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物癖与谎言
《小时代3》开篇呼应的是第一部的开篇，渲染了顾里、林萧、南湘、唐宛如组成的时代姐妹花的深厚感情。但是，一个镜头切换，主角立即换成了上海。俯瞰的视角，迅捷的剪辑、蒙太奇，将上海最繁华的外滩、陆家嘴、南京东路步行街一并囊括在内，进行了密集展示。影院里出现了阵阵惊叹声：“上海怎么这么美!”
然后，时代姐妹花搬家。“富二代”顾里在上海市中心租了一套高档奢华的私人公馆。四人天天在私人公馆里插科打诨，闲来无事就喝喝香槟，以及“cheers”。接着，她们集体去罗马出差。不一会儿，邻座的小姑娘感叹道：“她们的生活太幸福了简直。”好吧，剧透到此为止。
是的，这真是幸福的生活。看看其他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租住在上海郊区，每天花个把小时挤地铁、挤公交上班;再看看时代姐妹花，住的是私人公馆，喝的是香槟，一出差就是去罗马吃香喝辣，玩上好几天。我们无意考究其“真实性”，如果这些桥段是电影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也无可置喙。可问题在于，这些情节，无论华丽的上海夜景航拍，还是罗马奢靡生活的长篇MV，都与主题没半毛钱关系。事实上，它们的存在，还严重干扰了电影的节奏。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拍?
这正是电影《小时代》系列的一个突出特点——恋物癖。恋物癖是商品拜物教的核心表现，它是通过文字或影视手段对物的目光“抚摸”，来满足心理上的匮乏感。恋物癖与物保持着一种精神调情关系，物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展示价值。个体实现的是对物的符号化占有与消费，以达到快感。可以说，满足恋物癖，是资本生产者用来笼络消费者的手段与方式。通过物的展示，他们让消费者身份置换，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让他们心甘情愿付款买单。
郭敬明正是抓住了许多人的恋物癖，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奢侈品展览会，一次又一次炫示了上流社会挥金如土的日常生活。电影里有数不过来的奢侈品牌：菲拉格慕、杜嘉班纳、路易威登、GUCCI、CHANEL、BV、爱马仕、Fendi、Marc Jacobs、迪奥、CELINE、施华洛世奇、Louis Vuitton、Burberry……迄今为止，中国大概还没有哪部电影如此密集地展销奢侈品。在小说原著里，郭敬明还会几笔带过上海的“另一种生活”：石库门早晨倒马桶的老人，挤地铁赶着上班的年轻白领，低价服装店的高音喇叭等;但电影几乎不出上海内环一带，就像顾里说的，去趟浦东她都会过敏，“浦东永远就是一股水泥味儿”。郭敬明知道，恋物癖只关联“这一种生活”，所以将他所知道的各种行情与信息组装成一个万花筒兜售，成功地满足了不少人的恋物癖。他们用目光抚摸了美妙的名牌，美妙的生活，美妙的男性胴体，充满羡慕、无限敬仰，陶醉在恋物癖满足的瞬息快感中。
然而，万花筒里的声色斑斓，却可能只是编造出来的谎言。万花筒里，中国女孩是这样生活的——穿GUCCI礼服，戴施华洛世奇水晶，拿Louis Vuitton包包，住的是私人公馆，出行有豪车，在外滩最豪华的写字楼上班，身着高档晚礼服出入各种高档聚会，被各路“高富帅”追求……这些女孩不仅包括顾里这种占尽天时地利的“富二代”，即便你简单平凡如林萧，家境贫困混乱如南湘，形象普通如唐宛如，你也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是个赤裸裸的谎言!它抽去了当代中国生活的灰色背景，“蚁族”在大城市左右奔突的真实情境，以及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但是，在郭敬明的话语里，中国女孩就应该这样生活。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叙事编入“主流话语”，并构成了涉世未深的年轻一代的生活想象。
谎言的支撑
问题在于，这个谎言是如何支撑起来的?为什么观众明明知道“不可能”，却愿意选择相信?事实上，支撑谎言运行的，是个体(即所谓“小资产阶级”)对资本态度的双面性。他们对消费的渴望以及对资本生产逻辑的不满，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小说原著一样，郭敬明在电影中也隐藏着一个反抗的逻辑。他借人物之口反复传达这种观点——时代之大，对个体情感与精神形成了碾压。这非常能引起观众共鸣，尤其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支撑城市运转的，是资本的生产与消费;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纵然人人都愿意沉醉在充满物质感的城市生活里，也坦然接受资本生产关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便利，但作为生产与分配的一个环节，他们也承受着各种不公平、不自由，甚至压迫和剥削。因此，他们都具有某种反叛意识。电影照搬了小说中几段流传甚广的独白，而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这一段：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漂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就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的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这毕竟是上海，资本高度发达的顶尖国际大都市。它一方面允诺了时代姐妹花们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但资本生产的逻辑也深入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以“价值”，即金钱为衡量标尺，情感可以被欺骗、被取代、被买卖。因此，顾里因被叶传萍羞辱与顾源闹分手，南湘为了金钱背叛顾里，宫洺让亲弟弟周崇光“被死亡”……一切人与事背后，都逃不开“资本”的魔掌。在《小时代3》里，郭敬明又导演了一次“乐极生悲”的戏码，仿佛《小时代2》顾里生日宴会的再现。由此，所有矛盾冲突集中爆发。那确实是“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人人都被庞大的资本运行体系所操控，再深厚的情感也显得单薄脆弱。
然而，郭敬明硬是让人物关系在崩盘边缘又折了回来，起死回生，更加圆满。他一而再再而三凸显的是友情的主题。越是面临考验，越是经过误会，时代姐妹花的感情更加牢固。就像她们唱的“友谊天长地久”，以及口头禅“时代姐妹花，永远不分家”。郭敬明企图通过这样一个友情神话，来对抗资本的碾压，展示他的批判力量，并凸显他的电影并不只是什么消费性电影，而是有所追求，是要献给永远不朽的友谊与青春的田园牧歌。
在“友情天长地久”“友情抵抗资本”这样的高大上口号里，郭敬明成功地支撑了谎言，并成功地为恋物癖找到了依托和借口。他所展示的种种奢靡华丽的生活，不过是时代姐妹花深厚友谊的一种表现。我哪里是在炫耀罗马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我明明是想说时代姐妹花玩得多开心，感情多深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观众不知不觉也落入这样的逻辑，心安理得地实现了双重的满足：恋物癖，对物的渴望;美好情谊的坚守，对资本的批判。
弥合的实现与合格主体的塑造
不得不承认，郭敬明太具商业头脑了。至少在电影里，他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与抒情的完美结合，实现了个体(又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消费与反抗双面性的无间隙弥合。时代姐妹花的友情，既满足了抵抗的幻觉，同时也是麻醉剂，让观众全然忘记他们的第一张面孔：在奢侈品与大都市灯红酒绿里的目光抚摸与流连。恋物癖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显得如此理直气壮。
郭敬明的影片不可能被禁。虽然，《小时代》的前两部曾引起官媒的广泛关注和严厉批评，但该系列所体现的价值观，事实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它们的诉求都是合格主体的塑造与生产，为既定的社会秩序服务。恋物癖带来的幻觉与快感，无时不刻不在召唤着个体的消费自觉与消费冲动。他们心甘情愿地加入生产大军，并得到这样的允诺：只要循规蹈矩，就能获得体面甜腻的生活，男的穿得起菲拉格慕，女的买得起爱马仕。而抵抗的神话，又足以消弭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因不公平、不自由等产生的种种不满与怨怼情绪，从而更加用心地投入到生产中去。让一个城市保持稳定的基础，是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基本平衡。对此，郭敬明“功不可没”。至少，他的《小时代》系列，成功地弥合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断裂，为一个即便不合理的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合格主体以及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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