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绎--论陈忠实《白鹿原》及其评论

“告别革命论”的图解和演绎——论陈忠实《白鹿原》及其评论

    

     2008年4月29日《文艺报》第一版刊登新闻，报道北京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20周年暨荣获第4届茅盾文学奖10周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会上发言说：《白鹿原》“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在我的记忆中，为一部小说的创作和获奖多少周年举行纪念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是非常罕见的盛事。近日据《新京报》报道：由《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的30年里 （1979—2009）“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  11部长篇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以7票获第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作为评委之一，认为《白鹿原》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可见的勇气。”如此追捧，实属罕见。那么，《白鹿原》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一）

    文学创造首先是作家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其要义是求“真”。《白鹿原》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看来显然是企图通过白鹿原上一个家族在上世纪前半期的兴衰，展示中华民族近现代的风云变迁，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历史早已做了结论。中华民族近现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为了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几代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企图通过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法遭到惨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继而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使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不可能有别的主义、别的道路救中国。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大作家的一部伟大作品，那么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关于上述中国社会本质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某些方面。
    那么，《白鹿原》给我们描绘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面貌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从书中我们看到，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本来是在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治理下的仁义之村和礼仪之邦。这里有朱圣人朱先生那样传经布道的儒学大师和精神领袖，有像族长白嘉轩那样奉行仁义和秉承族规，对待长工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农，有像鹿三那样对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长工，这里根本看不到剥削压迫，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除了缴纳“皇粮”之外，再没有任何劳役和捐税。只是到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了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后来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共产党员鹿兆鹏、鹿兆谦领导的“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在白鹿村里连一根鸡毛子也扇不起来”，与白嘉轩等地富分子发动的“交农事件”的完全胜利形成鲜明对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抽丁派捐，使百姓苦不堪言。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完全是瞎“折腾”，造成了人为的破坏，导致了无谓的牺牲。农民运动只是铡了侮辱妇女的和尚和碗客，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焚烧“乌鸦兵”粮库导致镇嵩军加倍征粮，更增强了农民负担；发动毫无成功把握的渭北暴动，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损失殆尽；女共产党员白灵痛砸宣扬“攘外必光安内”的国民党教育部陶部长，激起国民党更加疯狂地抓共产党人填井；冒险进攻西安，导致新组建的36军全军覆没；策动县保安团起义的结果，是让贪功的地富反坏分子白孝文篡夺了人民政权。从书中看不到革命的任何胜利和成功，也看不到共产党给人民办的任何好事情和实事情。全心全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满腔热忱、英勇无畏的女共产党员白灵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肃反清查中被活埋；真正改恶从善、学为好人，对策动县保安团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鹿兆谦，却因遭到白孝文的暗算而在解放后镇反中被枪毙。而大半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几乎策划与参与了陕西历次重大革命活动的省军级领导干部鹿兆鹏，却在全国解放后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落了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这又是多么不合情理，经不起推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因参与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而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军队的团长鹿兆海却被国民党以“抗日烈士”的名义给予隆重的吊唁与祭奠。一边是共产党的“不仁不义”，一边是国民党的“有情有义”。
    总之，在《白鹿原》里，儒家仁义学说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像桃花源、伊甸园一样淳朴、温馨、安宁、和谐。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境界。按照《白鹿原》的逻辑，中国根本不需要别的任何理论指导的任何革命，革命带来的只是破坏和灾难，只要奉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政”，中国社会就会成为“太平盛世”。陈忠实就是这样从根本上歪曲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白鹿原》就是这样丧失了文学的真实性，失却了“善”和“美”的根据和依凭。

                                     （二）

    文学创作作为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意识形态活动，其核心是尚“善”，即通过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体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的社会功利性。因此，“善”乃是实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前提，社会功利性就成为文学创造的灵魂。那么，《白鹿原》是以怎样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评价对待作品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的呢？一方面极力赞颂朱先生和白嘉轩等人所宣扬和奉行的儒家学说和仁义德政，一方面肆意贬抑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列主义和从事的革命斗争，并以前者的温和与高尚反衬后者的残酷与卑劣。这种价值判断和情感评价，有什么有利于历史进步和人民福祉的社会功利可言呢？
    诚然，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儒家的孔孟之道和仁义观念。儒家仁义观念可以分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两个层次，而一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从属于一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仁义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孔孟提倡“仁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调和阶级矛盾：一方面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调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如果说这种仁义观念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和鼎盛时期，尚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人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就只成为调和阶级矛盾、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了。《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所宣扬和奉行的一切“仁义”言行，都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朱先生甚至创造性地发挥儒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上智”、“下愚”理论，以苦力“背河”为例，说明劳动人民甘受剥削压迫，从而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充当剥削制度的辩护士。而白嘉轩对鹿三的“仁义”，带有更大的虚伪性和狡猾性，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充分地剥削鹿三的劳力，使鹿三更慷慨地为自己卖命而已。既然真正亲如兄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送些给鹿三，让他成为自耕农不要当长工呢？在人物塑造上，我们反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观点，那样会造成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也不赞成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恶劣的个性化”（恩格斯语）现象。地主富农里确有开明的，但只要还在剥削人，就还没有摆脱地富的共性。掩盖地富的剥削共性，就是“恶劣的个性化”的现象。正是白嘉轩的“仁义”，毒害得鹿三从不对剥削制度产生怀疑，只知当忠诚和恭顺的长工和奴仆，以至为报主人的恩义而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儿媳！正是在实施“仁义”礼教的名义下，白嘉轩族长不让不想当为地主“泡枣”的小妾，只想当一名农家院媳妇的田小娥进祠堂，逼得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死后还要在她的骨灰上造一座镇邪塔。无论是白嘉轩还是鹿子霖，谁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仁义”。为了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一个巧取风水地，一个恶施美人计。而在白鹿原第一个种罂粟毒害人的不是别人，也正是奉行仁义的白嘉轩族长。这不正违背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道德吗？而像朱光生、白嘉轩那样的“仁义”之辈，实际上也是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在白孝文当乞丐、鹿兆谦当长工流落村野的时候，他们不理不睬，避之唯恐不及，而当他们成为县保安团营长，变作镇压人民的鹰犬，衣锦还乡拜祠祭祖的时候，他们却热情接待，百般奉迎，一副小人嘴脸。
    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仁义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好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涌现了多少杀身成仁的志士、舍生取义的英雄，创造了多少传奇式的故事、神话般的奇迹！而且也只有在经济上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仁义道德才能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对仁义美德的最好继承和发扬。
    诚然，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和思想认识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受过这样那样的挫折，造成过无谓的牺牲，导致过人为的破坏。但是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福祉。我们并不认为文艺创作只能歌颂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能批评共产党的错误挫折。但是像《白鹿原》那样专写共产党的错误和挫折，从书中看不到革命的磅礴气势和伟大胜利的丝毫影子，看不到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欢欣鼓舞的任何情景。这就不仅造成了作品总体上的不真实，而且也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作品的思想倾向了。原来在赞颂儒家仁义观念的同时，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否认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否认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把地主和农民写得真正亲如兄弟，把朱圣人和白族长当作救世主；否认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把革命和反革命在白鹿原的拉锯战说成是“把咱白鹿原弄成个烙人肉的鏊子了”。《白鹿原》是把一切革命斗争都当作“作孽”和“折腾”来看待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否定了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基本原理。我们否定“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不一概否定阶级斗争；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并不否定一切真正的革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我们不主张胡“折腾”，因为那是自己折腾自己。但在人民没有当家作主的旧社会，我们是应该“折腾”的，否则就不能把那个腐败的政权“折腾”垮，打造出一个人民的新天地。
    除了赞颂和宣扬儒家仁义学说和封建宗法制度，贬抑和否定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之外，《白鹿原》还在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名义下，不分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津津有味地描写了封建家庭的陈规酷刑和农村的迷信陋俗，如打刺刷、吃大粪、求雨、祈子，装神弄鬼等，张扬腐朽丑恶，展览愚昧落后。还借口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不加节制地细致描写性心理和性活动，迎合低级趣味，追求感官刺激，制造商业卖点。这一切都使《白鹿原》乏善可陈，完全没有正面的社全功利价值。

                                    （三）

    文艺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和创美活动，其境界是呈“美”，即按照一定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把“真”和“善”或“假”和“恶”的内容，以“美”或“丑”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此，“美”是实现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的关键。《白鹿原》不真不善的内容，决定了它不可能采用按照社会生活的本来样式真实地再现客观的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是按照社会生活的应有样式热情地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更不可能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具有艺术美的形象和典型。或者是采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加选择提炼和批判否定地描写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迷信活动不加节制、穷形尽相地细致描写性心理和性活动；或者采用消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美化历史陈迹，赞颂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和意识形态，贬抑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写作的出发点不是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而是某种错误的思想观念，不是广泛深刻地描绘生活画图，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真实描写，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而是任意剪裁和捏弄人物和事件，把人物变成宣扬自己错误的思想观念的传声筒，忽视艺术思维的形象性和情感性特点，让人物发表滔滔不绝的议论，贬损社会革命和革命战争。
    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或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叙事性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作品中的共产党员鹿兆鹏和白灵是中国现代新兴的先进阶级和先进思想的代表，却把他们塑造得没有一点光彩和美感。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主义和参加的组织缺乏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作为中共省委委员的鹿兆鹏竟然辩驳不过朱先生“独占集市”和“独立字典”等谬论，白灵参加共产党竟然是由与鹿兆海玩铜钱的儿戏所决定的。他们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群众没有紧密联系和血肉关系，连鹿兆谦这样的基本群众也没有帮助和教育成一直跟党走的坚强战士，使他先后沦为土匪和儒家信徒。他们只知盲目蛮干和冒险胡来，一点智谋和策略也没有，他们策划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几乎全是挫折和失败。他们对自己的胞弟和爱人不努力做争取其弃暗投明的工作，最后却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与之决裂，心安理得地与自己的弟媳和夫兄结为夫妻，在个人私德上也可谓不仁不义！这简直是对共产党人的莫大糟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却倾情塑造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让这些逆历史潮流而行的人物，“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并“充满沉郁的美感”（雷达语）。特别是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不顾生活逻辑和事理逻辑地把他塑造成神仙和圣贤。一个根本不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腐儒，却吹嘘他能够预知天气阴晴和人间祸福。还说他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能推断出未来是共产党“朱毛红军”的天下，甚至捏造出朱先生墓穴中特制的砖头上的诫语，能预料死后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直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至于说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清军”，更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谎言。根据甘肃省文史馆馆员韩定山老先生回忆，事实是1912午2月12日清帝溥仪已宣布退位，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仍不甘心灭亡，从甘肃集结20万清军出兵攻陕，妄图攻下西安，奉迎溥仪偏安西北。他们认为甘肃交通闭塞、消息迟滞，暂时秘不发表清帝退位消息，严令猛攻，三五日内如能突破咸阳，进入西安，则局势已成，即可为所欲为。却不料纸毕竟包不了火，乾州城内的陕西革命军，从城头抛下清帝退位、共和已成的文件，甘肃清军司令官马安良得到消息，向升九提出了国体已改，何必还同室操戈的警告，同时长庚所派骁锐军统领、革命党人黄越亦在秦州（天水）起义，使得升允督战的命令无法再行。于是乾州解围，醋泉、咸阳停战，升允不得不收旗息鼓，匆匆西退（见《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甘肃文史》2007年第 1期）。哪里有什么“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20万清军”的鬼话呢？根据历史题材作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对于西北近代史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难道也可以捏弄吗？尽管还极力塑造和赞颂朱先生洁身自好、宁静淡泊、严厉禁烟、清廉赈灾等高风亮节和仁行义举，终究掩盖不了他守旧复古、倒行逆施，维护封建制度、贬损革命斗争的主流和本质方面。
    《白鹿原》在宣传封建文化、贬损中国革命方面，可谓达于极致。他所塑造和赞颂的朱圣人和白族长的形象已如上述，而他所塑造和赞颂的鹿三的形象，是比《阿Q正传》中的阿Q更不觉悟的农民形象。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陈忠实对鹿三的态度却是赞其遇到好主人，做稳贱奴仆。按照朱圣人、白族长及鹿三的“仁义”哲学，中国人民就永远只有做奴仆的份儿。按照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逻辑，中国封建社会应当万古长存，作为中国革命胜利产物的新中国本不应当出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应该存在。小说《白鹿原》的出现，特别是对于《白鹿原》的吹捧，说明我国文艺界的思想混乱曾经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四）

    《白鹿原》在1989年前后的写作和出版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和认识根源。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在揭批“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同时，先后出现了两股思潮。一股是自由主义思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至今仍没有走出“黄色文明”，我国应当走进“蓝色文明”，实行“全盘西化”。一股是保守主义思潮，认为近现代以来，激进的革命使中国遭了殃，要是坚持改良，甚至保留清朝王室，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于是公开打出了“告别革命”的旗号。一时间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竟然成了时髦，我国人民引以自豪的革命斗争历史成了某些人嘲弄的对象。与此同时，社会上和文艺界出现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加分析地宣扬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的思潮。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白鹿原》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它为“告别革命”的荒谬论调做了“出色”的图解和“精彩”的演绎。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类倾向不好的作品，一些文艺评论家还加以庸俗捧场和刻意炒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一文，它一方面割裂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不分精华与糟粕的所谓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掩盖其背离唯物史观，贬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要害，一方面割裂人性人格与社会关系、历史观点与道德观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对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倒行逆施进行人性和道德上的美化，从而模糊真假、善恶、美丑的界限。
    该文赞赏《白鹿原》“悟了‘道’，得了‘理’，把‘文化’这一尘封多年的更为广大的视角引入了思想界，大大扩充了人们审度生活的眼光和认识世界的图式，打破了固守着单一的政治视角的狭局”，因而是“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表现了“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展示了“宗法文化废墟上的民族精魂。”这实属乖谬已极。
    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表现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其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又可分为科学（自然科学）技术文化与观念形态（意识形态）文化两大部分。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社会意识形态。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上绝没有脱离一定的经济和政治、不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文化。文化的发展虽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用它终究摆脱不了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支配和制约。世界上哪有经济上政治上反动倒退，而为这种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文化却值得极力赞美和歌颂的道理？所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包含着两种成分，一部分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性文化，另一部分是具有人民性的民主性文化。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继承民主性的精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当然是指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中的精华部分，包括强烈的爱国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等。而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的等级观念、宗法制度、特权思想、纲常礼教、陈规陋俗、迷信盲从、因循守旧、不求变革、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平均主义、嫉贤妒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则是我们民族文化和心理中的糟粕部分。这些糟粕在《白鹿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却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欣赏和展览。至于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层次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白鹿原》不仅不予赞美和歌颂，反而极尽讽刺和嘲弄之能事。难道就是《白鹿原》所展示的“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底蕴”及“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吗？这实质上是在掘共产党的祖坟，翻中国革命的铁案，也是对陕西辉煌的革命历史和荣耀的革命文艺传统的颠覆和背叛！

                                     （五）

    新时期以来，在批判极左路线，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简单粗暴的大批判方式之后，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有人把一切正常的文化批评和学术论争一概视为“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结在起作用”，“带有整人的目的”。正是由于受到类似上述种种错误指责和嘲讽，我国思想文化战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现象，对一些错误观点和不良倾向，缺乏切实有力的批判和批评，一些所谓的义艺评论文章多是庸俗的捧场。以致对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至今仍被当作最优秀的作品。我的批评文章如发表，必定会招来一些人的指责和嘲讽，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只请求保留反批评的权利。不管人们怎么为陈忠实辩解和对我进行诘难，我坚信《白鹿原》以赞颂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和封建文化作为反衬，来贬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是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的。
    （《环球视野》2010年5月31日第294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