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朋友送了张老版纪录片DVD,是关于文革时著名钢琴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聊这二部作品似乎都离不开殷承宗这个人。看影片中的他,似乎就一白面书生,俊雅而不失激情,典型的一时代青年,在那陈旧的胶片上,他的演奏至今仍在感染着所有的人。这种感染与政治并无多大的关联,纯因那强有力的激情迸发音符。
以小号,双簧管为主奏,搭配长笛和短笛,组成了黄河船夫民开头磅礴的气势。通常版本中,指挥家在处理这一段时,会突出鲜明的管弦乐,忽略长笛和短笛的16分音符半音阶经过句,而此版的指挥李德伦则注重在168速度引导下,使长笛和短笛声音鲜明,遽然浮现在整体音响之上,给人惊涛骇浪的感觉。
70年代时的殷承宗正处于巅峰时期,华彩段落中的大段琵琶弹得是伶俐而果断。与别的版本处理不同,他在突出重音的同时,一鼓作气把四个“波浪”串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华彩段落推向了最后一个高音。在接下来的三个乐章里,更是创造了奇迹,艰难的8度上行音阶和整串的下行和弦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速度和精确,所达到的火爆程度是其后任何一个《黄河》版本难以比拟的。在这版中,殷承宗在钢琴演奏上注重把音符交融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整体效果,他的演奏已经达到了如同本能反应的境界。在后三乐章的处理上,衔接得是天衣无缝、富于张力,且每个乐章的高潮间前呼后应,臻于尽善尽美。
钢琴协奏曲《黄河》
中唱上海分公司出了套CD《珍藏黄河》,此碟二张一套,共收了二个版本的《黄河大合唱》(1955/1975)和二个版本的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1988)。
《黄河大合唱》是我很喜欢的曲目,我曾收过一张为纪念抗日战争55周年特地录录制的CD。对照手中现有的三个版本,谈点我的感受。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39年,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它是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和作曲家冼星海伟大合作的产物,是激扬文字与黄钟大吕碰撞后的结晶。70年来,《黄河大合唱》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信心与勇气,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象征。
1938年11月,冼星海一家来到了延安,重逢早在1937年在武汉时结识的诗人张光年。在1938年9月,张光年带领抗战演剧第3队到洛川等地演出, 11月1日,在壶口附近第一次渡过黄河,绮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使张光年写出了《黄河颂》的首句。并产生了创作组诗《黄河》的冲动。在作曲家与诗人重逢后,作曲家提出了合作的请求。面对生机盎然的延安,回想一路所见的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激情,诗人终于找到了情感与诗意宣泄的机会,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唱词。冼星海拿到手稿后于1939年3月26日动笔,至3月31日谱写完成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是在1939年4月13日,地点是陕北公学的大礼堂,这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周年大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了《黄河大合唱》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演出。结束后,冼星海特地询问了毛泽东主席对作品的评价,毛主席说:“百听不厌”。
这版“延安版”脱离不了延安的实际,不仅配器少(配器主要是口琴、三弦、竹板等,没有一件正规的西洋乐器),而且声乐方面的水平也比较低(当时的延安合唱团是由抗日救亡队、几名学生和一部分专业工组成,大部分连简谱也不认识,全由老师一句句的教)。所以冼星海在阳作《黄河大合唱》时顾及到了这些因素,在配器和演唱难度方面迁就延安的现实状况。例如《黄河怨》在此版中就没有转调和高难的花腔。
1940年,为了治病和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冼星海来到苏联,并在极其艰难的1941年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修订配器版。在此版中,冼星海用了一个三管编编制的大型交响乐队伴奏(保留了中国乐器竹板、小鼓等),在管乐器方面大大增强了份量,比如在《怒吼吧,黄河》中就使用了12把降B调小号、降B调长号和6个法国号伴奏。把原只是用三弦伴奏的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进行了管弦乐配器,使之成为了乐队伴奏版本。此外还为《黄河大合唱》加上了一首序曲,作曲家把后面8段音乐中的素材用到这首序曲中。《黄水谣》改成了女声二部合唱,这就与延安版中的混声合唱有了较大的改变,效果没有混声合唱来得强烈。《黄河怨》上,冼星海作了大的修改,在他的意念中女高音应当偏花腔,这一改动的效果并不太好,一是增加了演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不太符合黄河边一村妇的身份,过于艺术化了。
这个版本与延安版本不同的是,冼星海修订此版时正值卫国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能力和条件去根据交响乐队实际演出效果做出必要的调整,因此,在和声、织体、配器上尚存在不算太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筹备成立全国文联时,准备在成立大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但苦于没有一个好的版本可供使用,于是便请冼星海的学生,作曲家李焕之出面整理出了一个版本。
李焕之在以“延安版”为基础,“莫斯科版”为参考的情况下,做了以下的修正;新版的前奏与乐曲中间的过门不能随便改掉;着重在和声、配器上的独特性;中间过门过长或者是效果欠佳者,按延安版本适当的修正;配器方面,有的低音过重或和声浑浊影响其合唱或独唱情绪时,也可适当地减轻其和低音;有的配器织体中,铜墙铁壁管乐器用得太突出而妨碍了整体协调感的部分也删除或改为木管取代;在调性面局上,如有音域过高以致于难以演唱的部分可适当移调,以发挥歌声的有效表现力为准则;有是一时看不清其效果上是否动听的部分可暂且不用,仍以延安版本为基础。《序曲》中删除了低音黑管和低音大管声部,木管组的织体也做了调整。《黄河之水天上来》保留了“莫斯科版”的主要内容,但作了一些删节,却使音乐比朗诵短,演出效果不佳。《黄水谣》换成了降E大调,亲将“莫斯科版”中的女声二部合唱改成了战斗力极强的混声合唱并重新进行了配器。
此版在1950-1960年代影响很大,1955年总政还以此版拍摄成了电影,后来中国唱片公司发行的第1张慢转唱片(M-001)也是这个版本。
1975年,恰逢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逝世40周年和30周年活动,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调集了北京各路精兵强将进行排练,中央乐团组成了由严良堃为首的修订小组,以“延安版”为基础,参考“莫斯科版”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通盘考虑进行修改。
首先删去的是“莫斯科版”中增加的《序曲》。《黄河颂》没有作大的修改。《黄河迷水天上来》有了二个较大的改动,将“延安版”中的三弦改成了琵琶,另就是重新配器后的乐队气势更大,改变了“莫斯科版”中仍以乐队拨弦为主的伴奏方式。《黄水谣》写成了混声合唱。《黄河怨》作了相应的调整,在“莫斯科版”中多次转调,此版没有转调,同时也删除了“莫版”中的女声伴唱,恢复了“延安版”形制。《保卫黄河》在“莫斯科版”中使用了四部轮唱,此版改为三部轮唱,第四部轮唱用乐队演奏了一遍。《怒吼吧,黄河》在最后“向着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句时反复了四次(“延安版”是三次,“莫斯科版” 是五次),调性与和声也作了一些改变与调整。
“中央乐团版”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舞台演出的通行版本,三十多年的舞台实践令其日臻完美,奠定了权威地位。效果好,表现力丰富乐队的演奏员演奏的时候感受非常顺手,让人热血沸腾,起到了言语难以表达的作用。它有强在的凝聚力,团结了各派人士,让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做中国人的自豪,增长了中国人的自信心。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对于这段朗诵,后来由于人们嫌其太长,大多删去不演,久而久之竟成了约定俗成,其结果是《黄河大合唱》被剜走了诗的特性,歌曲词意和情绪中断。对于这点违反艺术规律,脱离艺术效果而不计的做法,我个人是极其反感的。而中唱上海分公司出版的这套CD中,二个版本都没收入这段《黄河之水天上来》,不知为何。
《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生於一九零五年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原籍广东番禺,父亲冼喜泰是一个船工,在他出世时已去世,母亲黄苏英是一个农村妇女。冼星海自少依靠祖父生活,六岁时祖父去世,随母亲到南洋,进了一所旧式学校,攻读四书五经。后转到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攻读英文。十一岁转到华侨办的高等小学,读了两年,回到广东,进岭南大学附中,又升入大学,一直以半工读来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冼星海学习结束,做过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和岭南大学音乐教员。二十一岁那年到北京进北大音乐传习所学理论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翌年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一九二九年离开国立音乐院,加入田汉所组织的南国剧社。
一九三○年,二十五岁的冼星海出国到法国巴黎,随奥伯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在巴黎六年,曾进过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和丹第(Vincent d''Indy)创办的音乐学校,做过饭店堂馆、修指甲和咖啡店的杂役和音乐师等。他初期的作品如《风》(三重奏),明显地受到当年他跟从过的杜卡(Paul Dukas)及丹第的影响。
冼星海一九三五年夏末回国,改变了创作方向,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国防音乐运动,开始写作第一交响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但不久就因与公司意见不合而辞职,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任《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片的音乐指导。
一九三七年冼星海为《日出》《大雷雨》等剧作曲配音。“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年底留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张曙等共同主持武汉抗战音乐运动。翌年十一月,第三厅工作受阻碍,奔赴延安,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初,创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作品。
一九四○年五月,冼星海离延安赴苏联深造音乐,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十月三十日病逝莫斯科,享年四十岁。冼星海在苏联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乐作品,包括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管弦乐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交响乐《中国生活》、中国舞曲三首、小提琴与两架钢琴合奏曲《阿曼盖尔德》,而《中国狂想曲》则不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注:冼星海谱曲,光未然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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