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2010-04-18 组长：单车上的骑士
我在想，以后我的孩子年少时，应该让他看谁的历史作品才不至于变成一根筋的愤青或者全无筋的犬儒？陈郢客的作品应该是首选之一。
这位同时具有大半个黑格尔脑袋、满肚子丰富史料和一手生花文章的低调青年学人，她的作品如《温故知新沈崇案》等很好地克服了雅俗界限、派系之争，语言风趣幽默移步换景深入浅出，思想扎实灵动丰富辩证功力深厚，群众喜闻乐见，学子心悦诚服。能把如此丰富的历史大场面与我们个人的时代感觉结合起来并扬弃后者，这个路向在当代较难得。当代多见的是那种一根筋还自以为很有人性很有逻辑的学虫。
陈郢客，在早慧中经历了1989，在不经意中经历了1999，当然，还有身后一段令无数英雄遐想的身世~~
见没人建小组，我就建了。
但我猜其实以前有人建过，但是没通过审核，或者后来被封了。
所以我建一个看看是不是会被拒绝或者被封。
人家陈郢客就跟地下熔岩似的，潜流暗涌，热透地背。前天解放日报刚刚发出了凌河的响应文章《重提一下“沈崇事件”》，没提人名，但很是惺惺相惜。
西西河的粉丝们估计也没想在过来建小组。
所以，咳咳，不声不响建小组兮以为存照，瞒天过海贴文章兮以为存念……
别被大家发现最好~~ 向西西河的左翼写手陈郢客MM致敬
：凡尔赛过客
之所以来到西西河，并在这里注册ID，完全是因为陈郢客MM的原因。我并不讳言，本人读过陈MM几篇文章之后，便成为她的粉丝。当年，无意中在中读到别人转贴的、不完整的“沈崇案”，很惊奇，会有如此功力的文章，于是想办法寻找全文，于是找到了西西河，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条河。读到陈MM的文章，我不得不惊呼，网上的大牛太多了，不得不再次感叹，中国真是大国，连网络上都藏龙卧虎，高人屡见。这些还都是一些民间的“好事者”，这样一些“好事者”越多，中国就会越有希望。如果大家都不断地“好事”，不断地写这样一些富有理性和占有资料的文章，而不是陷于意气之争，定然对形成更好的网络氛围有利。不过，很可惜，在不少不同的网络论坛里逛过，许多论坛都是意气用事的“愤青”（不论是左愤还是右愤）。愤来愤去，不过发泄而已，于是无补，反而在互相对骂中使得各自的情绪不断升级，最后沦为骂街表演。这是非常可悲的。
不过，西西河比较好，情绪比较少，比较多理性的宽容的讨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陈郢客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她扎实的史学功底，感受到她的博学和理性，深入细致分析史料的杰出能力，以及冷静却又不失同情的理解能力，最为难得的，在于她对吾国吾族的体认与同情。没有一种强大的爱国之心在后面，没有对大历史的深刻洞察，就无法理解她对“土共”的理解和同情和支持，而这样一种大历史的视角和民族情怀，却往往是许多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哪怕是有名的知识分子。以不久前去世的季羡林为例，读他的散文，觉得无论文字还是思想，皆是中流水平，不知为何一直被捧为大师，后来才明白，一切来自于《牛棚杂忆》，其前言中直接将那个时代形容为人类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恐怖的地狱。据说，“牛棚”中主要是右派、干部、知识分子，许多人虽然被迫接受劳动改造，但是工资是照发的，而且仍然与原单位挂钩，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可以回原单位的。而且，虽然劳动，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当然，这些人与他们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比起来，固然是一落千丈。但是，我们如果联想一下今天社会存在的下岗工人、山西的黑窑工、遍地可见的红灯区小姐，今天这些才叫真正的地狱。不过，季老的这本书，自然是迎合了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他作为北大教授的背景（他本人亦是一名学霸），使得无数的人捧他。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从个人际遇出发，因此永远无法理解民族与国家的大命运，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老喜欢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老喜欢谈什么启蒙，摆出一副教训人的老师面容，实际上，买他们帐的人越来越少了。
知识分子的衰微的同时，则是网络的兴起。网络的兴起，也慢慢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分野和网民的分裂，于是左右分流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自从文革之后，号称从政治叙事中解放的历史编辑学，却悄悄地背上了另一种政治叙事的功能，即将1949-1978年的历史妖魔化，“伤痕文学”就是代表之一。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这群“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重新爬上他们高高在上的、压迫人民的位置，不但加强了对人民的“侮辱与损害”、剥削与压迫，而且也加强了有利于他们的叙事。唯有那30年打扮成他们的“失去的30年”，才能为他们现在的大捞特捞寻找合法性根据。在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他们成功地俘获了青年们的心。但是，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不同于他们的异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他们的历史叙事。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说法，也开始越来越遭到质疑，而近十年来的社会中颇颇出现的怪现状，也促使人们去反思改革的弊端与前三十年的优点，于是开始出现一些人怀疑毛时代，于是开始有人提倡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于是。。。。。。总之，网络的出现和左派的兴起，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件。
总体说来，左派的学养与右派有相当大的差距。右派多年的经营，使得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倾向于他们的主张。而倾向于左派的人，则被右派动不动批为愤青。而网上可见的文章之中，右派中不乏一些善于掉书袋的人，动不动就说哈耶克等。不过，近年来，左派中也不断涌现出高手。虽然我不知道陈郢客本人或者会反对，在未经同意就给她贴标签，但至少可以肯定，她是同情左派的，而且她的文章完全可以归入左派。她的文章，是我所见过的左派历史类文章中，最善于掉书袋，最关于讲道理，最善于分析问题的。前途不可限量。
越来越多的高人加入左派，越来越多的高人，学会站在民族的角度和高度来思考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告别右派民主崇拜（民主解决一切问题）的简单思维，若果真如此，则民族幸甚。说真的，我虽然是左派，但完全赞同右派的一些主张，但我无法容忍的是，他们为了实现那些抽象的民主、自由、宪政，可以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可以任中国的民族尊严被侮辱而不顾，可以崇洋到美国的垃圾都是香的之程度。可以肯定，这样的右派是没有希望的，也将是越来越没有市场的。
很高兴的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不论什么立场，大都能够认识到，中国的利益需要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与统一需要捍卫。这也意味着，右派那些凭着西方的抽象名相来吓人的话语，将越来越失去市场。
行文到后一半，好象是在用希望来代替陈述。写作据说是一件危险的事业，写着写着会自己都不知所之。
最后，再次向陈郢客MM致敬，祝她的文章越来越精彩，人越活越年轻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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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引这话的顾炎武，本身就是文史大家；鲁迅也很不耐烦才子佳人小说的意淫；可见真正有点出息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讨厌唧唧歪歪伤春悲秋的文学青年们的。各行均有下流；亦有上等；于是顾炎武提出“亡国”、“亡天下”之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鲁迅沉痛地说中国无非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语道破治乱循环，惊醒世人，这等视界眼光，便是他们胜于常人处。
去年初我和一好友居然吵了一架。她对我津津乐道于丹，我便有些不耐，那一阵子逢人就有人问我对于于丹观感的，一直支吾“还好呀”打发了事；这下对好友便倾怀而倒了，“她的书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句论语翻译一句外加一个卡耐基故事吗？”亦有些诧异好友怎会上了套；好友一时气结，说，我俗，行吧？我就觉得挺好的。你们看书功夫比她强，你们不占领这个阵地，活该人家出名！我说就说普及的，台湾傅佩荣先生讲论语讲庄子便要好一些。十博士后来抗议，当日窃以为借此推销之意太盛；可见真的做点事情，总要落人眼角的；不管是讲普及的于丹，还是对她有些句子太过当下解读心存不满的十博士们。什么都不做，创意存在脑子里，那是绝对错不了的。正是一番争吵，使我动了些历史观普及的心思；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沟通，不管有人致力于此还是闲情一顾，都是上佳好事。思考者和实践者往往是不同的人，自家俱乐部小圈子里的心得不能与勇于实践的人互动沟通，一些时代观察不过流于碎影泡沫；既可惜亦浪费，也许还耽误世事。我至今感谢这位朋友，因为她使我真正懂得了于丹的好处，在民众向传统文化有所需求的今日，她站在了沟通者的节点上；或许学术界没几个人中意她的学问，可是她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观众读者从此入门，将来会到更深的地方去；几年之后读者心里也许未必看得上她；可就此否认引领之功，那就不甚厚道了。近日在某宾馆看到某卫视在放傅先生的《论语》，心说趋势果然如此；再过几年，傅先生恐也要越过的。何为生机何为死地，自命为精英的人们，有时真未必能看清的。明朝哪个读书人不写诗的？前后七子种种，大家怀着超唐赶宋的志向，多少人一生心血较真于此，到头来，明代传到今日，最脍炙人口的反而是唐寅自然民风的《桃花庵歌》，真真残酷无比；倒是当日无名的小人物施耐庵、罗贯中借小说得以不朽。《金瓶梅》似是一精英所写的，可是他只敢留作“兰陵笑笑生”，无他，写小说在精英圈子里是被看不起的。造化之作弄，历史之吊诡，敢不敬畏？元代庾吉甫一度曾位列元曲四家，可怜他写了15种杂剧，今皆不存；无可奈何，自然被有作传世的踢出场子了。身后之事，实在很需要几分运气的。
今天我们读史，自然有居高临下之感，实是后生地势之故；另一层易被忽略的浅易常识是：史书里但凡能占据一席之地的主儿，都比我们普通人牛掰得多。当然历史亦有谦卑的误会，当日席勒、歌德之时代，两位感叹的都是牛人在哪里啊牛人在哪里啊，孰不知日后他们却会无比接近于神。（果然谦卑出人才啊）所以读史多经历两个时期，初时看见条新鲜材料便跃跃欲试，一心图以翻案的；不翻案何以一鸣惊人，扬名立万？越到后来，不免收了颐指气使，将己代入当日之境，遂别有一番体会。此时却是不容易做文章，又或者太过平实，不易引人注目。读史者亦须胸怀，胸怀大者所见者大，若心胸不堪与前人对话，那也就止于此了；真正牛掰的作史者，史实史见两手均硬，就像汤因比和陈寅恪，严谨和大局观、想象力、好奇心兼具，确是不世出的人才。
读史，最重要的是“知人论世”。若评价一个人，先读他写的东西，再把别人评价他的话，他评价别人的话读过，再考察诸种细节，可翻当日报刊，交往圈子，再和当日事态一一印证；但凡能言之成理，那都可备作一家参考的。这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原因。后人有权加入自己心得；但必须体贴考虑当日情境。毛公为何对《海瑞罢官》极为不满，因他敏感之故；吴晗因而受罪而死，国人对此自有公道看法。不过毛公敏感我们亦可了解，河里夏岗兄不是忆过四．五之时，大家聪明地“二月里来”，声渐高昂，一吐郁闷。当日为彭将军心有不平的大有人在，嘴里不说心里腹诽不行吗？他借此示威，并非无故。最为可怜的却是吴晗并无此心，我们不得不叹吴先生虽做官僚，学者心到底占了上风，遂有如此灾祸。呜呼！
鲁迅说顾先生“禹是一条虫”之语，他是太炎先生弟子（章太炎国学根底，令人高山仰止。当然他给女儿们起太过古雅的名字，以至于女儿们结婚都有些麻烦，这亦是民国佳话一则了），对于顾氏考证之瑕，自然入不得眼；我觉得他批评此事并无不可；当然鲁迅提了不止一次就有些过分了。至于鲁迅与陈源所争，但凡知道些内情的谁也不会站在陈源一方的。当日3．18事件，北师大刘和珍君、杨德群君因鲁迅的悼文而致千古；陈源当时确是一副“精英”“国家主义”的嘴脸，说学生们“自蹈死地”，鲁迅之悲愤，可想而知。此事当日知识分子亦站成两派，陈源等“正人君子”一派；周氏兄弟、林语堂《语丝》一派；胡适亦是同情学生的，不过他两边都有些交情。陈源后来编《西滢闲话》亦不敢收入此文，梁实秋还吹捧他不提与鲁迅之争是宽厚，窃以为不过自家心虚而已！梁实秋自己当初骂鲁迅，春秋笔法甚多，亦说拿了共产卢布，鲁迅哪堪如此，他雄笔而回；今日之我们便只记住他刻薄了。而且，梁氏长寿，日后尚可捡有利于己的地方自陈几番；可怜鲁迅，亦只能失声静默。我们只读他的，没读别人怎么发难的，对他观感自然易恶。还有筒子不是说美味天天吃，已腻了嘛；这亦是事物认识的正常过程，天天家常菜，便要吃些日餐西餐图个新鲜；再过一阶段，就会发现适合自己肠胃的还是家常菜而已。周作人、张爱玲文学声望最高的时候是刚解禁之时，那时众人看他们宛如神仙；流行了这么多年，有些筒子们便也腻了，亦会捎带批评两句了。他们必会有一席之地；座次亦会恰如其分；入不得席和首席莫属都有些过了，特殊时期，必然如此；也必然会走过的。单论鲁迅与人争议，有大义处；亦有捎带处；但均因事而来，并非无风起浪；我们得舍去那些刻薄语捎带语，却不能舍去那些大义。
鲁郭茅，巴老曹。这是土共当日定下的文学排位；就像历代孔孟的地位亦会根据统治者的变化有所不同。孟子说了些民本主义的话，精明的统治者们一直是精明地干晾着他的；孟子是什么时候才被官方承认为“亚圣”的呢？——蒙元时代。窃以为这实在是因为草原首领们不知底细，望文生义；他们哪里晓得这么微妙的内情呢。汉人朱元璋登得帝位，看见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等话语当即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废了孟子的配享牌位。后来亦知面子撕破了大是有害，于是再平反牌位，可是那些话断然是留不得的，于是删掉《离娄篇》85条（只剩下170多条，删去三分之一还多），明令这些部分“不以命题”，“不以取士”。然而孟子的伟大亦在于此。孔孟当日均是落魄之人，孔子周游列国，悻悻而归；孟子的辩论术极强，可是俨然没有张仪、苏秦这般切用。春秋战国学说种种，法家实帝王所爱，孔孟以教化天下人而已，霸道遂穿上王道之衣；墨子为底层张目之说亦便失传。历史先是有所选择，再是有所涂抹有所改编；向来如此，以后也难免如此。但是被选中的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品行大义亦不容有失的。中国从不缺乏有才能的人，若蒋公未失大陆江山，日后官方推重的文学牌位里断不会有鲁迅的，想必会有胡适，但必会删改掉他一些要命的话。就统治术而言，这两位都是死了好供，活着难容的主儿。其伟大亦在于此。诸君若读过胡适晚年文章，当有所了解。共产党批判他以致敬；国民党亦对《自由中国》种种发难，他晚年日子并不好过。恰与毛公说鲁迅“若在今日，要么沉默要么坐牢”相映成趣。今天有些愤青反到祖师爷头上，“鲁迅有幸未见全面抗战未经严峻考验”，看了不免失笑，鲁迅死得太早，实不过方便了日后土共使用；哪里是自家侥幸呢。当年鲁迅即看出太祖有“山大王气”，毛公眼神如炬，对鲁迅的敬畏防范实可见英雄相惜；我们这等小人物，还是少以己身度牛人胸怀吧。
鲁迅先生脍炙人口的《战士与苍蝇》，“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这是为谁而作的呢？是为开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孙先生逝世于北京，当日北洋政府不希望民众到天安门哀悼（眼熟吧？），亦有种种风凉话出场（我愿为诸位show一下当日妙语：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鲁迅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时人亦对中山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有所非议（李敖绝不是计较于此的第一人，不说同代人，史学家唐德刚亦有共识，反对党总要比当权党许以别人更多的好处，袁大头之《二十一条》亦事出有因，我少时即读到这些史料，河里也必有人知道，体验历史复杂暧昧即可，孙先生之理想之一生奔波仍值敬重；故乡无圣人，同代亦无圣人；诚哉此言），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信中说（这自是他心曲），“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后来他到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写了篇《黄花节后的杂感》，“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只从教科书一瞥其片段的人们也许会诧异，的确，这太不像教科书里的那个鲁迅了。即使到了1935年，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可见他对于中山先生之尊重公允，可称私人化的坚守某处立场的解读。
今日鲁迅以及郭茅曹等人的背光在于几乎死于教科书；被人立为雕塑，便失生动。美国好莱坞多少电影变着法儿讴歌宪法、国会、爱国；老实说看多了也就识破广告了，不过人家软广告拍得确实比我们硬板书可爱的多。中宣部又从不肯低下头颅搞些亲民的玩意，民众之恶大半也因倦了。陈丹青于是说：但愿我们个人都能有一个私人化的鲁迅，明白他的“有趣”。唉。今人拿身边文学青年观感来套这些人士，实不知他们中很多人都别有专业；因兴趣志向转向于此，又以才能成为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哪里是身边文青一般人物？鲁迅学医，自不必说（医生出身对写作大有好处的，冷静而深邃；毛姆、余华亦是学医出身）；郭沫若也是学医的；郁达夫有阵子国内谋教职靠的是他经济系的本业；而创造社成仿吾，东京帝大造兵科枪炮专业出身！图以唤醒诸人灵魂，一也；自家亦成就天赋，二也。少时甚不喜郭沫若的谄媚之词，后来读到他的《女神》，一下子将中国初生新诗推高了一层；再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于史用力处，深自佩服。郭氏对不起日本人安娜，后代亦不谅解；但在风雨飘摇之际抛妻别子，回到中国，亦值敬重。这几位名号都是勇来的，付过种种代价的，作品不错，大节不失，才登得上坛子；像周作人，再怎么家世之累，各方劝他离开是非之地，到底没有，终有污名。鲁迅也曾是复兴会热血青年，民国初理智青年，体验种种绝望愤怒，最终生成众人眼中爱憎分明的刀笔客。我们不解当日之黑暗，先有刘和珍等人继有柔石5人又有瞿秋白杨杏佛史量才（史量才资料）等人，他逝世之后亦有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热情的爱国者如是之死的命运，这些暗夜里的血，以及一些精英的无谓，倘若我们身临其境，能熟视无睹吗？今日之精英很多人学会了老舍的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可是国爱我吗”；这话《茶馆》里老板用得，老舍本人用得，他们都是悲壮正剧；今日特权精英们使用，却是十足的喜剧！精英们占用了这句话，底层又该如何呢？
今日有人批鲁迅一年买书1000多元，每月亦有100多元；这可是民国大洋，中小学教师当日月薪大约有20元大洋，可比今日人民币值钱多了。我愿说句实话，精英们大抵是有精英们的生活的。当日教授300元，换算到今日，颇为吓人。他们就是这样的高薪阶级。历史上必有一席之地的鲁迅、胡适、宋美龄均是精英阶层中一员；宋美龄的庐山别墅可是自家陪嫁，后来亦不免精修；当然其争取美援方面是颇为有功的。胡适衣着亦极讲究，家中甚有珍籍；当然他虽内心悲观但必战方能求和，唯有苦撑待变，后任驻美大使，亦是功臣。但是战场的兵士必然多是底层之人，也必有恋家恋生硬被拉来的壮丁；是的。卖命的事儿必然是底层大有承担的；从来必是这样；今日恐也如此。陈可辛《投名状》最真切之处便在于此。庞青云必须以过半人员代价获得后面军队的不再观望，你成功有望，人家便共享功劳；你要输了人家绝不趟这水的。手里牌少，也只有如此。他们战死会有几块钱交到家人手里，他们活着不打仗呢便不能提供家人衣食，唯有打仗。就像今日煤窑工，他们唯有如此，才能赚得家用；他们死去，家人会有20万抚恤。下窑是个理性选择，当兵，很多时候，也是无奈的理性选择。这亦是1944年河南农民缴国军械的原因，水旱蝗汤（汤恩伯），天灾更兼人祸。1942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1943年2月《大公报》一篇《豫灾实录》：“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是日军的军粮使得不少人活了下来；这亦是五六万日军38天打赢了40万国军（豫中战役）的关键。这亦是令人五味杂陈的抗战历史的一部分（豫湘桂大溃败，这便是其中镜头之一），这些民众的选择亦是个人理性的选择；饿死的已有300万人，你还能让他们怎样？后来作家刘震云为他的故乡特意写了篇小说《温故1942》。（冯小刚一心想拍此片，拖了这么多年，还未通过审查，一叹）刘震云一语道破，“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当日天灾，收成不到三成，课税却亦有三成或还多。《大公报》王芸生（这位可是深感9．18事变，在《大公报》开创《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先觉者，拟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写到1931年“九一八”。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当日引起巨大反响；1957年周恩来多次希望王将当日专栏尽快整理成书；因文革中断1979年重新启动修订工作；王1980年去世，因此书文革中提前“解放”；毛公和田中角荣都提过此书；近年有新版修订，诚向诸位推荐），这位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忍不住为《豫灾实录》写了篇时评《看重庆，念中原》，“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政府虽无心救灾，这次却反应神速。《大公报》当晚就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刘震云剖析极精，“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要而简之，政权利益未必是国家利益所在也！
是的。石敬瑭、袁世凯谁想卖国？袁世凯日朝之战可是立下大功亦因此发达的！一方之主谁不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不过是为了小政权利益，罔顾国家大义也。当日蒋公政权，无非也是因此。他抗日是绝对要抗的；但是亦不想他家做大，遂如此主张。但他能选定抗战胜利和统一中国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吗？仅仅在那个点上，政权的利益和国族的利益是能双全的；实在是slim chance，他确不惜拿全国人民的利益做这番豪赌。今天我们思来，真应有冷汗涔涔的庆幸。若没有张学良这位纨绔公子知耻而后勇，和杨虎城将军协力兵谏，国运亦由之一转，我们恐怕生来就是亡国奴的命运了。张将军的命尚好；杨将军一家亦为民族大业凛然牺牲（杨将军死于抗战胜利后4年，日期也极微妙，1949年9月17日，他和江姐这批人一起死的，而且是蒋公亲令诛杀），抗战史是绝不能含蓄避过的，倘若今日为统战权宜不敢宣张其牺牲，我们的良心又何在？我们今日衣食无忧亦可以骂当日河南底层百姓为“汉奸”，网上亦有这种论调；当日河南是野狗的天堂（死尸太多），易子而食的惨剧并不罕见，先摸摸自己心口，设身处地一番，看能不能居高临下说出刻薄话来？
是的。这就是鲁迅较于陈源、梁实秋诸人伟大之处。梁实秋后在台湾写《关于鲁迅》，因我尚熟悉民国当日论战内情，看文能看出他的春秋和小气来，很不佩服。“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但可惜，为外界纠缠太多，“态度不够冷静”。倒是一语惊醒了我，我忽然明白鲁迅的伟大即在于当日他的心不能安静！
是的。我们读鲁迅文章，便知他耿耿于方孝孺选择的一瞬间；耿耿于秋瑾先生的后事，对王金发的关注亦因此而起；耿耿于祥林嫂“可有天堂”的发问；耿耿于当日刺杀清府要人的志士们的碑无字无名且早已荒芜而3.18新血又生……他不能安于一个精英的安适生活。他幼年和闰土相交，长大了深感两人间的隔膜，他黯然失落；惘然失落而不是安然，通感弱者牺牲者而不是安然，便是他和当日一般精英大有不同之处。鲁迅先生若活到豫灾的那一天，他必有悲愤所书，而绝不会像陈源当日轻描学生们“自蹈死地”一般，“汉奸”罪名能轻易出口的！这就是我所言，对弱者不幸者之通感，实乃文学伟大者（如托尔斯泰、鲁迅）和不朽之文章必备之要素。他们说不出一般精英们的狠话和呆话。他们固然身处精英之列，亦享受精英之生活，但他们内心的分裂，不肯坐视于此；这便是伟大的起点和源头。那些不知疾苦欲加之罪无耻之极的话他们永远说不出来。
梁氏虽不情愿亦得承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价值，评《史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名言亦出自此书，鲁迅风格精而深，此书至今尚是研究者必备书目；而且，必将不朽。因为鲁迅实在是身兼研究者和创苛求冷静和热情两种相异性格要素的少数天才，百年一遇绝不过分；陈源、梁实秋这些人的天分老实说远不及他，他们当日不解也罢挖苦也罢，希望鲁迅能埋头自己的事情中，不要被俗世耽误了；这亦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享受生活，成就自我，足矣。梁实秋所言不错，鲁迅的确为此未能完成他的天分。他不能安于躲在精英阁楼里，写些日后和平安定年代人们更有共鸣的闲适平静文章；是的，我正因为翻了不少民国史料才对这些人的平静有所保留；定要直言：鲁迅之伟大，恰在于他当日心不大能静！为此他耽误了去写他最感兴趣的《杨贵妃》（虽我无比好奇鲁迅如何去写《杨贵妃》，只能永为遗憾了），这是一本他说了多次却始终空白的小说；为此他亦耽误了金石研究诸种学问，而去写那些精英们认为会速朽的杂文。
其实他是希望他的杂文速朽的。当然他亦是有意识主动去写的。“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之所以叫“且介亭”，“租界”各取半边而已；示主权残缺耳。有人不满他呆在租界；正如他当日为孙中山直言一样，孙先生亦是终生来往于通商口岸的；实在租界这片化外之地，才能为革命者爱国者提供几分安全；也就几分而已，君不见吉鸿昌将军如何在天津租界被捕转入北平杀害的；君不见当日史量才先生执念租界非国府能辖之地虽批评不抵抗也自信无虞，却果然在沪杭公路这条自家资助乡里的公路上被军统暗杀了！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元老杨杏佛1933年6月18日可是被枪杀在上海亚尔培路！杨氏入殓之日，特务要继续暗杀出席葬礼的同仁风声甚盛；之前因通缉传言、柔石被杀、1.28炮火鲁迅搬家暂避过；而这次他不仅没有搬家，和蔡元培先生一起出席了杨杏佛的葬礼，甚至，他连家门钥匙也没有带。是的。我们都知道他死于1936年；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天他下的决心。（至于鲁迅一生所遭遇险境几何，付出代价几何，请看所附参考文，--稍等）“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是鲁迅流传极广的一首诗，亦是毛公生前最爱鲁迅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即是为同仁（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先生所作。我们中很多人都为这首诗感怀过；今天不妨略添足些背景。倘若用公道的辩证法，当日如被逼到租界外无以生存，只能栖居于此，恰可见非同常人的勇气和风骨。不信？民国北洋政府3.18惨案他痛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上了段祺瑞政府的候补通缉名单；1930年因自由运动大同盟，上海报刊颇有“鲁迅被捕”的消息的；后又名列蓝衣社“勾命单”上，杨杏佛先生亦因此而死；设身处地，就知他捍卫民国理念之诚挚之勇敢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当代史亦会变成历史。我愿意再赞誉一次为故乡写出《温故1942》的刘震云先生。我也愿意赞誉拍出《小武》、《三峡好人》的贾樟柯先生。他们都是和鲁迅一样，以才能从底层的命运攀爬而出的（大约鲁迅祖上好些，不过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破落户出身）。当年明月写了本《明朝那些事儿》，读者身临其境，宛如在读励志小说或个人奋斗小说；穿越文里连雍正四爷这等坚硬手辣之人都能赢得一堆拥趸，可见“代入”实乃“同情”之良策；可惜前几年影视业一直在忙活辫子戏，鲁迅和众人相见的机缘大抵也就是教科书里，青翠花朵们与之相看两厌，教科书外的空地也是留给金庸、古龙们的。很多人熟悉鲁迅也不过是教科书里拗着句子骂起人来很凶有时还莫名其妙骂人的暴脾气的主儿。鲁迅少年丧父，那个十几岁踮着脚儿到药铺高高的桌板上拿药的少年；那个孝敬母亲担负诸弟费用非常委屈自己的长兄（他虽是过客的信徒，希望正如失望一样虚妄；但在《我要骗人》里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那个本想和朱安一世孤寂却因许害马勇往无前羞涩窘迫亦有些甜蜜的中年人；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的。1．28沪战，他的住所亦是战场，他一家和三弟一家连女佣10人得内山之助，暂住书店，10个人挤于一室。啊，你为什么躲？难道一个平民应被炸死方为烈士？我们太乐于让别人当烈士了，但凡我们有些穿越文读者的心态，怕也不会如此有恃无恐吧，周海婴1929年9月出生，此时尚不到3岁，是的，他是一个弱子的父亲。这次避居，他还先后辗转住过3个居所，奔波过几家医院，——周海婴此时病了。我们不会如此代入，不过就因为他被钉进了教科书、官方意识形态里；我们讨厌于斯遂也一并讨厌了。这年7月，1.28事变时一并在内山书店里避居过的山本初枝（炮弹不长眼睛，日本侨民也要躲的）回国，他托内山书店转交了两首诗幅，其中一首是《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避难之时亦恰是柔石等人的周年。再越一年，1933年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上写到:“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7000多字，写了两天。
对于牺牲者的好记性实乃鲁迅可敬重处。国步艰难，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如果他们有幸认识鲁迅或被鲁迅所知的话，那么就会被文学庄重祭祀。陈丹青先生固然困惑，这些文章又能换得了什么呢？这种留存的价值除了他们的性情笑貌，他们的死被记录下来，还有可能作为价值观的凝视，注视着后人；驱使后人为一种好的可能性竭尽努力。这便是我对陈先生疑问的答案，不，准确说，是期望。
在我的视界里，有一架天平。这边是鲁迅，那边是张居正。他们几乎等重，伟大不可称重。鲁迅是不安于精英生活为底层为牺牲者祭祀的思想者文学者；张居正是为了王朝利益为了底层民众利益不惜造精英阶层的反，身死之后家族因之噩运的实干者。鲁迅死前为7岁的周海婴留下“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嘱（依他本意，“空头”也没有的，听人劝加上了）此处清明，当为后人感怀。张居正以10岁神宗皇帝帝师、丞相（内阁首辅大学士，我以功能论之）的特殊身份，推行一条鞭法，此处国家增收民众负担亦有所减轻，挤掉的是官僚阶层的油水；为此他不惜和冯保太监合作愉快，冯保要钱，多少没问题，给你；我来管事即可。这迥异于一些重道德重气节的大臣和太监内斗得不可收拾的做法。他没功夫没时间计较于此；当日“私家日富，公室日贫”，民怨群生，如何富国强兵，是摆在他面前的严峻命题。万历之前是短命的穆宗，只在位6年；穆宗之前是精明、自我都到了一个境界的嘉靖，电视剧里经常陪伴他的有严嵩父子。张居正和戚继光同代，一听戚继光我们就知那时外患重重，因为这位仁兄先在东南忙着抗倭，又到蓟州苦守长城16年。张居正并没怎么重用海瑞；他们本就不是一路人，海瑞后来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见这位以道德清官出名的官员其深谙国情的智慧，亦可见张居正“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的天真和悲壮。我想，这位当年的神童，后来的首辅不会不清楚自己及家族可能的下场；但国家在心，无暇顾及。于是其身后被抄家，险遭戮尸；长子被逼自杀；余子被发配充军到“烟瘴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和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居正死，亦被排挤。等到天启2年，明代将亡，张居正必然被人追念，张氏家族于是被平反，明亡之时张氏家族亦殉国不存。什么时候我们民族不再推重海瑞而在推重张居正时，才是大有希望之时。1943年朱东润先生所写的《张居正大传》在序里特意引了《法显行传》的“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当此四顾茫然之际，“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于张氏之追思，颇近明亡之际，这自是抗战时人心曲。
内忧外患之际，必有一些精英能够不安于自己的生活，甚至背叛精英阶层的利益；这些目光更远大心胸亦为国所系的人们，才能把改革推向好的可能性；将国家推向好的可能性。土共当年实是一批为了国家勇于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精英所聚（河里草纹之老外公《蒋万根传》可见一斑）；国共合作之时，北伐军何等雄姿英发；1927年清党，实因国民党部分人士因不能确定未来利益干脆和上海金融界买办们联手，走了条捷径；此捷径亦是其最终失去大陆江山的原因。改革改不下去；再改就动摇了自家利益和统治基础；这亦是豫灾悲剧的原因；河南底层民众当日缴国军械和淮海战役里的小推车亦是一个道理的两面：河南灾民已无活路，而淮海战役的小推车主人们却是在保卫他们分来的土地。——一个较为光明的可能性。前几天，我走过附近场馆，恰从吃饭的民工中穿过，那时我意识到我们是不同的人，我多少是有几分幸存感的，侥幸家族两三代前的努力，于是今日不至于此。他们大口地在吃豆腐白菜，脸黑黑的，不会注意到我这个路过者。中国奥运场馆就是这些人修起来的，中国的公路、市政建设也是这些人修起来的，这些没有足够福利保障的人们，每天工作都是扎扎实实的任务，他们为特权精英们呈上了所要的一切排场、威仪；自己的血汗，甚至还有子孙们的命运。
他们多数不会上网（上网和手机短信都是需要拼音的），也不知道国家投资黑石损失的钱得他们多少血汗；他们不知道钱生钱的窍门。在这样的金融世界里，他们必然被蚕食，甚至被遗忘。小资们会调侃他们有时肩搂着肩，太像gay了，没多少人真正关心他们的性生活。这些一年到头呆在临时建筑里的人们，一座楼房建好了，几乎一个房格都意味着一户人家花百万住进了；这跟他们俨然无关。他们转向另一个工地。去年广州暴雪，那些在火车站里心急如焚涌动着的蚂蚁们，当日我还有些躁急，“这些人干嘛非要回家？添乱嘛。”身边的老妈悠悠地说，“他们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啊。恐怕有些人好几年都没回家了。”是的。我险些就将他们视为愚昧不灵光了，一些语词简直冲脑而来；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就像墙一样隔离了我们。他们在公交上在商场里很好认出，人们的目光很快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土性，很快地将眼神回避一旁；沉默的不讨人喜欢的风景，这就是他们的存在。我们并没有为他们做过事情，我们习惯了用自家阶层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这意味着用一些词将他们固定，不过如此而已。我们想不到，他们的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
2005年12月26日，清华大学副教授（女）熊沈蜀被杀于自家上地东里小区的楼道里。详情当日这新闻不过也是因为学校的缘故；这亦是一朋友笑说如自己暴死起码也能上个社会版的道理。来京无业人员庞某，这也是我们所习惯的凶手描述，有心的或许还会看下他的省籍，防范名单上再添一省（北京是河南、东北、山西……上海或是安徽苏北……广州或是广西、湖南……）；快元旦了，有人想搞点钱回家，这就是此案背景。我们只晓得年关之际盗案抢案必是高峰，不会推及这些盗、抢中有多少是道德败坏又有多少是走投无路？有阵子我很爱看窦文涛的《文涛拍案》，印象最为难忘的是少年阿星事件。这孩子和他的同乡们不同，他本来是看不惯砍手党宁可自己打工的人；然而，因被克扣工资，怒火中烧，他却干下了比他的砍手党同乡更可怕的事情：他把这位主管给杀了！这直接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主管死后，“家里只剩下3个女人，我都不敢想今后该怎么办。”被害人女儿说。
当我听到这位副教授被杀案的时候，很是有些头皮发麻，我对几个朋友说，“天，他不知道我们身上现金哪里会有多少呢；现在都是卡了。不过一两百零用而已。就算哪天带了几千现金，他抢，我绝对给的，而且也绝对不报警的，算消灾或捐款罢了；可是如果抢到他一两年的工资，他多半会杀了我的，他哪里知道这些钱于我们并不是巨款呢？哪里会相信我们非常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绝不会看重这点钱呢？你看，这简直难以谈判；真是要命。”
朋友们多熟悉我的联想推理，一个朋友说，算了，算了，又没到那时候，何必自己吓自己呢？没人能说：你是杞人忧天。其实，我多么盼望这句话啊。熊沈蜀1970年出生，15岁考入清华大学，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被SCI或EI收录3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8项；是IEEE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尚处在有为上升期，国家和家族付出种种代价培养出来的人，她的生命，在35岁时终结，最终上的却是社会新闻版。
惭愧地说，这恰是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相关的起点。否则，有一天，他们中某一个人会拉上我们中的一个人陪葬的。我自认我们这些人还是有些价值的，某种程度上我喜欢俱乐部式的小圈子，浸淫其中，也颇有些年头；我们互相欣赏互相喜欢，大家凑在一起更容易觉得自己的聪明，而且并不孤单。
事实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那些花了百万买了民工眼中一空格的人的确和他们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在了一起。本世纪初外企小资意味着什么，如今光环却大不如前，大家开始拼命挤公务员了。如果你对时代多少有些记忆，定知我所言不虚。姜岩，这位去年底因卑劣前夫坠落高楼的女子，我敢说本世纪初她在论坛上和一些朋友们相交并在生活中畅谈畅游的日子大约是她一生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候；当她以雪铁龙中层的身份死去之时，工作压力、房贷压力，以及房本上并无她的名字，她并不乐观的未来和抑郁症，更兼直面超过每个人忍受神经的卑劣，让她终于从24楼一跃而下。这件事并不单纯是一个刚进入老女人之列的人被小三和前夫算计，不身处中国的人是没法理解那些巨大的笼罩在人们心里的种种暗影。所以天涯上许多时尚的广告业中层默默地达成了共识，前夫别想在这行混了；因为每个人，即便是小资、四大中层、中产的人们，终于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绥靖的代价，代价已然高昂得不堪承受；我们捍卫这个女子用死示警的价值，其实不过是捍卫自己。所以我会忍不住拿她和王国维投湖，梁济投湖相提并论，固然后两位都是大师，但当日之死所为何来，窃以为却是相似的。好人苦不堪活；是的，包括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这世界的苗头，让人触目惊心。
我的童年是安稳的平均主义时代，世道已新，仁厚尚在。当我看到《小武》时，悲悯和鉴赏有趣的心均存，那的确是我尚不熟悉的生活；贾樟柯的家境远比我家恶劣，所以这位做了移动“我能，我可以”广告的人，在他成名安稳之后写了篇我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此文让我刻骨难忘。他将自己从小混混、当兵（当兵回去可是可能有崔英杰的命运的）、煤窑工的命运可能中拔身而出；还帮了表弟韩三明，这位窑工，即使本色也好歹拿了奖。他拍《三峡好人》的访谈访谈录更让我震撼，所有的变化都已完成；现在惟欠普通人正视并作出决定。于此我亦有同感；其不凡恰在于他从来沉浸时代之中全心感受，并用镜头直面时代；他拍的电影和鲁迅写的杂文一脉相承；其实也真的是一件事。这就是日本资深影人早已将贾樟柯视为黑泽明的缘故；虽然他还年轻，他在电影史的地位早已决定；堪称大陆的侯孝贤；后世他的地位远远高于今天电影院里25元尚冷场的待遇。北大首映时我去了，票价不过5元。我们多少习惯了电视里的辫子戏宫廷戏，事实上现在的人们看电影也多少有些美国大萧条时代邓波儿走红的意味；我们不是不知道现实，老兄，拜托，生活已经很累了能不能让我在电影里快活会儿？我干嘛到这里还要直面沉重呢？那些巨资大片自有它们的好处，每个人都不怀指望甚至不怀好意地去凑热闹，正好借着电影笑骂一番一抒郁闷——这就是我看见某些影评者对此较真坚持不专业者不要发文反而要失笑的缘故，群众一点不傻，倒是您没发现，这些大片所具备的社会心理学意味。
真的。当你看见有些呆子们自以为是，张口塔可夫斯基、费里尼以吓人时，你只好无奈而笑。电影在下虽也是颇下过一番功夫，可你也得知道群众醉翁之意绝不在酒；李承鹏才深知这个时代，你看人家的文章，哪里是在说足球，弄潮并按摩大众心理而已。这才是清楚的聪明人。这也确是这样的时代。
我来到西西河，亦出于偶然；大家萍聚于此，这里的“土共”说法，亦给了我极大提示。我写《伶人往事及其他》（上）、伶人往事及其他（下）的时候，无非当日读史颇有些五味杂陈。文革整死了不少高贵者，老舍、傅雷夫妇等每一想起便不免血冲于顶；可是，在（下）附注本起意于友朋娱乐，没存正经作文之心；远点算倒可追溯一幕场景中“此书气象略失我望，势利语、关系语、软骨、矫情……华丽袍上的虱子，小处甚为不适。唉。汉唐六朝世家气象早已不存，倒似早入城籍者急扯幕幛，令人一叹。看此书别生一种悲凉，金玉早失，纵有千金，却无处可买遗骨了。”也是心声。湖广会馆即是张居正故居，虽好伶人佳曲，思及早已不存的张氏家族，不免别生情绪，当代各路人马都敢言称贵族，可是谢安谢玄之贵族王羲之王献之贵族张居正孔融家族之贵族？贵族是自有其气象代价的。今天有些小资青年们跟着某些人全面否定文革，先看祖上什么出身，若爷爷辈爸爸辈还是底层，若无毛公之翻身中国，未必有你读书当小资的机会！这绝不是民主社会的走向，民工们的子孙，若聪颖者当有权利借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亦是封建社会千年科举取士的合理所在。欧阳修在沙子上练成的书法，学得的文字；范进中举便可改变自己命运，这其实是合理的。
于是将《伶人往事》作为文化政治学文本解读一番；巴金之《随想录》当不朽，因为他直面自己身于其中的作为，也追问文革的得失；结果此书他不过收获了敬重，“文革博物馆”的心愿官方可有此意？官方不过孜孜于呼吸机、营养液，使他的卒年成为一个奇迹，不过如此而已。我曾在某日发现了中国文革网，down了些资源，当日没down全，如今可再也上不去了。这又因何？小猪和陈经俱是大才，陈经“官办经济”之坦率；小猪于当日工业化、医疗的发掘，两者均立足今日，亦有力于今日。我们生来就开放了；以开放之心度当日冷战场景，便有些天真。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科技人员必是邓稼先和袁隆平；勒裤腰带也要搞核绝对没错；不过今日偏偏流行在美国体制里不易声望养老又跑到中国享其厚待的杨振宁，群众虽然对他嫉恨，但是每个人多少都怀着他的心思。杨振宁走的是一条传统精英们主流默认的道路：少年艰苦，中年有成，老年享受。只有少数人，像张居正，以及现代之邓稼先、鲁迅，能斩断这条自我的道路，投身于我以此心荐轩辕的大道上。这条路极不容易，代价亦极高，于己于家族也未必有什么好处；毛公当年是希望精英能够改造成这样的，却不幸断送了一批实心眼的真人，心凉了一批摇摆不定的好人；对此不甘亦不服的人们，日后占了上风，实乃历史之吊诡。
是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了该反思的时候。青年们看《血色浪漫》时是否意识到了钟跃民等人“以资源壳”而为某公司高层的不妥？权钱结合，锐不可当；有如“回避”“太平”之吆喝，一路清道。我们现在默契流行的或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是很有些问题的。近几年来不知为何，我越来越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教科书确实要命，时代就算过去，尚有受教育之遗存，承受价值观之沉默注视，那些人今日还能幸存吗？有些人不是已经被打回原形了吗？它们存在便让人不安，于是专家们建议把“狼牙山五壮士”去掉，把阶级弟兄这样不称大家的过时的报告文学去掉，这和台湾教科书辛亥革命“起义”改成“起事”是一个道理。我虽然大家们的书读得相当不少，却觉得，大家之作，课外阅读补本多列就好，也不必非要褫夺了这两三篇；这几篇还是颇有留存的价值的。若无这几篇，后来的孩子们，绝不会知道曾经还有这样的时代的。这并非复古翻案之心，而是有助于他们取用曾经前人的经验教训，发现并解决他们时代的问题。否则，发现恐怕都要费上半天力气。如果你翻古书或民国报刊，你会明白，太阳之下，永无新事；不过名目换以种种，一套特权精英们自己用的，是为霸道；一套特权精英们说给别人听的，是为王道。你还会知道，曾经的有识之士其热血或理智高见，亦是太阳之下，应有尽有，不过当日扔在一边，日后束之高阁而已，能看到它们的，不过是少数之少数；然后他们写研究报告或论文，靠这个搞定自己职称与前途，不过也就如此而已。官方养士，无非一些人为我所用，为我张目；另一些人，养为沉默或小众，不接地气，如此，如上帝第7日之言，——可也，臻于至善。 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利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的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
对于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公式是无济于事的。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制度利益和制度中的个人利益是有区别的。凯恩斯富于洞见的话——“从长远观点看，我们都已死去”——只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制度。个人利益必然是短期的。制度的利益则会于世长存。制度的卫道士必然会为这个制度千秋万代的利益着想。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它们能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
大道至简。果然。以上我均摘录自亨廷顿之《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是那位以“文明的冲突”闻名的亨廷顿。）有时看到网上一群人为民主争论不休，很诧异，为何不去看看这本书；我要是中宣部就把这本书统一下发；堪比抗战时毛公的《论持久战》；不过也许美国人或者某些特权精英们并不想我们大众看见这本书。这本书一直在知识界里圈养着；因为这实在是一本能够使今日的中国人迅速达成民主共识的书；或会免于将珍贵的人力资源陷于内斗；争论；混沌。
于是我忍不住在台海文章里说，“大家言必称“美国”，单说一条观察：美国总统断乎不会跑路。美国是最强大之国，他无处可去。……若精英尤其首脑可以溜之大吉，又如何可信他一心为民？大陆今日之可虑，在于精英多怀跑路之心；但首脑尚无处可去。……今日全球化地球村，却是弱势亚非地区首脑精英糟蹋完河山有处可去，人民疾苦，公道无处可寻。”
美国的制度建立在三权分制的基础上，而且思想、文化、传统亦相适应，制度内的互相制约足矣，民众亦相应轻松，大政方针未定，大家讨论；一旦最终拍板，那就指到哪儿打到哪儿，服从命令听指挥。爱国人士，在美国是比较好当的。
中国的问题要复杂的多。传统的制衡是依靠“士”阶层里理想主义者与“士”阶层里实利主义者搏斗，前者力量微弱，即使像张居正独权十年，终不免人亡政息，家族亦惨遭连累；中国的改革者，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下场都不算很好。王安石最幸运，因为赵家宽厚，据说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的祖训。大部分时候，就像吴思的潜规则说的一样：官僚机器运转起来，纵使皇帝反体制反贪污，亦无济于事。做了官，是人上人；老百姓，却难以堂堂正正当个人的。这是我们的传统，直到今天，我们的官本位尚有很多残余；一不小心还会烈焰炙热；这是真的，6．4本来也是冲这个去的，但是外国的手伸入使事情变得复杂；而且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夜间倒戈易帜、广场上呼喊民主口号或者强力组织执行民主就可以一举功成的。体制和人是同代一体的，大家都知不好，可是公车不能坐不舒服饭单不报销不爽再说我自己清廉也得打点别人啊……为啥公车改革是赎买制？就这样还推行不下去了？——自己割腕，很痛的。民主的真谛不过确立“分水的人享用最少的一碗或者每碗平均”的原则，这就是所谓制度原则上的保障；我们不是缺乏招数，某地不过“下班时公车必须归位”严格执行，公车就极难私用了。改革之难正如割腕之难；苟且拖着必堕治乱循环。
这就是今天海外人士把美国“爱国即无条件支持政府”硬套在中国并不恰当的原因。这也是我强调鲁迅必须作为今日重要思想根源的原因。问题并不是我们闭上眼就能绕过的；刘震云的《温故1942》冯小刚筹划了太多年却一直未通过审查，因为今日电影是比小说更为深广的媒介（小说的受众相对较少），“政权利益未必和国族利益一致”，这条觉悟如成民众共识，实乃民主社会的未来基石！这才是美国民主的奥妙，美国人民对政府天然不信任；配枪权亦是因此而来，我们若学，此觉悟方为重中之重。
我们必须睁开眼睛，面对这一切；特权精英们的确存在糟蹋完江山跑路的可能；这也是亚非民主国家往往大有问题的原因；不正视这个盲点堵上这个漏洞，人家对我们喊民主我们就民主了，中国分裂可料；民众利益仍未足保障。
这也是国内理智群众的主流民意。包围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北京的车越堵越好，证明了经济发展……高校上涨费用是对的，我们收费比美国低多了……林林总总，这样的惊人语出自国内经济学者们，似乎专业人士便可具备突破常识的资格；而另一群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把“民主”当草标一样推销贩卖……
群众在地摊上翻了半天，唉，还是捧着旧家什敝帚自珍吧。比起那帮替别人数钱的民主斗士，不如忍耐些现实。文革之后，谁情愿砸倒了重来？
我们终于打碎了对民主一厢情愿的幻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但仅仅这样，并不能保证我们自然拥有美好的未来。
天涯上有人笑说，民主斗士们简直是特权精英们派来玩无间道的；某种程度上说，确像同盟，妨碍我们选择更准确的道路；我们的忍耐度更高，后代多半会指责我们太软弱太绥靖了。
千禧年时，我忽然明白了，当代的我们亦会成为古人，我们今日亦会成为历史。所有的历史亦都是曾经的当时。也曾经拥有种种的可能性，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比如柴荣没有英年早逝，比如西安事变没有发生……这些关键节点一旦落为现实，后面几十年走向遂不可逆转。
是的。我们今日同样，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并存，等待我们以作为最终定格。
不客气地说，若不是网络时代，中国八九年之后政经迅速右转再无底层顾及的恶果流弊，怕不是我们所能想象；也非我们所能承受。
网络时代初兴时，作为一个理智的人，我固然看出了高科技的泡沫，这么烧钱怎能长久；但熬过艰难的几年后，网络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却是自诩理智的人估量不足的。90年代大家还写信，如今能收到明信片都算古典了；今天香港的中学生可以到清华北大找个家教，skype授课足矣；很多人在淘宝上买东西，网银付账，我们逛商场和去银行的次数随之减少；宅男宅女们亦可以大门不出，soho工作，订餐外卖，呼朋唤友……还有不少因此成家的；55bbs和大众点评这种资讯+口碑排行榜网站的成功，增强了顾客和商家的互动，亦彰显了民意的力量；就民主来说，网络极大地推进了透明化和常识启蒙；亦为整合资源、达成共识、齐心合力解决问题提供了不小的可能性。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山西黑窑童工案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这得追溯到一个16岁少年肖海星的失踪。是的。确是他的失踪，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父寻子未果，求助于“见过世面”的妹妹辛艳华。辛艳华居住在河南郑州，多年从事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她显然是一名习惯网络生活熟悉网络语言的“网民”。肖海星运气很好，5月26日就被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一行解救，并被两位寻子家长送回郑州；于是辛艳华得以接触到黑窑案的内幕，出于感谢她决定帮助这些寻子未果的家长们。之前家长们多次向河南省呼吁跨省解救，河南省有关部门非常无奈，山西不配合，他们亦无办法。辛的丈夫供职于河南一家法制报社，他们也尝试过求助媒体，但只有都市报写了篇400字的短文，登出亦无反响。即使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付记者所在频道）为此制作了专题，因未上星，反响仅仅限于省内。6月6日，网民辛艳华在《大河报》网站“大河论坛”上发出了《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帖子。之前，她慎重考虑过安全问题，在朋友公司的电脑上发帖，以“中原老皮”署名，不易泄露身份；她曾经想发在新华网上，因涉及敏感，很快被删；最后发在“大河论坛”，以跟贴而非主贴的形式。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截至6月18日，该帖点击率突破30万。而被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的帖子，点击率高达58万。
接下来的进程我们就比较熟悉了。一传十，十传百……鼠标一点，email朋友，或仅仅顶顶顶，顶到首页去！各行各业的人们投入其中，并行动起来，能写抒情文的写抒情文，这是文宣；能分析官窑勾结的剖析关节，这是参谋；忍不住诉以当地情景种种的，这是线人；法律、制度、风土各个角度都有人普及知识，达成共识；还有黄丝带蓝丝带这样以qq群为媒介的行动解救派……各大网站转载，主流媒体关注，最终惊动高层，山西省的拖延之计终于落到实处，处理了一些相关人员。黑窑案志存《南方周末》如是评论，“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
当日心说《时代网刊》年度人物——网民我！名不虚传也；亦想起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置换到今日，岂不是“网民以上，可以语上也；网民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今日世界，一个人不谙拼音或五笔，生活大有不便；但只要他成为一个网民，专注于求知，便足可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救助他人，推进民主。
网络实太有助于中国了，资源共享，求知有门，想想中国多么庞大的人力资源！民主亦因此别开生面，因为屏幕前的我们因问题而来，奔问题而去，既可达成共识，又可各擅专长；发帖的人多不会一日一顶，热情者冷静者携手而进；屏幕前亦无尊卑，各行各业，参与讨论，付诸行动，天，这岂不就是毛公神往已久的大民主？请原谅我在此处的联想力吧。不过催唤我想起他“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确是因为去年以来的网络世界。
今日之网络，与本世纪初不锈钢老鼠案时的网络大有不同；当年上网的人尚少，不少论坛元老怀念那时的“纯”，当日网络尚是小众世界，大家交往亦如同仁。不锈钢老鼠是一个学写王小波杂文的学生，她尚有精英情怀，玩了些边界的行为艺术遂被捕，当日我保存了她写的文章，亦决心志存其人其事；此人出狱之后亦极有时代敏感，“组党不行开party就行”很有些双关语妙，但今日世界实非小众为主角了！真正能推进民主进程的，不是怀着精英情怀的小众们，而是人民聚合产生的力量！
harry．potter7刚上市我即得到了一本英文pdf电子书籍；当日各章都有了中文翻译，尽管质量参差不齐。那天英国的朋友后悔她花了钱到手还不及我快；那天我体认到，人们在行动。在我睡觉或醒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一根线，一种爱好或共同的注视，这些人就会卷合一处，爆发出不可思议的能量。三联生活周刊《越狱》的中国隐秘流行，亦为我们揭示了人们出于爱好兴趣，为速度为完美可以付出多少心力创造出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
随后是让我认可有“中国梦”存在的济南暴雨事件。南周血性又起，天涯其志不小，济南暴雨黑色3小时其叙述语调有中国梦的风骨，像美国大片一样有美国精神的风骨。尤其让我动容至今的是百灵社区的两个帖子。其一是“寻找济南暴雨中的26名死难者！”（既然官方公布有26名死难者，那我们就来寻找并祭祀这些死者吧！）其二是“昨晚，你在哪里？昨晚，你为何恐惧？昨晚，你看到了什么？昨晚，你经历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袭击惨象之百灵网友见闻紧急征集中！”当日震动，无可名状。就在那天，我第一次承认这是中国梦的发端，就像美国人民自问肯尼迪遇刺时what are u doing，911的时候 what are u doing一样。
这也是驱使我近日写这些帖子的最大动力。我欠这些人们一份回应。虽然今日再次输入网址发现这些话语早已消失；幸运的是当日我出于本能保存了这些话语，于是我便可以不仅仅个人志存铭记，还可以共享传递给更多的人们。
正是网络，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理想条件；也正是网络，能为自认精英的人们，提供一条和大众聚合的道路。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便能改进弊端，抗衡特权肆意扩张。向文波在博客上披露徐工和凯雷的暗箱操作，直接影响了并购案的走向；郎咸平亦因网络民意理念得以用世。其实。上流世界恐也比我们更意识到了网络之用，君不见刘芳事件北京银行娃娃股东事件平安增发事件沸沸扬扬？神仙打架，民众虽被利用亦因此开蒙；来日更是大有可期。倘若问中国民主进步的起点和机会，我想，亦在于此。所谓民主，无非人民获得参政权和话语权，整合资源，能及时发现矛盾并调整社会关系；网络时代，我们能做要做的太多，埋头做起；好歹留给后人一个尚不坏的平台。
我在西西河，一段时间多在经济论坛里打转；关注台海亦因为股市，没想到应激发言，遂不可收拾。为之盘旋颇有几日，因济南暴雨事件中的网民，亦因河里范适安兄《失陷的大豆》、厚积薄发兄《主流媒体的完美之作》、万里风中虎兄不忍仅做一个“建国门男人”的情怀，终于决定直面问题，为达成共识做点努力。
如今内忧外患，非洲生机乍现，台海深不可测，疆独藏独蠢蠢欲动，一番计较盘算，未来中国5-10年实乃闯关大年；跨过则中国梦初成，一旦倒下后果实不堪料想！我们唯有打破种种幻想，对特权精英们有所警戒，对外国势力大有警戒，疑而能断，独立自主，同舟共济，或许有望。这就是我坚持今日须胡适和鲁迅建设心与批判心相辅相成的原因，引申毛公立国及文革思想资源、试抚6．4前人伤痕、拎出外界之手亦因为此；时间紧迫，唯有直面心结，不避不躲，平复哀怨，整合共识，方可众志成城，大国不可敌锋亦不可夺志！
是的。反复权衡，大约唯有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大不了奥运会不开了，这样子奥运会才有可能平顺而过；唯有我们不抱幻想准备打仗才有台湾和平归来的一线希望！这里存不得任何侥幸。否则我们躲不开战争，即使不幸而战，亦有两个时机，其一对国族有利，有些特权精英们未必敢定此时；其二却是中国跨阶无望，某些特权精英为保政权不覆只好死马一战。两个时机未必合一，我们唯有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族的将来。我涉笔于抗战史，亦因此故。各条战线各界人士的奔波、牺牲，我们才达成了抗战共识，又历经8年而惨胜；如果能加速完成共识，诚不负你我，亦不负前人来者。
土共目前意识形态亦颇混乱，胡适近年声望颇高官方取其合作之意，其诤言处却被有意忽略；鲁迅干置如蜡像；政府亦想接续儒家传统而获取依托注脚。危机此时，便是干中宣部该干的活儿我也认了；网上声名更是虚无，何足计哉？奉行自娱自守的信条颇有几年：我不被人骗，亦不去骗人。岳飞不算民族英雄、周作人不算汉奸……混沌奥妙处，当日不过冷眼一叹。但凡学点美国民众阴谋论的皮毛，必指向某些私心有图的精英和国外宣化的无名之手。近日不免露出了杨修面目，土共若心虚其合法性何，我愿为之直书：为中华而谋！有人若困惑国运之本，我愿为之直书：毛公之“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有人若犹豫于路线方法，不过胡适、鲁迅建设心批判心相辅相成！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民众。天佑中华。
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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