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当代艺术的一切形式，影像的、装置的、行为的，冲击帝国主义的一切存在，政治的、商业的，文化的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实习记者 黄柳蓉 发自北京
高且阔的画廊里，纯白色从脚到顶，衬得半人高的摄影作品也矮小起来。那些凋敝沉重的画面，浸在一片白光里，透出诡异的宁静。右转几步，揭开黑帘，仿佛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淹在黑暗里，只有巨大的银幕闪着微光：男子穿上父亲遗留的军服，在机器风管的轰鸣声中，游走在迷宫般的化工厂遗迹里，寻找已经空洞的集体记忆。
陈界仁站在分隔白和黑的帘子前，着黑衣黑裤，戴黑框眼镜，花白的头发极短，根根竖起。背后的白墙上，用小字打着他的作品名--《帝国边界Ⅰ&Ⅱ》。这是他在大陆的首次个展。
作为台湾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50岁的陈界仁在威尼斯、里昂、圣保罗、利物浦、洛杉矶、马德里等地参展无数。2009年，他获得台湾“国家文艺奖”视觉艺术类大奖，成为此领域最年轻的获奖者。
坐在北京初冬的阳光下，陈界仁缓缓吸烟，用安静的语调讲“人民”、“帝国主义”这样的铿锵词语。他知道这在台湾属异类，即使在大陆，说它们都显得过气。但其实他说的，已不是这些词的通常意义。他经常要一个字一个字费力解释：“我知道这很容易被误解，就像我的作品常被误解为暴力。”
不是他者，而是我们
二十多年前，陈界仁服兵役，离开了台北郊区眷村的家。那片沙洲上，有残破的老建筑、斑驳的标语、连绵的加工厂、关押政治犯的军法局、高耸的围墙、刺目的阳光……像许多想逃离出生地的少年一样，他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回来了！
他的确不再回去，除了过年。虽然离市区只有半小时车程，但在那时的陈界仁心里，那个家很遥远。
高职美工科毕业后，陈界仁不想念书了，因为觉得学校里教的抽象画之类，既无传统精神，也和现实无关。他去工厂打工，“每天锁那4个螺丝”，进卡通公司画卡通，开始拍实验电影、做装置。
正值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陈界仁像个斗士，要直接去撞戒严体制。1983年，他召集朋友，顶着禁止街头集会的管制令，在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表演了一场行为艺术《机能丧失第三号》。1984年，他在当时最“前卫”的美国文化中心举办个展，却在开幕当天被要求撤展。他和朋友们风风火火地一场场做活动，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
众人欢庆时，陈界仁突然沉寂了。
“我觉得有什么不对，不是说今天解严了，事情就过了，那种逻辑已经内化到我们潜意识里了。”他开始思考，民主到底是什么，只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什么才是公平的经济制度？什么是自由？台湾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我不相信那个答案很简单，我要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这一想就是8年。他辞去收入不错的工作，每天阅读、吸烟、思索，靠摆地摊的弟弟养活。
陈界仁又回到那片当年想逃离的沙洲，记忆和现实卷裹而来，那个他本以为像自然物一样平淡存在的眷村，在他眼里突然清晰：这是他的现实，也是无须摆脱的命运。“以前做的东西没有脉络，一直是想象西方，没有从自己的所在地出发。我觉得我开始懂得‘看见’这件事。”
1996年，36岁的陈界仁重新开始创作。他很穷，偶然碰上一个过去的朋友，正好有台586计算机，就借来做《魂魄暴乱》系列。他把盗版书上关于屠杀和刑罚的照片扫描下来，自己的小照片也扫描下来，放得很大，人的脸孔只剩下模糊网点，然后用数字笔凭想象一点点描清五官。他把自己的脸挪上去，有时是屠杀者，有时是受刑者，有时是旁观者，有时几者皆是。
这被许多人评为恐怖和卖弄奇观，而陈界仁想表达的是“失语的‘被摄影者的历史’”，选择这些看来恐怖的照片，是因为被刑罚者是被摄影者中最极端的例子，到死都难以逃逸。
两年多后，他带着《魂魄暴乱》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正式成为一名艺术家。
无数的微小力量
年过半百的女工们，回到关闭的工厂。银发的阿姨默默擦拭废弃的桌椅，趴在缝纫机上休息，在废墟中举起成衣，如一面旗帜。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渐渐不再是世界工厂，密集劳动产业大量外移，许多工厂恶性关闭。2003年，陈界仁开始拍摄《加工厂》，将镜头对准无处可去的女工们。这曾是台湾北部最大的成衣厂，上千女工专门生产亚热带的台湾永远穿不上的皮衣和冬装。7年前，女工们失去干了20年的工作，甚至无法拿到退休金和资遣费。
陈界仁说服厂房的管理员，撕开法院封条混进去。他租回已经被卖掉的同厂牌缝纫机，找到还留下的三四十位女工，请她们重新回厂“工作”。8点上班，中午休息，5点下班。年老的女工们再一次摸到缝纫机，把线穿过针孔时，竟大多穿不过去，穿了很久很久。
此时，对恶性关厂的关注在主流媒体上早已沉寂，但对陈界仁而言，铭刻在台湾人身体内的30年劳工加工经验，不能忘记。
陈界仁不喜欢“社会介入”、“关怀弱势”这样的字眼，他拍的不是“他者”，而是“我们”。他的大姐做了一辈子女工，他也在加工厂做过一段时间。“这些人不是弱势，他们懂得怎样争取自己的权益。包括从戒严到解严，失业劳工很大程度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这样的关注从上一个作品《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就开始了。这段拍摄凌迟过程的影像里，闪出了一张张当代面孔：冷战时期的政治犯、工厂污染受害劳工、失业廉价劳工……“今天的劳工不就是处于广义的凌迟状态？反复、漫长、无止境，以及非人道的剥削，他们的生命被资本市场视为‘物’，剥削完了就被抛弃。”
吸引陈界仁拍摄《凌迟考》的，是一张1905年法国军队在中国拍摄到的凌迟照片，被捆绑、被肢解、被拍摄、被灌食鸦片的受刑者，在极度的痛苦下，竟面朝天空露出微笑。这张被西方知识分子广泛认识的照片，已经被讨论出诸多的哲学涵义。在陈界仁看来，最打动他的可能性是，一个无法逃逸的人，在似乎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时，藉由一个具有主动性和行动性的微笑，创造了一个连死亡都无法消解的“困惑”。“我深深体会到，边缘区域可以如何在最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行动’的可能性。”
陈界仁笃信行动的力量，也平静地接受做事不是要马上改变它。“一定是无数的诸众，经过慢慢的沟通，汇聚无数微小力量，慢慢迫使它改变。就像台湾解严，不是哪天统治者大发慈悲就变了。是到了某个点，它自然被改变。”
所以，去年因勾错表格被美国在台协会面试官怀疑要偷渡时，陈界仁没有改天再去办一次签证，而是成立了“我怀疑你是要偷渡”网络博客，征求有类似遭遇的人写下自己受歧视的经验，同时也讨论如何改变这种歧视制度。
博客里的留言分三种，一种写下自己如何被刁难拒签，第二种比例很高，“帮着美国来骂我，主要是说，要遵守人家的法律。但纳粹屠杀犹太人、美国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台湾的戒严条款，都是依法办理的。同样作为被歧视的台湾人，有这么多主动维护美国，值得深思。”陈界仁最重视反醒自身的第三种留言，台湾在对待大陆配偶、东南亚配偶和外籍劳工时，法律同样苛刻。
这些最终汇成了影像作品《帝国边界 I》，以“报告剧”的形式，第一段讲台湾人申办赴美签证受到的粗暴对待，第二段由9位嫁给台湾人的大陆配偶，亲身讲述台湾移民署的各种严苛审查和歧视。
陈界仁还决定，再不去美国。即使有人找到他，说可以送签证到家，他也拒绝了。不过他不拒绝对话，今年在美国的演讲，他“创造分身”，请朋友帮忙去讲。对他来说，“不去”是行动的方法，不是故作的姿态。
西方公司
最新的作品里，陈界仁把目光从最眼前的现实转向他已逝的父亲。父亲出生在福建惠安一个贫穷渔村里，为讨生活参了军，成为国民党。“除了当兵没有其他出路，如果他身在延安，可能就是共产党。”
童年，陈界仁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只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个军人，很奇怪。小小的陈界仁拖他行李，要赶他出去，被拦住说：那是爸爸。父亲长年驻扎在金门，是美国CIA和国民党训练的反共救国军。“他得去攻打自己的家乡，到后来自己都无法面对，开放探亲后都不愿意回去。”
沉默的父亲很少谈自己的生平，陈界仁甚至不知道祖父的名字。
父亲过世后，陈界仁打开了他的遗物。那是一件老旧的军服；一本半虚构的自传，应对上级检查他对党国的忠诚；一份“反共救国军”突击舰在海上被解放军击沉的手抄阵亡名单，阵亡军人的家庭情况，大都写着“家贫”；一本空白相薄，里面曾有正在训练的大兵照片，都被父亲烧掉了。
服兵役时，陈界仁也被分到反共救国军。看着父亲的遗物，陈界仁想：我们两代人都在帮美国人当守卫吗？
陈界仁开始做《帝国边界Ⅱ--西方公司》。训练父亲的CIA，那时在台湾叫“西方公司”。“我说的重点不是西方，而是公司，其实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真正离开西方公司，而且它变得更大了，全球都是。”
训练父亲的那个“西方公司”已经没有痕迹，陈界仁找到一个1957年美国经济援助台湾时盖的化工厂。在空荡的遗迹里，陈界仁搭景拍摄：父亲忌日时，儿子凝视父亲留下的遗物，穿上父亲的军装，在焚烧银纸的烟雾中走入恍如“西方公司”的废墟，陆续遇到回来寻找自身档案的“反共救国军”、从未离开这栋楼也无档案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和当代失业劳工。
“我的兴趣不是讲我父亲怎么了，那代人基本上不会去谈这些事，那是一种集体的缄默、空白化。这个历史留下太多的空白，没有机会反思。穿过社会表象去看它，才能找到根源。”
他找到对抗空白化的方法是“人民书写”和“人民记忆”。有时，他把“人民”换成“诸众”。“台湾主流媒体报的基本上是富豪、明星、房地产，都是所谓成功人士，其实是在慢慢排除真实，只给我们看关于成功和娱乐的幻影。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说的权利，从自己的角度写个人的历史，这才是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
陈界仁说，在这个帝国的世界里，很难再用简单的体制--反体制逻辑去思考，能做的是，敲打、扩大帝国的一个个裂隙。
历史不可能只是过去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帝国是什么概念呢？
陈界仁：帝国不是说某一个国家，而是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下，不同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全球跨国资本相互兼容起来，类似WTO架构。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彻底资本主义化，彻底私有化，贫富悬殊就会被拉大，物价变高啦，等等。自由很美好，但新自由主义，资本是自由的，人不见得自由，只是被当作货物一样移动。
人物周刊：边界是指什么？
陈界仁：帝国是没有边界的，无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因为我们统统都在新自由主义这个架构下。但我讲的边界是，当我们意识到帝国的存在，试着去抵抗，有不同的想法，其实意识上的边界已经形成了。
人物周刊：怎么想起来讲自己的父亲？
陈界仁：台湾1895年割让给日本，被统治50年后，马上就是国民党来，戒严38年。88年，那么长的时间底下，台湾历史上的反抗者基本没有好下场，被关、被杀、被残酷镇压。很多人不了解，觉得台湾被殖民那么久，为什么还那么喜欢日本。其实前25年的抵抗是很激烈的，结果很惨，你没有任何外援，封闭的环境，抵抗不是办法，所以后面25年你要试着去跟殖民者协商。
我们习惯谈当代就是此时此刻，没有时间的纵深，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我拍成衣厂，大家会觉得这是过去的历史，但其实这不是过去啊，她们都还住在这里，生活在旁边，还在挣扎，为什么会是过去呢？我父亲是反共救国军，我当兵也是在反共救国军，我还在啊！好像我们现在只有年轻人、只有林志玲才是当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问题形成，或者像部落格里有那么多人跑过来帮着美国人骂我，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历史上很多东西演变来的。某种角度上讲，我们好像经过了一个洗脑，对比我厉害的人和国家的自我贬低，对不如自己的人和国家的优越感，有这种帝国意识。我对这个怎么形成的比较感兴趣。历史不可能只是过去。
所以我会以我的父亲为例，不是想拍他的生平遭遇，那个年代，我父亲这样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从《加工厂》我想到今年发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你是怎么看的？
陈界仁：你可能不知道，就在那段时间，台湾工人联名抗议过富士康。台湾很像新自由主义下被训练出的干部，你看他们做的“苹果”，一台市面售价大概三四百美金，但是苹果给富士康大概只有十多美金，所以一个劳工做一台，那个价格一定非常低。我们看到富士康，但没有看到它背后那个更可恶的“苹果”。大家那时候批判富士康，苹果总公司也派人到富士康视察，表示他们在调查，很伪善的。从这个角度看，台商就作为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资本家，但是更大的原因其实在他的根部。
人物周刊：但这好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陈界仁：乍看无解，但是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要相信点点滴滴的工作，因为我们不可能做一个事情，明天就改变。就好像戒严，我一出生就戒严，所以从来没有想什么是戒严，因为很自然嘛，日常生活。但无数微小力量的汇聚，改变了台湾的戒严体制。我相信对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这样做。
人物周刊：你会拿现在的大陆跟台湾做一些比较吗？
陈界仁：中国大陆的所有小事都是大事，一个春运来回都是多少亿人。不能简单类比，好像台湾走在前面一样，只是说我们可以作为某种参考。两岸太缺乏交流了，台湾许多失败经验也没办法传达，比如台湾为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惊人，现在大陆也是。
人物周刊：你一直致力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但你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却来自参加国外展览，会觉得有些矛盾吗？
陈界仁：西方，只是盖锅式地讲，不要忘了，马克思也是来自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混杂在一起的。你到英国曼彻斯特，特别是利物浦去看，全台湾没有产业化后那么萧条的，有70%的建筑是空的，我2006年去利物浦，全市只有20万人，原来有100万。对我来讲，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只有资本移动的全球化。
我从来不是反西方的，我觉得这是关于人类的集体命运，不是简单的东方西方。中国大陆是新自由主义最大获益者，不是吗？在西方也很难看到这么大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者像东京那样超级巨大的异化的城市，这些都在东方啊。
去参加那些活动我也没有觉得所谓的成名啊，比起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家，我们太小了。西方有着强大的中国热，谈政治的时候我们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谈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是不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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