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老宗的女儿宗静在十月一日见到了毛主席，他的儿子杨建国是在十月十八日。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见。前两次亭州没有得到上级通知，所以不曾组织学生去，下面意见很大。按上级通知，到北京去的学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优先(看到通知里的这些千篇一律的话，他不禁一叹)。在亭州，各校参加和支持静坐市委的学生正在受压，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份荣誉和幸福。当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办”关于如何组织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文稿给他批准时，他加了一条：“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学生，也可适当吸收为进京接受检阅人员”。说实话，写虽写了，至于下面怎么执行，他不会去检查，什么叫做“适当”，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况下，什么叫住“表现好”，更是会有不同看法，他无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确的规定，也不想去对某一个学校作具体的指导。但是，他必须这样写几句，才在自己心理上通得过、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于是体会到，有许多现实的事情是不以写在纸上的东西为转移的。
思想有时可以跑在事物发展的前头，但思想一时会拧不过现实，这种情况也会有。后来，“文革办”《通知》里的那些规矩，不知怎么就被学生冲破，所有的学生，不论什么出身成份，不论是哪一派的，既没有人去查问他们的有关表现，也没有人去把握什么叫做“适当”，都结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门，像蜜蜂离开蜂箱一样飞出去了。免费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井岗山、韶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仪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学里去观光。也有少数学生响应报纸上的号召，采取了步行串联的方式。亭州简直像一座空城一样清静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为学校的“文革”和这些学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着这“太平”时光，市委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经济工作指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头年首战告捷而奋斗。这才是正常的工作，做这些工作，干部就动起来，就有劲了，日子应当是这样地过。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来点儿热闹一样，社会刮起一股改名称的风潮，比如某中学改名为“卫东中学”、某小学改名为“红书小学”、某粮店改名叫“向阳粮店”、某药店改名叫“为民药店”之类。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国大串连的学生们终归是要回来的，不知又将出现什么形势。他悚惧地等待着。
然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却换成了工人阶级。
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亭州“文革”是在紧张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戏剧性的情况中度过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在握的缰绳，也完全从手中脱落。
十一月八日，有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说他们被“主力军”打了，其中确实有脸被打肿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伤势不算严重，却打得很难看。原来，“主力军”在工人文化宫大会堂批斗医校被拘留的教师郁平，这几十个没有戴“主力军”袖章的工人要进去，说“我们也是工人，我们也要听听”，他们冲破门岗阻拦，向里闯去，但毕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拦住了，混乱中发生殴打，寡不敌众吃了亏，这些人被赶出了大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程主任及时报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来自好几个工厂，说并不是约在一起的。程主任记下他们的姓名、单位和伤情，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处理，医药费可以到“文革办”来盖个章，回单位报销。也就把他们劝离了市委。
“主力军”后来押着郁平，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大街游行。
怎么工人批斗起郁平来了？谁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到社会上去批斗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程主任也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亭州运动的某些方面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虽然他大而化之、不以为怀，但每当发生一些情况，他的情绪暗里还是会发生一些波动。当然，他很快也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所不满的是，从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那时开始，老宗就开始利用工会组织，现在干脆让众所周知的工会负责人老刘做了“主力军”的头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难道就可以无视或敌视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能让各单位把另一面的工人尽可能团结进来呢？至少要问：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各单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军”，就这样第一次聚集一起，用这个批斗会，显示了作为全市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些，不但给了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一个信号、一个示范动作，而且将剌激他们集聚起来相抗衡。这就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道理。那几十个去闯“主力军”会场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刘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种必然的倾向。
果然，不久之后，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文革办”，其中为头的就是刘克成、陈安国。他们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准，要经费，要活动场地，总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军”的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立了全市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
程主任说，“主力军”并没有全市统一组织，市委也并没有给“主力军”什么待遇，刘克成他们就举出“主力军”现已占据使用着工人文化宫的例子。程主任说那不是市委给他们的。陈安国说，你的意思是说谁有本事谁就去占有，而你们默认，是不是？现在工人文化宫已经被“主力军”占有，这本身就说明“主力军”全市统一了。亭州总共这么长一条主要大街，剩下好做总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联、剧场这两处。假如我们“工红”把总部设在工商联或剧场里，你们默认不默认呢？
程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汇报。他听了也感到为难，又不能推给老宗，就召开常委会。
问题一摆出来，老宗就说，什么经费、活动场地！全市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组织已经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个组织，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程主任小心地问，怎样回答他们呢？老宗说，他们可以申请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不可以另行成立组织。
程主任脸上现出难色来。
老宗又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人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是冲着什么来的？假如我们束手无策，假如我们不运用我们的权力和组织系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脚、撧掉它的钳子一样，叫做没脚蟹，那还有什么还手之力？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不讲理，这个理只有我们讲，别的任何人都无权讲。“主力军”是在工会领导之下的，各级指挥由工会的负责人或工会指定的骨干担任，而工会是工人阶级选举产生、经过党委批准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合法群众团体，离开工会领导去成立工人文化革命组织，是不允许的，是无政府主义。
老宗说着，老程在本子上记着，大家听着，好像都默认这一说法，而这一说法本来就是最正统的，但现在好像反而有强词夺理之意。
他没想到老宗会这样旗帜鲜明，大约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老宗这样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不过他担心着，这样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刘克成那些人能接受这样的回答吗？可以断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问了一下，有无不同的或者补充的意见？都摇头。就是说，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难提出别的意见来。是的，什么是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意见呢？难道能主张让刘克成他们去成立他们的“工红”组织吗？这话怎么好说呢？而老宗的话，也不是硬要强词夺理，只是有点跟总的形势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谁能驳斥老宗呢？就连他也不能。他只能让老宗就这样说下去、做下去。话说回来，倘若果真能把刘克成这些人遏止、打退下去，果真能通过“主力军”来控制局面，而背后是老宗牢牢掌握着，这样直至运动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说，老程就照这个精神回答那些工人，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来听取答复的工人们，立即遭到“迎头痛击”。陈安国口若悬河，一边说着，一边翻动着他的双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声有色，程主任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把办公桌捧翻在地，几十个工人朝市委里面闯来。他接到了程主任从门口打来的电话，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见这些不速之客的准备。
秘书把人拦进了小会议室，他就面带笑容走了进去，程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这时也从门口赶到，带着记录本，样子有点狼狈，但保持着忍辱负重的工作状态。刘克成说，杨书记，刚才我们对程主任已经初步谈了一些，市委的答复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个别人情绪激动了一些。
程主任忙说我们能理解，对我们发一点脾气不要紧。
这时他看到一个工人神情有点尴尬、眼睛朝着屋顶一翻，瘦瘦的，个子不大，青春的脸上有几分顽童的表情，想必就是刚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这个工人握手，问他你叫什么？这个工人现出一种镇定的神情，说，我叫金满林。他说，这个名字好，金子像苹果梨子一样长满了树林！工人们都笑起来。金满林也破颜一笑。
这样调节了紧张空气之后，他让自己神情宽厚，不动声色地抽着烟，问，你们对市委答复是怎么看的呢？
刘克成看了一下陈安国，陈安国站起来，一开口就声如铜钟，说，杨书记，市委叫我们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可是我们本单位的“主力军”一直排斥我们，我们不但参加不进去，而且我们正是他们打击的对象，都等不及到运动结束跟我们“秋后算账”了，现在就要算账。这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一面以生产为名束缚我们，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讲话，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林彪同志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段讲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敌人不要接过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浑水摸鱼。可是各单位“主力军”及其幕后指挥者，却引用这句话来针对我们这些人，并且针对前一阶段朝阳中学、医校学生的革命行动，这种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讲话所指出的接过“炮打司令部”的革命口号，而将矛头倒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来了，请市委看一看，如果我们属于林彪同志所说的“牛鬼蛇神”，那就在这里把我们抓起来，可如果不是呢？那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市各单位口径这样统一？他们说，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还是要抓造反的这些人啊，还是要秋后算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也不许工农干涉学生，那么只有动员我们根正苗红的孩子参加红色保卫军，去跟造反的学生斗争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锻炼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决战胜利了。这两种说法现在很流传，各单位都像是开会传达过一样，刮起一股风来。请问市委，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符合《十六条》的精神的吗？把林彪同志讲话歪曲到跟《十六条》相冲突的地步上去，这是什么行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为什么荒唐、可笑到这种程度？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叫我们回去参加“主力军”，请问市委有没有跟“主力军”讲好，让他们吸收我们呢？如果讲好了，而他们不执行，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没有讲，乃至于讲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诚意何在？为什么糊弄我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主力军”是什么货色？各单位“主力军”旗子上为什么统一地没有“造反”二字？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这一切欺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我们认为，“主力军”里面，除了少数捧着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梦想将来得到一个乌纱帽的人，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要拼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党员、老模范，他们有的是受了欺骗，也有的是私心杂念，更多的是随大流，认为反正千错万错，跟领导走不错。但他们会有觉醒的一天的！而这一天不可能自动到来。如果我们坐等，如果我们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的只有“秋后算账”，文化大革命就被扭转了方向，那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变成了“白色恐怖”！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我们要明确打出“造反”的旗号，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市委来谈呢？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市委是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如果市委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十六条》说了，党的各级组织以及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这个你们应当比我们学习得更深更好更心中有数。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里暂时只读这一段。我叫陈安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会关系上有几个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有些人宣扬的“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是昨天跟着毛主席打碎旧世界的人，今天要背叛昨天，想恢复旧世界，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他们的贵族之家就成为天堂的主人。所以“血统论”才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成了一些人碰不得的命根子。问题就这么明白、简单！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个“血统论”，说奇怪也不奇怪。请问这样的人们也配叫做共产党人吗？他们在内心里可能已经不想称自己为共产党人了，不过是现在还不敢公开说出来、还需要对“共产党”这三个字加以利用。这就是《九评》上说的赫鲁晓夫“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斗争的对象不是像地主、资本家、明火执仗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在其思想灵魂深处、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不同，到时他们就要抛开伪装，露出真正的面目。我本人十三岁进厂当徒工，今年二十六岁，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我这双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种工具已经十三年了，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并不是想来碰什么人的印把子！首先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我是作为工人代表到市委来谈问题的。明天，我也许会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退缩回家，不再做这样的代表了。但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代表，我说的话，不但是我自己要说的，也是工人们心里要说的。我今天站在市委会议室，当着杨书记程主任的面说这些话，程主任和秘书同志也记录下来了，而且我注意到秘书同志速记能力很强，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账”，我不赖账，一个字都不赖，随时奉陪，奉陪到底！
这人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令人吃惊！这人所说，有许多也的确在理上，让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几下。这人表现出的冲天气概，确实如其所说是有群众基础的。他听着，微笑的面容不觉渐渐严肃起来，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一个普通群众当着一个市委书记的面这样从容不迫、慷慨陈词，一点也没有什么虚伪、畏却、谦恭。这就是“造反”，好像公然敢于做一回人一样。他注意到，工人们听得义形于色而又克制着，都用眼睛看着他这个市委书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他神情上的一丝颤动，他眼波里的幽微一闪，他们都盯着。他们希望陈安国的话能打动他、说服他，他们也担心陈安国的咄咄逼人会剌激他、惹他反感。从策略上他们大约还是希望陈安国能表现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们由衷赞美着佩服着陈安国。
陈安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很从容地坐下，大眼睛凝神悠然一转，好像是在心中进一步肯定自己刚才的发言都是对的。
刘克成说，杨书记，我们希望市委对我们要求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重新研究，做出新的答复。
他说什么好呢？市委就这个问题已经开过会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维护市委的决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们，而是他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他得说服他们，但某种实质性还是难以回避。
他说，刚才陈安国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动的，也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我个人不应当加以改变。市委是考虑到工人阶级不能一分为二，是想在这个前提下来满足你们的革命要求。但看来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做相当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学好用好《十六条》。正如刚才陈安国同志所说的，一切都要统一到《十六条》上来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条》为标准的，那就在一个组织里也行，不在一个组织里也不要紧。市委本来考虑，工人阶级不一定要成立不同的组织。但现在看来，也不等于你们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就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只要大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那终归还是要走到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情况复杂，互相隔绝，但各个山头都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统一的革命大军。要不然怎么能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么复杂的地理环境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我现在还是希望你们考虑市委的决定，再做些努力，同时市委也要进一步去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他们能正确对待、吸收不同观点的阶级弟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于林彪同志讲话，对照亭州，我理解也不是指向你们的，不是指向朝阳中学、医校的革命师生的。你们反映的那些说法，如果是那样，那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也决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赞成那样的说法。上次刘克成和一些工人同志到我家，我们共同学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段号召，刘克成，你还记得吗？
刘克成回答说，记得，党中央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想不到刘克成把这段话背熟了。他说，对，就是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最后是两个“把”，两个“为”。他鼓起掌来。工人们也鼓掌。他笑了，说，今天我很高兴，先是陈安国有精彩的发言，接着是刘克成能把《公报》上的重要指示背熟。只要你们是真正理解中央指示，并且照着做的，那就没有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就支持你们！所以，关于成立组织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条古老的哲学，它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厉害、更长久！但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处在无形之中，不是说决不赞成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我是说我们遇事要有辩证法的思想，那终究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跟程主任继续研究，能办到的，市委都应当为你们办到！那我就先离开，好不好？他站了起来，工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鼓掌欢送他走出会议室。
会见不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体答应什么。他感到工人对他有一种理解，有点把他看成一个好心的但有点书生气的人，因此不跟他计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轻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争取”他成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谨慎着、珍惜着的。当然，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这些感觉不会错，尽管他为此而有某些感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被什么俘虏过去的人，他决不会忘记自已市委书记的责任。然而，和善地友好地对待这些人，视这些人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积极性的群众，而不是将来“秋后算账”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是他抱定的一种总的态度，他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和对待他们，哪怕内部对他有所误解，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态度，并且他要用这一态度来向人们表明，我们应当怎样做工作。
他刚才的接见中说到市委要进一步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主力军”能开门吸收这些不同观点的人，并且实行民主选举。这一点，在市委常委会上没有讨论到，不知为什么被大家疏忽遗漏了，而他也只是在刚才讲话之际才想到。话虽说出去了，靠他一个人却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让市委“文革办”找“主力军”谈一谈，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还应当抓出一两个典型来做示范。要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在真心诚意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失败了，才能算这条路暂时还走不通。
他不无幽默地想到，他这也是在试验着一种“中间道路”呢。看来，不同程度的“第三种”选择，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人们往往喜欢向两头走极端，片面地、平面地、单向地看问题，要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多事呢？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但在道路问题上，毛主席从不主张什么“第三种”选择，总是坚定地引导和推动着现实朝革命方向前进。扪心自问，在这上头，他的思想深处，是有动摇的，但当然不敢暴露。
后来，他让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会见的情况向老宗做个汇报，把记录给老宗看一看。他这样做是让老宗有个充分考虑的时间，然后再跟老宗商量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没有反应。但情况已经事不宜迟，他必须跟老宗见面。他让秘书去请老宗。
过了一会儿，老宗来了。他说，前天我跟刘克成、陈安国那些工人见面的情况，让程主任向你通报过了，两点，一是让“主力军”吸收本单位“工红”这样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进来，二是进来之后，适当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少要有这个允诺。这实际上是想把常委会上的意见具体化、进行落实。你是什么考虑？
老宗摇头说，情况我知道了，但做起来很难，可能就做不到。
他说，总得试试看吧？老宗摇头，但不说话。他说，你光是摇头，我想听你的意见。老宗说，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我们能做到这样，表面上把他们捏起来，其实还是不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整得她肚子疼以后，还是要钻出来。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如来佛把他镇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来。现在正是孙悟空出来闹的时候，要把他们这样收起来、限制起来，能听你的吗？
他想说，这本来不是你的主意吗？但他没说，因为他进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会上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并不真的认为能把刘克成他们跟“主力军”合起来，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体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陈安国发出的责问是那样有力。可是一方面这已经作为常委会的结论，一方面已经跟工人说了，怎么办呢？
他说，要么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到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去，抓这两个大典型，这两块大骨头啃下来，全市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好在学生现在都出去串连了，没有什么干扰。老宗还是摇头。他问，你到底怎么考虑的？
老宗说，老杨，随他们去吧！这是不可阻挡、阻挡不住的。你在这样想，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主力军”想的是如何随时出动来保卫党，就好比是我们最自觉的工人警卫队一样。而刘克成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如何打倒我们！你叫他们怎么合到一块去？
他心中暗吃一惊，他看着老宗，听他说下去。老宗说，都说我们在整这些造反派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我们各级岗位上的人是吃什么饭的、他们该负何责呢？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们的黑材料吗？也在整啊！在收集、调查、给我们常委排队呢！他们起来造反，就是反过来要对我们这些人做审查，他们要在这场斗争里显威风、立功劳、当左派。我说了你不要见外，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我诌的，你的情况，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惊，但一笑，问，我的什么情况？老宗说，大情况没有，你到亭州来时间不长嘛，但小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你床边的小书桌上放着一部什么书，我不晓得，但刘克成他们晓得！他们经过衡量，认为这事情还不能算，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你生活简朴，是个好人，他们要坚决打倒的是我，要团结争取的是你。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定了这个方向和策略。
他一听，脸上一热，他的床边小桌上确实放着一部书，是“皋鹤堂”版的《金瓶梅》。此书历来被视为淫书，他让文化局洪局长亲手从亭州图书馆借出来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为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虽有淫秽描写，处在一定文化层次上的人，还是可以阅读的，正如张竹坡在《读法》里所说，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毛主席让高级干部们从认识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读这部书，并指出这部书不尊重妇女。所以他就没有躲着人，只不过最好还是放在房间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来。但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刘克成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说，可笑，我要他们什么区别对待？他们又凭什么可以坚决打倒你？说着这话，他想着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听老宗说，工人“经过衡量”，已经不把这个当作什么问题了，而在接见时，工人对他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惭愧。这“文革”呀，还没有碰到他呢，已经让他心里这样翻腾了，假如平时确实有点问题，让群众抖出来痛加指责，那是个什么滋味？这一关真不好过！毛主席呀，你老人家发动的这场运动，确实如王雪形容的，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啊！党内真正理解、赞成的人是不会多的……
老宗说，最近我听到一个“五不怕”的说法。他说，是“五敢”吧？老宗说，不是“五敢”，那是鼓励学生的，叫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敢闯敢造反敢革命敢斗争。他笑道，你说多了，说成“八敢”了，《十六条》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说、敢做，这比较精练、不重复，但平时报纸上说的，有时确实多了几个。老宗说，反正就这意思。“五不怕”是鼓励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他一听，笑道，假如曹家骏王家山晓得这个说法，兴许他们就挺住了。老宗说，这个“五不怕”，是中央有人针锋相对、豁出去了。他吃一惊，问，是什么时候有这种说法的？老宗说，当然就是现在的事！老宗看着他，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模糊记得以前就有“五不怕”的说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说的，叫干部能以这种精神顶住“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当时听了不很理解，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总是想，抵制这些东西需要这样“五不怕”吗？和平时期也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吗？一个人当干部当到最后坐了牢、挨杀了头，又有何意义呢？也许是毛主席的语言风格喜欢这样说吧？现在不是从前革命战争年代或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年代了，现在是我们党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挨坐牢、杀头，算是什么呢？
他没有跟老宗讨论“五不怕”说法的来龙去脉，在这时候没有讨论这个的必要。
老宗说，问题都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们不能灰心失望、溃不成军，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严重，现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们县级基层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骏王家山这样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过关。当他说这句话时，同时却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加上历史上有过的问题，在这次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是不是会特别地吃点苦，似乎有点难说了。但大约老宗也不至于就成为党要加以“清洗”的对象，一个干部要达到该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觉得跟老宗这场谈话有点变异了，他本来要谈的东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谈起会不会被群众“打倒”的话题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骏那样被群众揪住不放，他是应当想点保护性办法的，似乎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叹口气，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说，老宗，我们照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是负责这个城市的人，我们分头到基层去蹲两个点，让那里的“主力军”吸收对立面的工人进来，哪怕貌合神离，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厂而到两个小厂去做这个实践，认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结果如何，不计成败，都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这样说得很有道理，企图说服老宗，一边却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兴致像松了气的血压计水银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摇头，说，我不想去干这事，弄不出名堂来的，就好比明明在涨潮，你却要顶着潮头下海。现在的总趋势是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即使观点相同有时也难合，哪有观点对立合成了一个组织的？没有，全国都不会有。一山不容二虎，现在情况是群雄四起。正如从前，到处拉杆子，光是一个县里就能拉起十几个抗日游击队来，五花八门，这时候你挡不住这个趋势，到一定时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这当中多少尸山血海！历史就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样子，正如中央《公报》上指出的，我们有“社会阴暗面”。中央号召要克服这些东西，但“文革”本身就提供了“阴暗面”表现的机会，污泥沉渣、死猫死狗，都泛上来！说得不好听，社会就像屎缸，不能搅，越搅越臭！现在反而是你也来搅、他也来搅、大搅特搅，真是史无前例！问题大呢！
老宗的话虽对，却有点偏激离谱了，他默然无语。至此，下去搞试点的问题显得很幼稚，不必谈下去了，他不觉就回到原先的几乎有点无聊的话题上，问，你怎么知道刘克成这些人在收集、调查我们的情况？老宗说，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上下沟通，左右联系，这很正常！你以为造反派在做什么？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步，来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能够揪出来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调查我们的情况。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党校里戴高帽、挂黑牌、游校示众。煤炭部长张霖之，颈项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铁块，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众是首都的大学生啊，不管他们是哪一派的，反正敢想敢说敢做到了这地步，这股风如果到了我们下面，那将是什么样子呢？
周总理接见那些红卫兵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你们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让回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务院？这不是非法拘留吗？不仅对一个部长，即使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张霖之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怎么向中央交代？现在张霖之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黑帮’这个词不能乱用，《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没有这样提。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的，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周总理说得多沉痛！
老宗所说的情况，他相信是真的，听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这样草菅高级干部的人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都的这些大学生，是怎么了？就在毛主席身边，为什么这么不讲政策？这种情况就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啊！当一个学生这样做时，别的学生为什么不站出来坚决制止？《十六条》不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吗？《十六条》在说到“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说到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识别“那些做法是对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是毛主席有意要用这场运动来检验、考验、锻炼、提高一下这个国家的人民吗？
但看来，老宗所说“斗黑帮”的情况，可能正是运动初期谭力夫那些“红五类”学生所为，平民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这个胆，起来造反的学生也还没有出现。他对老宗说出了这一分析。老宗略显吃惊，好像想不到他也这么掌握情况。老宗说，对的，可能是这样的。但不能怪这些娃娃，他们也是一片赤诚，只不过门第高，见识大，出手重。如果把他们这股劲，引导应用到有益的方面，那是多好？现在是用在自相残杀上了。这些娃娃那时还不知道运动是冲着他们的老子来的呢！现在对运动的态度怕是全反过来了吧？我倒担心他们反过来又做什么出格的事。这些孩子胆子是特别大的，江山确实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么！但他们不应当这样对待别人的老子，他们对自己的老子总还是保的吧？所以我心里也不赞成他们。
他不由得想到《十六条》对群众觉悟的估计是否过高？是否写得还嫌简单了一些？一个部长，问题再大，也不能就这样遭折腾致死。如果这样等而下之，何谈对待较低级的干部，更何谈对待“牛鬼蛇神”呢？这确实是歪风，是走极端，是无政府主义。问题不管出在“红”还是“黑”的学生身上，假如都刮起这样一股风，这文化大革命在文件上写得再好，又怎么能伟大正确得起来呢？但毛主席对这些，好像不怕，不足以动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决心。
他说，教给学生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该是普通教师的职责，我们的教育，有欠缺，值得深思。总理不得不来亲自来教育这些大学生，这是一种浪费。这些大学生不过是这样的水平，说明还跟不上实行“文革”这种大民主的要求。你上次在我家说过，“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现在看来，在民主还不能普遍实行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集中，甚至是强权，要不然就大乱。审查干部是党组织的事情，即使这样，还有弄错了的，何况是群众运动呢？不出事才怪！我们这里曹家骏、王家山其实也是这回事，只不过级别没有张霖之那么大，手段也没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六十斤的铁块挂在颈项上，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啊。谁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里面谁不是一副骨架？人不可能金刚不坏。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顾了，那就是残酷。不管打的是什么革命旗号，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众，不管是天大的理由，这样做都是不对的！这就是形“左”实右，做了军阀、反动派、日本鬼子才会做的事情！唉，我可能说得不对，变成“很不理解”了。
老宗说，既然你也这样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说一句，我认为这个运动，再有天大理由，也不能这样弄，群众起来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灾难！即使本来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就好比一种病，平常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害这个病，现在呢，群众出来“自己解放自己”了，他们平时没有资格，这下子有了机会，大家都来害这个病，以害这个病为革命，不学而能，倍本加利，倒过来针对我们这些人了，真是对我们极大的讽刺，就像一个人平时是怎么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自由了也就怎么打他，是跟他学的。
老宗说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说，他们怎么就没有新武器，而要用我们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们只有拿起老武器。这下子好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有毛主席撑腰，是闹革命的，我们被规定是革命的对象，翻天覆地，虽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却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还吃得消吗？土豪劣绅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土豪劣绅还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国民党支持他们，我们呢，被规定不准反抗，逃也没处逃。好在群众中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得到保护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论又叫人们不要当保皇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孤立无援、乖乖挨整。经过这么一闹，我明白了，将来我们一定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但现在说了也没有用，大约等群众把这个病也害过了，大家都说够了够了、不斗了不斗了，那才行，那起码要带来几十年太平。
他表示赞同，但他又加了一句，说，不过《十六条》并没有让学生这样做。老宗表示不同意，说，在群众内部是没有让这样做，但在群众对干部的关系上，是开了一个口子，叫群众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请问什么叫做“整”？这样的当权派在哪里？当然是在干部队伍里。就要来找一找。那不就斗起干部来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就当成阶级斗争了？我认为是不该这样搞运动的！
老宗这话，他一时倒也无言以对，只好把头号点点。
老宗说，我过去在家里念私塾，先生让我们念过几篇《荀子》，想必你也读过，我记得荀子是反对“斗”的，昨天我找了一本《荀子》一看，果然！他在《荣辱》篇里说，“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他还分析了人为什么会“斗”起来？是因为人人都自以为是！这也包括我在内吧，所以我知道我也是好斗的。现在，我们这个县级市委还好好的，因为刘克成他们的全市组织还没有成立起来，等他们成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到市委里来抓亭州的彭真、万里、安子文、林枫、张霖之去“斗”。北京也是这样，先是“红五类”的娃娃们起来“斗”那么一阵，过火得很，瘪下去了，现在是造反的起来闹、起来“斗”，火力也不会小。做干部的现在总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难逃。所以我们应当考虑的如何团结、掌握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如何在组织上思想上让我们全体干部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这股“斗”的恶浪。不管毛主席是什么好心，是怎么经过运动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反正现在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面对现实考虑问题，来保证毛主席的目标得到实现，而不要被破坏。
好在我们有群众基础，这些基础群众不同意这样搞，在全国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其实应当说是正统派、可靠派、真正的左派，跟造反派这些假左派真右派新老反革命针锋相对。北京一开始的那些娃娃们，大概现在也清醒了，晓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敌是在哪里。我相信他们晚上会到被他们斗了的“伯伯”家里去检讨自己的幼稚行为的。
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去做试验，把刘克成他们吸收到“主力军”里去，这项工作，怎么做得下来呢？我们主观上想做下来，结果也还是做不下来。不如不去做。但作为常委会的决定，这个意见我已经跟老刘讲过了，不是没有讲，也就算是布置过了吧，他不贯彻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听领导的话了。
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我无所谓，也不怕，而且光荣！如果那样，到时常委会可以把我“抛出”去，让我“经过去”，火烧、炮轰、油炸，都行。半夜遇到狼群，在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狼想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抛给它们，拖延时间，等待天亮。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到一定时候就能大反攻！这是必然的。
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跟这个运动不合拍，现在已经无所谓合拍不合拍了，现在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至于运动的是非，运动有多么伟大，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说出个道道来，又能怎么样？反正最后是中央说白我们就说白，中央说黑我们就说黑，对我们这个等级上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我们上头还有地委、省委，我们一点儿也不用发愁，跟着上级就是了。井岗山的时候，王明的时候，中央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只有服从，只有等待时机，一直等到三十万红军损失得差不多完了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不能那样下去了，要请他老人家出山，他老人家才有了出头之日。这里面能说明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关心的是亭州的事情，这个是非黑白我们最有把握。即使一时把我打倒，我心里还是有把握，永远有把握。我们把亭州的事情处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损失，就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什么是最后的胜利？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对社会而言，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那就要用得着我们。这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向我们预示的一项必然而重要的任务。我们要作好准备！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着他，那种自信和气概确实令他佩服。他说，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体事情上如果有点不同，无关紧要。群众组织这个事情，就听你的，不去考虑它了，听其自然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让“主力军”也注意一些策略，严密自己的组织，抓好自身的学习，像把郁平从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时无为的状态比有为的状态更为有利，蓄势待发比奋勇出击更为有力。比如我们能劝阻“主力军”形成全市组织，让他们只是分散在各单位，把有形的组织变成无形的联系，在无形的联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老宗说，这当然是最高境界，但实际上我也掌握不了。“主力军”的成立，说实话，虽然有我们做的工作，但我们确实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撑起来的，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我们推动他们，他们也推动我们。“主力军”在性质上也是群众组织，也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会传染共同的时代习气，会同样有不听话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身份在群众眼里总的来说，是跌价，不是涨价。过去一个党团员也让群众老远就肃然起敬的好日子，有等有级、满怀敬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上头确实是民主进步了、“礼崩乐坏”了！一切有待重建，重建不可能重复。“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还是“破”占上风，“立”还遥远。其实，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破随其后”，心中若无所“立”，凭着什么标准去“破”呢？岂不是乱“破”一通？但各人心中所“立”不同，所“破”也就不同。历史就是这“破、立”二字的较量。你有你的破与立，我有我的立与破。那就斗起来。战国荀子就反感“斗”，可是在他之后历史还是“斗”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说明人类又怕“斗”，又离不开“斗”，永远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这方面倒是毛主席干脆，说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好吧，那就“其乐无穷”，我们就用“五不怕”的精神，像郑板桥说的“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好一个“浑不怕”，好一个“一千场”！
老宗所言，传达给他的，是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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