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节、肖磊：不读钱锺书，不谈文史哲

李节、肖磊：不读钱锺书，不谈文史哲　　

我们得声明，这个题目与其说是批评某些现象，不如说是勉励我们自己的要求。　　

一、正确评价和认识　钱锺书　先生的重要性　　

陈道明对影星们、主持人们出自传很不以为然，表示自己坚决不出。这多少有点　钱锺书　先生的影子。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最想请而没请到作序的是钱锺书。贺卫方曾在读本科期间开始与钱锺书往来书信。灯下黑的历史学者易中天把茅于轼作为划分人与非人(如动物或鬼) 的标准，他曾专文论钱锺书与顾准。胡德平引钱锺书对黑格尔扬弃一词的看法，来说明马克思的本意是扬弃私有制；奚兆永先生对此做反批评……　　

如果仅举以上这些受钱锺书影响的例来说明钱锺书的重要性当然是不够的。　　

自大往往是对自卑的矫枉过正。中华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增加了中国人的自信，但也使相当一部分人从失掉了自信力走向另一极端，例如，因为西医有不少问题转而夸大中医的作用，因为科学的运用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而夸大成西方文化的没落，而看不到西方也在努力纠正。有的人进而试图从否定新文化运动开始彻底去西方化。可见要真正做到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自信而不自大，就不能不提钱锺书先生。他真的是有人封的“文化昆仑”吗？抑或只是伪大师？　　

二、钱锺书没有思想吗？　　

做学问有很多种方法，其中基本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照着说，另一种是接着说。对于不爱引书而接着说的人，旁的人误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新说，而不知其实往往只是重新说，并不是真正的接着说。消除误解，去掉陈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掉书袋，把前人说过的梳理一遍。标准的学术语言叫文献综述，赵磊老师喻之“搬砖头”。可见，要想接着说，并且接得好，应以照着说为前提。能照着说得好的，是为往圣继绝学，先贤们的好东西总得完整准确地往下传吧？创新固然重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重要。　　

砖头搬多了，书袋掉多了，也会招致另一个误解，以为掉书袋的其实是一个只能照着说的人，博学、匠人而已，可能并无自己独特的心得。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学与思的关系、后来的人说的学士与文人、学者与思想家、博与专的关系。可是，如果书袋掉到头，会怎样呢？从头说呢？在满是引文的字里行间是不是有真思想？　　

“钱锺书有学术而没有思想”就是这样一个颇为流行的误解。李泽厚先生就持这种看法，认为有了电脑，钱锺书所写的这样的书作用大大减半；何新先生也说：“我认为，虽然钱先生博闻强记，学富五车，但自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或主义，缺少一个总纲将各种知识加以统贯。所谓‘七宝楼台，拆碎只见片断’。他也缺少一套宏观的方法论。”[1]在《读<拉奥孔>》里钱锺书说，很多名牌的理论著作是陈言加空话。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原来这里有这么多自己不要看的书。在这篇文章他还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与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来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2]可见他不轻易构建所谓的体系。他不轻易建体系，使得《管锥编》小结裹的形式引起很多人误解，以为不过是传统的笔记体。北大才子余杰说：“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记忆能力连一台普通的家庭电脑都不如。一名优秀学者，当然需要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见识和勇气。钱钟书的学问，大都停留在‘资料汇编’的阶段。”[3]社科院文学所的蒋寅研究员也是这样，李洪岩对此做了辩解，认为钱锺书正是吃了学问太多的亏。让人以为他只有满纸的学问，而没有思想。　　

本不是问题却成为了问题，多少折射了当今不读经典的现实。空说无益，兹举一例。　　

在致胡乔木的信中，钱锺书借委婉地批评何新之际，阐明一个见解：“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诗人为时代之触须(antenna)’(庞特语)，故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而仅知文艺承受哲学思想，推波助澜”，“文艺与哲学思想交煽互发，转辗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点”[4]。其实这个见解不仅可以论学，还可知人。例如，我们可以用来分析1989年自杀的诗人海子。钱锺书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就运用了这个见解来论学。　　

钱锺书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5]。这大经大典想来应该包括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管锥编》论《货殖》一节是钱锺书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可是这一节对《资本论》却不置一词，何故？考虑到钱锺书视学术为几分游戏，我们不妨猜测，他是想与某些死在句子下的学者们开开玩笑：你看，钱锺书不懂马克思，马克思的著作也没读过，不仅英文不咋地，德文也不行。或者这里他想与另一些死在句子下的学者们开开玩笑：你看，连博学的钱锺书也不赞同马克思。　　

　钱先生曾批评黑格尔推崇的往往是二流文学家，他指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蒙田、薄伽丘此四人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最高水平、思想和艺术的顶峰[6]。马克思与黑格尔不一样，对莎士比亚等非常爱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引了莎士比亚关于黄金可以颠倒一切是非的这段话，23年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第三章脚注时再次引了这段话[7]。马克思还引了歌德的诗。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恩格斯曾说：“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生和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8]　　

事实上钱锺书是认可并自觉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研究方法的。《管锥编》的篇章结构，每一段引用的著作绝不破体，一定是按时间和逻辑先后。注意到他在论货殖这一节引了一段与马克思同样所引的莎士比亚一段话，就知道他是搭了桥的。对照恩格斯上述那段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钱锺书认为，莎士比亚是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批判性认识来源之一。　　

还可举一个待考的例子。我们敬重的一位前辈比较推崇朱光潜[9]，可是，我们另外又读到这样一段话：“在　朱光潜　先生逝世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写信告诉　钱　先生，我在读书时发现不少剽袭钱著的现象，　钱　先生回信教导我不要生气，引了两句龚定庵的诗：‘人才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10]这句话有点模糊：不知是　朱　先生剽袭呢，还是为　怀念朱　先生时顺便在读其它人的美学著作中发现其它人在剽袭？　　

四、钱锺书不爱国吗？　　

文怀沙说钱锺书爱得不深沉，他永远是那么理性而客观。我们来看钱锺书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公孙弘无耻、冯道无耻之甚[11]。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还在为四朝宰相侍奉了十个皇帝的冯道涂指抹粉的某些史学家们、文人们。对惜墨如金的钱锺书，这已经是很大声了。攻击钱锺书在抗战时呆在上海写《谈艺录》的人，可知这部书　钱　先生自叙“名为赏析之作，实是忧患之书”？如钱锺书在书中考证明朝钱谦益篡改王世贞《吴中往哲象赞》的归有光赞，把原文的“久而始伤”改为“久而自伤”。钱谦益的篡改，影响很大。这个考证实际上揭发了钱谦益的用心和为人，涉及对钱谦益的评价[12]。钱谦　益约好　夫人柳如是投湖，最终却反悔而降了清。再如，“敏泽先生告诉我，我国近些年连续遭受特大洪灾，而人民能安居乐业，　钱　先生说：‘这在旧社会是难以想象的。’”[13]这样的议论显然不是一种迫于压力的政治表态。　　

五、钱锺书世故吗？　　

北大才子余杰说：“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14]这是典型的“苛求君子，宽纵小人。”网易不怀好意地用世故的变色龙这样刻薄的语言贬低钱锺书。这篇文章里真正对钱锺书著作做出点评的地方很少[15]。比钱锺书年岁大或与其同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少，他其实完全可以象这些人一样做。只是他对学问有自己的看法。早在七十年前就提到了一位史学前辈吕思勉。也是近来，才疏学浅的我们才知道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16]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管锥编》与　任继愈　先生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对《易经》的处理。讲史学的从《春秋》和《史记》开始，讲文学的从《诗经》开始，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从《易经》讲起，反映了钱锺书的把握。　　

六、钱锺书胸无大志或狂妄吗？　　

一方面，有的人批评他胸无大志；另一方面，有人批评他狂。他自己认为，说他狂是对他的误解。他实则是狷，狷者，有所不为。钱锺书的好友中有戈革这样的物理专家，又身处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他不可能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这从他对科学修养很高的罗素比较欣赏也可看出。可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管锥编》很少引用自然科学家的著作。获诺奖的弗里德曼一类经济学者和中国一批跟风者，动辄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批牛顿或论爱因斯坦，他们究竟了解多少？　　

1840年后，把中国文化梳理一遍而又与西方文化打通，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学者是钱锺书先生。余英时先生说：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17]。在我们看来，只懂英法德，也不谈文史哲。应该是：不读钱锺书，不谈文史哲；不读文史哲，不谈钱锺书。只读钱锺书呢？尽信书当然不如无书，不过钱先生又说：尽不信书，也不如无书。可见，既要读无字之书，也要读有字之书。学人珠峰在中国，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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