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见到吕正惠老师是在2007年夏天，我记得那天我去的晚了些，等我赶到西苑那家餐馆时，吕老师好像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正在慷慨激昂地说话，在座的还有何吉贤、张重岗和吕老师的学生黄文倩等人，因我平时也喜好喝酒，何吉贤等人便撺掇我与吕老师多喝几杯，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几杯酒下肚，与吕老师的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听他讲陈映真，讲《人间》，讲台湾的文学现状，讲着讲着，吕老师的声音渐渐低微了下来，他的头慢慢伏在餐桌上，似乎睡着了。我们感觉他好像喝多了，谈话的声音也低了下来，商量着是否结束，让吕老师早点回去休息，黄文倩却告诉我们，吕老师喝得并不太多，只是休息一下，一会儿还可以再喝呢。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颇有些讶异。但是果然，过了没有多久，吕老师便缓缓抬起头来，他好像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又回到了餐桌旁，精神也一下子抖擞起来，很快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好像刚才他不是打了个盹，而是去加了点油，喝起酒来也更加豪放了。那天我也第一次听到吕老师唱歌，《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在大陆耳熟能详的歌曲，听他唱来，既熟悉，又陌生，颇有些怪异之感，吸引了不少邻桌的目光。到最后，吕老师确乎有点喝多了，开始大骂“王八蛋”，但他那种嬉笑怒骂的率性很让人亲近。我们很快结束了这场酒宴，将吕老师送回了他的住处，在回去之前，我们还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着烟聊了半天。
这是我第一次与吕老师喝酒聊天，此后我们相见便颇为频繁了，每次他到北京来，总会找时间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印象中记忆深刻的有这么几次，那年冬天，吕老师到北京来，住在牡丹园，我在那附近找了一家“羊蝎子”请他喝酒，那天只有吕老师、何吉贤和我三个人，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在一家小酒馆把酒言欢是多么惬意，我们喝了两瓶二锅头，先后要了两锅羊蝎子，吃得不亦乐乎，喝得不亦乐乎，聊得也不亦乐乎。那天也是吕老师第一次吃到“羊蝎子”，他很好奇，我给他讲了什么是羊蝎子，还跟他开玩笑，说大陆的学者请他这个贵客，总要请他吃大餐，只有我们才请他吃这样的民间美味。那天吕老师喝得很高兴，跟我们谈起了他的成长史与恋爱史，他出生在台湾嘉义农家，自幼嗜好读书，后来考上了台湾大学，这在当年他们村里是一件大事，家里还买了鞭炮放，相似的乡村与读书经历，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我们谈着两岸乡村的异同，喝得很畅快，不知不觉聊到了深夜。还有一次，吕老师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去见汪晖老师，那天汪老师还特意带了一瓶陈年的洋河大曲，在清华西门的一家山西饭馆吃饭，那次酒喝得不多，但是边喝酒，边听他们谈思想学术界的人与事，却是颇为惬意的，尤其吕老师介绍了台湾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况，陈映真，陈明忠，林书扬，等等，让我大开眼界。还有一次是喝得最多的，那次是吕老师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住在和平里大酒店，晚上我和何吉贤去找他，我们一起去了附近一家新疆风味的餐馆，那天去的人还有吕老师的学生陈建忠和《当代》杂志的石一枫，但是主要喝酒的人却只有吕老师、建忠和我三个人，那天我们喝了三瓶二锅头，边喝酒边聊，聊大陆和台湾文学，聊吕老师两岸文学交流的计划，吕老师又讲起了他的恋爱故事，以及他儿子的成长史，喝到后面免不了又唱《歌唱祖国》，骂“王八蛋”，那天建忠喝得最多，最后只能住在吕老师那里了，我和吕老师喝得都很兴奋，在楼下的咖啡馆又聊了半天。
以上所写都是关于喝酒的事，似乎无关宏旨，但是从喝酒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胸襟与人生态度。像吕老师这样的著名学者，在我们心中是高大威严的，我们通常会敬而远之，但是有了酒，就不一样了，酒似乎泯灭了我们之间年龄、地位、经验的差异，让我们融合在一起，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礼以节人，乐以发和”，在这里，酒可以说起到了“乐”的发和作用，让我们在精神与情感上融为一体。尼采哲学也讲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在感性、非理性层面突破人格面具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反抗异化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吕老师喜好喝酒，也是他追求自由，乃至与天地万物融合的一种境界。但又不止于此，在吕老师喝酒时的言谈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忧虑，倾诉的渴望与隐藏自我的矛盾。我曾经有一首诗写一个同样爱喝酒的艺术家，其中一节是：
“在一个深夜里，我终于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反复讲同一个故事
有一个秘密你始终不曾说出，那所有的言语
正如酒，不是为了风雅，而是要舒缓内心的疼痛”
我想吕老师同样有自己的“秘密”和“内心的疼痛”，只是他并不愿意轻易说出，或许这也是他寄情于酒的原因之一。我并不想窥测吕老师的个人私密，但我想，他的身份与知识、立场的矛盾是他精神苦闷的重要来源。吕老师是台湾“本省人”，也出生成长在台独氛围浓厚的台湾南部，但他却坚定地认同中国，坚持统一的立场，这便让他颇为孤立、孤独，甚至一度在学界颇受压抑;不仅如此，吕老师不仅坚持统派的立场，也坚持左翼的立场，他与陈映真一样，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探寻着一条新的出路，但他这样的立场不仅在台湾是孤独的，在大陆也不易找到知音;面向未来，吕老师要承担的任务也颇为沉重：在一个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探寻左翼批判思想的出路;在左翼思想界内部，如何重新凝聚起共同的思想、政治、文化力量;在青年人中，如何让中国文化与左翼思想得以薪火相传，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问题。在台湾，这样的问题却压在吕老师和他的同道者肩上了。这些年来，吕老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中文学界的面貌，他的学生也正在成长起来，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孤独的。
吕老师的著述很多，我最初读到的是《我的“接近中国”之路——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陈明忠访谈录》等文章，后来读到《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等著作，“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吕老师的这段话可以视为理解他学术生涯的关键，他的著作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台湾经验”，他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入手，热切地关注现实，关注文学的当下发展，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的三联版序言中，他说，“作为一个晚熟的反叛者，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不准关心现实，只能谈风花雪月，我以鲜明的立场批判当代台湾小说家的缺乏现实感。应该说，就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我成为台湾评论界的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以如此尖锐的语气批判台湾的成名作家。”记得今年10月在台北时，我们曾畅谈陈映真、黄春明、王文兴等先生的小说，我对台湾文学的阅读并不系统，只是随感而发，所以议论也就毫无顾忌，不料吕老师对我的粗略观感竟颇为赞赏，他也谈起了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在他的言谈中，我可以感受到他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以及他对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那天我还谈到了对台湾文化的一个观感，我看到台湾的庙宇特别多，有的甚至供奉“齐天大圣”、“哪吒三太子”，还有算命、看风水的打招牌为“灵狐仙居”，我给吕老师开玩笑说，台湾的反封建不彻底，在大陆的城市中是看不到这些的，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人士来台，国民党也经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为何台湾民众的“信仰”如此混杂?吕老师苦笑着告诉我，新文化在台湾只限于上层精英，并没有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我想这是观察台湾文化的一个视角，也为我们反思大陆20世纪的文化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吕老师学术研究涉猎的范围较广，他早年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过《元白比较研究》、《元和诗人研究》、《杜甫与六朝诗人》等著作，或许由于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见面时吕老师很少谈起古典文学的话题。还是那次在台北，我们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在我的房间里聊天，有一位女作家请他签字，吕老师兴致很高，背诵起了晏几道的一首《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他边背诵边讲解，手舞足蹈的，他那浓重的方言去念古诗，我们都听不太懂，但他很有耐心地一再重复，一字一句地讲解。他讲解完之后，我也在那个签字本写下了这首词。吕老师却突然问我能背多少首古诗词，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大约能背一两百首吧，他爽朗地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同志，这样可不行啊”，接下来他一口气背了几首诗词，从古诗十九首到李杜苏辛，琅琅上口，令人钦佩。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辛弃疾的词，慷慨激昂而又细腻动人，我想在吕老师的心中也隐藏着一种辛稼轩式的家国情怀，他置身于现代大都市台北，胸怀着古典中国的想象与情愫，又以左翼批判思想介入现实，这样一个矛盾而多元的形象在他身上统一了起来。
最后再回到喝酒，在台北时我与吕老师喝了不少次酒，有两个晚上他甚至住在了我的房间，台大附近的尊贤馆。第一个晚上是我们在外面喝了酒，又回到房间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吕老师就住了下来，那天十二点多了，吕老师还带我去台大附近的街上吃了小吃，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回来已经一两点钟了，吕老师还特意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师母他不回去了。第二个晚上，是我们回北京的前一天，吕老师九点钟左右来找我，打开包，他从里面取出一瓶金门高粱，我们相视一笑，便边喝边聊了起来，那晚正好中国作协的梁飞约吕老师，我们又出去喝了一场，回来后，我们三人在房间里聊了很久。梁飞劝吕老师少喝些酒，又告诫我以后陪吕老师喝酒要少一些，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又怕到时候忍不住。与吕老师的学生黄文倩聊起喝酒的这些事，文倩说，看来吕老师确实很喜欢你啊，他几乎没有跟学生同住过一个房间的，我说，那我就写写和吕老师喝酒的故事吧。现在北京已是冬天，想起在台北，因为有了吕老师和他的学生，那个陌生的都市让我并不感觉孤单，我也期待着与吕老师的下一次相聚，我们可以少喝一点，但一定要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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