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座谈公木革命文学思想
(网友钟再红报道)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不知道公木是谁？但一定熟悉这嘹亮的歌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他就是这些脍炙人口的词。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雄壮歌声，“中国革命文学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创作思想座谈会”在长春召开。
近日，配合吉林省纪念公木教授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在长的中直、省直、市直多家文化单位，在位于长春市西南的全国著名大学吉林大学，郑重召开“中国革命文学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创作思想座谈会” 。
公木，本名张松如，１９１０年６月２１日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病逝于长春，历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副校长、吉林省作家协会（省文联）主席。
１９３９年，公木在延安与郑律成合作，创作出《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于１９８８年“八一”前夕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歌》。后公木曾参与修订《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并先后出版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崩溃》《我爱――自选诗集》《公木诗选》，诗论集《诗要用形象思维》《毛泽东诗词鉴赏》《第三自然界概说》，以及《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道家哲学智慧》等论著，是个集多学科研究成果于一身的宗师级学者，其研究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目前，吉林大学校内设有公木教授的巨型雕像。
同时，吉林大学文学院正式设立有“公木奖学金”。
本次座谈，与会各界人士主要就公木多年来的创作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吉林省文化界老领导、吉林省、市作家协会（文联）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专业作家侯树槐同志到会并讲话，就公木教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吉林省文联）主席时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对公木教授对吉林省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公木老主席对我省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扶植方面做出的极其巨大贡献与无私奉献，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
吉林省长白山地区松海泉矿泉水厂驻长春经销处经理给本次座谈会赞助了松海泉（小瓶装）矿泉水四箱（24瓶装）。
吉林省红色文学活动主要召集人王兴亚同志在主持座谈时首先介绍了吉林省拟将开展的专项研究活动，他说：“公木教授是吉林省文学人士非常熟悉和亲切的一位老前辈，所以，我们这一系列专项研究计划中的活动，由本次“中国革命文学杰出代表公木教授创作思想座谈会”开始，接下来，还将举行杨公骥（代表性经典革命老作家、延安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率先引入文化学术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原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导、吉林省文化界、社会科学界主要领导人）、蒋锡金（代表性革命老作家，原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导）、韩笑（建国前革命青年作家，吉林市人，著名革命老诗人，原广州军区文化部长）、纪鹏（建国前革命青年作家，长春市九台人，著名革命老诗人，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黄
寺干休所享受军级待遇的离休老干部）的作品（或学术思想、创作思想）研讨活动。（现在已列名要进行研讨的这几位前辈，都是交往甚多、交情甚厚的同事、师生、朋友关系，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现此提示有关研究人员注意。）“
王兴亚特别强调指出：“今年是公木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吉林省几个主要单位，搞了几场专门的隆重纪念，对他的纪念和研究，都已经很多，作为受他直接教益成长的文学后来者，我们要纪念他的感人事迹当然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弘扬公木教授，先不做这方面锦上添花的事，要干点最啃劲的关键事，我们作为研究红色革命文学的人，将重点研究他的革命文学和学术方面的创作思想，这样，我们的这个座谈或研讨，又与其它的纪念公木教授不同，有我们独一无二的特点，有我们的特点和特色。
“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的纪念和研究，都回避了公木教授作为一个革命诗人、革命学者的巨大现实，这影响了我们对公木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公木教授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公木57年时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多年，种过地，养过猪，甚至由于工作认真，在劳动改造的农场当了几年的养猪组组长，吃了很多苦，七十年代末平反后，与很多当过右派就反思、反毛、反共的人不一样，他对毛主席、对党依旧忠心不改，革命的热情和激情一直保持到老，他这个经历和北京的已故著名革命老作家刘绍裳是一样的。对刘绍裳感兴趣的人多，知道的就多，宣传的也多，可是公木教授学者的身份较浓，这些事情公众了解的就少。公木教授在世时，一直是当时公开发行的红色文化杂志《中流》的热情
坚定的支持者，这是殊为可贵的。
几位吉林省教育界、文化界的老领导，都是与公木教授交往甚多的公木教授学生，深情讲述了公木教授的感人往事，从人品、淡泊名利、痛恨社会腐败等方面，向大家全面介绍了公木教授的胸襟坦荡无私。
长春市文化界代表侯晓文同志总结几位老同志称赞公木人格的讲话时，高屋建瓴的说：“公木教授这些真正感动人、震撼人的事情，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其它一些老革命作家，比如接下来要展开研究的杨公骥教授，类似的感人事情也很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起了。这也看出当前中国红色革命文学的研究和宣传极其薄弱与微小，相关各单位今后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公木教授是一个革命目标始终如一的老革命作家，是我们大家要认真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研究他的创作思想，继承他对理想坚定不拔的追求精神，搞好我们的红色文学事业。这是一个大课题，我们一定要作实、作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
正在外地的吉林省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公木教授学生桑逢文同志，委托在吉林大学的老同学、吉林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原总编辑周航同志，对本次座谈活动表示祝贺，对这一宣传弘扬革命老作家的活动，表示赞赏和支持，认为这项活动即有史学价值，更有强烈现实意义，非常好，非常及时。
与会人员重点讨论了桑逢文同志的最新文章《百年诞辰 人伦师表——怀念恩师公木先生》，认为这是一篇对全面研究公木教授指导性很强的文章，桑老很深刻的指出了公木教授的人性、人品，特别是对公木教授的革命性、正义性，有很具体、很深刻的阐述，我们对公木教授的研究可以按这篇文章的思路进行，可以用我们的研究将桑老出的大题目作好、作细。（桑逢文同志文章详见另附）。大家一致认为：今后我们对公木教授的研究工作，要更多向桑老请教，请他指点，请他更多提供一手资料。
会议决定，利用长春研究公木教授的多种优势，建立一个公木教授研究小组，给公木教授的研究建立结构和体系。
吉林省文化界、理论界、吉林大学校部以及文学院、研究生院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3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并就公木教授创作思想研究问题发表相关看法。
作为一个严肃的纯学术性活动，参加者都以对公木教授的爱和敬重自愿参加，由于主办单位缺少必要经济条件，大家完全出于热爱和热情进行这样一个“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非商业活动，所以，本次活动没有纪念品，没有午餐。
本次座谈会对吉林大学相关领导热情为本次活动提供场地和必要活动条件深表感谢。
中午11点30分，座谈在公木教授永远让人激昂的《英雄赞歌》声中结束。人散了，但在空旷的会场上空，歌声还在响着：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战士驱虎豹
舍生忘死保和平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一声吼叫炮声隆
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
双手紧握爆破筒
怒目喷火热血涌
敌人腐烂变泥土
勇士辉煌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附录：有关公木教授的介绍和文章
公木主要作品
《公木诗选》、《诗论》、《中国古典诗论》、《中国诗歌史》、《中国诗歌史论》、《诗要用形象思维》、《中国文化与诗学》、《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先秦寓意概论》、《十里盐湾》、《崩溃》、《黄花集》、《第三自然界概论》、《毛泽东诗词鉴赏》等。
百年诞辰 人伦师表
——怀念恩师公木先生
桑逢文
【吉林日报消息】今年6月21日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他的学生，我始终难忘先生的音容笑貌，难忘先生的高风亮节。特别是当想到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因公外出，没能为他送行，心中充满了遗憾。而当内疚和思念的情感汇聚到一起，又催生了满眼的泪水，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与恩师交往的岁月……
那是1962年，公木先生调入吉林大学工作，任中文系教员兼代理系主任，我当时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对于公木先生的大名早有耳闻，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年轻时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有丰富的革命阅历。那首威武雄壮的《八路军进行曲》，就是先生在革命圣地延安，与郑律成合作创作的。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经党中央批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正式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学们都为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定、充满革命激情、才华横溢、治学严谨的老师而骄傲，始终对先生充满了崇敬。先生曾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但在感情上我们和他没有丝毫隔阂，对他十分尊敬。先生先后给我们讲授过先秦两汉文学史以及中国古典诗歌论、毛泽东诗词鉴赏等专题。先生讲课的最
大特点是，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同学们欢迎。比如，他给我们讲授汉代辞赋家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赵壹在汉代辞赋家中并不算最出色的，与贾谊、司马相如比起来稍逊一筹。而先生在讲课时却选了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肯定是经过慎重思考的。这篇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庶民阶层的被压抑，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当时有的人为了私利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鲜明地表达了愤世嫉恶、正直耿介的性格。先生在讲课时，给我们讲清了这篇辞赋反映的时代背景，对文中的典故准确阐释，语言生动优美，分析透彻深邃。当讲到“舐痔结驷，正色徒行”时，先生非常气愤。他说，
给有权有势的人舔痔疮，这样的人还真的得以坐上四马高车，而正直的人由于不去出卖灵魂，不去讨好权贵，只能徒步而行。这样的结果无疑助长了奉承拍马、追逐名利的风气。话锋一转，他神态凝重地教导我们说，现在是新社会，人们要有新的精神面貌。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坚持正直，诚信做人，要树立“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精神，不要献媚取宠，不要趋炎附势，要懂得人格和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要相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
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先生讲课生动形象，含义深远，很受启发，很受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先生当时已年过半百，经受了革命的历练和人生的坎坷，但他正直的品性不改。经历过反右斗争等政治风浪，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讲真话、讲实话。丁玲曾经说过，她一辈子在文艺界的朋友不少，可是正直的不多，活着的只有10个，其中一个就是公木。1957年批判丁玲时，《文艺报》把她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找出来，发了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当年亲身经历过延安那段生活的人不少，难得公木先生敢于站出来，为她说公道话。
对于先生的博学多识和道德风范，凡是受过他教诲的吉大学子有口皆碑。他传授的知识让我们受益终生，他的人格力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知识分子没有逃脱被迫害的厄运，他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所谓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们被勒令哈腰低头，这时，一个押着先生的学生喝令他：“蹲下！”然后却用自己的脚垫在他的身下，实际是暗中保护他，使他免受皮肉之苦。可见先生在学生中的威望之高。
先生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的很多思考都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现在很多对先生的研究文章，都缺少这方面的内容。1994年，我任省政府副省长时，和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一起，手捧鲜花到先生家祝贺他的85岁生日。可能事先有人给他透露了消息，他早早就在自家院子里等着我们。当我看到老师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样子，顺口说出来：“老师，您不像85岁的人，看您的神态倒像是58岁！”大家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先生说：“那好啊，就借你的吉言了……”先生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不大，却摆放了很多书，有的书还放在座位上，一看就知道先生正在专心地研究什么，被我们的到来打扰了。我们一时不知道坐在什么位置更合适。先生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连忙把座位上的书挪开，让我们坐下来说话。当
时，除了对先生表示生日的问候和祝福外，自然也谈及了很多话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谈到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甚至是腐败现象时，先生表情变得有些严肃了。他接过话题说，腐败问题也包括学术腐败，必须下决心治理，但是对此也不要大惊小怪，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这个过程，就连英、美、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这就好比修一条堤坝，出现蚁穴和缝隙是难免的，只有发现了并堵塞了这些蚁穴和缝隙，才能加固堤坝，不至于溃堤。对于社会上出现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如人意的问题，除了加强教育外，最主要的是要靠逐步地建立健全法制、健全制度，走社会主义的正道，才能使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得到遏制……
先生是一位胸怀全局的教育家。他本身是高等教育工，但还时时关心着基础教育事业。那是1996年9月5日，教育部重点项目——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在东北师大建立，这天举行实验中心大楼奠基仪式。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省政协主席张岳琦，同时邀请公木先生、车敏瞧先生等参加奠基仪式。我作为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公木先生当时已87岁高龄，他庄重地铲下了第一锹土，培向奠基石，脸上露出充满希望的笑容……是诗人的丰富想象，使他从“奠基”两字中联想到许多许多。在往回走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盖楼要先打好地基，办教育要先抓好基础，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办好基础教育，我们培养高素质人才才能有来源。你现在是吉林省分
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要多关心基础教育，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中小学教育……”
先生瘦弱的身躯承载的是伟大而高尚的灵魂，从他笔下喷涌出的诗句展现出的是宽广的胸怀和激越的力量。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场合，每当唱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时，立刻会调动起你周身的每一个细胞，使你精神抖擞，充满力量。当你想到，在延水河畔，在窑洞前，那时八路军处于艰难的环境中，是他的歌声号召人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歌声发出了拯救民族命运的呼喊，这歌声坚定了子弟兵必胜的信念，这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鼓舞着人民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英雄赞歌》是先生为电影《英雄儿女》而创作的主题歌。它不仅升华了抗美援朝英雄的思想境界，也成为鼓舞一代代青年
人的号角，“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多么壮阔的气势！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从心里涌出了自豪感：这是我的老师写的，同时也激励我像老师那样做人和做事。《吉林大学校歌》是老师专门为吉林大学建校50周年而创作的。唱起它，使我们认识到肩负的责任；唱起它，使我们更加珍惜学习的时光；唱起它，使我们懂得追求是无止境的——人比山高，脚比路长。敬爱的老师，您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把“人比山高，脚比路长”作为座右铭，并把这充满哲理之言印在我写的《履迹回眸》一书的封面上。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想起您的这句话，我的心就敞亮了：只要认准目标，坚定地走下去，没有越不过去的高山，没有跨不过去的大河！
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公木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确实在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中活着，在人民心中活着！
先生晚年患肾病，子女要捐肾给他做肾移植，他不肯，直到病重时才住进医院。医生说，如果进行透析治疗还可延缓一段时日，可他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接受透析，我只能躺在病床上了，不能研究和写作，生命还有何意义？”先生对生命价值真谛的理解，足以值得我们深思。值得告慰先生的是，他临终前一直念念不忘的关于《诗经》研究的成果整理，是他的弟子、助手赵雨把先生未完的事业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兢兢业业，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使先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又多了一笔。
根据先生的遗愿，他把毕生学习、研究用过的3万多册藏书及著作、手稿，以及工作用过的桌椅等，全部捐献给家乡。先生1910年在河北束鹿县（现为辛集市）一个农家呱呱坠地，赤身而来，走过了89年人生路程，最后又净手回到家乡的土地上。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赤子，辛集市政府在辛集市烈士陵园深处，为先生建立了一处陵园，我的老师就长眠于此。同时还在辛集市中心建立了公木纪念馆。
先生为革命贡献了一生，为人民奔走了一生。他留下了桃李满天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他自己却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我们。这正如耸立在他墓园中的那块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黑色自然花岗岩墓碑那样，寓意为“化木为煤，永远燃烧”，这正是先生精神的写照。
恩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系吉林省原副省长、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说说一直副校职的大人物公木
现在我们研究公木，重点要从公木的精神力量上发现和挖掘。自古来文以载道，文以人传，作文的前提就是做人。公木从1946年由军队转到一直
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韩笑诗文集》中，我看到我解放前在中共东北大学时同学韩笑写我们共同老师公木的一段文字，他说1983年他还在广州军区文化部长任上时，回故乡吉林省，在长春前护后拥的去看公木老师时，那时公木教授彻底平反好几年了，教授恢复了，吉林大学副校长的职务也恢复了，公木老师住在一栋日伪时期大杂院的旧楼中，就两间半小屋，到处堆装了书，此处没有像样和值钱的东西，而且公木老师身体状态看着也不太好，韩笑就很难过，就对公木老师说，“您老受委屈了，如果您老当年不是为了革命发展去教书育人（当时党中央为培养建国干部，在佳木斯建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综合性大学东北大学<即今东北师大>，这样公木等就从军队转到地方负责东北大学创建工作，任东大教育长），如果您老一
直留在部队上，您老是军歌，是延安时斯的老前辈，部队不可能让您当右派，而且部队也没有反右一说，部队现在至少要给您个大军区副职的待遇，有秘书、有司机、有天天跟着的保健大夫、有警卫班、有小楼，可您老现在出个门，自己坐公交车不说，走远了还得自己老伴夹着急救包照顾，这样生活太难了，怎么能让您这样一个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这样生活呢？”韩笑提出：要对当时的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和曾在吉林省长期下放工作过的军委领导洪学智反映一下这个事情，让他们说话给公木老师在省里安排个挂名的政协或人大的副职，提高一下待遇，把房子、车子、秘书什么的解决了。
可公木老师却淡然一笑，坚决不让，说我就是做学问的人，决不去当官，也不允许你们任何人说这个话，你们来看了我又去说这个话，给人感觉就是我让你们向党要待遇了，这样的事你们绝对不能干，我要有这个晚节。还平静的讲：要历史的看毛主席和党的一些做法与问题，要从民族和党的整个发展上想这些事情，个人荣辱与历史向前推进比，不足挂齿。
确实，公木教授这个副校级从解放前由军队转入党的革命教育界，一直干到死，到他死的时候1998年，吉林大学还只是个教育部属正司局级单位，2000年中央才将吉林大学列为直管，升格为副部级单位，所以，公木教授这个副校职（副司局级职）从开始干到结束，正是这个原因，韩笑作为他的学生才看不下去，才要替他说说公道话。从他简历中大家可以看到，从46年到中共组建的第一所革命大学东北大学当教育长，一直到死之前当的副校长、其实一直都是在副校职干活。因为这个中共的东北大学，不是张学良当军阀时建的那个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是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我问过东北师大的老校长，他说他可以作证，当时公木当的这个教育长，就是现在东北师大教务长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在学校是一个副校职。所以这样很可笑，
这样对待公木这样一个大人物，换了别人，肯定要委曲，说不定要到处跑官要官甚至告主管领导用人不公，甚至去想尽损招折腾管自己的官，现在大贪官文强不就讲了么，我一直是个好人，是个好官，但是干来干去没提拔上去，就非常委曲，就自己沉伦，就自甘堕落了，不然，如果当上更大一些的官了，就会有责任心，就不会现在这个样了。你看这样的混蛋居然还讲得这样理直气壮，而且这个鬼话据我了解，还居然在社会上很多一直没提拔上去的大官小官中间引发很大共鸣。可见现在人心到了什么程度，社会风气到了什么程度。
几十年名气那么大一个公木教授，一直就在一个职位上，全国也是少见的，可他老人家一直任劳任怨、认认真真的干。单从这一点上讲，也可以以看出他的人品、人格了。其实，正如斯大林讲，‘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正如方志敏烈士讲：‘清贫洁白的生活正是革命者的本色’。这样的性格是真正革命者的性格。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得好：“革命者要做大事，但是不要当大官。”
（注：本文樊万清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长期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研究公木要从他的革命者气节着手
公木是我们吉林省作家协会（省文联）的老主席，德高望重不说了，是我党文化战线上的大英雄、大功臣不说了，公木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研究公木，不单要‘风烟滚滚唱英雄’，更要重视他平凡、平静中这些感人的品质和事情。说句实在话，正像毛主席所说，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不难，做一、两件顶天立地的事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有些同志讲到文强，这个混蛋当年也是个生死关头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冒死往上冲的主儿，也算是个英雄好汉，现在重庆市公安局搞光荣足迹展览，还有文强不可抹灭的功迹照片陈列。但是，正如毛主席早50年看透讲的那样：打仗的时候容易，面对拿枪的敌人容量，有那么一个环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老子横竖横了，‘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
，一激，虎气一上来，英雄一跳出战壕，这个事对一些人来讲，往往不是件难作的事。但是，和平年代了，花花绿绿乱了，糖衣炮弹多了，一个革命的人如何把握自己，就是个大问题了，所以一进城，革命一成功，刘青山、王子善这此当年的革命英雄、革命功臣就变化了。我们现在研究公木，要多从这个角度上狠下功夫，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这个角度着手，从他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中国文化人的角度着手，重点研究公木如何看淡名利，如何无私无畏的搞革命的文化事业，研究好这样一个甘于平淡甚至清贫、甘于寂寞甚至孤独的革命文化老人，研究好他一辈子为什么始终对党对革命对红色的文化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痴心不改，理想不变，信念不倒，这非常非常不容易，这对于党的革命文化事业
来讲，将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本文王肯，是公木教授建国前在中共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吉剧创始人、革命老作家，原吉林省作家协会（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公木介绍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每当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雄壮的歌声，很多人就想起歌词、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
公木1910年农历五月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今年是他百岁诞辰。公木一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贡献卓著，在现代诗歌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方面有很高地位。
公木原名张松如，公木是他常用的笔名。其实，他除了发表诗作，日常生活、教学科研是很少用笔名的。他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和郑律成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一举成名，荣任胡耀邦直接领导下的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作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3年在鞍钢搞职工教育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54年10月，周扬出面调公木到北京，接替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冤案平反，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协主席等职。
人们提起公木，最先想到的会是气势磅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39年夏秋，公木和郑律成在延安的窑洞中合作创作《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除创作《军歌》歌词外，公木还创作了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等优美和谐、传唱不衰的歌词。
作为诗人，公木对我国诗坛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后辈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他和臧克家、田间、艾青等是齐名的，处在同一创作期，成果也一样丰硕，著名诗篇有《我爱》、《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等。从1927年创作第一首诗《脸儿红》开始，到1998年7月写下最后一首诗《读〈鹏城颂〉——致张朔》，他的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出版过《人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崩溃集》《黄花集》《棘之歌》《公木旧体诗抄》等10多部诗集。他的诗创作，到在延安主编《部队文艺》和发起成立“鹰社”时达到第一个高峰，代表作《鸟枪的故事》发表于《部队文艺》第一期，在延安曾引起轰动。公木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兼擅新诗旧诗创作，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对诗词创作素有研究。1961年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开讲《毛泽东诗词解读》得心应手。不仅从政治视角，更从艺术视角，从诗词创作
规律的角度进行解析，大胆深入，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瑰丽独特的艺术世界。这部讲稿出版后，重印30多个版次，发行60多万册，创造了诗词鉴赏类图书畅销的奇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公木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老树著华，更是硕果累累，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些领域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公木作《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涛，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还由北平震中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54年他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1958年与朱靖华合著的《先秦寓言选释》。1979年1月，公木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进入人生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黄金阶段。他“御风与时间同步”，抓紧一分一秒时间著述写作，相继出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诗论》《商颂研究》《历代寓言选》等专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完成的。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他
在晚年发表《第三自然界概说》，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范畴。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公木还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他的大半生是在学校的讲坛上度过的。从中学到大学，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北京到长春，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满腔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批学子。除了有形的作品、研究成果和教学业绩，公木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无形与有形的却又很宝贵的东西。
甘为人梯的园丁精神。公木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热心传道授业，辛勤栽培，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既有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优秀的记者、教师，既有身负重任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一线默默奉献的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是未曾谋面的晚辈后生。他不仅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而且培育了一大批诗人，为我国诗坛输送一批一批新生力量。
百折不回的真理追求。公木一生追求真理，受尽人生磨难，但他百折不回。他一辈子敢讲真话，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也依然不改。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说真话是求真理的前提。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对政坛的一些风气不满，有感于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听真话，他几次以诗的形式，反映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向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建议。他对自己作诗、治学、为人的要求是“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敢于直言，一副铮铮硬骨。公木自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没有改变过。坐过牢，被通缉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都不能使他改变信仰。即使被党组织多次错误处分，直到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蒙受那么大冤屈，遭受那么多苦难，也没有改变
信仰，依然对党和人民肝胆相照。他在一首诗中披露心声：“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
朴实无华谦和的诗人品格。公木为人忠厚朴实，朴实得像他家乡冀中平原的农民，普普通通，低调行事，不喜张扬。待人接物特别谦虚和善，不争名，不争利，与人友好相处。有人当他的面夸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他总是说：“主要是郑律成同志的曲子作得好，是音乐给它插上了翅膀。”说到《东方红》的署名，有人问他：“1949年出版的《大家唱》第二集，发表《东方红》歌曲时，署名是张松如改词，后来署名怎么变了呢？”他也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在沈阳参与整理的执笔人，不敢掠取创作之名 。”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最后，让我们引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诗《东北有嘉木——祝张松如（公木）老友八十寿辰》，作为本书的结尾，也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怀思：
东北有嘉木，挺拔知根深。
不与争春色，自有岁寒心。
我颂岭上松，我歌老诗人。
诗人为我友，木讷见醇纯。
君子貌若愚，含练实超伦。
术业成就大，叹我望后尘。
长饮延河水，战斗愿献身。
诗歌千百首，引吭发强音。
论交兄弟行，差肩五六分。
形骸隔千里，交感两颗心。
白头互映照，永在是青春。 （樊希安）
公木，原名张永年、张松甫，又名张松如，笔名公木、龚棘木、席外恩、四名、魂玉等。公木1910年夏出生于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村。他先后考入直隶正定省立第七中学、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冬,公木与同学一起拜访了在北平探亲的鲁迅先生,聆听了教诲。并为他们正准备筹办的《文学杂志》向鲁迅先生组稿，鲁迅对他们的《文学杂志》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并为创刊号写了一篇新作《听梦说》。学生时代，公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因搞暴动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
1933年至1937年，公木先后在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和河北正定中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奔赴晋绥前线，参加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任宣传股长，开始用“公木”笔名。1938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公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时，与同科的朝鲜籍音乐指导郑律成一起，两人决定合作谱写一部由八首歌曲组成的《八路军大和唱》。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冲锋陷阵的号角，那威武雄壮的队伍，使诗人的灵感之火化作撼人心魄的诗句。公木带着激情，一气呵成，写出了《八路军进行曲》
、《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炮兵歌》、《骑兵歌》、《军民一家》等八首歌的歌词。《八路军进行曲》坚毅豪迈，热情奔放，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有着一往无前，无坚不摧，排山倒海的革命气概。同年冬，这首歌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油印出版，首演于延安中央大礼堂。1940年该歌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喜爱，成为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1941年8月，该歌获延安五四青年奖金委员会评定的音乐类甲等奖。解放战争中，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歌词作了修改，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49年此曲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曲目。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修订歌词，刊于《部队歌曲选集》第一集。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行曲》 。
公木
1941年5月公木调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1942年9月调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公木参加文艺工作团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被任命为本溪市委宣传部长。1946年1月，公木参加筹办东北公学任党委书记、教育长。1947年4月成立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公木任院长。全国解放后，公木曾在鞍钢教育处任处长。1954年10月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副所长、所长，在此期间代表作协赴匈牙利、罗马尼亚交流访问。1958年公木被错划“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安排到吉林图书馆任馆员。1962年，公木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当教员，他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公木的冤案得以昭雪，恢复了党籍。他先后担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副校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暨文学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暨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暨吉林分会主席、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8年10月30日公木病逝于吉林长春。如今，公木先生的塑像矗立在吉林大学的校园内；公木安葬于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
人物评价
公木
公木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他在《公木诗选》后记中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诗”。他以惊人的毅力从《千家诗》学起，酷爱唐诗宋词，在漫长的学者之途当中，边学习边创作，终于打下了广泛的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坚实基础。
公木还是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校歌词。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吉林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社会科学联合副主席兼语文协会主席，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当年，84岁龄的他依然思想非常活跃，精力旺盛。在他的倡议下，又组起了《中国诗歌简史》编委会，他团结了一批人，立志要填补中国诗史的空白。公木堪称是应用生命写诗的人，老诗人的心里燃烧着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
主要贡献
李曾主编《部队文艺》等，源源不断地在各地诗文报刊上发表诗作及论文等。鲁迅的文学学风和蒋光慈等人的诗作成为他一生奋斗学习的楷模。公木的诗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又如黄河之涛一泻千里而一发不可收停。
公木
他以清新、质朴的格调热情歌颂农民的觉醒，广大群众获得解放的兴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情。不仅如此，他还在培养一代新人的路途上呕心沥血，当今一代新诗人邵燕祥、张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都尊敬地称公木为老师。应该说公木为年青人留下了很多很多。
诗人公木的成功词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更是不可不提的，这首“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作曲家郑律成谱曲便犹如插上了翅膀，当年，它带着高昂、激越的旋律自由地翱翔在根据地，萦绕在清凉的上空。50多年来，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八路军战士，一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战斗、成长、夺取胜利，为人民建功立勋，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举世闻名的歌曲《东方红》的诞生和定稿发表中，公木也倾注了一腔心血，这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都证明了他在创作问题上的宽厚胸怀。公木又确确实实是“以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公木原诗、词、文学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人们也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创作历程
《八路军进行曲》
《八路军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歌词公木，曾是一名文武双全的抗日战士。公木的真名叫张松如，原任吉林大学副校长，191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入学念书。公木1938年8月从抗战前线去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学习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当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给抗大学员教唱歌。在一起工作中，他和郑律成配合得很好。当时，郑律成住在他隔壁，他俩像亲兄弟一样友好，郑律成常到他的住处来玩。一天，郑律成坐在他床上翻看他的笔记本，发现他那个本上有很多诗，高兴得不得了，很快为《子夜岗兵颂》谱了曲。郑律成唱给他听，他听后非常高兴，说：“一首诗变成一
支歌，那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到了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他写词。郑律成还说，什么叫大合唱，就是多搞几首歌嘛。此时，冼星海与光未然也提出搞“黄河大合唱”。“大合唱”这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虽然公木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视野还是很开阔的。他首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还写了《骑兵歌》《炮兵歌》。8月份，“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延安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抗大连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就哼着作曲，他唱，公木听。9月份，曲还没作完，郑律成就调到鲁艺音乐系去了。鲁艺音乐系的条件好一点，有乐器。10月份，郑律成作曲完毕，“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曲印成油印小册子，传遍全延安，传遍全军，掀起了唱歌高潮，前方后方都唱。1940
年5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两支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还专门请公木和郑律成去吃饭，说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话。
公木
公木教授曾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的三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个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的词是一位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曲是一位大作曲家刘炽。公木先生于1998年10月30日因肾功能衰竭在吉林长春辞世；刘炽先生于1998年10月23日去世。两位大师虽并非同年同月出生，但离开人世时却象约好一样，同年同月，祭日只相差了7天。
据刘尚娴回忆：当时编剧毛烽和导演为《英雄赞歌》写歌词，找到了公木先生，先把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给他看，之后他钻进长影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拿出了“烽烟滚滚唱英雄”。
公木
公木先生的夫人吴翔回忆当年情景是这样的：“写《英雄赞歌》是1962年，当时武兆堤、田方、刘炽他们三个一起来家里找。公木对我讲，他们让我写歌词，我不想去，我是摘帽右派，费挺大劲写完之后还不定会怎么说。后来武兆堤、田方、刘炽还是非拉着他写，公木就被他们给拽走了。第二天下午他回来说就写了四段歌词。我问他，你的新思想基础是从哪儿来的？底气又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前几年写了一个“烈士赞”的诗嘛，我感觉《英雄儿女》这电影就跟那诗有关系，都是写英雄，刘炽给我讲了脚本、主题，然后我就写出来了。
对上一代中国人而言，那首以“向前向前向前……”开头的《八路军进行曲》，可谓耳熟能详。这是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的共同创作。公木早年就读辅仁大学，后改读北师大，是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抗战时来到延安，成为著名诗人。但在“反右运动”中，他却成了中国作协的最后一个“右派”。他的一生充满坎坷，本书是他的孙女所写的传记，此处选摘其中几个片断。
向鲁迅先生组稿
1932年11月，鲁迅回北京探望病中的母亲。23日，鲁迅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演讲。这消息也激起了北师大同学们对鲁迅先生的向往，他们也想亲耳听先生的声音。
我祖父公木就读的师大中也有“左翼作家联盟”，其中的一个支部推选我的祖父与王志之为“左联”学生代表，去邀请鲁迅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先生的具体住处，于是去请教系主任钱玄同。他们不知道，钱先生当时和鲁迅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愉快。一听要求，钱先生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鲁迅？请他来干什么？”胡适、张东荪等先生也经常去北师大讲课，据说钱先生鼓励同学们去听胡适等先生的讲座。
尽管在自己的系主任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但我祖父他们还是和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并登门拜访。三个同学就当前文学界的一些问题与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
王志之说：“北平的同学们，都希望周先生留在北平。”先生说：“啊，那可不成。我这次一来，便有很多的人放冷箭，说我是来抢他们的饭碗，说我是卷土重来。何苦叫这些人不放心，倒不如赶快卷土重去。”
我祖父等人介绍说，他们正在准备筹办一份《文学杂志》。鲁迅先生十分高兴地表示支持，并答应给他们写稿。果然，先生回上海后，于1933年元旦，为他们写下一篇新作《听梦说》。
当时书店对杂志的条件极为苛刻，书店不支付稿费和编辑费，而杂志所售出的款项全部归书店所有，书店只支付二三十本的杂志。杂志的稿件完全依靠左联盟员写、译或约稿，而稿酬却是“暂以本刊为酬”。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不可能以左联的名义出版公开发行的刊物，使用的是文学杂志社的名义。《文学杂志》一创刊，就得到鲁迅的支持与指导。
鲁迅的文章刊登在三月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鲁迅看到寄去的样刊时，指出：第一期编得“太板”。他对他们说：加入的人一多，就会活泼些。第二期五月出版，我的祖父当时已到山东教书，他利用假期回北师大住了一个夏天，和谷万川同住，一起编辑了第二期杂志，其中刊登了张天翼、郑振铎的文章，还特别刊出了由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等为“发起人”的《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这是由鲁迅先生直接或间接代征的。第三和第四期合刊在七月份出版，发表了我的祖父《时事打牙牌》和《父与子》两首诗。这期合刊上还载有茅盾先生的《杂志办人》一文，文中告诫人们要尽可能保持“人办杂志”，力求不落到“杂志办人”的境地。只是可惜这一期杂志出版后，杂志社就被查封了。
战歌和战友
我的祖父和郑律成于1939年1月相识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那天，著名的大鼓演唱家吕班领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进窑洞就喊我祖父的绰号：“博士，给你介绍一位战友，咱们抗大的音乐指导，小郑，郑律成。你们俩一个写诗，一个写曲儿，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
当时，冼星海与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欢迎。郑律成向我的祖父提出共同搞个《八路军大合唱》，我的祖父当时还不了解什么是“大合唱”，只是想：大约就像元曲的套数吧，不过没谱调，先写几首歌词，然后再分别制谱，作为组曲，岂不就是“大合唱”了嘛！
首先创作出来的歌词就是《八路军军歌》。接着，他又创作出了《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几首歌词一气呵成，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歌词，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第二年夏天，总政宣传部部长、创作过当年广为传唱的《远征曲》的萧向荣邀请我祖父公木和郑律成，到文化沟口吃了一顿青年食堂的红烧肉——“三不粘”，并告诉他们说：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抗战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
1940年5月，延安举办“五四中国青年节”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150件，110名。《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音乐类甲等奖。吴玉章担任评奖委员长，丁玲、周扬等担任评委。得奖作品共23件，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这项奖金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捐赠的。其中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
1940年9月1日，由萧三、刘御和公木等发起组成的延安新诗歌会出版的《新诗歌》创刊。萧三1940年送给我祖父一本莫斯科出版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祖父有意向它学习，在到文艺室前夕，他所写的《再见吧，延安》，已露端倪；及至建立了鹰社，得到天蓝同志的帮助，更多理解了一些惠特曼的精髓，还试译了《我坐在大地上》等若干首，《我爱》、《哈喽，胡子》正是我祖父在这种兴头上写下的。由于写了这些诗并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过作品，日后，他曾被一些诗歌史家列名于“七月派”。其中《我爱》这首诗，是我祖父自己最钟爱的。
鹰社和“蒺藜”
1940年冬，我祖父公木离开抗大，搬到位于文化沟的军直政治部来。到第二年五月，军直政治部文艺室就正式成立了。
文艺室人虽然不多，可是心齐热情高。主要活动，一是走出去，到军直各单位去搞歌咏、演戏，开展文艺运动；第二就是搞创作，小说、散文、诗歌以至翻译。主要做了这么三项工作：（1）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部队文艺》，（2）成立了一个文艺团体——鹰社，（3）置办了一个大型墙报——《蒺藜》。
《部队文艺》是解放区内最早出现的以发表作品为目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公木任主编。《部队文艺》创刊号于1941年12月印行，用的是根据地自己生产的土纸。在《部队文艺》上，发表了黄既、晋驼、沈其东等同志的小说，麦播、朱子奇、侯唯动等同志的诗，方杰、李洁等同志的散文小品。祖父的长诗《鸟枪的故事》也是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部队文艺》虽只出了三期，但它是解放区部队文艺中最早的期刊，在延安和敌后产生过一定影响。
鹰社也由公木任社长。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因此，他们把文学社团取名为鹰社，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的奋发向上。“像雄鹰一样高飞吧，不要在飞着的时候停止了！”俄罗斯诗人卡拉姆金赠普希金的诗句，在文艺室传诵得很熟，大家很受鼓舞。
鹰社的建立，受到边区文协的资助，每开会一次，资助100元，恰够供应一次午餐。先后曾召开过两次全体成员大会，会期一天，都是开的大讨论会。
当时，有一些年轻人在文化沟办《轻骑队》墙报，很有影响。接着出来的是党校第三部的墙报，也很轰动。这些墙报的主题多为批评不平等。有画漫画的，有写小字报和打油诗的。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写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内容的四六句。王实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写了《野百合花》，又在墙报上攻击李维汉，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鹰社主办的《蒺藜》墙报诞生了。受延安写讽刺小品的影响，“蒺藜”墙报刊登了朱子奇、侯唯动的歌颂诗，同时也刊登了晋驼的讽刺小品和公木的讽刺诗《小围墙》：“大围墙里又修起小围墙，/这可不同于北京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住的是龙钟皇王，/是革命首长住在小围墙当中……”不过这种讽刺情绪并没有得到发展，整风运动已从上层开始了，这样，墙报的发刊也就成了终刊。
据说，康生在一次审干报告中信口说：“《轻骑队》旁边有个《蒺藜》，里边有不少坏分子。”更可怕的是，鹰社的名字也受到了质疑，批评者居然质问他们：“德国法西斯的党徽标志中就是鹰，你们为什么叫鹰社？”我祖父和鹰社社员在以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
“我投舒婷一票”
转眼到了新时期，在新诗潮跃升的态势中，女诗人舒婷非常引人注目。祖父公木通过他的学生徐敬亚的介绍，较早读到了舒婷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那些诗歌，非常欣赏。1979年4月和6月，《诗刊》先后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引起诗坛的关注。《福建文学》自1980年第二期开始，展开了舒婷诗歌作品的讨论，历时11个月。
在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作品《双桅船》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夺眶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
我的祖父作为评委，于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参加全国作协举办的这次评奖。10日结束工作回长春，就认真地为《诗刊》撰写了《我投舒婷一票》，对舒婷的作品发出了来自老一代诗人的一份支持。但是，这篇稿子却没有能够顺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来。《诗刊》退稿的理由，据说是原拟刊出一组评委的评论，后来因为多数评委没有能够如约写稿，又不好单发，只好把原稿及已经付排的大样退还给了我祖父。这篇稿子后来改了题目，删节后刊载在《书林》杂志。
1983年夏天的时候，对朦胧诗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和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等，在当年10月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上，成了诗歌界有问题的代表性言论，据一位曾在《诗刊》社工作过的诗人介绍，诗歌界对它们的批判从
198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4年春天，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文章（包括转载的徐敬亚的检查）就达十数篇之多。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徐敬亚的老师和《崛起的诗群》的指导教师，我的祖父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我祖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1985年2月，《诗刊》在头条位置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为诗一呼》，文中吁请各级文艺领导：“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
摘自《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张菱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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