实不过是空话。四条都准备让步了，还在乎这一点吗？但他要看看史宏的表演，他不能在史宏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就给予承认。他以对史宏表示一种特别尊重的姿态说，史宏，你是总负责的，你还没有说话呢。
史宏说，在此时此刻，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这段话此时此刻听来，极不舒服，特别听到“贪官污吏”这个词，更不是滋味，像和尚听到人说秃子一样。当然，史宏背诵这希话，只是针对目前市委对他们的态度而言，具体并无含沙射影的之意。
只听得史宏继续说，毛主席论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跟刚才林集所说的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脉相承。今天市委领导接见我们，来商量我们的四条要求，我们很欢迎。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现在明确承认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呢？我个人理解，认为可以不提出这样的要求。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最后要由历史来说话。但问题是：站在市委的角度，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在亭州，是承认这一点好呢，还是回避这一点好？我认为，是承认这一点比较好。承认这一点，也不等于给静坐的每个人打政治包票，比如，不等于给我们在座的这几个学生代表打政治包票。一个人今天是革命的，不等于明天他还是革命的，后天他成了反革命的也有可能，这情况历史上不是大有人在吗？周佛海、张国焘这些人就是。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了，但我们可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这小子，狡滑得多，以退为进，一反手，把这个问题上的被动推给了他们。但如果承认静坐是革命行动，是否会束缚今后的手脚呢？这样一想，他不由得在内心讥笑起自己来：真正的政治手腕是永远束缚不住的，而不管以前说过些什么；有时还特别需要说一些假话、大话、漂亮话以迷惑、麻痹对手呢。再说，形势是发展的，过去说过的话，不等于不可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活的么！
他爽然地说，同学们结合实际，把道理说得这样透，确实是认真读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具体，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正如史宏同学说的，它可以不作为一个问题。但现在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回去后，常委会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确表态说是革命行动，也可以绕开去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他巧妙地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他们，形成了一个考验。
他发出的这个“弧旋球”让对面的五个学生刹那间一愣。史宏第一个正确“接球”，很大度地说“同意”，接着其余四人都说了“同意”。双方“战”了一个平手。
气氛顿时轻松活跃得多。他说，这就作为我们今天商定的第一条。下面是不是就具体讨论四条？
史宏说，行，我们由江进海先说，他是静坐的“前线总指挥”。
听了这话，他感到他和李部长、程主任他们都暗吃一惊。对面这个红脸膛的幼稚的学生，竟然可以有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把市委门口称做了“前线”，真是岂有此理！但他们都镇静着，没有丝毫流露。
江进海说，首先，我要把我们提出的四条再重复一遍：
第一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无罪释放医校被捕师生郁平、刘镇琛，并且向他们本人和医校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第二条是，要求市委撤销王淮兴医校党总支书记、校长职务，责令其向全校师生深刻检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条是，要求市委宣布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该工作组负责人向革命师生深刻检查执行资反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四条是，要求市委宣布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事件为“8•24反革命事件”，坚决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这四条作三点说明：
第一，这四条要求的产生原因，不在于任何一个学生和教师，而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当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样被扭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得不到执行时，我们如果不起来抗争，而是像胆小鬼一样躲在一边，请问，党一贯教导我们应有的革命立场、观点、态度何在？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的，不是反党的。
第三，我们无须为静坐辩护，但我们可以问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解决逮捕师生、压制革命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明确：不能。至于我们提出的第四条，必须肯定，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那样的地方早已家喻户晓，指使遮盖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在意图上，为什么一定要来遮盖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对以上所说，如果没有原则分歧，我认为应该作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才谈得拢。
江进海发言的每一句都捶击着他的心房，甚至都让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内心的堤坝快要被愤恨的波涛冲破，他的忍耐达到了极点。这不是因为乳臭未干的一个中学生敢于这样当面指手划脚，而是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狂妄已极的，然而，却是这样咄咄逼人。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种直感告诉他，他带来的几个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处，都似乎有点被江进海的什么所征服了，要不是考虑到身份、尊严和任务，组织部长老李甚至要对江进海竖起大拇指叫声好呢！
他控制着深心的波涛，表面上完全不动声色，他以至于能对自己说：就事而论，江进海所说全是对的，学生能这样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这一边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论，而是“跳出去”看问题，那么就还有一种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它处在劣势的、沉默的、忍辱负重的状态，无力主导当前形势的发展，然而，经过长时间这样巨大的压抑和生长之后，它终将转化、上升为决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对眼前一切进行除旧布新的工作。
要江进海、史宏这样的学生和青年能明白以上这种道理，是极不现实的，他们正在几百万、成千万地投身进来，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眼前的这些学生，都只是梦中之人而已，当他们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时，他们倒下去的身躯，将正好撞开那通向未来的大门，后来人将踩着他们的政治尸体走过去，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这就是他们这代人悲剧的所在，而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这四条，在未来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学生而言，却具有庄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兴、老刘他们，则是非常痛苦的。我以未来的名义思考，但我对过去与现在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我身上有隐藏的黑暗，我不会向任何人敞开我的内心世界的这一角，这不妨碍我做一个现在这样身份的人，更不妨碍我将拥有更为现实的未来，我将更加自觉地为未来而与现实周旋和抗争，哪怕被这些学生“打倒”；我准备着在常委里第一个“经过去”，但在未来的眼中，这将成为一种光荣。
江进海发言之后，该是他们这一边表态了。老李老程他们都不敢贸然表态，不言而喻要尊让他，在组织纪律性上对比起来，坐在他们对面的学生，就是乌合之众。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江进海同学重申了四条，并且作了三点说明，我们原则上都同意，现在逐条来讨论。运动初期逮捕医校师生两名，这是用过去的旧思路对待今天的新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应该予以改正。接下来的两条，一个实际上是要“打倒”王淮兴，一个实际上是要“赶走”工作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条，王淮兴是学校的领导，工作组是指导医校运动的，他们要对所犯错误负责。所以，第一条是言之成理，第二条第三条是顺理成章，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王淮兴，还是工作组，既然做错了事，那就要做检查，要向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在性质上，我认为要研究一下，对照《十六条》，他们大约还是属于“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条》的这一提法靠拢呢？具体说，是否不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团结中间的人群嘛，《十六条》上也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当然，医校运动初期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消除影响，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决定让我们来跟同学们商量解决问题。至于第四条，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问题，这确实比较复杂。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怎样公布、怎样传达，党都有一定的规矩，这是保证党的事业能够胜利的重要制度，有时要一竿子到底，有时要逐级传达，有时要过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才能公布。我可以负责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亭州市委没有接到公布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上级通知，党报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至于北京是否家喻户晓，那是北京的事情。所以，同学们贴这张大字报，市委就不能不管，如果不管，就是失责。说实话，如果我们的一个档案工作人员，擅自泄密这样高的等级的中央文件，起码要开除党籍、坐三年牢房。小将们不了解这种纪律，我们也不是要责怪你们，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当给同学们讲清楚。所以，公安局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盖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用尽可能恰当的方式执行了党的规定。同学们贴出这张大字报，公安局用适当形式遮盖了这张大字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情与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同学们由于不了解有关规定，又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热爱，产生一定激愤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我们不能责怪同学们，我们对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要充分肯定。不过在我们商谈的结果上，就不能简单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不然，我们对那些听从市委安排去执行任务的同志就不好交代，是不是？至今下级党委来问市委，这张大字报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感到很被动，不好明确回答。同学们可能是从北京来亭州串联的大学生获得这样的重要文件的，我们表示理解。所以，同学们提出的第四条要求，我们是不是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也许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特殊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市委基本同意同学们提出的前三条，加上可以肯定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共也是四条。同学们这次革命行动，就可以说是获得了胜利，而市委是和同学们胜利在一起的。
他说了这些，他觉得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发挥了最大的智慧。他问自己这一边的人们，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都说没有。
对面是孙富生头一个表态说，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长所说的四条。
江进海脸上陡地血红，说话有点急了起来，说，但在协议上，也要对我们原来的第四条有一个说法；另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还是应该提到，因为逮捕师生，不管当时是怎么作出决定的，至少在客观上是压制革命、扭转方向，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个性质不应当模糊掉。《十六条》上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不等于没有说到这个意思，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说这样的问题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们说王淮兴和医校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说他们犯了《十六条》的第七条所说的错误。如果不这样提到，我们的静坐凭什么说是革命行动呢？
对手的坚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对江进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孙富生，这在心理学上是很奇怪很矛盾的现象吧。
何银森以其腼腆的样子说，我同意江进海的意见。这小子虽然总是腼腆着，但骨里的立场却没有含糊过。
这时史宏说话了，他说，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我建议休会十分钟，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谈。
这一建议，表现出从实际方面向前推进的组织才能。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到了屋外一棵大树下，老李吸了一口烟，说，妈的，想不到中学生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以为他们后面有人呢。
程主任说，这不奇怪，每一代人里面总有出头的，不过……
他说，不过这些“人才”，我们是培养不了他们了。
老李说，对，我们确实是培养不了他们了，他们比我们还强，我们怎么培养他们呢？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哈！
这样背后对“小将”们讥讽一番之后，谈到正题，他们也觉得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解决，对江进海所说的，他们也准备让步，要不然就会僵起来。
十分钟后回到屋里，史宏说，我们由林集谈。
林集就拿出一张纸来（这真让他们暗暗吃惊），说，我们起草了协议，提供作为考虑的基础：
医校工作组和党总支在前一阶段文革运动中，由于墨守旧的章法，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为此，医校“井岗红卫兵”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市委门口实行静坐，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市委经过研究，一，认为这次静坐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应予充分肯定；二，决定立即无罪释放医校被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恢复他们的名誉，并向他们以及医校师生赔礼道歉；三，决定撤销王淮兴医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职务，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王淮兴和工作组负责人就所犯上述错误向医校师生作出深刻检查。四，关于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市委将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入开展当前运动的需要予以调查处理。
林集宣读之后，补充说，协议当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样的词语，不能省略，要不然，问题就被模糊，这四条就没有任何意义，就等于否定了我们的静坐。如果不用“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词组，就要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个词组，二者必居其一。
他们的“理论家”林集说罢，将手中的纸给了史宏，史宏交给了他。
说实话，至此为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心里有一块固守着的地方，是被这些小鬼征服下来了。就是说，他内心不是那样强烈地渺视以至鄙视他们了，他对他们竟然也有点肃然起敬，他们一方面是幼稚的、可恨的，另一方面呢，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秀的成份。
他接过这张纸，看着，要害所在的确正是林集强调的那个什么“词组”。他们借着这些“词组”说的还不是一个意思？都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而他们是正确的。所客气的是，还没有说市委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呢。看来，是必须让步了，其实不过是些空话。战场上有时是必须迂回、退却的。
他说，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的。他看着老李和老程他们，老李老程也就顺着把头点着说，同意、同意。
他说，同学们起草的这个协议，我可以代表市委接受作为我们回去研究的基础！下面，我们就去开一个紧急的常委会，请示杨书记，同学们呢，就去整一下队伍，让同学们喝点水。最后，还有一件事，杨书记说了，如果达成解决，他要到中山塔大门外面接见大家，并且为同学们扛旗，欢送同学们胜利回校，但是，他有一个问题，需要同学们考虑，就是据反映，你们的静坐队伍成份不纯，这也是杨书记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出来接见你们的原因，杨书记希望你们能纯洁一下队伍，一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不应当留在静坐市委的队伍里，这是很不妥当的。说罢，他把那份名单递了过去。史宏接在手上，皱着眉头看，然后说，我们去研究一下。
几个学生到门外去了，他们几个人静静地等待着。他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他担心着是不是反而会惹毛了、弄僵了，心里有点认为杨书记是不是有点节外生枝、多此一举？
不一会，几个学生回来了。史宏说，这个名单我们都看过了，有些情况我们不了解，即使都是真的，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也是可以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不好现在就把他们除名。但杨书记的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接受。我们马上到队伍里去找到这些同学，如果情况属实，动员他们自觉回避，至于我们对他们除名还是不除名，回到学校以后再讨论。马上他们自觉回避以后，我们就及时报告市委。
这个回答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是很配合的。他点头说，好，我们也带着你们说的这些回去向杨书记报告，你们就去做你们的工作吧。
双方握手道别。他握着个子很小、脸色苍白的林集的小手，问，你近视多少度？林集羞愧万分，回答不出来。他说，你看书很多。林集更为羞愧，头更低下去，说不出话，跟刚才谈判桌上简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怜的林集，握着江进海的很厚重的手说，你说话很干脆有力呀。江进海满脸愧色，涨红了他本来就红的脸，只是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夸奖的话。
他点点头，放了江进海，握着史宏的较大较厚的手（这手虽然生得很标准，却让他恶心），做出有所欣赏的样子，说，你很有能力。
史宏为此而痛苦似的，说，是吗？其实我们都不太自信，刚开始我们几个人组织“战斗队”，只有六个人，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指林集）起草的，署名是“小萝卜头”。
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也不禁笑了起来，说，你们还要怎样才算有自信呢？哈哈哈！他大笑起来，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种释放。
史宏他们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着。
唉，人与人之间应该这样一团和气、交流情感、高高兴兴才对。
但刚才史宏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我们”将自己回避了，这个小奸雄！思绪一转，他忽然考虑到，有机会要见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头头，一方面鼓励鼓励，一方面也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他握住何银森的手，问，小何，你是亭州人吗？何银森回答，是的。他又问，你父亲是什么职业？何银森说，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亲呢？也是。在一个公司吗？在两个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银森的手，心里判断这小子家里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孙富生等着他握手，他伸手去握了一下，一句话没说。
后来，一切顺利，并且，学生方面说，经过动员，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同学都自动离开现场了。于是，市委杨书记出来讲话，并为他们举旗送行，送出了一段路，挥手作别。杨书记由保卫人员簇拥着进入小巷，回到市委。郁平刘镇琛是史宏派出的一部分学生到看守所接走的，时机安排在杨书记举旗领着许多学生离开了市委门口之后。总的来说，学生们是取得了“胜利”。
当天，“井岗红卫兵总部”在学校里写出了“自动退出”了二十五名学生的《通报》。情况传来，大家对杨书记十分佩服。另一面，他心里倒对史宏捉摸不透起来了，怎么就听了我们的话，从自己的队伍里清除了二十五个所谓“黑五类”的学生的呢？这对于他这个学生头头来说，该是不得民心之举，然而他就这样做了，这是为什么？其实，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策上是允许其参加革命并且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没有什么“黑五类”之说，这种说法简直是大倒退，运动开展以来，反而兴起了这个东西，其实也该列入“资反路线”。史宏作为一个高三学生，作为一个起来“造反”的人，对这些应当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坚持正确意见，而是顺从了杨书记的不能算是正确的要求。想来想去，对史宏的内心考虑，虽无法作出明确判断，但对这个学生头头的某种挥之不去的敬意，却是大为减弱了。
又过了没有几天，郁平写出了他那份恶毒的传单，但没有能掀得起大浪。后来，整个形势自然而然似的，有了一种相反的转化。《八•二三事件真相》的铅印大字报，是下面起草送上来，他派秘书让人民印刷厂印制的，印数达到万份，张贴城乡，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他让“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把那二十五个“黑五类”学生的“家谱”给他们张贴上街，让人民群众知道静坐市委的学生队伍如何不纯。另外，“红扫帚”的《评医校静坐学生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每天有一评上街，形式像《九评》一样，威力很大。这些，批得学生没有还手之力，抬不起头来了，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不曾再出现学校骚动、学生上街的情况。
闹腾腾的局面终于安静下来，无论在昭阳中学，还是在医校，出了头的学生和极少数教师，成了人们侧目而视、不敢接近、暗中检举揭发的对象。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也失去了狂热和勇敢，并且处在暗中的监视之下，其势只有无可奈何等待着无情的“秋后算账”；工作组从各学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联络员却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仍将其看作市委的代表，因而他们得以成功地指导着暗中整理这些在一定温度浑度之下浮上水面来的新生反党分子的材料。
形势出现这种扭转，与其说来源于看不见的大形势，不如说来源于人们的内心，一旦冷静下来，人们就会想到该想到的一切，而回到比较谨慎小心的状态，甚至都有点暗怀恐惧了……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让秘书通过适当途径，让医校的学生何银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学生作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可以说，最后让这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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