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不可无钙
王学忠
建房需要梁和柱，有了梁和柱房子便能够挺立于岁月的风雨中不倒，否则，就会坍塌，成为一堆废土。写诗和建房一样，想长时间站立，立在人民心上，也需要有像梁和柱一样的骨架支撑，这一支撑其任凭风云变幻依旧昂首耸立的精神骨架，就是诗歌中的钙。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们作斗争”。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消灭敌人的武器”，就是钙，就是刀和枪。自然，“文艺”也包括“诗”。打开浩瀚的中国诗歌史，其实，被人民喜爱并世代传诵的优秀诗歌，皆离不开像刀和枪一样的钙，一样充满血性的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屈原面对壅君、奸臣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也依然吟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抒发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杜甫在颠沛流离、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窘境中仍牢记一个诗人的职责，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一幅幅时代的画图，一声声啼血的呐喊，揭露和控诉那个两极严重分化的所谓盛世。身居高官，且也可“一身独暖”的白居易，没有随风逐流，与达官显贵们沆瀣一气“鞭笞黎庶”，在“樽垒溢九酝，水陆罗八珍”的奢侈荒淫中唱和太平，却不怕得罪权贵，冒犯皇上写下了：“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晴”，“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用诗人的良知为民请命。
诗歌引起百姓共鸣，被世代传唱，不在其形式而在思想，不在其生前声名如何显赫，而在其胸腔里是否奔流着“抒时代情，言人民声”的赤血。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近现代，也诞生了一大批像屈原、杜甫那样不畏权势，敢为民言的优秀诗人，他们血性的呐喊，灵性的诗思赢得了人民的喜爱。艾青通过《手推车》的形象，发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痛苦的悲鸣：“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空痉挛的声音”，“穿过寒冷与静寂”、“广阔与荒漠”、“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臧克家的《老马》用同样的手法，绘制了另一幅劳动人民的生存场景：“总得叫大车装个够／……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驳斥了统治集团豢养的经济学家们所谓“剥削有功”、“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的谬论。刘大白的《成虎不死》一诗，写的更像一篇哲学论文，有理有据，生动形象：“假使无数农民的身子都跟着你死了/田主们早就没饭吃了/假使无数农民底心都跟着你的身子死了/田主们都可以永远吃安稳饭了”，“你底身死是田主们底幸／你底身死心不死／正是田主们底不幸啊”。历代统治集团善用的治民手段，就是在奴役人民的身时也同样奴役人民的心，让被奴役者不视为被奴役，始终服服贴贴、心甘情愿，甚至觉得活得还很幸福，很有尊严。
艾青说“诗是一种对欺蒙者的揭露，是一种对于被欺蒙着的警惕……在国破家亡的年月，也是在人民的心里播撒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坚信的种子”。国破家亡，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代，一首奔突着血性的诗歌，能够起到“一夫挡关，万人莫入”的作用，鼓舞全军将士乃至整个民族勇敢地走向战场。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一边挥剑作战，一边握笔作诗：“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岳飞率领他的将士与敌人拼杀的更为惨烈：“架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陆游即便到了晚年，也依然满怀“气吞残虏”的雄心，“鬓虽残，心未死”，回望那一幕幕令人心海激荡“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天空照征人骨”的岁月。现代诗人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一边打仗一边写诗的诗人，田间面对“血泊中生长的大豆、高粱”“破屋板上躺着的打抖的爹娘，”愤怒地把诗当成标语，写在路边的墙壁上：“假使你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动员和鼓动人们参军，打仗。陈辉写的每一首诗都将自己的生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祖国啊／我是属于你的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也许明天／我会倒下／也许，在砍杀之际／敌人的枪尖／戳穿了我的肚皮／……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流一滴眼泪”，“战士的坟场／比奴隶主的庄园更美丽”。田汉深知一个与多个及四万万个的不同作用，他在诗中向整个中华民族发出了呼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只有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惨遭三座大山蹂躝的中华民族才会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中，也记下了一些平时不大写诗，但却在灾难突降时刻，用鲜血和生命仅写过一两首诗的诗人的名字，他们的诗同样给诗史增添了辉煌。陈然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没有屈服、投降，他的“自白书”是这样写的：“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叶挺在狱中戴着沉重的镣铐写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刑场上的夏明翰高昂着头颅，吟诵了一个让刽子手钦佩又胆寒的预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这些像刀像枪又像火的充满时代精神的诗歌，不仅起到了在国家危难时刻鼓舞人们用鲜血和生命去守护、捍卫，也激励人们在当家做主人的日子里同样用生命去热爱，建设。新中国诞生初期，公刘在《五月一日的夜晚》一诗中，写出了那一代人内心真正的喜悦：“天安门前，烟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数不尽的长衫发辫／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解放了，当家了，满腔的爱化作了冲天的革命干劲，黄声孝在《我是一个装卸工》一诗中写道：“我是一个装卸工∕建设祖国打冲锋∕举起泰山还嫌小∕能把地球推得动”。郭小川的《祝酒歌》也记录了自己和林区工人的同样心情：“林区的工人啊∕专爱在这儿跟困难作对//一天歇工∕三天累∕三天歇工∕十天不能安睡∕十天歇工∕简直觉得犯了罪”。建设自己的家园，需要有冲天的革命热情和干劲，也需要有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的氛围。贺敬之和着时代的旋律写了《雷锋之歌》：“你全身的血液∕你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雷锋’——∕……两个字∕说尽了∕亲人们的∕千般叮咛∕‘雷锋’——∕……一句话∕手握手∕陌生人∕红心相通……”这些从肺腑中、血管里迸发的诗句，在那个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年代，的确起到了添砖加瓦、推波助澜的作用。胡风说：“诗，我们这一代最真诚的诗，应该是对于这个受难的控诉的声音，应该是对于这个前进的歌颂的声音。”
战争结束了，人民解放了，胜利了。已失败的剥削阶级，封建、专制、官僚资产阶级等邪恶势力，还会以各种面孔、各种手段向善良的人们发动猖狂的攻击，其凶险、惨烈甚至不逊色血腥的疆场。牛汉借《巨大的根块》，言说了自己的遭遇：“灌木丛∕年年长，年年砍∕挣扎了几十年……∕灌木丛每年有半年的时光∕只靠短秃秃的树桩呼吸∕它虽然感到憋闷和痛苦∕但却不甘心被闷死”。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也写了他自己的处境和心境：“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他们的坚强、坚韧、乐观、忠贞，让每一个有幸读过该诗篇的人感动、敬佩。北岛似乎已看到了东方天际的曙光：“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这个时期书写此类诗歌的诗人还有魏巍、绿原、雁翼、流沙河等等。
不幸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冲击下的当下，诗歌几乎完全堕落了。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娱乐形式，官场上一种文雅的表现。无论形式上洋的“横的移植”，还是土的“传统的坚守”，大多只是个体病态心理的发泄，无聊、无病的呻吟，或捏着嗓子妩媚用尽的溜须拍马。诗歌与市场上冰柜里的雪糕、货架上的西红柿、土豆一起俱进到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市场经济社会。著名文艺批评家贺绍俊严厉批评了这一倾向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至今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研究当代社会的问题，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体制所造就的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队伍，已形成了一个很厚实的工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突出体现为乐观、向上、富有创造力……这种传统和精神是一种精神的钙，对于患上软骨病的当代诗歌和文学来说需要补充‘钙’”。魏巍也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我们当代的文学包括诗歌也的确应该补血、补钙了。”另外其他一些作家、评论家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他们希望当代的作家诗人老老实实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火热的斗争中，去掉浮躁，挺起腰杆，用做人的良知、灵性的诗笔，为人民代言，发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人民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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