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母亲
我写过《尴尬的父亲》（载一九九四年《雨花》杂志），父亲在七十五岁去世。当我父亲遗体停放老家堂屋里时，有人去看了一下，说，老太还有得过呢。因为我父亲的双脚一只在前些，一只在后些。奇怪，生前平齐的双脚，死后怎会一前一后的呢？于是，将那在前的象征亡人，是先去了，而在后的象征未亡人，还有几步路要走。说虽无稽，事却果然，此后我的母亲又过了十七年，于九十岁去世。现在，母亲离去也九年了。既然写了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写母亲，成了心中的牵挂。今日总算动笔。先找出了保存的一张日历纸，是公历2001年11月19日的，农历十月初五。何以要保存这张日历纸的呢？因为这里又有一个神秘。在这张日历纸上，写着“蛇年，鼠月，狗日”。但农历十月应当是猪月，到下一个月才是鼠月。就是说，事实上我的母亲死于“蛇年，猪月，狗日”。然而，以这张日历纸，对照我母亲的情况，却完全地有关：她本人属鼠，我父亲属狗，我二哥属蛇。旧说“蛇鼠相冲”，这一年恰是蛇年，我母亲属鼠，于她不利。而我二哥在外地，这一年身体不好，母死去世，他也没家来，正是回避。我父亲属狗，母亲死的这一天，是父亲的本命日，他来带母亲走了，提早了一个月，把猪月当成了鼠月，然而，是这张日历给他错发了通知。既然是“蛇年，鼠月，狗日”，这一天我母亲是非去不可了。日历纸上的这些，总之是一种宿命论，然而却可以给我们合理解释母亲的去世，也就“亦已焉哉”了。
我母亲姓刘，名冬妹。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吴刘氏”的字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亲的姓名会是这样用过的，因为那时普遍如此。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刘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邮递员送来一回，那是母亲从上海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我父亲“吴承李”收。我在《尴尬的父亲》里交代过，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介绍到上海去做工，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由于自己思想上与身体上的原因，把公家给他安排的就业机会推掉，从此做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却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时家里有五个人上学，两个中学，三个小学。到母亲从上海退休回家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学，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务这副担子，并未减轻，遂由母亲接过来，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来，有十五年之久，在社会角色上，母亲与父亲掉换了一下女人与男人的位置，变成女人打工挣钱，而男人操持家务。
母亲从上海寄回家的钱是三十元，这在母亲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摊到全家每人生活费则仅为五元。当时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学生可从学校申请到的助学金，可以达到七元或更多一些，这个钱，足够该生在学校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七元这条基本线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学，他们是否申请过助学金，我没印象了，可能申请过，以贴补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也许申请过一回，后来是没有再申请。小时上学，收费极低，以现在的眼光，那简直不算钱，然而每逢开学，父亲还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这些钱来，总要拖着，陆续才能交全，那种窘境，想来很难受。后来，我姐姐考上北京医学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师范学院，而我另一个姐姐又被南京体院看中，他们就不再要家里负担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个人的日子要好过多了。几年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给家里寄了钱来，这样，家里的日子，再不用发愁。普通百姓，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步步这样过来，从没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这在我，是刻骨铭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从小与母亲的接触，比起那些依傍着母亲长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们正在读中学时，母亲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们身边。如今想来，这在我的母亲，是何等的伤心和决断啊！
我记得，有一年母亲从外面回来，其时我和弟弟似乎还不懂得与妈妈亲近，但心里是有那种自然的愿望的。某种迟疑与生硬是幼小以来长期没有接触母亲的缘故。我母亲把我们两们拉拢到她的身边，说，靠一起来！我们就那样与母亲靠到了一起。我们心里确实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克服一种障碍，我们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妈妈！
几天之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哭。我年长些，想到哭也无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个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气，我只好让他哭够。
那时我的姐姐与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学去了，家中父亲之外，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的，我母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放心，特地从上海抽空回家来看我们一下的吧。
随着我从少年成了青年，我对身边琐事，有一种更不关心的态度。母亲怎么从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记得了，记得的是母亲怎么张罗着托人给我们的大哥找对象、让他结起婚来。
陆续地，我听说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在上海过的日子。她只是一个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钱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钱只够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个青菜汤，以至于“刘冬妹的青菜汤”在单位上出了名。她还要省下钱来应付必要的人情，因为上海亲戚多，有了什么事，虽然总是关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却总是一礼不缺。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讥嘲她、其实也是为她心疼的话题。
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我，我向东还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没什么文化，是最普通百姓，不懂与这种“关心”所不同的更高深些的道理吧。但我的母亲那时似乎多数时间是在外地的，在我的上海与无锡的姐姐那里帮着照应。一九六八年冬，我作为中学生插队到农村去，我记得家中仍是我的父亲在操持，母亲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亲从哪里找出一只旧箱子来，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来，我就带着这只衣箱，一条被子，以及一些书籍，下了乡。其时并无母亲为我送行或叮咛的场面。然而当时我也并未感到有这一缺憾。母亲的不在我们身边，我是久已习惯而不当作一回事了。
让我平生为了母亲而心疼得泪水夺眶而出，明白我首先是母亲的儿子，而后才是别的什么，是在一种特别的环境里。那时插队的我，因为某种理由（叫做“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被关起来，与世隔绝，身边有几个人负责日夜陪伴与看守着，已经有好长时间了，预示着最为可悲的终结。主持这项工作的人们，竟然把我的母亲带到了我的面前。一见母亲出现在门口，坐着的我站起来，泪如泉涌。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可悲处境，而是想到我的母亲一辈子为儿女吃尽千辛万苦，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要让她这样为我而痛心和担忧，被带到这里来，看到我这样可怕的处境，我真是不该啊！我并不是产生了什么痛悔，我只是为我的母亲而伤心，深感对不起母亲，做儿子的本该给母亲带来幸福与欢乐，却给她带来这样大的忧愁。什么叫做痛彻心扉，平生在那一刻是体会到了。
然而，令我心中震撼和惊奇的是，我的母亲竟然那么平静，我的眼泪流成那样，她却没有一滴眼泪，她叫我坐下来，她从容地坐到我的对面，对我说，妈妈一辈子吃了说不尽的苦，但从来没有哭过。
就这一句话，我只记得母亲说的这一句话了。她当时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她见我立即就听了她的话，自止住了那种巨大的伤心，她也就不说了。她并不认为她能给我什么说教和力量，她只是叫我在面对厄运时，要有一种坚强，这只是一个母亲所能教给儿子的。但难道当时她就不想哭吗？然而，为了我，在我的面前，她决不流泪。并且，我相信，母亲会为一切能让人流泪的事情流泪，但不会为生活中所遇上的任何艰难困苦流泪，她总是坚强地挺过去。
平凡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不平凡的；最平常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可宝贵的；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支撑着她和她这样的人的，就是这个，那是百姓的真理，那是平民的灵魂，那是生命的源泉。
我的母亲虽然是最辛劳的，然而，她也是最幸福的。且不说她有七个儿女，加上三个女婿、四个儿媳，每个人的小家庭情况都在她关心之中，而且，我们七个弟兄姐妹所生的孩子，依次地都是她从小带大的，一共是十二个。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与性情癖好她都最为了解，心中时时挂念，而到他们大了的时候，她又关心着他们的上学、工作、找对象以至生孩子这些事情。她的事业就这样丰富而繁忙，关心的半径依着子女的分布从上海到无锡、南京、泰州，还有一个连云港。由此我想到南美洲作家的《百年孤独》这部书，以一个活得很长很长的母亲为全书故事的贯穿性人物，真是很有道理的。人类之中最重要最伟大最富有历史感，而又永远对生活抱着不知疲倦的极大兴趣和热情，从来不会屈服而唯有向着光明前进的，确实莫过于母亲。然而，母亲的辛劳是超负荷的，而我们为她所做的，则几乎没有。直到她生病，去世，也没有要子女为她负担，因为她有退休待遇这些保障，并且她还留下了一点积蓄。母亲为我们实在是尽了她的所力所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一切，都是母亲给予的，我们的一切，都属于母亲，而我们所欠缺所懈怠的，都对不起母亲。
老家在一条巷子里，左邻右舍，巷头街尾，百姓彼此之间，能几代人在一定程度上都熟。我虽未留心观察，但回顾起来，母亲与邻居之间相处，是最为和善的。就以对门来说，有一户在街上久已无人，因在此仍有房产，乡下有一个女继承人有时要来一趟，每到饭时，就到我家来，我母亲像对自己女儿一样，亲切叫着她的名字，给她盛饭盛菜。这样非止一趟，直到她办完这趟事情离开。对门还有一个后人，也只剩下一个妇女，家住本城远处，似较困难。我家每有事情，母亲必要拜托人去把她请来，来了就亲切叫着她的名字，谈起家常话，也是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估计她们小时候一定是跟我的大姐她们一起的伙伴。这情况让人联想到某种部落性，就是说，把邻居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一直地放在心上，为他们过得好而高兴，为他们过得不好而同情。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百姓之交也是淡如水的，然而，也自有一种深深的浓意。
巷头我表姐家，她的祖母，是我的母亲的嫡亲姨妈，每见到我们，总是笑开了满脸的皱纹。我的母亲一有空就到表姐家去帮忙做事，因为表姐挨排儿连着生有三个小孩，她却不是一个会做家务的人。我看着她的孩子们长大。他们叫我的母亲为“婆婆”，叫我为“双林舅舅”。孩子的亲近热呼，反映着大人之间关系很好。后来陡起变化是因为一个想不到的纠纷。我才知道，我家北屋后面，原来没有她家的房屋，而是我家的小院，早年间母亲答应给她家借用了，渐渐被砌了进去。这回我大哥仅仅要把北屋升高些，表姐就出来阻拦。大哥的小小的工程撂荒着，又遭雨天，家中一塌糊涂。我不住在老家，回去看时，两个老人憔悴不堪，很令人担心。我的母亲去求过表姐，冒着雨，坐了黄包车，到她的新家里去找她，也到她的大女儿家去哀求。最后结果，是我家房屋只好维持原高度。我的母亲对自己姨妈家一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我那表姐，说出了她的怨恨，原来，在她年轻时“进步”的关键时刻，组织上进行必要的调查，我的父亲这个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她认为，这就是使她没有“进步”得成的原因。一腔怨恨忍了几十年，这回要来报复一场。听来可悲可笑，然而在她，情有可原，也是发自内心。她之所以隐忍了几十年，是因为看在我母亲的份上。我母亲之所以肯把地方让给她用，并且任由她砌进去，也因为我父亲不该说了老实话，影响了她的“进步”，而一个人的“进步”，当然是很大的事情。要不然，表姐也许确实会有很大“进步”的。至于我母亲帮她家料理家务，那三个小孩每个人都曾得到我母亲长久的细心的照应，这在我母亲，是不需要这些原因的。表姐现在已经迁居到外地去了，前不久我姐姐电话里告诉我，表姐生了大病，我姐姐去看望她，她对我姐姐说，她对不起我家，对不起我的母亲。我说，也就罢了。现在，老家一带早已拆迁一光，变成高楼大厦，把这陈旧的故事，也一起带走了吧！
母亲不识字、没文化，在我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好母亲而己，遇到什么事情，我是想不到会去征求她的意见的。然而，回顾起来，每每在关键的时候，母亲的一句很平常的话，却就让我听到了真理，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或者，会让我知道，母亲作为母亲，总是在注视着我们，把我们看得透透的，这时，我就明白，我的自负或自大，简直就是无知，而母亲，明察秋毫。
记得有一回，我逼孩子学习，这时只听得母亲在一旁说，个个都像你聪明，哪来呢！母亲的话，不是讽刺，而是诚恳之言，甚至带着痛心。我顿时觉得醍醐灌顶，想到我确实犯了一个很不能自觉的错误，就是我用我为标准来要求了孩子。我小时候对于学习是极其自觉的，很小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命运是只有依靠自己努力学习才能求得必须的一切的。我从小确实不笨，世界在我眼中透明。学校要求的那些学习任务，在我不算一回事。当我读高中时，数理化课我基本不大听讲，临考试看看书就应付过去，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按照我的理想安排了我自己的学习任务。所以那时我打算高中毕业以后是不考大学的，大学在我眼中算不得什么，我要走自己的成就之路。我是这样的一个自负到极点的混蛋，我要求起孩子的学习来，一定凶神恶煞一样。母亲一旁的那么一句话，刺破了我的一切，简直是当头棒喝、猛击一掌。
我父亲中风躺倒在家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外地我的姐姐家。我从西门沙库（那时我是沙库职工）拖了板车，到街上老家去把父亲拉到沙库我的宿舍里。因为老家虽然有弟兄居住，但都是上班的人，不如我在沙库，既是我上班的地方，又是我居住的地方，便于随时照应到父亲。父亲虽然得到了随时的照应，但有一天，父亲忽然说，打电话叫你妈妈家来。那时我才体会到，“满床的儿女，不抵半床的夫妻”这句话，不管咋样，父亲觉得让他的老伴来照应他更好。而且，沙库是噪音极大的地方，我的所谓宿舍其实也很小。这样，我的母亲从外地赶回，我把父亲又送了回去。从此，我的母亲照应病榻上我的父亲，一对夫妇，在漫长人生路上，行进到了老年相依为命的岁月。
记得那一天，晚上我在沙库感到心中无端有点不安，就穿起棉大衣，对我妻子说，父亲怕是不行了，我得上街去看看。我骑了自行车，冒着凛冽寒风，来到家中，给父亲看夜。谁知就在这一夜凌晨二点，我一分一秒地看着父亲断气，这时寒夜寂静，人们正在深睡。我用泰州土语的“爸爸”二字喊着父亲，因为平时我大约几乎没有叫过，这时我感到要叫父亲一声。我的母亲睡在同一房间的另一张小床上，就在父亲脚头，这时惊醒，立即起身，并且说，不要叫他。我明白了，这时候要让亡魂好好走他的路，不要惊动，以免掉头回望家人感到伤心。这是很人道又很无奈的一种要求，完全是为刚刚撤手人寰的死者着想的。母亲起来了，我让在一旁，这时，出现了令我震惊的情景：我的母亲竟然默默地和衣躺到了我的刚刚死去的父亲旁边，整个小小的身躯蜷缩在父亲的头前，那一声不响蜷卧父亲头前的母亲，心中的悲伤凄凉，是任何激烈的动作和千言万语所不能表达的，几十载贫苦夫妻的路程，终于到了这样生死分手的时候，其中又有着多少不可言说的悲哀。
十七年后，我母亲病体不支，住进医院，服侍她的，是一位雇来的素不相识的外省农村妇女，名叫小红，姓潘，约有五十多岁，形状是一辈子吃苦耐劳过来了，并且仍在吃苦耐劳之中。小红日夜相陪我的母亲，她所做到的，超乎“服务周到”之上，简直胜过一位女儿对母亲的服侍。在我母亲临终的那一刻，只有我一人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我的躺着的母亲忽然自己坐了起来，披起衣服，然后两手把医院的那白被单拖扯着，在手中弄来弄去，脸上带着微笑，满是慈爱。我说妈妈你做甚的？母亲不抬头，一边手中依然地弄着白被单，脸上洋溢着喜庆，一边说，小红要出嫁了，给她做衣裳。我一听，这话说得不正常。这时的母亲是处于某种幻觉中了，被她的双手胡乱弄来弄去的白被单，在她眼中一定成了红色的或者有鲜艳花样的衣料，她正在给小红做新嫁衣呢。这一定是最后的时刻，将完全耗尽了她的生命。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怕，却又小小地作弄了她一下，我用手试探地拖扯白被单，母亲这时紧紧地抓着，不让我拖走，没有抬头，还笑了一下，继续她手头的“工作”，好像我只是身边一个顽皮的孩子在打扰她呢。我仍然试着坚持拖扯，这时她急了，皱起眉头，生气了，然而仍未抬头，只是把双手往下一掼以示警告，手中仍未松开那“新娘子的衣料”。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警告，听凭幻觉中的她去完成她的心愿。我想，古人云“人生如梦”，其实母亲这时的幻觉，在母亲自己，又何尝不可以就是一种极其真实的存在呢？就由她去做她这最美好的事情吧，她又一次在“嫁女儿”了，多么幸福的感觉啊，感觉就是一切。可是，母亲终于无力地躺倒下去，进入昏睡。小红从外面进来，我把刚才一幕说给小红听，小红笑了，笑得那样开心、纯真，心中一定体会到了某种幸福。鸣呼，这活生生地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人”的欢乐啊！
后来给母亲送行时，我见我弟弟上了那一辆专运遗体的车，并且他以让我不会介意的方式，叫我到前面的小车上去。我看出了我弟弟的心思，他是要让他一人最后地陪着母亲。我成全了他这一心愿。谁让他是最小的一个呢，他是在要求最后的补偿。后来，确实是他一人在那车上陪着母亲到达火葬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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